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来自东方的卵生神话
卵生神话，是原始社会图腾崇拜的遗迹，是人类最古老的宗教形式之一。据19世纪美国人类学者摩尔根的研究，图腾（totem）一词源于北美印第安语，原意为“他的亲族”。“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看，它既是宗教的，又是社会的，所以早有学者指出：‘图腾制度在中国古代部落政治时代是一种基本的社会制度，为社会组织生活的基础。’”[1]秦人自谓其祖先出自玄鸟。《史记·秦本纪》说：“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脩，女脩织，玄鸟陨卵，女脩吞之，生子大业。”当时的东方沿海一带，还分布着许多以鸟名氏、以鸟命官的族群，大者如少昊集团等。秦人向以颛顼、少昊为祖先，说明秦人很可能就属于这个部落联盟中的一支。这个时期的秦人应已具有了相当完备的部落组织结构，这是氏族社会的成熟形态。在部落联盟中秦人有自己的分工和相应地位。秦人的始祖颛顼，在司马迁的古史系统中被列为五帝之一，是东夷族的著名领袖。秦人将颛顼奉为始祖，不仅见于文献记载，而且得到了考古资料的证实。1985年出土于凤翔南指挥村一号秦墓的石磬就有“天子宴喜，龚桓是祠。高阳有灵，四方以鼎”的铭文，高阳是颛顼的号。秦人以颛顼为始祖，自称是高阳氏之后。有学者认为秦人之所以认颛顼为祖先，“主要是要证明秦是华夏族，而非戎族，戎族是当时的劣等民族，自为秦人所不齿”[2]。但我们认为，事情并非这样简单。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看，秦人奉颛顼为祖先，首先是因为他使人类摆脱了人神杂糅、家为巫史的蒙昧状态。《国语·楚语》记载了楚昭王和大臣观射父的一段对话，楚昭王问观射父：“周书所谓重黎实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无然，民将能登天乎？”观射父对他讲：“非此之谓也。古者民神不杂……及少昊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无度，民神同位。民渎齐盟，无有严威。神狎民则，不蠲其为，嘉生不降，无物以享。祸灾荐臻，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绝地天通的本质意义，一是结束了在此之前的“民神杂糅”的时代，建立了政治信仰的神圣性和严肃性，使神事和民事有了严格的区分，维护了天上和人间的正常秩序，为人间的最高领导者树立了不可侵犯的权威，也就是说只有人间的最高领袖才有通天的权力，使宗教权完全处于政权的控制之下，形成此后中国政治文化的显著特色；二是司天与司地职能的划分，即《史记·五帝本纪》所说的“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职能的划分，确立了正常的宇宙秩序。据传说，颛顼根据当时社会生产，特别是农业生产的发展需要，加强了对天象和物候的观察，制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历法。这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是一件破天荒的大事，它不仅使人类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生产有章可循，使人类社会生活更加趋于秩序化和规范化，而且这种以人为本的思维格局，有利于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加强了人类掌握自然规律、战胜自然的能力。其次秦人以少昊和颛顼为先祖，还要表达秦人不仅是华夏一员，而且是华夏文明的创造者。
但在这里有一个问题不得不辩，即历史上对秦人“夷狄遇之”的问题。
说秦人为夷狄，人们经常援引的有两条资料：一是秦孝公时因为“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狄遇之”[3]，另一条是王国维在《观堂集林·秦都邑考》中所说“秦之祖先，起于戎狄”。但仔细推敲，秦孝公之说，主要是为了激励他的大臣和民众而发，针对的是东方各国对秦之偏见。而且“夷狄”一词在秦孝公时代早已发生了变化，这时的夷狄，不仅指华夏族以外的其他少数民族，而且也是华夏敌对国家之间相互污蔑对方的称呼。春秋时的夷狄观念并不是以种族或血统为根据的。如晋国就曾因进攻过鲜虞而被称为夷狄。《穀梁传·昭公十二年》传云：“晋伐鲜虞，其曰晋，狄之也。其狄之何也？不正其与夷狄交伐中国，故狄称之也。”王玉哲先生因此说：“晋为姬姓，春秋时及以前的人都目之为正统的华夏，现在也因了侵伐而被称为夷狄，反以号称白狄的鲜虞为中国，这真是此期戎狄观念的特色。”[4]戎狄观念随着时代变迁而变化，这是我们应当注意的。说秦不与诸侯会盟，更讲不通，揆诸史料，我们看到在春秋早期秦就已经多次参加中原诸侯的会盟，据马非百先生在《秦集史·会盟表》中的统计，其时秦单独或与其他诸侯会盟的次数就多达42次。可举出的例证就有：鲁僖公二十八年在温、鲁僖公二十九年在翟泉、鲁成公二年在蜀。晋厉公在河西的多次会盟都有秦人的参加（分别见《左传》鲁僖公二十八年、鲁僖公二十九年、鲁成公二年、鲁成公十一年等）。说秦不与中国诸侯会盟，显然讲不通。至于王国维先生的那句话，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为：秦人是在戎狄生活的地区、是在戎狄的包围中兴盛起来的。秦人原本就在戎狄中间生活，司马迁讲到秦之先世时就说他们“或在中国，或在戎狄”，这完全符合春秋到战国这个阶段秦人的实际情况。《国语·郑语》曾讲到当时成周的情况：“当成周者，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北有卫、燕、狄、鲜虞、潞、洛、泉、徐、蒲；西有虞、虢、晋、隗、霍、杨、魏、芮；东有齐、鲁、曹、宋、滕、薛、邹、莒。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则皆蛮、荆、戎狄之人也。”成周尚且如此，又何况秦人。
《史记·匈奴列传》记春秋时秦人所处的环境时说：“故自陇以西有绵诸、绲戎、翟、獂之戎；歧、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当时民族的融合正处于高潮时期，各民族混杂相居已十分普遍，秦人兴起于戎狄之中是很自然的事情，但不能因此就说秦人是戎狄。
民族杂居相处使秦人对外来文化不仅包容而且大量吸纳，由此创造出一个令世人叹为观止的新文化。《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国的季扎聘鲁观乐，在听到乐人演奏秦乐时评价说：“此谓之夏声，夫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季扎惊叹秦乐之美，用“周之旧”来称誉，不无道理，春秋时流行的秦乐和歌诗，如《诗经·秦风》《石鼓文》以及秦公大墓石磬残文等，明显地体现了夏、周文化的特点，体现了秦人对夏、周文化的继承和创新。
少昊、颛顼之后，在秦人的发展壮大史上，伯益是一个关键性的人物。《史记·秦本纪》记载颛顼之苗裔孙女脩吞玄鸟卵，“生子大业，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已成，帝赐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费为辅。帝舜曰：‘咨尔费，赞禹功，其赐尔皂游，尔后嗣将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费拜受，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伯益，舜赐姓嬴氏。”这段话告诉我们：嬴姓秦人的先祖伯益与夏禹同时，曾佐禹平水土，是华夏文明的创造者；他善于调驯鸟兽，获得了帝舜所赐之嬴姓，是华夏之正宗。
赐姓在上古时期是一件非常严肃的大事，是用以表彰功德的，它蕴含着丰富的政治文化信息，“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土而命之氏。诸侯以字为谥，因以为族。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之”（《左传·隐公八年》）。伯益因功德被赐姓并获得封地，《路史·后记七》说：“伯益大费能训鸟兽，知其语言，以服事虞夏，始食于嬴，为嬴氏。”由此我们知道，伯益的嬴姓来源于他的封邑，即嬴。伯益所封的嬴，春秋时为齐邑，秦时在此设嬴县，汉属泰山郡，北魏移治于今天山东莱芜市东北，唐长安四年（704）置莱芜县，县治在今天莱芜市东北嬴县古城。此地应当就是嬴秦人的祖源地。这里距离商族最初的统治中心“商奄”很近，作为秦的祖源地应当没错。这种说法得到了清华简《系年》的佐证，李学勤先生在《清华简关于秦人始源的重要发现》一文中提到秦人先祖“飞廉参与三监之乱，失败后东逃至奄，奄即是《秦本纪》讲到的运奄氏，属于嬴姓，飞廉向那里投靠，正是由于同一族姓”的缘故。飞廉失败后逃到他的故乡同族那里是很正常的，因为他在那里可以找到庇护和支持。
伯益作为嬴秦族的直系祖先，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世本》多次讲到伯益作井、作占岁之法等，可见其历史地位之高。
伯益的杰出贡献，使他成为东夷族部落联盟首领皋陶最为亲近的大臣和助手，皋陶死后，他被推举为接班人，但由于此时社会已开始步入私有制，即“家天下”的时代，在接班人问题上竟发生了流血冲突，《古本竹书纪年》记载说：“益干启位，启杀之。”权力已被视为私有财产，夏启不愿意“家天下”落入别人手中，所以杀了伯益。
伯益之后，嬴秦人分成两个支系，即大廉和若木，他们分别获得了鸟俗氏和费氏两个氏姓。费氏的费昌生活在夏末周初，因夏桀的暴虐无道，费昌去夏归商，做了商族著名领袖商汤的御者，参加了商汤灭夏之战——鸣条之战。而鸟俗氏即大廉的一支在商王太戊时也因为善御而为商王重用。《史记·秦本纪》云：“自太戊以下，中衍之后，遂世有功，以佐殷国，故嬴姓多显，遂为诸侯。”嬴秦人世代忠于商朝，特别是商朝末年的飞廉父子，更是助纣为虐。据《史记·秦本纪》记载：“恶来有力，飞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纣。”周成王时，飞廉等参与三监之乱，动乱被平定之后，周朝将周公长子伯禽分封到原来奄国的地方，强迫商奄之民西迁，这些商奄之民被迁的地方，清华简《系年》称作“邾圉”，据李学勤先生的研究，这个地方“可确定在今甘肃甘谷县西南，西周初秦人的最早居地在这样的地方，由近年考古工作看，是非常合理的。甘谷西南，即今礼县西北，正为早期秦文化可能的发源地”。[5]
二 释分土为附庸
被迫西迁的秦人，经历了无数的艰难困苦和长途跋涉，先是落脚于犬丘（今甘肃礼县），在这里他们重操旧业，以牧马为生，在逆境之中重新崛起，这个时期引领秦人走向强盛的领袖人物是非子。
关于非子的身世，《史记·秦本纪》是这样记述的：“周武王之伐纣，并杀恶来。是时飞廉为纣石北方，还，无所报，为坛霍太山而报，得石棺，铭曰：‘帝令处父不与殷乱，赐尔石棺以华氏。’死，遂葬于霍太山。飞廉复有子曰季胜，季胜生孟增。孟增幸于周成王，是为宅皋狼。皋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穆王。得骥、温骊、骅骝、耳之驷。西巡狩，乐而忘归。徐偃王作乱，造父为穆王御，长驱归周，一日千里以救乱。穆王以赵城封造父，造父族由此为赵氏。自飞廉生季胜以下五世至造父，别居赵，赵衰其后也。恶来革者，飞廉子也，早死，有子曰女防。女防生旁皋，旁皋生太几，太几生大骆，大骆生非子。”作为大骆族的一支，非子秉承了嬴秦人“好马及畜”的文化传统，在畜牧业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他的名声很快传播出去，引起了周王的注意。“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马于汧渭之间，马大蕃息。周孝王说：‘昔伯益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今其后世亦为朕息马，朕其分土为附庸，邑之秦，使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6]
非子是嬴秦族发展史上一位划时代的人物，他的出现，为秦的政治文化注入了新的血液。主要是：第一，在嬴秦族历史上非子成为其祀统的正宗，是嬴秦的高祖，是世世不毁的受祀者；第二，从非子开始，嬴秦族被天下共主的周王封为“附庸”，被正式纳入西周王朝的分封体系中；第三，非子时嬴秦族被周王分封为附庸，从此之后，也就取得了定期向王室朝贡、保卫王室以讨不庭的权利和义务；第四，周王的分封，使非子这一系嬴秦人正式获得了“秦”这一氏号。非子成为嬴秦族的政治领袖，这是一件意义非同寻常的事，它对此后秦人历史的发展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
“附庸”，依照《孟子》的解释是指“不能五十里，不达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但秦的情况显然不同于一般的附庸，秦和西周王朝的关系诚如上述。西周时期，秦文化与西周文化已十分接近，这一点在考古学上体现得殊为明显，在“已知的早期秦文化遗存，尤其是西周时期秦文化的整体面貌，与位于其东方的以农业经济为主的西周文化有着极大的相似性，甚至可称之为西周文化的一支地方类型，而找不到可以确认其为戎人一支或其经济生活以游牧为主的证据”[7]。结合文献记载可以看出，当时的周秦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在当时的西戎眼中，将秦人视与周王是等同，在周王室眼中，则把秦人当作可以为自己对抗西戎的力量，而在秦人眼中，自己与西戎的关系或敌或友，则是与周王室与西戎的关系息息相关。”[8]关于这个“秦”字的来历，我们注意到周孝王在分土附庸时对非子讲的“复续嬴氏祀”这句话，所谓复续，它意味着非子所取得的不仅是宗子权、主祭权，同时也取得了伯益封土所拥有的地名权，即“秦”这个称号。不过这个“秦”已不是东土的秦，其位置已在西周统治的核心区域，即今天的关陇地区了。正因为此，我们不同意说非子所封之秦和伯益所封旧地没有关系的观点。伯益所封的嬴，我们前面已经说过是在商奄附近，此地原就有名叫“秦”的地方，《春秋·庄公三十一年》记载：“秋，筑台于秦。”宋人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载：“周文王世子伯禽父受封为鲁侯，裔孙以公族为鲁大夫者，食邑于秦，以邑为氏。”秦作为地名，历史是非常悠久的。这里是当年嬴秦人聚族而居的地方，这里不仅距商族最初的统治中心地商奄不远，而且与传说中秦人的先祖颛顼所居的濮阳也很近，周孝王让非子“复续嬴氏祀”，就是赓续了东方之秦这个称号，这绝不是偶然的现象。非子所封的“秦”究竟在什么地方，司马迁在《史记》中没有确指，所以引起后人聚讼。但将周孝王召非子“使主马汧渭之间”，又“分土为附庸，邑之秦”联系起来看，这个“秦”当在距汧河与渭河交汇之处不会很远的地方。此地由后来秦文公的一段话也可以得到证实：秦文公三年（前763）率领七百人东猎，四年（前762）来到了汧渭交会之处，他非常慷慨地讲了一段话，说：“昔周邑我先秦嬴于此，后卒获为诸侯。”[9]这不是明白地告诉我们非子的封地就在汧渭交汇之处吗？非子邑秦，使嬴秦族从此成为西周政治体系中的重要一员，有更多的机会接触西周及中原地区先进的政治文化、生产技术，从而加快了秦人社会向前迈进的步伐。
三 秦仲始大
非子之后，继位者为秦侯，秦侯立十年，卒，子公伯继位，公伯在位仅三年就去世了，其子秦仲继位，四代人都居住在汧渭之会的秦邑。秦仲三年时，在西周首都发生了著名的国人暴动，当时“诸侯或叛之，西戎反王室，灭犬丘大骆之族”[10]。这一次动乱使西周的西垂边境防线全部崩溃，而大骆之族被灭亡，意味着秦人赖以生存的根据地、秦人的宗庙、祖先的陵墓都落入他人之手，这显然是秦仲不能容忍的。也就在此时，新即位的周宣王决定“以秦仲为大夫，诛西戎”[11]。关于秦仲的行事，史书记载很少，但也不是完全无迹可寻，从后人对其评价进行合理推测，我们还可以多一些了解。《国语·郑语》记载了郑桓公同史伯的一段对话：“公曰：‘姜、嬴其孰兴？’对曰：‘夫国大而有德近者兴，秦仲、齐侯姜、嬴之俊也，且大，其将兴乎？’”韦注曰：“秦仲，嬴姓，附庸秦伯之子，为宣王大夫，《诗序》云：‘秦仲始大，齐侯，齐庄公，姜姓之有德者也。此二人为姜嬴之俊，且国大，故近兴。”这里谈到了国家兴盛的两个条件，一个是德，一个是大。所谓德，《论语·为政》有“道之以政，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是说以德来教化百姓，人民就知道羞耻，而且行事也就正派。这里所说的德，就是指德政、教化，即以德治国治民。而“大”又是指什么呢？同书记载史伯的解释：“若加之以德，可以大启。”韦昭注：“国已险固若增之一德，可以大开土宇。”至此我们可以明白，所谓大，即大开土宇，亦即扩大疆域之意。秦仲始大的推动力，就是《史记·秦本纪》所说的“周厉王无道，诸侯或叛之。西戎反王室，灭犬丘大骆之族”。秦人既为周室之附庸，就有征讨不庭之权利。而大骆之族的被灭亡，更让秦仲与西戎有了不共戴天之仇恨。周宣王即位，以秦仲为大夫，奉王命开始了对西戎的斗争。秦仲的大开土宇，史书没有给我们留下更多的记载，但我们仍可以从其他文献中获取一些弥足珍贵的信息。郑玄《诗·秦风谱》说：“天水本隶秦，在汧陇之西，秦仲始大，有车马礼乐侍御之好。”《水经注·渭水》说秦川“有秦故亭，非子所封也，秦之为号，始自是矣”，此说不确。《通典·州郡四》谓清水为“秦仲所始封地”。我们知道秦仲的始封地是在汧渭之间的秦邑，并不在清水，所以上述的地方应当都是秦仲“大开土宇”之后的新辟之地。
秦仲“大开土宇”，一方面收复了因大骆被杀而丧失了的秦人故土，在陇右为秦人建立了稳定的后方基地，为此后秦人的东进扫除了障碍；另一方面，秦仲对西方诸戎的斗争，缓解了西周王朝的边境压力，使处于风雨飘摇中的西周王朝得以暂时生存下来。秦仲的功绩，源自秦人的恢廓大度、知人善任、虚心纳谏和君臣相得。后人赞美他说：“有车粼粼，有马白颠。未见君子，寺人之令。阪有漆，隰有栗。既见君子，并坐鼓瑟。今者不乐，逝者其耋。阪有桑，隰有杨。既见君子，并坐鼓簧。今者不乐，逝者其亡”（《诗经·秦风·车邻》）。此诗《序》谓：“美秦仲。”但秦仲之大，似乎不仅指此，《史记·集解》引《毛诗序》曰：“秦仲始大，有车马礼乐侍御之好也。”将车马、礼乐视为“大”的内容，有更深刻的政治文化含义。传统观点把秦视为虎狼之国，在精神文化上毫无建树[12]，这种看法显然是错误的。
在秦的政治文化发展过程中，礼乐文化的建设从未中断过。因为礼与法向来被视为缺一不可的立国之本。《礼记·礼运》记言偃问礼于孔子，孔子回答说：“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诗》曰：‘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是故夫礼，必本于天，殽于地，列于鬼神，达于丧祭射御冠婚朝聘，故圣人以礼示之，故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可见礼对于治人治国之重要。诚如前述，秦人在广泛吸收西周礼乐文化的基础上建立起以周礼为榜样的礼乐文化，表明其对西周文化的认同。而秦仲始大，不仅为秦的礼乐文化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且使礼乐文化的建设成为秦政治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之一。
[1]张富祥：《东夷文化通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19页。
[2]王辉：《秦出土文献编年》，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00年，第35页。
[3]《史记》卷五《秦本纪》，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59年，第202页。
[4]王玉哲：《中华民族早期源流》，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9页。
[5]李学勤：《清华简关于秦人起源的重要发现》，《光明日报》2011年9月8日。
[6]《史记·秦本纪》，北京：中华书局校点本，1959年，第177页。
[7]滕铭予：《秦文化：从封国到帝国的考古学观察》，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年，第56页。
[8]滕铭予：《秦文化：从封国到帝国的考古学观察》，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年，第57页。
[9]《史记》卷五《秦本纪》，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59年，第179页。
[10]《史记》卷五《秦本纪》，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59年，第1978页。
[11]《史记》卷五《秦本纪》，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59年，第178页。
[12]王和：《名将世家与秦帝国的兴亡》，安徽：安徽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