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的西方社会学，诚如古尔德纳所言，已陷入集体性学科危机。觳觫相应的是社会学的“转向时代”来临，历史转向、文化转向、空间转向、身体转向等纷纷步入思想舞台，激发了社会学家从研究对象和方法论层面自我革新的科学热情，以“反思社会学”的姿态应对学科危机，发掘和开拓社会学的界域。情感社会学正是在这样的历史际遇中兴起，并逐渐成为一个崭新的分支学科。然而，纵览西方社会学思想史，我们不难发现，情感社会学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经典社会学家，而涂尔干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尤其是他的宗教研究，给情感社会学馈赠了一笔丰裕的学术遗产。
社会团结激发情感社会学研究
作为功能主义的奠基人物，涂尔干毕生致力于社会秩序和社会团结何以可能的刨根问底式探究。从《社会分工论》到《社会学方法的准则》，再到《自杀论》和《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等，这些著作无一不是对这一社会学元问题的深入探讨和解答，同时也为社会学自身的合法性提供了充分的论证。毋庸置疑，涂尔干对社会学的突出贡献，就在于对社会秩序和社会团结的功能主义求解上。但令人意外的是，情感却从未成为其探讨的主题。客观地说，这种“情感不在场”并不是涂尔干的个人理论缺憾，而是整个西方社会学理论的时代局限性使然。无怪乎当美国社会学家乔纳森·特纳发现情感主题并未贯穿西方社会学的发展历史时颇为惊讶。尽管如此，涂尔干的宗教研究，却深深启发了情感社会学家。
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涂尔干参考鲍尔温·斯宾塞和弗兰克斯·吉勒有关澳洲土著居民的生活实践图片和文字说明，探讨了社会团结的宗教起源。涂尔干发现，在澳洲土著居民的周期性集体活动情境中，人类互动比率增加并产生尤其显著的情绪唤醒，形成集体兴奋，从而体验到一种超自然的力量。这种力量被命名为“mana”，并表征为图腾和其他神圣客体。当“mana”的信念被个体和群体充分内化而完全确立时，表征其力量的图腾符号则被普遍接受，而指向图腾的仪式将唤醒情感并强化超自然力量的信念。因此，澳洲土著居民对“mana”的笃信，实则是对自己及其社会的顶礼膜拜，而这缘于“mana”的力量来自人与人之间的仪式互动及其情绪体验的社会事实。涂尔干据此认为宗教起源是社会团结的最原始形式，其机理就恰恰在于集体互动形成并增强了一种被表征为产生社会团结的超自然力量的情绪体验。这一社会团结的生产理论为情感社会学家们开拓了丰富的想象和阐释空间，成为涂尔干馈赠于后人学术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邂逅”与拟剧取向的情感社会学
戈夫曼是拟剧取向的情感社会学代表人物，并自誉为涂尔干社会学思想，特别是其宗教思想的继承者。不过，他并未直接沿用涂尔干对澳洲土著居民周期性集会的完整分析架构，而是截取片段并将其概念化为“邂逅”（encounter）这一富有特定结构的互动过程。其主要包括视觉和认知的集中、相互且优先的言语沟通、最大化交互知觉与监控的相互注视、“我们”团结感的生成以及标记开始、结束、进入和退出的仪式。戈夫曼之所以如此重视“邂逅”，并不是因其对社会团结的宗教起源充满兴趣，而是缘于涂尔干对澳洲土著居民宗教互动行为的深度描述，使其探讨互动与情境的关系成为可能。这样一来，戈夫曼将涂尔干分析澳洲土著居民的周期性集会以探讨社会团结的宗教起源问题，就置换为面对面互动的基本结构分析，而那些澳洲土著居民的周期性集会，则可以被描述为人数众多的集中“邂逅”。
对于戈夫曼来说，每一个“邂逅”都嵌入于特定空间的集会，而集会又嵌入于更具包容性的社会场景，它由固定的装备、文化风气、程序、机构、判定行为适当与否的规则以及预先确立的行为序列等构成，戈夫曼将其统称为文化脚本。当行动者决定在“邂逅”中如何行动和展示自我时，文化脚本将在谈话方式、仪式、框架、道具、情境范畴和表达等多个维度上，给予定向以指导行动者。因此，行动者就像演员，而文化脚本就是剧本，行动者总是策略化地遵守。正是在这里，情感逐步凸显出来：个体根据文化脚本而成功展示自我时，则体验到积极情感；个体未能根据文化脚本而成功展示自我时，则体验到消极情感；当个体意识到消极情感时，将利用仪式和行为等策略予以纠正和修复，以符合文化脚本，从而产生积极情感。在戈夫曼看来，人们通过策略化的操纵行为以展示符合文化脚本的自我，从而强化了内隐于文化脚本中的道德规范，而情感始终相伴，或积极或消极。
“情感能量”与仪式取向的情感社会学
柯林斯是仪式取向的情感社会学代表人物，深受涂尔干和戈夫曼的影响，提出了极富解释力的互动仪式链理论。他认为社会学要研究从微观到宏观所有的社会现象，而微观社会现象是宏观社会现象的基础，因此，应以微观社会学为根基，打通微观社会学和宏观社会学方才可能。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指引下，柯林斯认为，以互动仪式的情境结构及其动力学为研究对象的微观社会学旨在分析微观情境结构及其向宏观结构的转变，而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都是由情境构成的。在他看来，尽管涂尔干和戈夫曼都强调了仪式概念及其社会功能，但均未系统阐述仪式的作用机制。此时，系统探讨互动仪式的作用机制就在柯林斯的理论中获得了核心地位，而相互关注和情感连带则是互动仪式的核心作用机制。
柯林斯的仪式界定包括共同在场、相互觉察、注意力集中、情感状态、谈话和非言语动作的节奏性协调与同步、注意和心境的符号化以及道德感等。不难发现，这一界定与戈夫曼的“邂逅”以及涂尔干对群体兴奋的分析路数颇为相似。柯林斯认为共同在场、相互觉察、注意力集中、节奏性同步、心境和群体的符号化，将唤醒情绪；而一旦情绪被唤醒，仪式的各种成分，或者说戈夫曼的“邂逅”，都将被赋予重要价值而增强情感。在这里我们很容易看到涂尔干和戈夫曼对柯林斯的理论影响：一方面，柯林斯沿用了涂尔干总体性的仪式与群体兴奋的分析架构；另一方面，他又将戈夫曼的“邂逅”或者说文化脚本吸收进了自己的互动仪式分析中。当然，柯林斯并没有止步于对前人理论的继承，而是创造性地提出了“情感能量”这一关键性概念，并认为其形成和维持是跨情境的，人们努力将情境与积极情感能量的最大化相关联，而力避可能产生暂时消极情绪或低水平积极情绪的情境。由此可见，柯林斯在微观社会学的互动仪式和宏观社会学的社会结构之间，经由互动仪式链以及跨情境的情感能量的中介作用，试图突破微观社会学和宏观社会学的阈限之别的理论抱负一目了然。当然，成功与否，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综上，涂尔干的情感社会学遗产，实属“无心插柳”。但庆幸的是，它在戈夫曼和柯林斯那里却变为“柳成荫”了。实际上，自人类有史以来，情感始终是人类社会的经纬，它是我们认识和理解人类社会的一个重要切入点，而情感社会学则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关键而有效的学科理论视角，其间有着涂尔干的一份功劳。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工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