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安阳殷墟遗址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党创新理论的‘根’，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是‘两个结合’。”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中国共产党人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从“一个结合”拓展到“两个结合”，体现的是对思想文化演进逻辑的深刻认知与自觉运用，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形态的重大创造。
把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变成中国自己的思想
从思想创立发展的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上讲，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如何让一种普遍性的科学思想具有现实针对性和实践指导性。这就需要与具体实际相结合，离开了对象的思想就是一纸空文。二是如何让一种外来的思想融入本土思想文化进而推动本土思想文化发展。这就需要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不仅是保证本土精神独立性的前提，更是实现思想理论形态在文明意义上飞跃的必要条件。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任何科学的理论和制度，必须本土化才能真正起到作用。”也正是由于“两个结合”的伟大创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更作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而具有了创造文明新形态的意义。
我们要看到，尽管马克思主义是对西方资本主义批判与超越的全新思想创造，但也是来自和从属于西方社会的思想谱系，是以西方文明为底色的思想结晶，客观体现着西方文明文化的思维逻辑与风格特质。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仅要“拿来”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在变化了的时代和变化了的社会中依然充分彰显其“思想反映对象”的理论品格和改造世界的理论力量，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管用工具和锐利武器；还要让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形式、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体现5000多年来积淀在中华民族生命和血液中的中国情感、中国意志、中国愿望、中国思维等，把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变成中国自己的思想。对于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过程中彰显中国风格，毛泽东同志有段话讲得十分到位：“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历史实践表明，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
更进一步看，本土文明特别是思想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丢掉了思想文化这个灵魂，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的。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是文化自信。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才有资格走向未来。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正是确保中华民族精神独立性的重要要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独立性，那政治、思想、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独立性就会被“釜底抽薪”。滋养中国社会精神独立性的土壤，孕育中国社会精神独立性的源泉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文化对中国社会精神独立性方面的贡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基因，根植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我们不可能完全脱离开自己的历史文化而去接纳一种完全异质的思想文化，更不可能用一种完全异质的思想文化来指导自己的实践并取得成功。
坚持思想理论创造中的历史文化主体意识是一百多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已经做和正在做的事情。事实上，第一个结合中的“中国具体实际”不仅包括历史实际、时代实际、实践的实际，也包括历史文化的实际。20世纪以来，毛泽东创造性运用“矛盾”“实践”“知行合一”“实事求是”等中国文化、中国哲学的基本概念讲马克思主义哲学，邓小平用中国传统经典《礼记·礼运》中的“小康”概念描述“中国式的现代化”，皆是基于这样的历史文化自觉。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两个结合”，特别是把“第二个结合”浓墨重彩突出出来，是为了更加彰显强烈而又鲜明的历史文化主体意识，更加激发深刻而又主动的历史文化主体自觉。从最初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这一具有浓郁中国文化色彩的阐述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使命与战略愿景，到后来秉持“天下为公”“丝路情怀”，以及提出“一带一路”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世界图景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第二个结合”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营造出一种熟悉的文化氛围与亲和力，让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更加喜闻乐见、润物细无声，进而接续上5000多年的文明根脉而生生不息，真正成为中国社会自己的思想，成为中国人民自己的思想。
把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并不是为本土化而本土化，更不是中国社会的情感偏好，而是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才能落地生根、本土化才能深入人心。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只有充分挖掘中华五千多年文明中的精华，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才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发展与辉煌，才有马克思主义在当今时代的旺盛生命力、改变世界的强大力量及其辉煌的改变世界的实践成果。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相贯通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并不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厢情愿与想当然，而是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立场、价值、目标，以及包括思维逻辑内在一致性的深刻洞察与自觉回应。
创立于19世纪西欧社会的马克思主义能为20世纪的中国社会所选择而走向成功，并且在21世纪的中国社会发扬光大，最根本的当然是来自马克思主义颠扑不破的科学性、真理性，但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相贯通、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相融通也是很重要的因素之一。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可以更好地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
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上是相通的。马克思主义把世界理解为一种过程，理解为一种处在不断的历史发展中的客观存在，主张事物内在矛盾冲突导致运动变化发展。马克思讲，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这是辩证唯物主义最基础的立场、价值与认识。而这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生生不息的日新方法论和价值观是相通的。在中华文化中，世界同样不是静止不变的，没有什么永恒的、发展到尽头的社会状态。《易经》讲“一阴一阳之谓道”“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新的社会状态就在不断的革故鼎新、除旧布新的过程中逐步展现；世界的变化也不是单线式的发展，而是“反者道之动”，要善于从历史中汲取自强不息的动力与智慧，不能在追求目标的时候异化了自己，不能走得远了就忘了为什么要出发；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不是非此即彼、你死我活走极端，而是“从容中道”“允执厥中”，在协调平衡中坚毅前行。
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对社会历史主体的基本价值认知方面是相通的。马克思主义坚持人民群众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更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这是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明确提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决定历史发展的是“行动着的群众”。而民本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最为亮丽的一道风景线。从《尚书·五子之歌》“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讲人民是国家赖以存在的基础，到《孟子·尽心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强调民众是国家存在的基本条件；从《荀子·王制》和《贞观政要·论政体》等众多典籍反复讲“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揭示的民众的力量，到“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主张的与民一体思想等，讲的都是对民众的重视与关爱，对民众力量的敬畏与依靠。而这一思想脉络发展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就是“人民至上”，就是“民之所忧，我必念之；民之所盼，我必行之”。
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对社会生产的目的意义及其分配原则的认知等方面是相通的。与资本主义把剩余价值的生产作为生产的决定的目的不同，与资本主义社会不可避免出现两极分化社会状态并坦然接受社会贫富差距的现实不同，马克思主义认为新社会的生产是“通过社会化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应该说，这是一种直到今天尚需要我们努力奋斗争取的社会状态，而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早已有类似的社会图景设计与建构。作为儒家经典的《礼记·礼运》对社会生产的设想是“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对社会间关系的描述是“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更是成为后来儒家文化甚至整个中华文化一以贯之的基本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所以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
当然，我们要特别说明并强调的是，“相通”并不是简单的“相同”，我们也不是望文生义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简单相比附，对思想的抽象继承要以现时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活动为背景。思想背后有历史，文化之间有张力。习近平总书记曾经举过马克思的例子。马克思当年就对我国古代农民起义提出的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革命口号有过敏锐的观察。马克思说，“中国社会主义之于欧洲社会主义，也许就像中国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一样”。这同样也是作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者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科学洞察与深刻自觉。
让五千多年灿烂文明在21世纪放射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文明新形态不是泛泛而谈，而是与现代西方文明相对应的，超越了现代西方文明的一种新文明；文明新形态不是“飞来峰”，而是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后体现时代新特征的崭新文明。我们说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之所以“独特”就在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思想理论中的历史文化传承不仅决定着思想理论体系的风格与气派，甚至塑造和决定着思想理论的本质与精髓。
与西方文化中不断剥离、不断区别、不断分割的那种原子式的注重分析的思维不同，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更突出的是一种不断整合、不断扩散、不断融合的整体性思维，从整体上来观察世界、理解世界。比如，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上，受中华文化滋养的中国人不像西方文化那样把自然界与人对立起来，人对自然界只是单向度的无限掠夺，而是把自然界与人看作一个整体，人与自然界是相互感应、相互依存的，既通过自然资源来供养人，又时时刻刻不忘对自然的涵养与反哺，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已经为现代社会所熟知的天人合一宇宙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出的“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论断就是建立在天人合一宇宙观的基础上的。又比如，在对待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上，不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而是一种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天下观，我的存在是因为有你的存在，你我他共生共处才成为“天下”，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西方文化无论是在本体论上把世界本原归于独一无二的“一”，还是在宗教观上确立一个至高无上的“上帝”，其价值观中“唯一性”的情结始终挥之不去。但是在中华文化中，即使作为最高层次存在的“道”，也不是某种确定的东西，而是一种状态，一种阴阳和谐的状态，正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以音乐为例，宫商角徵羽五音皆备，一曲美妙的“韶乐”绕梁三日；如果只有一个音调，那听到的就是啄木鸟叮树了。具体到大千世界来说，不是说把万事万物都变成一个样子、一种性质，而是让万事万物都按自己的样子、自己的本性自由生长、平等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形成和谐状态，并会产生新的东西。这就是中华文化中一句很经典的话“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蕴含的意思，这句话也讲出了中华文化所倡导的价值的最高境界——“和而不同”。
中国式现代化把共同富裕作为本质要求，而西方现代化则认为两极分化理所当然、不可避免。这样的差别是不同文化孕育出来的不同国家观所致。近代西方国家观是把国家作为一种必要的“恶”，国家内的人是只有法律关系的自由个体、自由公民。美其名曰没有依附，实质上是没有组织关系维系的、一盘散沙各自为政的。这也就是为什么马克思把这种国家称为“虚假共同体”的道理。而中华文化中的国家观是家国情怀的国家观。家是小国，国是大家，国与家的逻辑是同构的。《大学》讲“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孟子·离娄上》讲“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讲的就是家与国的一致性。家庭中当然会有财产法律关系，但最大的关系是“亲”，是血浓于水，国家也一样。这就是张载《西铭》中讲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当整个国家的民众都是一家人时，共同富裕就是一件理所当然又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双向的，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激活了中华文明使之再次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中华文明也深刻涵养化育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当今天的世界面对越来越严峻的环境问题时，“天人合一”为人类修复自己的家园送上一剂良药；当今天的世界因为各种各样的利益纠纷与冲突而可能擦枪走火的时候，“和而不同”恐怕是实现各得其所的唯一选择；当人类社会越来越沉湎于社会发展方式“唯一解”的时候，“生生不息”告诉我们，还有别样的可能性、别样的精彩是很有意义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蕴含的“家国情怀”“民为邦本”“生生不息”“厚德载物”“和而不同”“协和万邦”“天下大公”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有了更加坚实的文化基础与文明支撑，更进一步实现21世纪马克思主义具有“飞跃”意义上的创新与发展而成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
把他人的好东西化成我们自己的东西
“两个结合”不是简单的对接与拼凑，关键要在“化”上做文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丰富多彩的世界，我们应该秉持兼容并蓄的态度，虚心学习他人的好东西，在独立自主的立场上把他人的好东西加以消化吸收，化成我们自己的好东西，但决不能囫囵吞枣、决不能邯郸学步”。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当然要善于把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坦坦荡荡、大大方方地“拿来”进行“化育”，把他人的好东西变成我们的营养剂加以消化吸收，把他人的好东西化成我们自己的好东西。但是“化育”决不只是对西方外来思想文化的“化育”，还包括对马克思主义的“化育”，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化育”。
两千年前，中华文明把印度文明中的佛教“化”为了中国佛教；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把以西方文明为底色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化”为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不是在名称上把“中国特色”加在社会主义前面，也不是实践层面把“中国特色”与“社会主义”简单焊接在一块，就在于这是根植于中华文化沃土的、在中华文化渗润滋养中“化育”出来的全新理论与全新实践。当通过政治革命把马克思主义的种子、把社会主义的种子播种下去之后，这种子就在中华文化的沃土中生根发芽，并且成长为站在巨人肩上的全新创造，成为中华文化中的新内容。这也就是为什么尽管世界社会主义只有500余年的历史，但习近平总书记却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深意所在。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溯5000多年，让它不仅成为一条政治发展道路，还是一条文明发展道路，实赖于中华文化的“化育”之功。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是“过去完成时”，而是“现在进行时”，根植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是停留于对具体文化内容的简单重复，而是重视文化精神的阐幽发微，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中那些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通过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而更进一步发扬光大，闪现出21世纪新文明光辉。习近平总书记讲“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其实就是一种“化育”要求和“化育”实践。通过创造性转化，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以激活生命力；通过创新性发展，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以增强影响力和感召力，中华文明就会在新的时代放射出更加璀璨的光辉。
“化”是需要时间的，不要指望像搭积木似的很快就可搭出一栋“摩天大楼”，也不能想象突然就搬来一座“飞来峰”，一个国家的思想建设更是如此。圣诞树上的果子随手就可以“挂”上去，一棵真正的苹果树上的果实却需要历经春夏秋冬的“生长”。但两者最大的区别也在于此，即有根与无根、有生命力与无生命力。为什么100多年过去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仍然在路上，就在于“化”的工作仍然在进行中，并且一直要进行下去。中国共产党人讲，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持续努力。换算成时间概念，这将意味着成百上千年的“生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思想理论建设同样如此。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