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这是百年大变局下世界文明发展的大趋势。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不断推进，一个和平、包容、发展、共享的世界文明图景将日益清晰展现在人们面前。
当前，我们正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交汇之际，百年变局的实质是不同文明体发生兴衰变化、世界秩序出现深刻调整。人类文明有许多共同价值追求，这是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文化价值观基础。深化中华文明历史研究，把握世界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规律，有助于深刻理解人类文明新形态，更好绘制新的世界文明图景。
建立新文明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愿景
世界文明的交流与对话，可追溯到古代早期，但把不同文明作为实体对比研究，则是近代以来的事。在西方，启蒙时代的世界历史书写以欧洲文明为制高点，带有明显种族优越意识，这也使东方世界的发展模式难以纳入启蒙思想家勾勒的普遍历史规律之中。不仅如此，欧洲的文明意识被有意凸显出来，成为衡量不同民族和文明之间差异的标准，更被用于描述欧洲扩张所追求的全球秩序。同时，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激发了人的巨大生产潜力，使许多历史学家深信本民族生活的时代正处于或即将迎来文明史的高峰阶段。
进入20 世纪，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认为，“文明”是一个个单独有机体，文明之间有比较明显的疆域界限。他极力批驳“古代—中世纪—近代”的西方文明线性叙事，宣称世界上的高级文明具有“同时代性”，价值上相互平等。他还石破天惊地宣布西方文明正走向衰落，但其文明形态理论仍无法摆脱“西方中心论”的窠臼。
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历史，正是中华文明与世界不同文明体加速碰撞的历史。自19 世纪中期以来，西方文明挟其物质成就，炮制出“文明等级论”和“文明优越论”，鼓吹“西方中心论”，竭力把西方模式作为文明典范向中国等国家推广，并且把侵略扩张行径美化成“传播文明成果”，按自己的意志重新安排世界秩序。由于当时的中国腐败落后，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先后失败。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历史性地落到中国共产党肩上。
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生活的时代，正是西方文明的现代危机初步呈现、中华民族意识普遍觉醒以及东方文明曙光重现之时。李大钊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抱持一种朴素的文明调和思想，认为中国文明具有“静”的特点，追求社会的均衡与和谐，在稳定中求发展；西方文明具有“动”的特点，在进取中求发展。文明的差异性是互补的基础，认识到差异所在，有利于取长补短、有利于文化创新和发展。李大钊看到了东西方文明的互补性，但对实力与西方相差甚远的中国而言，实际上并无平等交流的可能。
李大钊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借助以社会形态理论为核心的崭新文明史观来判断和分析东西方文明发展阶段，看到了东西方文明差异的本质，认识到重构世界、改变东方文明屈从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他基于对马克思文明理论的总体把握，对推动文明发展进步的动力、文明交流传播的规律等问题的认识日益深刻，并触摸到时代脉搏，探寻到民族复兴的现实路径——创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用社会主义新文明代替以资本主义文明为内核的现代西方文明。这正是李大钊文明思想的光辉所在。数年后，瞿秋白鲜明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文明”的主张，并表达了“文明只待共产大同”的坚定信念。
“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局面悄然改观
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初心不改、使命在肩，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文明演进一般规律的论述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团结和带领亿万民众，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了古老中华文明的“凤凰涅槃”。
中华文明的复兴，在积极吸收借鉴世界各民族优秀文明成果的同时，主要依靠本民族的创造，而且与其他文明的交往交流完全是以平等、和平的方式实现的，这与西方文明主导的交流图景迥然有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中华文明走向世界、与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巨大底气。与西方国家的恃强凌弱不同，中国始终秉持以和为贵、协和万邦的理念，坚持倡导文化平等，积极推动中华文化与世界其他文化的交流互鉴，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各种实实在在的努力。
相比之下，近代西方文明发展至今，并未创造出一个公平、开放、繁荣与自由的世界，反而积弊甚深，甚至积重难返。现代西方文明，究其实质为资本主义文明。西方文明的危机来自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矛盾，来自资本主义制度下难以消弭的贫富两极分化。有西方学者大胆预测，到2050 年，所谓西方民主、自由社会将会失败，而像中国这样拥有更强大政府的国家将是赢家。这种状况刺激一些西方学者从理论和实践上关注不平等问题。遗憾的是，多数西方学者难以正视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弊端，即便如彼得·图尔钦这样的杰出学者能敏锐捕捉到一些预示美国政治压力的“指标”，并且洞见政治前景的动荡，但也不能从制度内部结构上给予科学解释，不能设计出合理应对策略。
还有的西方学者已认识到新“全球失序”将加剧原来的恶性循环，进一步凸显欧美政治和文明危机，但同样束手无策，只是以其惯常的傲慢心态无可奈何地悲叹，“如今，对于资本主义而言，没有任何真正的替代选项”。更有声名卓著的欧洲历史哲学家认为，鉴于过往人类文明进程中总是面临“未曾预料到的后果”带来的严峻挑战，如同居住地附近的水库在居民完全未预料下突然“溃坝”，人类“未来的历史”将难以避免地球上全部生命的灭亡和重新进化。可见，西方文明理性设想未来全球秩序变革的能力正在丧失。
当今大变局下，中华文明正在重回世界舞台中央，西方文明的中心地位日趋式微，两者共同引发全球秩序的重塑与变革。近代以来，少数西方国家从一开始就把“文明”当成维护自身优势地位、推进和扩张资本主义殖民体系的话语工具，社会学、人类学、法学等诸多学科，无不参与了对西方文明位居高等、非西方文明位居低等的“文明等级论”之塑造。但是形势比人强，西方国家的全球地位正在发生变化甚至逐渐丧失优势，一些非西方国家正在日渐发展壮大，全球秩序正不可避免地进行重新调整。进入21 世纪，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愈发无力巩固西方全球霸权和垄断优势，近代以来形成的“东方从属于西方”局面正在悄然改变。
开辟符合时代潮流的文明大道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着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在这一宏伟历史进程中，中国无意于以“中国中心”取代“西方中心”。遗憾的是，根深蒂固的偏见，长期支配着一些西方学者对非西方文明的认识。结果，难以告别的东西方零和博弈思维，几乎完全遮蔽了他们探究全球失序原因的目光。
面对中国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一些西方学者用政治绑架文明，炮制“中国威胁论”、“文明冲突论”等，认为不同文明的差异是冲突的根源。事实上，世界文明发展史表明，文明之间有碰撞也有融合，文明的交流融合符合不同文明的利益。文明之间并不必然存在冲突，只有别有用心的人才会将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作为挑起冲突的工具。在一些人的思维中，“文明”被当作塑造敌人以巩固自我认同的工具。从这种思维出发，为了打压、污蔑中国，出现把奴隶棉花种植园“黑历史”反扣在中国头上这种黑白颠倒的事情，也就不足为奇了。
中国一向坚持人类社会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倡导并践行文明交流互鉴。对严重歪曲历史事实、阻碍文明交流进程的行径，中国一方面要果断说“不”，坚决捍卫交流的底线和中国的文化安全、主权安全；另一方面要倡导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世界文明对话，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不为政治逆流而改变“文明只待共产大同”的航向。
文明互学互鉴的基本前提是求同存异，价值旨归是取长补短。中国坚持文化自立、自信和自觉，绝不在文化交流碰撞中丢失自我。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唯物史观最重视对历史现象间内在必然性关系的揭示，是迄今为止一切历史观中本体论最为科学、认识论最具说服力、方法论最为系统的一种历史观。只有坚持唯物史观，才能正确反思西方文明的弊端和危机，重建对历史规律的探索，为急剧变革的世界找回历史发展中的确定性，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步入正道。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这是百年大变局下世界文明发展的大趋势。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不断推进，一个和平、包容、发展、共享的世界文明图景将日益清晰展现在人们面前。
（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来源：《历史评论》202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