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人皆知厉以宁先生辉煌的晚年，而鲜知他曲折的早年。厉先生从1955年参加工作后的20多年时间里，不仅长期没有机会从事教学科研，多数时间更是处于无休止地批判审查和劳动改造中，直到年近半百才有机会被评为助教、登上讲台。这期间他写下数百篇诗词，犹如诗圣杜甫，用诗歌记录下那个年代人间的悲凉心酸，这是他的经济学研究外，留给我们的另一个重要遗产。
厉以宁先生去世后，享尽哀荣，铺天盖地都是纪念文章。最近一两天，也有一些媒体约我写关于厉先生的思想传略，由于自感对厉先生的学术思想和经历不甚了解，所以识趣地婉拒了。但是，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所知道的厉以宁先生早年曲折悲凉的经历，以及他那时候写下的诗歌。这些相对于他辉煌的晚年来说，对了解先生的经济思想，以及了解他所参与的改革开放，或许更有启发意义。
厉以宁先生是1951年进入北大学习的，1955年毕业。他的大学四年正好处于思想和教育体制剧烈转换时期：一方面进行院系调整，多数学校的经济学都被取消，清华大学经济系就因此被合并到北大，燕京大学等私立大学更是被取缔，厉先生仅在沙滩北大老校区读了一年，就搬到西北郊外的原属于燕京大学的燕园；另一方面，由于中国过去的经济学是以西方经济学为主，而新时代要确立以苏联政治经济学为样本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因此，新组建的北大经济系内部也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思想改造运动，多位知名教授都被迫做严格检讨或靠边站，思想氛围越来越紧张。
厉先生在北大学习期间，非常刻苦努力，深得赵廼抟、陈岱孙、陈振汉、罗志如等几位教授的喜爱。这几位先生都是求学于哈佛、哥伦比亚等名校，是中国经济学的早期奠基人，但是这时候已经基本视为“老古董”，学生们更无心学习经济学这个反动没落学科。唯有厉以宁如此用功学习，虚心讨教，让先生们欣喜不已。厉先生在此期间，还认真学习诗词格律，旧体诗造诣也突飞猛进，日后写下1600多首诗词，记录自己的所见所想，这是他的经济学著作外，留给世人的另一笔财富。
由于厉先生成绩特别优秀，毕业后学系选拔他留校工作。这时候恰好肃反运动开始，厉先生因为阅读反动书刊（其实是国外无政府主义学者的学术论著），被人举报，被打成“反革命小团体”成员，为此被关押审查一年多。1956年结束审查后，因为“黑履历”而被剥夺上讲台的权力，安排做经济系图书馆的资料员。厉以宁利用工作闲暇之余，刻苦阅读外文经济学著作，徐毓枬（剑桥大学经济系博士，1958年含冤去世，年仅45岁）被他的努力而感动，开始指导他学习凯恩斯经济学，为他打下了坚实的西方经济学基础。
1957年的大鸣大放中，厉以宁已经变得比以前成熟很多，他虽然内心极度渴望表达自己的观点，对党和政府的工作提意见，但是行动上比较谨慎，只是贴了几张不留姓名的大字报，以及曾经偷偷给百花学社（右派学生团体）捐钱。幸好当时没有被发现，虽然后来在北大追查中，被迫向组织坦白了他的所作所为，还是得到工作组的“宽大处理”，成为一名漏网的“右派”。
不过厉先生的老师同学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北大经济系的马寅初、周炳琳、陈振汉、罗志如等都打为右派或受到严厉批判，最要好的两位同学沈家杰、张广学也被打为右派，并且分别发配到北大荒和西北去劳改。1957年的变革，对厉以宁来说是个沉重打击，他明显感受到思想自由空间的收缩，以及人情的骤然淡漠，他在《破阵子·北大镜春园》（1957）中写道：
日落行云朵朵，风停暮雨潇潇。
昨夜枝头犹茂盛，今夕园中何寂寥，
残红沟内漂。
世上无情处处，文坛新律条条。
早见笑容晚见怒，不怕饥寒怕折腰，
静心观落潮。
这时的厉以宁虽然身处逆境，仍然不忘为为被迫害的老师们鸣不平，他对无休止地批判马寅初提出抗议：
陈词滥调几时休，笔伐口诛无尽头。
五四精神何处去，燕园不是旧红楼。
《七绝·纪批判马寅初大会》（1959）
也为曾经认真教授他熊彼特和韦伯思想的陈振汉教授的遭遇感到不公平：
坡南已见草青青，坡北雪深犹结冰。
一样湖山多样景，苍天事事不公平。
《七绝·未名湖畔岛亭》（1962）
更为罗志如先生在反右后天天心惊胆战，如履薄冰感到心疼：
无中生有，万般挑剔，岂止捕风捉影？
腹诽史实忆犹新，叹大地何时苏醒？
《蝶恋花·从罗志如老师家中夜谈归来有感》（1961）
1958年，厉以宁作为北大内控对象，下放到京西门头沟斋堂劳动改造，这时候他的长女出生，因此给取名“厉放”，来纪念这次下放。这次下放，让厉先生对农村的真实情况已经有所了解，逐渐看到左倾错误给农村带来的困顿。斋堂虽属于北京，但是当时物资已经非常紧缺，数十里外的河北更是已经陷入饥馑，他的《七绝·河北农村所见》（1959）为证：
高炉余火映红霞，农舍停炊社即家。
岂止城中遭苦雨，溪头荠菜不开花。
1960年9月秋季开学，北大经济系学生回乡后都各自把农村真实情况传回来，安徽、河南两省的见闻尤其惨烈。厉先生听后愤然写下《踏莎行》和《南歌子》两首词，生动描述盲目追求公有化对农村生产的破坏，以及严重缺粮下农村的惨状：
雀跃千家，欢腾万户，
前年此日敲锣鼓。
牛羊鸡鸭尽归公，三餐粥菜同锅煮。
税赋依然，向谁诉苦，
榆槐皮剥皆枯树。
人间行路已艰难，天堂分外难行路。
豫皖相邻处，东西叠叠峰。
两边信息实难通，
饥饿人群倒毙半途中。
不怨天久旱，愁看幼子从。
弃儿无户愿收容，
路畔哭嚎今夜遇寒风。
而如实反映消息的河南籍同学，据厉先生回忆，则被打为反动学生，也送到农村接受劳动改造。
这时候，厉先生已经与何玉春女士结婚，但是何女士在鞍山工作，两人天各一方，见一次面非常辛苦。何女士生完厉放一个月后就要立即回单位上班，未断奶的孩子要由厉先生和岳母照顾。由于两人出身不好，向领导请假极难，令厉先生最难忘的是，1962年春节夫人回京探家，春节后孩子尚在病中，何女士却不得不马上到单位报道参加政治运动。此情此景，让厉先生颇感无奈，愤然写下：“夜间含泪整行装，欲定归期天不许”，大有杜甫《兵车行》的味道。此时，厉先生也进入而立之年，回顾成人之后，接连遭到现实的捶打，对人生充满了无奈：
半池衰草，几经风雨，只剩几株野菊。
西风过后又初霜，照旧是花黄叶绿。
茫茫人生，漫长苦旅，一生如同弈局。
《鹊桥仙·卅周岁生日，独自骑车游圆明园遗址》（1960）
厉以宁先生于1959年结束劳动改造，回到北京大学后，又接连不断遭受下放锻炼，无法安心从事科研。先是去湖北江陵农村参加“四清”，继而又去北京郊区朝阳高碑店公社参加社教运动。在去江陵路上，他看到过去富庶江汉平原一片萧瑟的情形，心头大震，又路过武汉看到省里的高级干部住宅富丽堂皇，目睹这种强烈的反差，他接连写下《七律·武昌》及《清平乐·沿洪山路散步》，无情揭露这种强烈的不公和官僚主义行径:
碧波荡漾水连天，座座小楼柳影间。
贵客匆忙来又去，执勤终岁不能闲。
悠扬舞曲春常驻，脂粉香飘院外边。
路上忽闻私下语，此园建在大灾年。
花园小路，幽静冬青树，
时见香车停又去，红瓦小楼谁住?
城郊新贵人家，远离闹市繁华．
不解主人知否，贫民同在天涯!
1966年史无前例的革命爆发，厉先生蜗居的三间破陋平房，虽然只有20来平米，仍旧被红卫兵赶来抄家三次，翻个底朝天。厉先生由于潜心研究西方经济学，被扣上西方资产阶级学术总代理人的帽子，除了被遭受批斗、体罚外，被关押到昌平北太平庄，失去人身自由。这期间他写下多首诗词，来反映被羁押期间的恐惧、苦闷、无奈，描写运动导致很多人家破人亡的惨状，其中不乏让人读后触目惊心之作，如下几首：
浓雾沉沉，亲思切切，
朦胧春日如秋月。
高墙无穴也来风，柳绵铺地堆堆雪。
庭院阴森，黄梅季节，
隔离莫道尘缘绝。
夜间又是用刑声，惊闻惨叫心魂裂。
《踏莎行·北大监改大院纪实》（1968）
春雨依然绿野坡，新坟已比旧坟多。
四乡残杀无休止，一本红书两样歌。
《捣练子·闻外省近事有感》（1968）
三五月，照天涯，清水一杯代酒茶，
我止有家归不得，几人今日已无家。
《捣练子·中秋》（1968）
1969年，厉以宁又开始新一轮的劳动改造，这次地点是江西鄱阳湖畔的鲤鱼洲农场。自从与妻子结婚后，一家人从未团聚过，这次又要告别妻子和年幼儿女到遥远的南方，不知下次见面是何时，他临行前用：“朔风吹，道别无声应比有声悲。赣江渡，津浦路，悄然归，疑是苍天知我让春回”，记录与亲友们依依不舍的心情。
刚刚来到鲤鱼洲的时候，居住条件非常恶劣期间的艰苦，非亲历者难以想象。一开始只能栖身于简易的茅草棚，既不遮风，也不防雨（对于这种居住环境，厉先生有诗形容：“秋晴防屋漏, 春旱怕洪灾。莫谓荒洲静, 无风雨自来。”）翻阳湖边的冬天阴冷无比，遇到连绵阴雨，路上的泥深可没膝，又缺乏御寒衣服鞋帽，常常冻伤手脚；而夏天又闷热难耐，并且湖边蚊子奇多，在野地劳动简直如入炼狱。
并且，鲤鱼洲的体力劳动非常繁重，每天都要劳动12个小时以上，一年四时无休，就连冬天也要挑土修大堤，有时寒冬半夜要紧急集合，到堤下卸船运砖石。1970年夏收时，军代表竟然让老师们不间歇地劳动了40个小时，最后人困得连碗筷子都端不住。可是到了晚上，依旧要参加批斗会。伙食则更为糟糕，下饭的往往只有萝卜片和薯菜叶。实况如厉先生《鹧鸪天》中写的那样：
初到孤洲似梦中，丛丛野草浪涛沟。
五更挑土泥泞路，三月秋田冷雨风。
经酷暑、忍寒冬，辛劳两载转头空。
这段经历虽然是严重摧残，但是厉先生已经充分认识到当时的政策系统错误，开始质疑经济政策和思想革命政策。比如他开始反思：“不知当日谁圈定，百万书生去务农”。这种怀疑、批判更见于他的《蝶恋花·鲤鱼洲至滁槎途中》（1970年）
薄雾滩前湖岸浅，
不见渔舟，只见南飞雁。
漫漫茨花遮住眼，云低更觉青山远。
小路那边枯叶遍，
乱草危墙，破落农家院。
政策如风时刻变，向谁细诉村民怨？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厉以宁先生得以回到北京，不过他的终点并不是北京大学，而是继续到北京郊区和河北继续接受劳动再教育。此后到1977年的6年时间里，他又连续被派遣到密云、大兴、通州和河北遵化等地继续接受劳动再教育。厉以宁进一步目暗了城乡经济的困竭和农民的痛苦，越发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和片面追求“一大二公”的经济制度不满：
禾叶已枯黄，未见谁家抗旱忙，
公社匆匆传指示，
荒唐，明日全村批宋江。
无处可逃荒，每日两餐稀粥汤，
有客告知川北事，
凄凉，少女卖身一担粮。
《南乡子》（1975）
天若有情应怜民，终年劳碌难温饱。
江淮农家四壁空，渭北瘦羊见风倒。
天若有情应爱民，旷野坡头添新草，
壮汉岂因贫病亡，自相残杀一身了。
《读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有感》（1976）
1976年周总理去世和“四五运动”被平息后，局势已经到了令人窒息的地步，厉先生也深深陷入对国家命运的担忧。不过时来运转，1976年10月，华叶等老一辈革命家一举粉碎“四人帮”，继而，邓小平恢复工作，胡耀邦亦在中央党校和中组部开始了思想上的拨乱发正和平反冤家错案。
厉以宁先生终于有机会回到北大校园工作，并且被转为助教，开始了梦寐以求的教学生涯。这时候，我们在厉以宁先生的诗作中终于读到了二十多年从来都没有的希望和乐观情绪，他回北大之初，写下《木兰花·校园初春》，轻快心情跃然纸上：
湖边残雪风吹去，墙外麦苗青几许，
一行燕子报春来，小径花丛闻笑语。
黄昏忽又潇潇雨，乍暖还寒何足虑。
隆冬已尽再难回，历史无情终有序。
总的来看，厉先生从1955年毕业到1977年返校工作，一直不断处于被运动修理中。在这22年中，只有1959年至1963年的短暂时间里，他能够安心从事研究，其余时间则无休止地被接受政治审查或劳动改造，仅劳动改造的地点就换了近20个，遍及南北四个省市。像厉以宁先生这种极有天赋的学者，最美好的年华都被无情地吞噬掉，到了47岁时才被“提拔”为助教，有机会登上讲台，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不幸，也是国家的极大不幸，如果没有时代的曲折，那代中国知识分子、中国人民早就做出不可估量的贡献来！
然而，在困顿中的厉先生冒着被批判、被惩罚的危险，总是利用闲暇之余进行经济学研究，他完成了200余万字经济学名著或资料的翻译，其中《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被商务印书馆列入“汉译学术名著”丛书，这些西方名著为他未来思考中国现代化问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晚年他又依托这些翻译，完成了六卷本的《厉以宁经济史文集》的写作，成为中国西方经济史研究的扛鼎之作。
同样，他的研究受到了那些身陷囹圄的北大经济系教授们的鼓励，他时常受到陈岱孙先生和陈振汉先生的经济接济。1962年，最为照顾厉先生的周炳琳教授病重，他到北京医院探望，周先生并不多谈自己的病情，而是顿时眼中发出亮光，不停地传授自己研究经验，叮嘱厉先生日后应该多关心哪些学术著作，这是一种何等的让人感动的画面！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能走向富强，不正靠的就是这些不坠求真之志的人吗？
我们理解了厉先生以前的遭遇和心境，也就明白，到了改革开放后，他为什么忘我工作，为什么那么积极地在为改革开放奔走呼吁；也就明白，他为什么始终反对技术性修补式的经济改革，而主张所有制层面的根本性改革；也就明白，他为什么一直主张创立人文经济学，因为他在二十多年的底层生活中，深刻认识到任何伟大的社会理想如果不能落实到人的自由和富足，终究是一场代价高昂的乌托邦试验，因此，他在研究中，尤其注重对平等与效率问题、社会福利问题、人的地位的问题、社会主义民主问题等进行深刻探讨。
有必要说的是，厉先生的人生曲折并没有随着个人的被平反而终结。他在改革之初，虽然声名鹊起，成为海内外知名经济学家，但是他的入党申请一直不能被通过，原因是很多有权势的人认为是他是在宣传资产阶级经济学观点。直到1984年他被借调到中央书记处工作时，有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听说了此事，亲自过问，才如愿以偿地在参加工作近30年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厉先生的市场经济、股份制等观点在1992年南巡讲话之前，一直不时被扣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1986年，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郑重其事地给他的三篇经济学研究论文做出批示，“中国企业股份化，是厉教授消灭中国的社会主义企业的妙法”，“厉教授也说中国要现代化，但他的现代化是全盘西化或资本主义化”；“何谓新型的所有制？扯开面纱，就是不折不扣的、百分之百的私有制”，这期间厉先生承受多大压力可想而知。即便是进入新世纪，仍有很多反对市场经济的人向他泼来污水，并且用不实之词污蔑他、抹黑他，抱怨“文革”怎么没有把他整死。
然而，中国改革事业终究推开了，市场经济、股份制的发展洪流势不可挡。我们今天唯有坚持市场、法治、公平、正义的原则，把改革开放事业深入推行下去，才能让后来者避免遭受厉先生早年的那种人生悲剧，每个公民方得真正拥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免于饥饿的自由。
注：本文所引用的厉以宁先生诗词，皆选自《厉以宁诗词全集》，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这些作于特殊年代的诗词，保存下来需要冒特别大的风险，但是厉以宁先生和夫人何玉春依然是在各地辗转中完整保存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