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蒙文通1930年代任教北大时，曾与陈寅恪有过面谈，且主要涉及宋代史学问题。陈氏强调北宋史学成就，蒙文通则推崇南宋浙东学派。观点分歧的背后实际暗含当时中国史学建设的根本问题，同时还牵涉傅斯年和朱希祖两人。傅斯年主张对史料做纯粹客观研究，朱希祖重视社会科学的综合应用。蒙文通对浙东史学的推崇与傅斯年的“新史学”形成鲜明对比，也有对蜀学的重新定义，更代表中国史学现代化的另一面相，对矫正今日史学的“碎片化”不无裨益。
蒙文通晚年回忆与陈寅恪的交往时，称：
陈盛赞“汉人之经学，宋人之史学”，余深佩其言，惜当时未能详论。异日，再往访之，欲知其具体论旨。晤谈中，陈详论欧阳永叔、司马君实，亦略及郑渔仲。而余意则不与同，以汉人经学当以西汉为尤高，宋人史学则以南宋为尤精，所谓经今文学、浙东史学是也1。
陈寅恪自不必赘言，蒙文通也是学识极广且深的著名学者，其宋学成就早为学界公认。然而关于二人交谊的文献记录并不多，这或许是较为详尽的一处，且谈论的正是宋学问题，更显珍贵2。此次交谈涉及的学术问题，已引起部分学者注意，本文拟以此为切入点，进一步讨论相关问题3。显然，这段回忆折射出1930年代传统学术现代化转型中的重要分歧。
一、史料、史论与史书：蒙文通与陈寅恪的分合
纵观现存蒙文通著述，谈及陈寅恪的除上一例外，还有两三处。例如，蒙氏谈及《魏书·司马叡传》中“‘蜀’为南方少数民族之一”记载时，特别注明“吕思勉《燕石札记》、陈寅恪《〈魏书·司马叡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皆尝言之”[1]。这更多是引述陈氏观点，无关乎对陈氏学问的总体评价。
相比之下，建国后，蒙文通与赖皋翔某次谈及陈寅恪的对话，则更为醒目：
今日为史，当先求通史之名物训诂。清代人治经，两《经解》尝能通名物训诂，然则史学不当先作《史学纂诂》，如今日《经籀纂诂》之流乎？今日陈援庵、陈寅恪诸人尚在，尚可为也。史，宋代乃有学，此学之绝久矣[2]54!
当中谈及陈垣、陈寅恪，可如当年阮元主持编纂《经籍纂诂》一样，编纂《史学纂诂》，言语之中充满期待。蒙氏称宋代有史学，“此学之绝久矣”，明显可以看出他对清儒长于治经而短于治史颇有不满。按蒙氏曾把学术比作几何学上的点、线、面、体，称清代学者多数为饾饤之学，“只能是点”。其中出类拔萃者，如段玉裁之于文字学，也只是连贯成“线”而已4。藉此可知，他十分不满于清儒的琐碎识小。
无独有偶，陈寅恪也明确表达过对清代经学的不满。1935年初，陈寅恪曾给陈垣的《元西域人华化考》作序。该书讨论元代色目人汉化的问题，序言却基本上在批判清代经学对史学的压抑，谓“此清代经学发展过甚，所以转致史学之不振也”。相较于清儒“不读唐以后书”，陈氏自谓“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而喜谈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二者截然异趣。究其原因，大抵“国人内感民族文化之衰颓，外受世界思潮之激荡”[3]270。一面是外寇虎视，一面是内部欧化思潮甚嚣尘上，值此乱世，如何吸收涵化外来新思想，以发扬光大中华固有之文化，是陈寅恪一生治学的基本关怀。正因如此，他才会对元代色目人汉化问题有此共鸣。
蒙文通亦是如此。1933年3月中旬，蒙文通路过苏州拜见章太炎，并与章氏同游无锡。据陶元甘回忆，彼时欧阳竟无见日寇步步进逼，忿慨万端：
就派蒙老师去问章太炎先生有无良谋……三位学人虽无办法，但沸腾的热血究不同于卖国求荣者的凉血！（蒙老师有一段笔记，言及此事，给我看过）[4]61-62。
按蒙氏《治学杂语》回忆，“昔自沪归金陵，过苏州谒章太炎先生”[2]3。其明言是从上海返回南京途中，而非由南京去上海途中，说欧阳竟无“派蒙老师去问章太炎先生有无良谋”可能有误。但“蒙老师有一段笔记”，事实可能是，蒙、章二人谈及欧阳竟无忧心于国势衰微。此时蒙文通任教北大，日本东方图书馆长桥川时雄在华北搜刮明清未刊稿本数十万册，准备编写提要，以厚禄利诱蒙氏为之，遭到断然拒绝5。蒙文通这份感时忧国的心境不可能不带入学术当中。如其《中国史学史》以晚周、六朝、两宋为中国史学的三大高峰。其中，正闰之论“其义独盛于东晋、南宋二代”，此正是后两个高峰的重要标识。“朱子作《纲目》，以蜀为正”、“陆游序《南唐书》称本纪”，“其为系情南宋，情固可知”。正闰、正统观念向来为现代史学家所诟病，蒙文通却说，“精义沦淫，诋讪竞作，岂知正闰之说，固亦事之不得已者也”[5]47-48，竭力为之辩护。这正是他的时代关怀使然。
蒙、陈二人皆对乾嘉经学考据多有不满而欲返诸宋代史学，又都因振兴中华文化的理想而关注中古史，这极有可能成为他们交往的基础。然而二人毕竟没有形成共识，“宋人之史学”固然是不争的高峰，但究竟宋人哪些成就为高？北宋史学优长还是南宋史学深邃？
蒙文通曾感慨，数十年来史学“究不脱乾嘉以来训诂考据之窠臼”。在他看来，史料有如药物，史学则如医术，今日史学多弃医术而侈谈药物矣。他说道：
数十年来，国内史学界皆重史料，而绝少涉及文化遗产之史学。浙东史学究为文化遗产之一大宗，而世人知之者竟不多，殊可悯叹[2]45!
史料派恰如乾嘉时期的经学研究者，不脱琐碎考据窠臼，而难知其统宗。蒙氏强调观史如观长江，要把握其大转折处，“不要去搞那些枝枝节节无关大体的东西，谨防误入洄水沱”[2]1。单纯史料学自然不入他法眼。陈寅恪兴许不知“浙东史学究为文化遗产之一大宗”，但至少也属于“尚可为《史学纂诂》”之人，当然不可简单地划入史料派。蒙氏所谓史料派另有其人。陈、蒙交谈的具体内容已不可考，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二人的交谈会涉及另外一个人，即傅斯年。
陈寅恪为傅斯年远亲，二人关系毋庸置疑。据学者研究，傅斯年在留学生涯的最后阶段转向比较语言学，可能是受陈寅恪的影响6。更有研究指出，傅斯年归国以后留心起宋学，很有可能也是出于陈寅恪的影响7。于此，本文不再赘述。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陈、傅二人对宋代史学的观点并不一致。
据牟润孙回忆，陈寅恪“极恭维《资治通鉴》，称为中国第一部政治史”，“他老人家所向往的是司马温公”[6]93。傅斯年却批评《资治通鉴》，“其主观成分亦不能廓然去之”[7]152。大抵在傅氏看来，史学观念的进步，“在于由主观的哲学及伦理价值论变做客观的史料学”，科学的史学研究只是“比较不同的史料”，为一纯客观的研究。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晋书》、《宋史》之类矛盾频出，饱受前人诟病的史书，却因“保存的生材料最多，可谓最好”[8]308；“《新五代史记》及《明史》是最能锻炼的，反而糟了”[8]340。是故宋代史书中，最可称道者，只在《通鉴考异》。
对照前述蒙文通为正统观念的辩护和“史料非史学”的观点，可知他与傅斯年正好处于两个极端。蒙文通推崇南宋浙东学派，于浙东史学之中尤爱叶适。然吕祖谦、叶适、唐仲友、陈傅良、陈亮诸人中，惟有吕祖谦能撰史，其余只是史论家。据此可知，蒙文通实际重视史识，史学实为主观之史识施之于客观史料的结果。
然而，傅斯年则相信存在纯客观的史学研究，亦如自然科学研究一样。以此为准绳，史识之类主观的成分自然越少越好。因此在他眼里，浙东学派似乎不值一提，“北宋史学因已超越前代远矣，惜乎南渡后无进展，元明时生息奄奄”[7]152。傅斯年出国前曾把宋明的学问视为主观的、演绎的、悟的、理想的、独断的，把清代的学问视为客观的、归纳的、证的、经验的、怀疑的，惟有后者才是科学的方法[9]228。相比之下，此时的他虽然对宋学的评价不同于以往，但这种二分法始终未变。
1933年，蒙文通在汤用彤的介绍下受聘为北大史学系教授。然而，仅至1935年秋，蒙氏就被胡适等人解聘。钱穆在《师友杂忆》中提及，彼时胡适门庭若市，而蒙文通却“始终未去适之家一次”[10]171。陶元甘则回忆，蒙氏“因为无法与霸气盎然的傅斯年融洽相处，失去讲席”[4]61。关于此事，已有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加以研究8。不管结论如何，蒙文通在史学观念上与傅斯年相对立，当属不争的事实。同为推重宋代史学成就，傅、蒙二人正好处于两个极端，而陈寅恪则居于中间。傅斯年本为新文化运动干将，受其师胡适的影响，会有上述观点或许不足为奇。问题是，何以矢志于振兴蜀学的蒙文通会如此推崇浙东学派呢？
二、记注与撰述：民国章学诚研究的另一面相
时至1946年6月，蒙文通撰写《跋华阳张君〈叶水心研究〉》时，谈及《中国史学史》一书的由来：
双江刘鉴泉言学宗章实斋，精深宏卓，六通四辟，近世谈两宋史学者未有能过之者也。余与鉴泉游且十年，颇接其议论。及寓解梁，始究心于《右书》、《史学述林》诸编，悉其宏卓，益深景慕。惜鉴泉于是时已归道山，不得与上下其论也。后寓北平，始一一发南渡诸家书读之，寻其旨趣，迹其途辙，余之研史，至是始稍知归宿，亦以是与人异趣。深恨往时为说言无统宗，虽曰习史，而实不免清人考订獭祭之余习，以言搜讨史料或可，以言史学则相间犹云泥也。于是始撰《中国史学史》，取舍之际，大与世殊，以史料、史学二者诚不可混并于一途也[5]161。
蒙文通明确承认其《中国史学史》直接受刘咸炘影响，而刘氏又学宗章学诚。蒙文通“大与世殊”多少与刘咸炘的章学诚研究有关。
胡适感叹章学诚过去不为人所重，此前只有谭献给他做过一篇“不大通”的小传，直到死后一百二十年，其著作才得以重见天日[11]1。胡书始撰于1921年春，初版于1922年2月。他未曾注意到，刘咸炘在1918年就已经写成了《文史通义解》（后改为《文史通义识语》）9。
按照胡适的经典定义，章学诚的本意只是说“一切著作，都是史料”。章学诚批判戴震，胡适却称其“仍有‘卫道’的成见，或尚含有好胜忌名的态度”，又说章氏“实真知戴者”。足见他“六经皆史料”的解读，是要把章学诚研究纳入自己的考据框架之中。时至今日，胡适的定义是否成立仍然众说纷纭，但这却一下道出了章学诚学术能成为显学的原因。此即章氏之学能为现代的“经学史学化”道路提供学术资源。倘说“六经皆史”是现代学术的主流意见，那么其中的“史”又为何意？古人之“史”与现代之“历史”并非一个意思。前者“记事者也”，后者更指人类社会总体进程。10现代学人在评判“六经皆史”时不免两种观念混杂，乃至争论不已。
按章学诚的定义，“记注”类于史料，“撰述”类于史学著作。他在《书教上》中就指出：
三代以上之为史，与三代以下之为史，其同异之故可知也。三代以上，记注有成法，而撰述无定名；三代以下，撰述有定名，而记注无成法[12]20。
由此观之，胡适所言不误，“六经皆史”之“史”当为“史料”。章学诚相信三代为黄金时代，上古官书档案可以垂范后世，史料与经世并不矛盾11。而章氏又表彰《史记》“圆而神”，这里的“史”又带有“通古今之变”的意味。乃至《章实斋先生年谱》中两篇序言的作者胡适和何炳松都各自取舍不同。胡适重视史料说，竭力把六经历史文献化；何炳松则主张“章氏力主古今进化之说”，“隐将泥古之习打破”[13]114-115。记注与撰述之别不仅给章学诚史学思想带来了许多争论，更暗示了现代史学研究中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径。
记注为旧史，撰述为子说，按理说二者应该是相互排斥的。然而刘咸炘指出，“读子不读史，则子成梦话”，“读史不读子，则史成账簿”[14]8。可知他心中的“史”已经不只是记载六经的官书档案，而是人类社会古今之变的总体过程。章学诚在比较自己与刘知畿的不同时，指出“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12]817。对此，刘咸炘有会于心。他早在1918年就撰写《史通驳议》二卷，批评刘知畿“明于纪传而暗于表志，囿于断代而昧于通史，则与后世沿袭之陋见无异”[15]459。又于1928年撰《史体论》，指出：“刘知畿著书数十篇，不过定记注之律，而今之读章君书者犹混史料与史为一”[15]379。其明言胡适“六经皆史料说”表面上吹捧章学诚，实际上仍然是刘知畿的那套做法，大抵“近世惩论之弊，乃偏于考，于是熟于事实者乃冒史学之称，而史学芜矣”[16]235。
刘知畿混淆史料与史学的区别，这是唐代流风使然。风气转变始于宋仁宗，如刘咸炘所言，“真宗以前，犹沿唐习，仁宗以后，乃成宋风”[14]1242。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蒙文通评述北宋变法时，仍然援引其说，称“北宋庆历之时为一大转变，在此之前，政治上主于安静”12。变革呼声高涨于神宗时代，此后朝中新、洛、蜀三党斗争不已。王荆公新党无需赘论，司马光等保守派“著史皆有所长，然于史学皆无所论说”[15]501。至于洛党更是空谈义理，不重视史学，其风泽于南宋，致使朱熹也“轻斥史学”。三派中只苏氏父子之蜀学重视史学。
六朝史学为专科，唐人犹多专习。至宋世，则厄于经家义理之论，一被阻于王氏之徒，再被贱于程、朱之流。然后世一线史学之传，则宋人所留遗，若曾子固、郑渔仲，章君已表之矣（别见《先河录》）。所谓浙东史学者，实承金华吕伯恭，而兼取陈君举、同甫、叶正则诸人经制之学，且得蜀中掌故之传者也[15]500。
南宋浙东史学是后继北宋蜀学，发扬浙东史学就是发扬蜀学。其不绝如缕，绵延至明代，乃有王守仁《传习录》“经即史，史即经”之论。而清代发扬浙东史学的翘楚，殆属章学诚无疑！
章学诚《浙东学术》《朱陆》等篇勾勒了两条谱系：一则从朱熹经由顾炎武，而至于戴震，为浙西学术；一则从陆九渊经由王守仁，而至于章氏本人，为浙东学术。时至民国，浙西学术的传人岂非胡适、傅斯年？
近日欧化美风之行，虽似墨子，实承朱派，若胡适之宗戴东原，其明征也。近有提倡王学者，实是对症之药，虽不为究竟，将来必渐盛。而王派学风，则正浙东史学之素质也。所谓浙东史学者，远始南宋之婺学，吕东莱开之[15]572-573。
正是在这样的叙述下，章学诚那里的浙东、浙西学术分野，倏然变为蜀学与江浙考据派的分野。在考据派的凌厉势头下，发扬真史学，就需要四川学人奋发有为。
亦如1935年蒙文通于《评〈史学散篇〉》中指出的：
盖庆历而后，程、王二派皆卑视汉、唐，故轻史学，北宋史学一发之传，则系于苏，故至南渡，二李三牟，上承范氏，史犹盛于蜀。史称王应麟与汤文清讲西蜀之史学、永嘉之制度是也。女婺之学偏于史，可谓远接苏氏之风乎！……而后人必以女婺之学系伊洛一派，然其为学本末，判然与伊洛不侔，彰彰可知。以女婺之学亦有本之伊洛则可，谓纯出于伊洛则不可13。
对照傅斯年重断代史而轻通史，一头钻进史料堆的做法，又怎么能让蒙文通不对浙东史学抱有高度共鸣呢？北宋史学与南宋史学孰优孰劣的问题，岂不就是浙西学术与浙东学术孰优孰劣？何炳松于1932年撰写《浙东学派溯源》，分宋学为由佛家而来的陆九渊心学，由道家而来的朱熹道学，以及继承儒家正统的程颐一派。“南宋以后程颐一派的学说流入浙东，演化而成为所谓前期的浙东学派”[17]308。蒙文通称“后人必以女婺之学系伊洛一派”，正是针对类似何氏的这种观点，意在借浙东学派发扬蜀学。
综上所述，蒙文通与陈寅恪的南北宋学之论，既可以延伸为浙东史学与浙西史学之论，又可延伸为蜀学与江浙考据学之论，还可以具体表现为对章学诚“六经皆史”的不同理解。究其实质，这是一个“什么是现代史学”“现代史学该干些什么”的问题。史学家的最高职分究竟只是从微观处整理历史事实，还是从宏观处洞悉制度变迁？有趣的是，与傅斯年关系极为密切的陈寅恪，却在抗战期间于成都到处搜寻刘咸炘的著作，如学者所述，这可能正是因缘于蒙文通等人的推荐14。
三、北大史学系改组与《论学》杂志
1933—1935年，蒙文通任教于北大期间，正值北大文科改组。蒙氏能受聘于北大得益于这次改组，为北大解聘亦因之于这次改组。按前引《跋华阳张君〈叶水心研究〉》一文，蒙氏在川大期间就与刘咸炘“游且十年，颇接其议论”，却要等到北大任教期间才“始一一发南渡诸家书读之”。蒙文通能更深入地发现亡友学说的价值，缘于他对北大“新史学”的不满。
刘咸炘曾援引美国人鲁滨孙《新史学》，指出史学家一个重要素质就是“知综合”，“无一种人类之利害是离他种利害与状况而孤立者，在生活与变化之进行中，异常之互相错综”，“历史家始终是社会科学之批评与指导者”。这些主张“即章先生戒多立汇传，论马、班书通为一篇之义也”[12]1120。须知朱希祖自1912年底至1931年初担任史学系主任期间，一直奉行综合史观，推动历史研究的社会科学化。鲁滨逊《新史学》正是朱氏委托何炳松翻译的。何氏以为章学诚之史观与西方综合史学有共通之处，称刘知畿《史通》“似远逊于章学诚之《文史通义》”[13]89。此类论述与刘咸炘如出一辙。
朱希祖为《新史学》写的序言中就指出，1920年夏他看了德国人郎伯雷希脱（lamprecht）的《近代历史学》后，大受启发，认识到研究历史“应当以社会科学为基本科学”。在他主导下，从1923年直至1931年（张作霖改组北大期间除外），北大史学系本科一二年级分别需要选修一门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课程15。
直至1931初，在傅斯年运作下，朱氏辞去系主任一职，改由陈受颐担任，史学系实际上归由傅氏掌控16。在傅氏的主导下，史学系全盘推翻朱希祖的办法，不再提“综合研究”，而代之以专题研究；取消社会科学科目的学习，而代之以史料钩稽、排比。关于北大史学系改组的问题，学者已有详尽的论述，这里不再展开17。需要指出的是，如今缺乏证据证明蒙文通与朱希祖的关系，但在强调“普遍的连续的历史”和“社会科学的方法”这点上，蒙氏与刘咸炘一样，都接近于朱希祖的主张。蒙默曾回忆，自己高中毕业后，准备进入四川大学学习，蒙文通就告诫他不要去历史系和中文系，历史系尽是讲考据，而主张他去经济系或政治系，等毕业以后再转回来搞历史，“你对历史的看法就跟现在搞历史的不一样”[18]344。他对胡、傅学风的反感，可见一斑。
需注意的是，1934年4月，在蒋梦麟、胡适的压力下，国文系主任马裕藻辞职，改由文学院长胡适兼任。至此，胡适、傅斯年或明或暗联手把持了北大文科，致使章门弟子的地位迅速边缘化。与之相映成趣的是，1935年9月苏州章太炎国学讲习会正式开课，与中央大学、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互为奥援。遭到胡适、傅斯年排挤的朱希祖、马裕藻、吴承仕等人正是章氏国学讲习会的发起人。南北学派风气的分野，更加明朗化。
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中有不少四川籍同学，为此还专门组织川味伙食团，蒙文通早年弟子李源澄就是其中之一18。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去世，随后李源澄受唐文治邀请出任无锡国专教职。次年1月，李源澄依托于无锡国专创办了《论学》杂志，其主要撰稿人一为李氏早年于四川国学专门学校的师友及其他蜀中俊杰，如蒙文通、伍非百、吕洪年、唐君毅等；一为章氏国学讲习会新朋如陈兆年、汤炳正、姚奠中、沈延国等。其中例如汤炳正的《杨子云年谱》、吕洪年的《宋育仁先生事略》等文皆有发扬蜀学的意味19。
在《发刊词》中，李源澄指出，为学当戒除“四弊”，处处暗讽胡适“以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和傅斯年“史学就是史料学”的主张20。除此之外，李氏还撰有《读经杂感并评胡适〈读经平议〉》讥讽胡、傅二人21。粗看之下，《论学》有较明显的儒学倾向，但这里的儒学不仅包含诸子学的内容，同时融入进步史观，某种程度上反映出现代儒学的基本特点。
蒙文通在北大的境遇与李源澄主编的《论学》，正是彼时南北学派之争的缩影。而蒙、李诸人皆是蜀学重镇，南北学派之间又有东西学派的烙印，此可谓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一景观。
四、结语
1937年，伍非百、谭戒甫、张纯一等学者发起孔墨学术讲习会，并由伍非百起草《宣言》。伍非百在《宣言》中指出，清代文网严密，乃至乾嘉以后，学者“几不知文之外，尚有何事”，后震于西方列强，“又奔命于科学，浅见之徒，鄙字弃国故，碧绿仁义”。所痛骂者，无疑是北大一派。伍氏又指出：
凡一民族之能生长于寰中，必有其固有之文化、道德、文字、语言、风俗，皆所以凝聚之而长养之，故列强灭人之国，必先绝其历史文字，变其习惯风俗。借镜异域，则十九世纪诸国之复兴，皆以民族文化为之先导。……中山先生有云：“保存固有道德智识，迎头赶上世界科学。”圣人复起，不易斯言22!
这番言论几与章太炎《哀焚书》一文如出一辙。《韩非子》称“世之显学，儒、墨也”，儒学、墨学正是中国文化的本源。“此二圣者，皆吾中华数千年学术之正宗，文化之嫡系，而炎黄世胄所讬命者也。”23
伍非百曾撰有《墨经解诂》，李源澄则有著述比较儒墨道法诸家，这些学者都有援诸子百家入儒学的主张。因此，中华文化应为一开放的体系。陈寅恪给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的“审查报告”中谈及，“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也最多不过如当年玄奘引入唯识宗，“虽震动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沉歇绝”[3]283-285。虽然陈氏对彼时墨家研究颇为不屑，其文化关怀与伍非百、蒙文通等人实有共通之处。
彼时正值抗战前夜，日寇虎视。民族危机下的南北学派之争，不仅仅只是纯学术问题，更是中国该往哪里去的问题。换言之，学术问题正是民族兴废这一根本问题刺激下的产物。倘将这些学人排列为一光谱，胡适、傅斯年无疑站在西化的一极，蒙文通等人则为立足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极。而同为主张以西方科学锻造中国史学者，傅斯年与朱希祖、何炳松又大异其趣。前者取自然科学的态度，将史料当做客观对象；后者则试图以社会科学的方法研究史学，以历史经验扩充社会科学的结论。在这点上，蒙文通又与朱希祖更接近。陈寅恪与傅斯年私交甚厚，更在治史方法上相互影响，却于文化关怀上更与蒙文通等人相通。正是这些错综复杂的学术交互，合力推动了史学乃至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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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王承军.蒙文通先生年谱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2012:344.
【注释】
1蒙文通《治学杂语》，蒙默编《蒙文通学记》（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44页。按原文注明蒙、陈二人谈话在1944年间，但参考蒙氏生平事迹和著述系年，二人谈话时间当为1934年左右，其时蒙氏正任教于北大。王承军《蒙文通陈寅恪史学互鉴考》，《蒙文通先生年谱长编》，“附录六”，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87页。
2蒙文通在《四库珍本〈十先生奥论〉读后记》中也曾提起过此事，并且述及事后“叩诸陈君援菴、余君嘉锡，皆以为然”。然蒙氏又自谓与他们有所区别，“乃鄙意复又稍别者，以经学有西汉东汉之分，史学亦有北宋南宋之异”。参见蒙文通《四库珍本〈十先生奥论〉读后记》，《中国史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9-160页。
3蒙文通与陈寅恪的争论，学界关注尚不多。除王承军《蒙文通陈寅恪史学互鉴考》外，相关讨论散见于张凯《“义制不相遗”：蒙文通与民国学界》，中山大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
4(1)以上两处引自蒙文通《治学杂语》，蒙默编《蒙文通学记》（增订本），第1-2页。
5(2)参见廖仲宣《凛然正气蒙文通》，全国政协盐亭县委员会编《盐亭县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1988年8月，第11页。
6(3)参见王汎森《傅斯年与陈寅恪——介绍史语所收藏的一批书信》，《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87页。
7(4)参见桑兵《民国学人宋代研究的取向及纠结》，《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6期。
8(1)参见李晓宇《“井田制之争”中的蒙文通与胡适》，《蜀学》第3辑，2008年；张凯《经史嬗递与重建中华文明体系之路径——以傅斯年与蒙文通学术分合为中心》，《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9(2)参见耿云志《胡适年谱》，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93、105页。黄曙辉编《刘咸炘学术论集·文学讲义编》，“附录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49页。
10(1)参见[日]岛田虔次《六经皆史说》，刘俊文主编，许洋主等译：《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7卷“思想宗教”，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86-190页；王汎森《执拗的低音：一些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33页。
11(2)参见刘巍《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本源与意蕴》，《历史研究》2007年第4期；《经典的没落与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提升》，《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2期。
12(3)蒙文通《北宋变法论稿》，蒙默编《蒙文通全集》第3册，巴蜀书社2015年版，第262页。蒙氏毫不讳言刘咸炘对自己的影响，于《北宋变法论稿》篇末还特意注明，刘氏《北宋政变考》对他“启迪良殷”。参见《蒙文通全集》第3册，第275页。
13(1)参见蒙文通：《评〈学史散篇〉》，《中国史学史》，第123页；该文又见《推十书导读》，第7页。1934年9月7日，蒙文通致函柳诒徵就指出“浙东史学主义理、重制度，疑其来源即合北宋三派以冶一炉也”。蒙文通《致柳翼谋（诒徵）先生书》，《中国史学史》，第126页。
14(2)参见张凯《“义制不相遗”：蒙文通与民国学界》，中山大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
15(3)参见《史学系本年科目》，《北京大学日刊》第869号，1921年10月19日，第2版。
16(4)关于傅斯年操纵学运逼迫朱希祖下台之事，可参见周文玖《朱希祖与中国现代史学体系的建立——以他与北京大学史学系的关系为考察中心》，《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17(5)关于1930年代北大史学系改革和朱、傅二人对于史学的不同理解，可参见桑兵《教学需求与学风转变——近代大学史学教育的社会科学化》，《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尚小明《抗战前北大史学系的课程变革》，《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1期。
18(1)参见李润苍《章太炎与四川》，《四川地方史研究专集》，“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5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6页；汤炳正《忆太炎先生》，陈平原、杜玲玲《追忆章太炎》（修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364页。
19(2)前者连载于《论学》第4期（1937年4月1日）、第5期（5月1日）、第6、7期合刊（6月1日），后者刊载于《论学》第4期。
20(3)参见李源澄《发刊词》，《论学》第1期，1937年1月1日，第2-4页。
21(4)参见李源澄《读经杂感并评胡适〈读经平议〉》，《论学》第5期，1937年5月1日，第62-67页。
22(5)伍非百《孔墨学术讲习会宣言》，《论学》第1期，第49-54页。
23(6)参见伍非百《孔墨学术讲习会宣言》，《论学》第1期，1937年1月1日，第49-54页。
原载：《安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