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后，特别是21世纪以来，随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神话的破灭和遍及全球的金融危机的大爆发，美国发展后劲不足，而非西方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展现出蓬勃的发展前景。为了阻滞非西方国家的发展、遏制其实力的增强，美国不惜使用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等一切可以使用的手段对它们展开全方位的打压，其中，所谓的“民主、自由、平等”等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进攻与渗透占有重要的地位。非西方国家官方、学术界和民间在对美国的民主等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反击中，容易自觉不自觉地落入美国构建的民主话语陷阱，过多运用美国确立的民主概念、民主标准、民主理论以及对民主的解释和评判范式，在美国精妙伪装的所谓“普世性”的美式民主框架里面打转转，没有能够及时地构建起本民族的民主话语体系，在对本国人民的民主实践提供指导时欠缺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反击美式民主话语体系和话语权需要分析、解构和批判其虚假本质和伪善性，特别是美式民主的理论基础、内涵本质、建构路径以及建构的方法论等的欺骗性和反人民性实质。弄清楚美国凭借其在国际社会的主导地位垄断民主话语权和操作民主手法的真实目的，以美国的民主话语习惯、用美方听得懂的民主话语方式揭示其民主的假普世性、真欺骗人民的面目，把美式民主送到它在人类社会文明中应处的位置，是我们应该做的一项基本工作。
一、西方中心主义是美式民主话语体系和话语权建构的理论基础
近代以来，随着宗教改革、资本主义启蒙运动与多轮科技革命的持续推动，西方国家率先步入工业社会，现代化发展取得长足进步，资产阶级获得绝对统治地位，资本主义制度在各国确立起来。与此相适应的是，西方在思想、理论、学术等方面也取得重大发展，在各领域、各学科确立了符合西方特点和规则的概念、范畴、观点、理论、方法等，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为人类社会的进步作出了比较大的贡献。美国依靠自己强大的经济和科技等综合实力，成为世界新的霸主，垄断了民主等思想文化的定义权、解释权、评判权和话语权，定美式民主于一尊，否定、抹黑和打压非西方国家人民根据本民族文化传统和民族发展特点探索、创新和发展适合自身的民主内涵与民主形式，把它们诬蔑为“不民主、专制”等，美国傲慢地把自己的民主等思想文化和学术理论看作高人一等，认为非西方民族创立的民主思想、理论等是错误的或落后的，着意构建和推动思想文化领域的“西方中心论”和“文化优秀论”，试图在民主等思想文化领域打击和压制非西方民族的探索、创造和发展。
1.民族（种族）优秀论
认为西方民族（种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种族），这种认识在西方有比较长的历史渊源，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和思想启蒙运动的开启而得到强化。早期的西方思想家甚至对非西方民族，比如非洲、拉美、南亚、中东、远东等的民族能不能称为文明的“人”尚存有疑问，他们认为，“只有‘基督教的人’（这是自马丁·路德以来仍为人熟知的一种表达）才真正是一个人”，而西方以外的“所有的异乡人都不是 ‘人’”，德国哲学家米夏埃尔·兰德曼把这种现象明确称作“民族中心主义”。
进入殖民掠夺的野蛮时代以来，西方在机器大工业的强力推动和殖民地源源不断的财富与资源以及被贩卖的异族奴隶劳动的加持下获得更快的发展，这也为其思想、理论、学术等的发展创造了物质条件和社会需求，于是，西方思想文化和各种学术理论纷纷登场，一时之间百花竞放、精彩纷呈。但是，西方的思想文化发展缺少对外来文化的兼容并包、取长补短的精神，它们凭借自身率先采用现代生产方式的先发优势造就的强大实力和在国际社会的主导地位，歌颂并宣扬西方民族（种族）优秀论和西方文化优越论，这些包含种族主义的理论以西方为中心，构建了所谓“中心-边缘”“西方-东方”“先进-落后”“霸权-依附”等“理论框架”和“研究范式”，以高高在上、藐视其他民族（种族）思想文化的傲慢姿态，通过确立概念、明确范畴、建构理论、制定方法等手法，建构自己的民主等思想文化霸权和话语权，再以此反证西方民族（种族）的优秀性，强调只有他们才能够创造优秀文化，比如，德国史学家兰克指出，“有些民族完全没有能力谈文化……人类思想只是在伟大的民族（指西欧各国）中历史地产生的”。也有西方学者声称，只有西方民族才能够创立“一系列具有普遍意义和普遍价值”的思想理论与文化。西方思想家仅从西方率先创造现代生产方式和建构现代思想理论的角度证明西方民族（种族）优秀于其他民族（种族），显然失之偏颇。
西方思想家也曾深入研究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民主与专制等思想与制度。他们认为，中国没有民主制度传统但有民主思想传统，中国的民主思想指的是人民主宰，与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特指“票选管理者”和权力分立与制衡的制度安排等的含义不同。他们认为，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是专制，而专制政体的含义是“由单独一个人按照一己的意志与反复无常的性情领导一切”；专制政体的特点和统治方法是要求人民绝对服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绝对没有妥协和讨价还价的余地，中国专制社会的“人就是一个生物服从另一个发出意志的生物罢了”；中国几千年的专制统治造成专制主义已经根深蒂固，这种专制制度和专制主义显然阻碍了近代中国的发展，但是中国人却不知道打碎它，因此，中国人不是一个聪明的民族。包括狄德罗、赫尔德等西方思想家也对中国等东方国家的民主与专制等思想文化与制度进行过分析与研究，他们最终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即：西方是繁荣、发展、民主、进步、文明的社会，而中国等东方社会则相反，是愚昧、落后、野蛮、专制、没有前途的社会。可以看出，西方思想家从启蒙运动以来就从没有抛弃或者反思他们坚持的西方民族（种族）优秀论立场。
美国完美地继承了西方早期思想家们的西方民族（种族）优秀论理论，它不但高举着西方民族（种族）优秀论的种族主义大旗，宣扬西方民族（种族）的优秀性，而且更是吹嘘自己是“天选之子”，在世界的统治和主导地位是“君权神授”（所谓的“山巅之城”），它可以而且应该凌驾于国际社会之上，在普遍的国际规则和世界秩序中享有“美国例外”权，为美国的世界霸权和对其他国家的掠夺确立合法性。美国政府推出的所谓“全球治理”实质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对世界的统治，它认为自己应该拥有这样的权力，因为它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种族）。
2.民主优越论
近代西方思想家认为西方享有先进的民主价值观等思想文化，而其他民族还处于愚昧和落后状态。这个民主优越性思想再经由其后的思想家黑格尔、魏特夫等的“确认”，以及吉登斯、亨廷顿和福山等现代思想家与美国政府的强化，在美国已经形成“定论”，成为美国社会的“普世价值”。但是，美国的民主优越感是很脆弱的，在马克思主义诞生和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以人民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和对国家社会管理为核心内涵的新型民主对美式民主造成极大的冲击。为了战胜社会主义，美国发动了以阵营对立为特点的冷战，除了展开大规模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遏制与封锁外，还积极进行民主等思想文化和价值观的渗透，编造美式民主优越的谎言就成为美国政客和思想家、理论家的重要任务。
首先是对民主的形式进行装扮。历史上，资产阶级对传统民主的内涵与形式是非常反感的，认为民主会导致暴民政治，搞乱社会秩序，侵犯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因此，需要改变民主本来的形态，于是，经过巧妙地粉饰与装扮，就有了“民主就是民主化、自由化”，它包含“自由、平等、人权、法治”等内容，具体表现就是“一人一票”的选举形式。其次是对民主的实践设限。人民在行使民主权利时要保护而不能侵犯私有财产，“人人平等”，公民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资本主义民主的目的是“趋向于使少数人垄断财富和权力”。再次是抽去民主的本真内核。民主的本意是人民的统治，由人民管理国家一切事务。经过资产阶级理论家、思想家的“理论创新”与思想转换，资本主义民主就被等同于选举本身，“选举是民主的本质”。资本主义民主就是所谓“人民选举管理者，由管理者行使国家权力对国家事务实行管理”。最后，西方在对民主进行改造和修饰完善之后，通过学术交流和宣传机构对它进行神圣化和绝对化的宣传，特别是宣扬它可以解决一切经济社会问题，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主形式，在许多国家包括非西方国家的一部分人中逐渐形成所谓具有“普世性的政治宗教”，然后教导非西方国家要遵循美国的自由民主思想进行社会改造和政治制度“改革”。
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在欢呼它“战胜”社会主义阵营的同时，不忘借助它在世界舆论场中的话语权极力宣扬自己的民主思想、理论和制度。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和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均强调以美式民主为核心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优越性，如福山声称，只有美式民主的内容和形式才是人类社会具有“普世性”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是人类社会的最高文明形态，也是最后一种统治形式，是历史的终结。约瑟夫·奈强调以美式民主、自由等为核心内涵的所谓“文化软实力”是人类社会价值观永不熄灭的灯塔。美国政府和学术界甚至以美国自由民主为蓝本，制定考核审查世界各国是否符合美式民主制度和规则的所谓民主“制度指数”，对非西方国家的民主内容和制度安排指手画脚、横加指责。美国还多次打着所谓“民主、自由、人权高于主权”的旗号，对非西方国家进行制裁、封锁、禁运乃至军事侵略。近些年来，美国试图打造所谓“民主价值观同盟”“民主自由之弧”“价值观外交”等基于美式自由民主的团伙和帮派，对所谓的“非民主国家”开展“新冷战”。这些无一不是体现美式民主优越感的傲慢表演。
3.文化优秀说
美国政府和思想理论界把美国文化界定为世界最优秀的文化，认为它既是战胜社会主义阵营，获得冷战胜利的一支利箭，也是压制和打击非西方国家民主价值观和思想文化的重要武器。美国认为，现在世界上的斗争仍然是以文化类型划分的，拥有优秀文化的民族不但可以在和其他民族的斗争中战而胜之，而且可以攫取最大的经济和战略利益。随着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美国思想文化和学术理论界也纷纷突破旧的文化窠臼并创立新的理论学说，特别是在各个学科领域确定新的研究对象、研究视角、研究内容、研究方法，构建新的理论框架、研究范式、学术规范和价值标准，试图引领和主导世界思想文化和学术理论的新发展。
美国强调它的文化是人类社会最优秀的文化，指引并决定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因此极力向世界传播和输出，力图把“落后国家”纳入美国的文化范畴和价值体系。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扩张大大加强了美国思想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与渗透力度并强化了其话语霸权，使其在对“落后国家”的思想文化的攻击中占据先发优势和主导地位，极大地压制、诋毁和抹黑这些国家的民族传统文化，形成事实上的“文化帝国主义”，帮助美国征服和控制这些国家人民的思想，力图摧毁其民族文化从而斩断他们的文化血脉，强化西方中心主义，使东方依附于西方。
二、话语霸权主义是美式民主话语体系和话语权建构的主要手法
确立话语霸权主义，建构民主话语霸权是美式民主话语体系和话语权建构的主要手法和途径。随着新自由主义全球扩张、特别是冷战结束后，借助自己在经济、政治、军事和科技等方面的世界霸权，美国极力宣扬和强势输出所谓的“民主、自由、人权”等美国价值观和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美式生活方式，一时间在非西方国家的部分年轻人中引起“跟风潮”和“模仿秀”，为美式民主价值观的输出确立了“目标人群”和“社会基础”，在这些国家的传统文化和民主传统中打下了“楔子”，为美式“民主化”和“自由化”开辟了道路。
美国建构民主话语霸权的目的是压制、诋毁和抹黑非西方国家的民主价值观等思想文化，弱化和掏空其本真内涵与传统和创新的表现形式，将其在国际话语体系中彻底边缘化，用美式民主内涵、形式与价值观对其实现完全替代，最终将其灭绝，实现美式民主定于一尊乃至一统世界的梦想。
第一，抹黑和诋毁非西方民族的民主文化与价值观。主要使用三种手法：一是公开攻击和抹黑非西方国家的民主与价值观。美国把自己的民主内容与形式打扮成人类社会唯一的“民主圭臬”，凡是与美式民主文化和价值观不相同的国家均被攻击和诋毁为“不自由不民主”“恶劣民主”“专制国家”“失败国家”。美国以“民主价值观”划线建立所谓“民主阵营”，试图以集团优势迫使“非民主国家”“改弦更张”，对标美国定义的民主标准修正和删改自己的民主内容与实践形式，最终消灭自己民族的传统民主文化和价值观，确立美式民主。二是美式民主和价值观等的文化渗透和文化征服。美国利用自己垄断的国际话语权对非西方国家进行潜移默化的民主价值观等文化渗透与征服。这种手法在部分非西方国家的学术界已经相当成功，美国把自己定义的民主等价值观镶嵌进思想文化和学术理论之中，借助“文化交流”和“学术讨论”的机会，对非西方国家进行渗透，使其人民群众对本国民族文化产生怀疑，形成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最终摧毁其民族文化和民主等价值观。这种手法最隐蔽也最有效，成本低又不易引起非西方国家政府和人民的警觉。这种渗透方式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路径，就是经由学术界译介，再渗透进教育部门对学生灌输，然后经由传播媒介的宣传对全国人民洗脑，得到人民群众的相信和支持，最终实现对本民族的民主与价值观等文化的干扰、解构乃至替代。三是充当民主文化的“教师爷”。一方面喋喋不休地说教，什么美式民主是“普世价值”，是人类社会的“优秀文化”；另一方面板起面孔威胁，什么“失败国家说”“邪恶轴心论”“无赖国家说”“中国威胁论”“非洲殖民论”等不一而足，威胁和“教导”非西方国家应该学习和建立美式民主政治制度，哄骗它们说这是它们解决诸多社会问题、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唯一出路。
第二，打击和压制非西方民族探索的民主制度和民主实践，主要采用和平与武力两种手法。一是垄断民主话语议题设置、规则制定、价值评判。通过学术界“研究”非西方民主制度的“落后”“专制”“非民主”等特点，指出它阻碍这些国家的现代性发展和“民主化转型”，将拖累这些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因此，非西方国家应该采用和建立美式民主制度。为了显示美式民主理论的“高大上”，美国学者建立了许许多多令人眼花缭乱的所谓“理论框架”和“数学模型”，搞出许许多多令人目不暇接的所谓“评估体系”和“测量指标”，目的就是为了证明美式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和非西方民主制度的“落后性”，诱导非西方国家实现“政治转型”“民主转制”“发展转轨”，接受美式民主制度安排。亨廷顿的《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等的《公民文化: 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度》以及阿伦·利普哈特的《民主的模式——36个国家的政府形式和政府绩效》等著作是典型代表。二是以武力强行推行美式民主制度和民主实践。美国从来没有放弃使用武力推行美式民主制度和民主实践的打算，对于那些不太容易渗透和难以“修正”的国家，则运用政治、经济、军事等一切手段强迫输出民主制度，对不愿意建立西方民主制度的国家实行政治干预、贸易封锁和经济制裁，直至军事颠覆，把经济援助与美式民主政治制度挂钩，逼迫非西方国家实行“民主转型”和“政治转轨”。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侵略和对亚非拉国家的干涉，均包含有试图在这些国家进行所谓“民主试验”与建立所谓“民主样板”的目的。
第三，遏制和摧毁非西方民族探索的民主发展道路。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当然包括民主价值观等民族文化发展道路，这是显著区别于其他国家发展道路的重要民族标识之一。为了实现对非西方国家的控制，美国使用各种手段力图中断或遏制非西方国家的民主发展道路。一是在话语上混淆“民主化”与“现代化”的内涵，用美式民主理论替代现代化发展理论。美国精心编制了美式民主理论逻辑：“民主化等同于西方化、西方化等同于现代化”，把美式民主内容与形式嵌入现代化发展理论之中，用美式民主话语偷换非西方国家现代化发展理论，并向这些国家的学术界、社会大众和政府官员灌输，谎称不走美式民主化道路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就不能摆脱经济社会落后的传统社会形态。二是制定民主标准和民主规则并依仗国际话语权向非西方国家输出，试图改变或“修正”其民主发展道路。美国标榜自己是“民主典范”“自由世界”，美国的民主竞争、自由选举是“普世价值”，是保证美国现代发展的“圭臬”，“民主就是一切”“民主就是富足”，是全人类的“幸福归宿”，吸引和诱导非西方国家人民仰慕和追求美式民主发展道路。为此，美国不惜在非西方国家发动“民主化运动”，形成了诸如“阿拉伯之春”“玫瑰革命”“郁金香革命”“栗子花革命”等骚乱和暴动，其核心内涵是“全盘美式民主化”，颠覆和摧毁这些国家探索的本国民主发展道路。
三、极端利己主义是美式民主话语体系和话语权建构的主要目的
美国竭尽全力建立所谓“民主阵营联盟”，动员联盟的力量挖空心思建构美式民主话语体系与话语权的目的并非真心帮助非西方国家完善本国民主制度、发展本国民主文化，而是借助民主话语权压制、打击、摧毁其传统的民主文化与价值观，动摇其进行国家经济、文化等建设的信心，甚至颠覆其国家政权，阻碍其向现代社会发展，试图将非西方国家牢牢钉在“资源供给国”或“商品生产国”的地位，永远为美国称霸世界的战略和经济、政治、文化等利益服务。
第一，攫取战略利益。美国通过垄断民主话语权，使自己对非西方国家占据民主价值观与思想文化等道德制高点，拥有抹黑、诬蔑、打压它们的“合理性”“合法性”和“公正性”，以民主价值观作为颠覆非西方国家政权的武器和筹码，逼迫其对自己作出重大战略让步。一是在非西方国家掀起“民主化”运动。把美式民主定义为“普世价值”“民主价值”“民主制度”，把非西方国家的民主定义为“不民主”“反民主” “邪恶国家”等，把这些国家政府诬蔑为“专制”“独裁”，应该被打倒和推翻，在这些国家竭力推动所谓“民主化”运动，试图颠覆其政权和搞乱其经济社会发展。二是构建以美式民主为重要内容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和规则，把它描绘成现代社会发展的基本准则。以美国的发展理论和“现代化实践”论证美式民主的优越性和“先进性”，同时“论证”非西方国家民主制度和传统文化的“落后性”，诱导它们在推进国家现代化发展时必须学习和吸收美式民主思想、内涵、制度，全盘接受美式民主。三是赋予自己称霸世界的“合法性”。由于美式民主是优秀的和先进的，因此，美国有责任和义务拯救那些处于落后状态和“专制”“独裁”政府统治的国家的人民，鼓吹“自由、民主、平等、人权高于主权”，美国对这些国家的封锁、禁运、渗透、军事打击是“合法的”。美国以民主话语权抢占道德制高点，以民主价值体系统一世界价值体系，使非西方国家无处发声、难以自辩，在战略上处于极端不利地位，最终只能对美国让渡战略利益以获得暂时发展的时间和空间。
第二，掠夺经济利益。美国官方和思想界、学术界相信，美式民主话语可以转变为经济利益，可以充分利用它攻击和压制非西方国家，把非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与民主挂钩，诬称非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是反民主的”“商品限制了自由”“商品生产压制人权”等，对非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计划、目标和政策进行抹黑、诬蔑乃至封锁、禁运、制裁，打击和压制其经济发展进程和势头，为自己攫取物质财富和经济利益。主要手法有：一是同非西方国家进行经贸往来、对其进行经济援助时与民主挂钩，要求它们实行新自由主义，推行政治“民主化”、市场“自由化”和财产“私有化”等政治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造，把向美国“民主、自由”社会制度看齐和遵循新自由主义的“金科玉律”作为前提和条件。二是对非西方国家发展良好，甚至有可能超越美国的产业、行业和科学技术等进行打压，借口是这些产业和科技行业等“不民主”“强迫劳动”、损害美国“国家安全”。打击的手法是组织和动员“民主阵营”以及胁迫其他相关国家共同参与禁止提供生产设备、零部件或配件以及相关软件、贸易禁运、“经济脱钩”和摆脱“产业链依赖”等，大搞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试图把这些非西方国家和相关产业等排挤出世界市场。
美国以所谓“民主、自由”等价值观为条件，极力向非西方国家输出新自由主义，使其“民主化、自由化、市场化和私有化”，从而对美国资本打开方便之门，美国资本携强大实力和娴熟的现代资本运作手法，毫不费力地实现掌控和“购买”这些国家的优良和“不良”资产。对于非西方国家有赶超美国势头的经济产业和科学技术，则以西方集团和先发优势，使用一切可用的手段，打压其发展势头，阻碍其向高水平攀登，试图将它们永远钉在低端产业链和商品组装与加工者的地位，为美国的经济利益服务。
第三，榨取政治利益。美国资产阶级统治精英并不满足于掠取本国人民的政治利益，因此，打压非西方国家的民主和政治制度，迫使其作出政治妥协和政治让利就是美国的一个很自然的行动。美国通过垄断民主话语权，把美式民主价值观和政治思想的内涵作为美国政治的核心内容和基本价值观，并且奉为对外政治输出的“政治圣经”。美国在国际上以“民主和非民主国家”划线，挑动阵营对立和政治对抗，组织“民主阵营”并施压弱小国家依附于它们，对“非民主国家”进行民主价值观等攻击以及“自由”和“人权”抹黑，强迫它们追随和依附于西方，承认和接受美国的“民主制度”，确立美式政治思想、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在政治上成为西方的附庸。
美国榨取政治利益的手法主要是利用民主等的话语权对世界人民进行政治欺骗和诈骗，手法并不复杂，就是编造、伪造、作假、移花接木和裁剪信息与所谓“证据”，对信息进行选择性炒作和屏蔽，制造“信息茧房”，对同类问题根据不同国家采用不同标准，在美国是“民主、自由、人权”，在非西方国家就是“专制、独裁、压制人权”，美国人民的罢工、游行等是“骚乱”和“暴动”，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暴乱和恐怖袭击是“反对专制”和“美丽的风景线”。冷战以来，美国在非西方国家已经掀起一轮又一轮所谓“民主运动”和“革命浪潮”，在这些国家进行一次又一次“民主试验”和“政治转型”运动，力图用美式民主和政治制度改造这些国家，为自己谋取最大的政治利益。
第四，鲸吞文化利益。美国早就认识到，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征服不在于占领和屠杀，而是从根本上中断、摧毁和灭绝其语言、历史和文化，而且把这种认识付诸实践，比如灭绝印第安人的文化和在非西方国家搞“民主替代”等。在现代社会，美国仍然认为“国际关系根本上是一种依赖语言的社会及文化建构” 。因此，把以美式民主价值观等为核心的思想文化输出和话语权建构作为对非西方国家压制和打击的重要手段，抢占文化和道德制高点，构建文化和道德话语体系与话语权，摧毁和灭绝非西方国家的民族传统文化，获取文化本身及其衍生利益就成为美国的一个重要手段。美国鲸吞非西方国家文化利益的手法主要有三种：一是强迫手段。把非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与美式民主和思想文化等挂钩，强迫它们接受美国文化。通过政治孤立、经济封锁直至军事侵略和占领等手段，逼迫非西方国家搞“民主试验”和建设“民主样板”，强行推行美式民主思想和政治制度等美式文化。二是阴谋手段，主要是搞和平演变。把美式民主价值观等思想文化隐藏在“学术交流”“科学研究”“人文交流”和大众传媒等之中，向非西方国家的思想界、学术界、教育界和人民群众推广与传播。三是市场手段。美国依仗先进技术制作一些炫酷的影视等产品，通过电影、电视、艺术、网络等途径，在非西方国家演播和发行，吸引众多价值观尚未完全形塑、分辨能力尚弱的青少年，既影响了这些国家青少年价值观的形成，也掠夺了大量文化经济利益。
美国通过民主价值观等思想文化渗透和话语权的建构，影响和控制非西方国家民众，实现对他们的“精神”和“灵魂”的征服，消解和摧毁他们对本民族传统思想文化和民主价值观的信念和信仰，扫除他们的民族意识和民族传统，用美国文化置换其本民族文化，实现美国渴望已久的对非西方国家的历史虚无主义、民族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思想和意识的建构，继之，美国就在这些非西方国家确立自己的思想文化和民主价值观等话语体系和话语权，实现对这些国家的思想文化的控制。
四、掩盖其民主的虚伪性是美式民主话语体系和话语权建构的实质
美国竭力拼凑所谓“民主阵营联盟”，使用一切手段和方法构建民主话语体系和话语权，目的是打压其他民族的民主思想与实践，输出和传播美式民主，对世界人民洗脑，实质上是为了掩盖其所谓“民主”的欺骗性和虚伪性。
第一，偷换民主的概念，把人民治理国家变更成人民选举统治者治理国家。不管在西方还是东方，民主都是一个相对古老的词语，其本来的意思也大致相同，都包含有“人民统治”“人民管理”“人民主权”等含义。美国资产阶级统治者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对民主的本来含义进行篡改，强调民主是一种政治方法，“就是那种为作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竞取人民的选票而取得作决定的权力”。于是，民主就变成了“人民选举统治者”，由“民选统治者对国家实行统治”，“人民统治”被换成了“人民选举”，“人民” 变成了“选民”。人民的民主权利体现在“一人一票”的选举权利和选举活动中，搞这样活动的就是“民主国家”，不搞这样活动的就是“不民主”“专制”国家，或者 “邪恶国家”。到此为止，就把人民对国家的统治与投票选举的制度安排画上了等号，民主概念的转换完成。
第二，建立在私人资本基础之上的金钱民主。美国的“民主选举”表面上人人可以竞选，人人可以投票，但是总统和议员的竞选聚会、广告、旅行、演讲乃至个人拉票花费动辄以数十亿、上百亿美元计，绝不是普通民众可以承担的。因此，美国的“民主选举”实质上就是金钱选举，是被富人、权贵和媒体掌控和玩弄的一场豪华游戏，就是一场“民主变‘选主’、选举变‘钱举’”的选举秀。为了获得竞选经费，总统和议员候选人使用各种手段筹措资金，比如，竞选捐款、政治游说、政商“旋转门”以至于利益输送、黑金、毒品等均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乘机合法化。毫无疑问，资本的投入是要计算回报率的，总统和议员当选后自然要对金主投桃报李，为其牟利，“合法的”利益交换到此完成。
第三，名为“一人一票”实为“少数精英统治”的形式民主。美国的选民可以参加投票，但是不能参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政策和法规的制定，政府官员和议会议员大多是资产阶级大富翁或者世家权贵充任，他们把持着各级政府机关和立法司法机关，制定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并执行，“权力制衡”仅仅是“统治精英”之间的“左右手互搏”游戏。选民仅仅在竞选和投票期间才有存在感，投票结束选民即被弃之不用、视而不见，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和具体治国理政的过程没有他们的参与，这些权力都由他们投票选举的政府官员和议会议员“代替”他们行使了，他们只是统治精英“竞选游戏”中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群众演员”或者“道具”。美国民主对于人民来说只是形式上的民主，实质上是统治精英的民主。
第四，党派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的“否决政治”民主。美国政党是不同金融资本、产业、行业甚至区域资产阶级的代表，使命是为其代表的资产阶级利益集团争取利益。资产阶级利益集团操控政党和议员对涉及自己集团利益的“议案”支持或者否决，比如，美国共和党坚决否决民主党支持的“医保法案”，民主党则否决了共和党支持的美国和墨西哥边境“修墙”法案等。在资产阶级利益集团的操控下，美国议会和政党陷入了“为否决而否决”的“否决政治”，不管一项议案对国家是否有益，只要和自己集团的利益不一致，则坚决反对并付诸否决，甚至带来否决和“否决的否决”的死循环，导致国会对议案的讨论和投票表决分散、冗长并拖沓，大大降低了决策和议案通过的效率，增加政策和法律制定的成本。更为严重的是，美国有的政党和议员已经完全不再考虑和关注国家利益，在国会中把“否决政治”作为唯一的投票原则，痴迷于投票否决对方政党的议案，完全是一种“你不让我办成事，我也坚决不让你办成事”的心态和做派，国会内的政治生态就是议员们天天吵架，事事否决。
第五，权势集团特殊利益高于人民利益的特权利益民主。美国的资产阶级根据占有生产资料的不同又可以分为工业资产阶级、金融资产阶级、农业资产阶级、军工资产阶级等，每一类资产阶级根据规模又可以分为大、中、小资产阶级，还可以根据产业、行业细分为不同类型的资产阶级，如石油大王、钢铁大王、煤炭大王、传媒大王等，这些资产阶级及其代表者掌控和垄断美国的政治权力，世代继承形成不同的资产阶级权贵和门阀。
美国资产阶级政党是这些权贵和门阀的代言人和“白手套”，权贵和门阀是各个资产阶级政党的“捐款人”和“操盘手”，被推到前台代表政党选举“总统”和“议员”的人则是提线木偶。他们沆瀣一气、上下其手，使用一切手法中饱私囊满足自己的利益，损害人民的利益。权贵和门阀的“统治精英”通过资产阶级政党、议会和政府“合法地”掠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与财富，他们在统治国家时不会甚至不屑于考虑和顾及选民们的利益与需求，他们只从自身利益出发，只要很好地照顾自己的利益就万事大吉了。表面上“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只是给予选民“政治权利”和“政治平等”的假象，它掩盖的是人民的经济权利、社会权利、文化权利、发展权利等的不平等。一方面，资产阶级权贵和门阀通过控制的政党、国会和政府，制定对自己有利的法律和政策并付诸实施，可以“合法地”获得利益和财富；另一方面，又通过“民主、自由、平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等话语，对人民群众进行洗脑，告诫他们权利和财富来自“勤劳、平等、积累”，让人民群众接受现实，好好劳动，“未来更美好”，不要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存制度有怀疑和反抗，实质是维护资产阶级权贵和门阀的特殊利益，要人民群众放弃争取自己利益的民主权利。
五、美式民主话语体系和话语权构建的方法论
美国建构民主话语体系和话语权有一个相对完善和成熟的方法论路径，在资本权贵和世家门阀的操纵下，资产阶级政党、政府和议会全力支持与推动，制定“法律”和政策，保证充足的金钱资助，鼓动和引导思想界、学术界和大众传媒编造学术概念、“创新”思想理论、确立研究范式、制定评价标准，通过话术转换和辞藻修饰与蒙蔽，装扮起美式民主“完美”“普世”与“神圣”的外衣，构筑话语体系与话语权，向全世界输出和传播，确保美式民主定于一尊。
第一，民主理想模糊化和民主实践利己化。自从美国资产阶级统治者及其思想家认识到传统的民主内涵与实践对资本主义的冲击和“危害”后，就挖空心思想尽一切办法不遗余力地掏空和模糊化“人民主宰”“人民统治”等人类古老的民主理想与民主的本真内涵，将原本具体而微的民主抽象化，诱导人民群众只注重和关注民主的外在形式，忽略乃至忘记民主的具体实践，为自己的垄断利益服务。
概念抽象化。美国对美式民主进行话语包装和“内涵切换”，抽去“人民主权”等具体内涵，把民主概念等同于自由、平等、人权、法治等政治文明思想和价值理念，使民主内涵空洞化、抽象化。美国把民主理想描绘成美式政治文明的核心内涵，混淆民主与文明的边界，声称民主就是民主化，民主化就是文明化。美国文明就是美式民主，就是在政治上“人人平等”，人们有表达政治自由的一切权利，诱导人民只需要关注 “选举程序正义”和“投票过程公平”即可，而不需要考虑和关心“人民治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具体意涵。
价值庸俗化。美国把美式民主理想与价值追求等同于民主选举过程和竞选制度设计，吹嘘美式民主选举的“程序正义”和“过程公平”，把美式民主等同于“民选”，就是公民的自由竞选、自愿投票、“一人一票”、人人平等、“天赋人权”、政治自由等，美式民主的实践就是由选民“一人一票”选举出的行政、立法和司法机关官员和工作人员代替人民行使民主权利。选民的自由权利是完成民主投票，然后把一切国家管理与社会治理交给“民选”的国家公务人员，民主“程序”即告完成。
理论神圣化。美国把美式民主理论神圣化、绝对化。以美国理论家和学者们创立的“理论框架”“数学模型”“研究范式”和“实证方法”来“科学论证”与“实践证明”美式民主的“优越性”“正确性”“普世性”和“合理性”，并用美国神学理论给民主涂抹上“圣油”的外衣，不断给美式民主颂唱神圣的赞歌，希冀它最终“羽化成仙”，完美无缺，成为人类社会唯一的民主思想与政治文明。
制度幻象化。美国把美式民主制度幻化为人类社会“普适的”和“永恒的”制度模式，声称它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先进、完美无缺的制度，人类社会的民主制度将终于美式民主制度。美式民主制度包括竞选制度、投票制度、选举制度、代议制度、普选制度、政党制度、“三权分立”制度、权力制衡制度等，代表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先进文明成果，必然成为人类社会普遍采用和共同遵守的制度安排。
双重标准化。美国政要口头上时刻不离“民主”二字，但对民主的运用上却采取双重标准，“合则用、不合则弃”，根本不是为了帮助世界维护和发展民主，而是一切以自身的战略利益为根本，符合自己战略利益的，“不民主也是民主”，不符合自己战略利益的，“民主也是不民主”。美国在世界上拥有广泛的战略利益，其利益触角延伸到哪里，民主的双重标准就伸展到哪里。
实践武器化。美国以美式民主价值构建话语霸权，以美式民主尺度评判非西方国家的民主实践与制度安排，以自己的战略利益制定对外民主与文化战略和政策，在世界上培植附庸，甚至通过颜色革命、军事侵略和占领等方法迫使非西方国家照搬自己的民主模式和政治制度，已经在世界众多国家和地区造成所谓的“民主浪潮”与“政治革命”，导致这些国家和地区陷入动荡和社会混乱。这种做法已经成为美式民主话语霸权对非西方国家施加影响和干涉的不二法则，其本身是反民主和反人类的。
第二，“民主与专制”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美国政府与思想界学术界把世界截然划分为“中心-边缘”“先进-蒙昧”“西方-东方”“主体-客体”两个部分，视西方为发达、先进、文明的政治、经济、文化地区，把非西方统一认定为落后、愚昧、蒙昧的地区。与这个“理论”相适应，美国对世界展示了自己仁慈、人性、文明和道德高尚的面目，认定自己有责任和义务“帮助”非西方国家和地区，当然，首先要改造它们“落后”的思想文化和民主等政治制度与价值观。
美国把自己的民主等价值观作为模板和评判标尺，凡是和美式民主不一致的均被定义为“不民主”“假民主”“邪恶轴心”等，其政府必须予以制裁、颠覆和改造。近现代以来，美国始终以“非黑即白”的截然态度，对世界各国的民主文化与制度进行所谓的“民主与专制”二元划分，以学术话语权和民主话语权把美式民主绝对化和神圣化，对非西方民主进行诋毁、抹黑和压制，从来不考虑世界上很多民族国家的文化和文明史远超美国，更不会考虑借鉴和学习其他民族创造的民主等思想文化的深刻内涵和深邃思想，以实现文化的创造与创新，共同提高全人类的文明水平。美国的“民主-专制”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和方法仅仅是利用先发优势和话语霸权，维护自己在世界上的政治、经济等垄断地位和利益的手段而已。
第三，民主等思想文化价值观全球治理的“双人双面”。美国不遗余力地推动美式民主等思想文化和价值观的全球扩张和治理行动，但是，在这个行动中，美国对于国内和国外的态度和手法显示了明确的两面性。
美国国内民主治理更强调“私有产权保护”。自从资产阶级理论家喊出“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口号后，这一原则以及随后逐渐衍生扩展到更广泛的领域后的内涵就成了美国“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的核心内容之一。当美国资产阶级思想家和理论家成功地把“民主”的初始理想和内涵转移到“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形式后，“私有产权保护”就上升为人民群众最高的和首要的民主权利。美国资产阶级政府以及思想理论界和大众传媒开足马力对人民群众洗脑，告诫他们所拥有的最重要的民主权利是“私有产权保护”，人人都要接受“私有产权保护”的“平等”和“合法”权利，以法治保护自己的“私有产权”利益。为了保护私有产权和统治利益，美国政府官员和议会议员们绝对不会对他们在竞选时曾对其许下天花乱坠承诺的“选民”手下留情。当美国黑人被白人警察“跪毙”和射杀在街头时，没有看见议员们提出黑人生命保护的民主和人权法案。当美国超过百万人死于新冠肺炎时，没有看见国会和政府提出保护人民生命权的民主议案或者政策。而一旦人民的游行示威或者集会行动威胁到统治阶级的利益时，相关的“私有产权保护”法案会很快获得国会通过并获得批准与执行。
在非西方国家强制推行民主自由人权等权利保护。美国对美式民主拥有偏执狂般的狂热和崇拜，急于用它统一世界，在非西方国家建立美式民主制度。美国在非西方国家进行“民主试验”或者建立“民主样板”只注重“自由竞选”“公平投票”和“人权保护”等民主的外在形式，逼迫这些国家给予人民充分的“选举自由”和“人权保护”。美国利用自己强大的民主话语权以及大众媒体和互联网等传播手段与政治、经济、军事等实力，对非西方国家进行“民主、自由、人权”等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狂轰滥炸，甚至进行政治经济制裁和军事威慑，威胁和强迫它们废除“专制制度”保证人民享有充分的美式“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权利。
美国利用民主自由人权等手段撕裂非西方国家的民意和阶级阶层，制造人民对立，乘机培植亲美人士、政党和阶级，培养卖国者和“买办”阶层，充当美国资本控制和垄断本国经济命脉的“白手套”和代言人，最终实现对非西方国家的控制和奴役，使其成为美国的附庸，以利于美国对非西方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掠夺与侵吞。
第四，创新学术话语隐藏美式民主价值观与意识形态。近现代以来，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取得长足进展，学术理论界在学术研究上展现出积极学习借鉴其他学科甚至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和学术成果的浓厚兴趣，如实证研究、定量分析、数量统计和建构数学模型等，创新和创造出一些“规范和科学”的“研究范式”和“分析方法”，于是，诸如后现代主义、后实证主义、解构主义、批判主义、后结构主义等研究方法和分析范式纷纷出场，同时，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间也表现出极大的交叉融合和相互渗透态势，产生一批新兴的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美国学者借助这些新兴的“研究范式”和“理论框架”构建大批新的学术概念、理论和学科，创造了诸如“文明冲突论”、民主和平论、“历史终结论”、修昔底德陷阱、霸权稳定论、中等收入陷阱以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理性经济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等新的理论与学说，这些理论与学说渗透进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历史学、法学、文学以及教育学、心理学等几乎所有的人文社会学科，推动这些学科产生更多创新性理论成果和研究方法。这些理论学说与研究方法一经产生，即在美国强大实力的推动下在广大非西方国家广泛传播，成为它们思想界、学术界乃至教育界学习和研究的热点。
美国学术理论界创立的理论与学说有一定的创新性和应用性，可以进行实证研究和定量分析，推动人类社会科学的进步和发展。但是，美国也借此机会牢牢把控学术话语权、学科话语权、理论创新话语权，“权力制造知识……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美国借助学术话语霸权对民主等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进行改造和“升级”，创造“合法”“正义”“平等”的民主选举形式，构建起民主话语霸权。美国把自己的民主价值观和思想文化意识形态淹没和隐藏在这些话语权力之中，向非西方国家渗透和兜售。非西方国家有些学者在学习和研究西方的学术理论与思想文化时，由于受到自己国家相对落后以及预设西方国家发达和“先进”的前提的影响，容易采取全盘接受的“拿来主义”态度，自觉不自觉地充当了美式民主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对自己国家人民渗透和洗脑的推手，直接和间接地帮助了美式民主话语霸权的建构。
美国极力建构民主话语霸权，并以民主话语霸权为工具抹黑、诋毁和打压非西方国家传统的民主思想文化和民主制度，意欲摧毁和消灭它们而后快，试图定美式民主价值观和思想文化意识形态于一尊，用它统一世界人民的思想，构建排他性的美式民主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唯一的世界秩序和规则。非西方国家有些人在学习、引进美国现代生产方式的同时，也学习、吸收、引进了美国的思想文化、学术理论乃至价值观，在美国预设自己文化先进性的引导和诱导下，很容易落入美式民主等思想文化的“话语陷阱”，对美国的学习不加鉴别、照单全收。在美国话语权的优势下，非西方国家努力维护自己的民主价值观与传统思想文化，同美国展开民主话语权的较量与斗争，需要解构美式民主话语权建构的理论依据、目的、手法、路径与实质等核心内容，分析其民主内涵与民主话语霸权的虚伪性、虚假性与欺骗性，找准它的缺陷与弊端，有针对性地进行揭露和斗争，构建适合自身国情和发展实际的、具有时代性创新性的民族民主内涵和制度体系。
（作者简介：陆轶之，河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