尽管从奥巴马到默克尔，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到美联储主席，从索罗斯到众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投票前夕都异口同声警示英国“脱欧”的严峻后果。但这些西方社会主流精英已经彻底失去了基层民众的信任，再多的理性说服与柔情呼唤，都劝阻不了心意已决的“疑欧”选民。
一个英国两个世界
英国脱欧公投结果揭晓之后，许多西方主流媒体评论都责怪那些支持脱欧的选民不理性，认为他们根本不理解脱欧议题的复杂性，仅仅是被民粹派政治人物误导。看来，欧美社会主流精英真的与基层民众脱节太久，他们事前无法预见公投的结果，事后仍无法理解“疑欧”选民的心思。
英国脱欧公投给予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一次重击，这个右派思潮在上世纪90年代席卷全球，成为加速全球化与区域整合的指导思想。历史的逆转经常以极具讽刺的形式出现。英国是孕育新自由主义的发源地，三十多年之后却是由英国民众首先发难阻挡经济一体化趋势，撒切尔夫人若是地下有知，一定难以瞑目。
有三层因素激发英国民众选择脱欧。浅层因素是欧洲的长期经济衰退，难民与非法移民问题侵门踏户，以及“伊斯兰国”恐怖主义分子趁机而入；中层因素是欧盟体制设计的先天缺陷，以及过去十年成员国扩张过于快速；而深层因素则是全球化与经济一体化带来的利益与风险分配极度不均，让所有欧洲国家都面临社会裂解不断加深的危机。
其结果是，一个英国分裂成两个社会。一半的人拥抱欧洲一体化，另一半的人未享其利却先蒙其害。在伦敦金融区上班的专业人士，享有优越的待遇与分红，可以尽情享受伦敦多彩多姿的文化生活与异国美食，并充分利用欧洲一体化带来的便捷与商机。
众多中低层白领劳工却被不断飙涨的高物价与高房价压得喘不过气，他们被排挤到距离市中心一个半小时车程距离的远郊，每天要搭乘又慢、又旧、常发生事故、票价又不断飚涨的火车，上下班的交通支出平均高达上班族月薪的17％。几条铁路都是在撒切尔时代全面民营化，私营铁路公司只想拉高投资回报率，完全无心于更新设备或确保轨道安全。
欧盟作为超主权管辖体制的一场巨型制度实验，本来就成败难料。欧盟架构为成员提供单一市场、统一货币、劳工自由移动、基本人权规范、生产与消费环节以及环保领域的大量统一立法，但是财税权、金融监管，以及各类执法权仍归各国所有。将传统主权国家的职能进行这样的分割，并无先例可循。
1991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treaty on european union,亦即“欧洲联盟条约”）签署之初，仅适用于共同体十二个原始会员国，其中德、法、英、荷四国为欧盟初期运作的成功奠定基石。这四国经济体系健全，工资水平差距不大，有深厚的法治传统，不需要强大的外部约束，即可自觉维持财政纪律与金融秩序。只有体质较弱的西班牙与葡萄牙需要西欧拉抬与布鲁塞尔的督促。
2002年欧元上路，两年内就在国际货币体系内坐稳全球第二大储备货币的宝座。欧盟实验初期的成功，让欧州政治领袖对于体制设计过于自信。
会员国体质落差大
从2005年开始，欧盟快速扩张，吸纳了大量的南欧与东欧国家。但是，多数新会员国的劳动生产力水平与西欧差距悬殊、财政纪律不佳、金融监管松弛。在欧元币值信用与欧洲央行隐性担保的大伞掩护下，这些国家一度享受到借贷成本大幅降低，投资游资大量涌入的甜头。结果是消费信用急速扩张，资产泡沫加速膨胀。等到次贷危机爆发，金融海啸降临，体制设计的缺陷就暴露无遗。
欧债危机激化了成员国之间，以及各国内部的矛盾。期待债务减免的南欧与坚持维护债权的西欧之间冲突不断。经济长期衰退也让欧盟财政纪律规范难以执行，生硬追求财政平衡，反而导致经济收缩变本加厉。尤其在被迫进行财政紧缩的国家，反欧与脱欧的声浪节节升高。
会员国之间，生产力成长速度始终存在严重落差，导致欧洲内部结构性经济失衡问题愈来愈严重。德国产业竞争力一枝独秀，长期独享巨额贸易顺差，撑高了欧元的汇率，却严重压缩其他国家的潜在成长率。在全球经济放缓之际，柏林仍一直坚持实施保守财政政策，更不断加大欧元地区通货紧缩压力。
移民议题激化反欧
在各国失业率普遍攀高之际，东欧移民不再受到西欧欢迎；当北非与中东难民大量涌现时，开放边境政策更饱受质疑；最后，一连串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更让反移民的情绪濒临失控。
英国脱欧意味着过去三十多年全球化的进行方向与游戏规则都将被迫修正，弱势群体的需求必须得到更好的照顾。在大西洋彼岸，特朗普的排外主张与孤立主义倾向已经让西欧国家胆颤心惊；在英伦海峡对岸，长期高举脱欧大旗的法国国民阵线跃跃欲试；在不少中欧与南欧国家，“脱欧”势力也蠢蠢欲动，欧洲的梦魇正要开始。
欧洲要担心的还不仅仅是欧盟可能解体的梦魇。随着欧洲原住人口不断老化与萎缩，而穆斯林裔居民人口数却快速成长，带来层出不穷的欧洲世俗化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融合难题，让人开始担心，欧洲文明本身的存续都可能成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