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北京与上海，当今中国大陆的的两个超级城市，它们在这二十多年中神奇变幻的景象，早已为各种媒体的受众所熟悉。而读者们在这本书中将看到的，则是这两个大都市中普通人的日常故事以及生活场景。
“城市化”、“城市发展”，在经历了被呼唤被期待的喧嚣历程之后，如今已真真切切地发生在我们的眼前，正支配着我们的生活。社会变迁不似文学故事般浪漫，今天我们看到的城市图景，远没有想像的美好──当以迪拜为代表的最新魔幻版城市在全世界面前惊悚登场之后，当2012年夏日的一场暴雨让北京城淹成泽国之后，现代城市的图腾正在失去先前的光环和信众。而有关“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美妙承诺，在中国，一如残存于墙壁上的老口号，它留给大多数普通生活者的，是难以明言的复杂況味。
但是生活还将继续，还在继续。在探讨问题发生机制的同时，致力于发现“社会的可能性”，这应该是不少学者投身于社会研究的深层动机。
这些年来，在教学、研究过程中，鼓励学生们“到现场去”──了解生活者的逻辑，寻找社会的生机所在，这成了我不经意间持续多年的一项工作。有些人倾向于将这类工作归入到“底层研究”的范畴，这或许是社会田野调查工作在某种程度上所具有的属性。但在我看来，社会生活的实践原理，理应是“为了社会的社会学”的重要起点（就如同人性之于文学、生命意义之于哲学那样）。它也应该成为一般社会成员了解自身、理解社会的重要视角，无论是出于对社会命运的忧虑，还是因为对未来的向往。
二、对每一个社会以及生活其中的社会成员而言，“社会调查”意味着什么？它首先意味着一种权力──观察社会、掌握社会实情的权力。就象社会统计学在欧洲曾被称为“政治算术”那样，社会调查具有天然的政治性，这种政治性有时体现为支配者对社会事实的定义权/诠释权的垄断，有时则可能以社会成员的自我阐释为形式──这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权利。社会状况“是什么”或“为什么”，这些对每一个人的生活和命运都至关重要的信息及问题，谁有权去调查究明、谁可以来告知解释，在不同的社会，有着不同的制度和机制。
社会学在中国的恢复，曾被理解为“改革开放”的重要成果，也被认为是社会现代化的重要学术装置之一。在这过程中，社会调查之于社会发展的有用性，曾被视为一种自明的常识。
但是，有一些值得深究的问题多少被忽略了：
谁可能是调查的主体？
为了什么而调查？
如果了解社会既是权力或权利、也是能力，那么，谁该掌握这些权力、权利与能力？
在今天中国的各种政府部门、产业集团的调研机构里，社会调查极为普遍地被运用于各种国情、舆情、商情等的调查项目。大学中的师生们，也因为各种科研项目的需要，忙着从事各类形式的调查。表面看起来，社会调查在中国不仅已经权力分散，而且门槛也极低（在欧美各国，社会调查有较严格的法律门槛和伦理约束）。但是，这其中存在一个要害的问题：在政治权力和商业力量之外，代表民众自身权益的、独立的“社会调查”，既少且难。
这涉及到两个问题：其一是，在有关社会调查的制度框架中，专业的调查机构及其从业成员的存在，以及他们展开调查的动因和基本条件，或者依附于政府需求、商家需求，或者则附着于大学科研项目之上（项目申报－审核制下的人文研究课题亦主要体现了对于学术研究的国家需要）。也就是说，在有关社会调查的制度中，我们的“社会”、“社会成员”，其实多只是被设置为调查的对象、被诠释的客体，其本身却并不具备研究社会、了解自身的基本条件。
在这客观的制度因素之外，另一个问题在于，社会成员自身，如何能培养出探究社会、了解自身的意识和能力？公民之成长、社会之成熟，需要社会成员具备相应的认识自我、诠释自我的基本能力，唯此才能成为社会权利、社会主张的声张者，成为推动社会自我变革的真正主体。
这样的能力培育，理应成为公民教育、大学教学的基本理念。但是，理念的确立及落实，始终还是个问题。在我们今天的大学中，学生们并不缺少参加各类专业实践的机会，在社会学这样的学科，由专业教师、政治辅导员以及团组织等等牵头的科研项目、调查课题多得让学生们应接不暇。
然而，基于人们了解自身状况、关心社会命运等动因的、独立自主的调查研究，既缺少足够的鼓励和支持，事实上也并不被视为大学的使命或专业教学的任务。在现实中，以笔者这些年来的教学实践而言，鼓励学生们探索自己内心关心的问题、指导学生们从事真正以自己为研究主体的社会田野调查，这几乎成了大学中的另类教学实践。在教师，从体制课题或市场项目中腾出精力来，已是不易；在学生，业绩竞争需要之外的专业训练有何意义？而且，对不少学生而言，“基于内心价值关怀的问题意识”这样的要求，也意味着某种陌生的路径。
所幸，这样的教学理念与实践，在学生中不难得到对其意义的理解，且能得到热情的呼应。这些年来，我曾收到过无数让我感到非常满意的调查报告/研究论文，还曾读到过不少令人感怀的调查心得。学生们的社会调查报告虽然没有正规调查机构的报告所具有的某些权威性，可能也缺少媒体记者社会新闻的敏锐性、可读性，但是，学生们作为社会成员的一分子、其自主的城市社会调查，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独立于政治权力、媒体权力和专业知识分子学术权力的社会生活描述文本，它也为我们展现了 “自下而上的社会调查”的一种可能性，以及“社会自我发现”的途径之一。
三、在这批城市社会调查报告中，对于我们身处的城市社会，相信读者们既可能看到这些年中国城市发展的成就和问题、也可能发现社会的危机或希望──开放性、丰富性，是我对这份城市生活报告的突出感受，也是我期望大家能够认可的它的价值所在。
从中，通过京沪两地学生们的视线和笔触，我们可以看到城市开发对城市传统、传统社区的破坏和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农民工”制度下各种乡城迁移人员的权益状况和生活困境的堪忧，以及各种城市贫困群体的生活现状等等。也许有人会认为，社会学者多关注社会下层，所以调查者更多地看到社会的阴暗面。但其实，社会田野调查工作者多只能接触到社会下层群体，这是不争的事实，也因此会更多地关注社会不公问题。但是，所谓“社会下层”或“底层”的生活世界的复杂性，远不是研究者的所谓道义关怀可以描述清楚的。此外，不妨设想一下，如果社会调查者有条件进入到社会上层去做深入的调查，那调查者可能看到的，难道不会是更可怕的黑暗、更深刻的社会问题？
但是，让人深感欣慰的是，我们的学生们从田野和生活者那儿带回来的，绝不是对所谓城市发展成就或城市问题的简单图解或罗列。在丰富细致的场景描述、故事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调查者真实而真诚的观察立场、倾听姿态，也可以听到各种生活者对自己生活目标、生活策略以及价值规范等等的直白的或曲折的叙述、解释。这些既不是出于意识形态宣传或学术研究需要所作的素材收集及经验裁剪的成品，它也不是居高临下的“关怀”或“批判”意图下形成的文本。
在这份报告中，我能够强烈地感受到“社会纽带”在维系今天中国的城市社会中所起到的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无论是艰难生存中的外来民工还是为上升流动而辛苦奋斗的年轻白领、大学生们，他们都一再地在告诉我们：家庭、亲属、同乡同学之间亲密关系、人们间的相互依存，对于他们的生存和生活是多么重要；对亲人的责任、对孩子的期望，是如何在支撑他们面对各种困难、困境，并让他们对未来充满希望。
在调研者们所描述的一个个城市生活故事中，我也读到了某种社会共生的法则。在为大部分公民所认同的公平公正的社会制度还没有建立健全的情况下，数百万“民工”、“外来人员”涌入到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在不同族群身份、不同阶层/等级的各种人群之间，城市的社会秩序和生活秩序的维系是如何可能的？这问题的答案我们不妨从生活者的这些故事中去细细地体味和发现──这些生活法则涉及到了人类社会的共生性、共同性，对我们每个生活者都会有启示。
在这份报告中，我还欣喜地看到学生们发现并描述了城市中各种年轻人的生活故事、以及他们独特的表达方式──对于同龄人、同代人群体的了解，让学生们显示出了成年学者所不具备的观察能力和理解角度的优势。而几篇有关校园生活、摇滚文化、涂鸦文化等的报告所描述的城市青年的亚文化调研报告，也让这份城市社会调查报告抵达到了“表达”的层面，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向我们呈示了社会的生机、以及城市生活/城市文化的多样性所在。
在这篇序言的最后，我要向郑也夫教授表示我的谢意。早在十多年前，因为《读书》杂志上的一篇小文（“城市社会：难以接近的上层与隐蔽的下层”），郑教授曾向我碾转致意，表示了对指导学生作城市社会调查这样一种教学实践方式的理解和支持。这本《双城记》，自始至终，是在郑老师的倡导和推促下成型的。
按：原文为《双城记：京沪众生素描》序（郑也夫、陈映芳主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年）;编入《从田野到理论：社会学札记》（陈映芳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