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不仅是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的重要方向，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将其上升为国家战略。近十年，我国数字经济保持高速增长，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全方位、系统性和整体性的深刻影响。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数字经济发展作出总体部署，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并对数字技术、数字产业的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我国数字经济向纵深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数字经济的理论内涵
“数字经济”概念自1995年提出以来，一直受到各国政府部门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数字经济是一种新兴的主要经济形态，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创新迭代，不同学者对其界定存在较大差异。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定义如下：从技术视角看，认为数字经济是基于互联网及相应新兴技术所产生的经济活动的总和（荆文君和孙宝文，2019）；从投入产出视角看，认为数字经济是数字化要素投入所带来的全部经济产出（knickrehm，2016）；从平台视角看，认为数字经济是基于交易平台、数据平台、智能平台等不同数字化平台形成的经济系统（张鹏，2019）；从交易方式视角看，认为数字经济是通过数字化方式交易产品和服务的特殊经济形态（beomsoo，2002）。本文认为，数字经济是一种以数据资源为核心生产要素，以数字技术为支撑，以数字化平台为主要交易组织形式，以促进其他传统产业数字化为主要动力的新经济形态。数字经济的基本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动态演进性。数字技术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推动力。数字科技的技术演化特征较为明显，伴随时间推移，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持续迭代和改进。同时数字技术在不同产业的应用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带动经济整体的演进发展。
第二，范围经济性。规模经济是工业经济时代最主要特征之一，范围经济则是数字经济时代的鲜明特征。伴随数字经济活动范围的延伸，产业多样化分工和专业细化分工更加明显，经济体系的范围经济效应将更加显著。需要指出的是，规模经济效应和范围经济效应在数字经济领域同时存在。
第三，平台生态性。数字经济的平台生态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平台性，柔性化、共享化、精准化的平台型组织是伴随数字经济而产生的新型产业组织形态，能够更好地匹配和连接要素资源；二是生态性，平台型组织由多元主体构成，主体之间是一种既有共生也有竞生的生态关系。
第四，融合创新性。融合创新是一种通过系统集成实现的非线性创新。数字经济在与实体经济融合过程中，打破不同技术之间壁垒，促进不同学科领域间相互启发，推动跨学科跨领域交叉研究，产生了显著的融合创新效应。
数字经济的发展现状
从全球来看，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影响全球资源分配、产业格局、国际分工的重要因素。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已经成为多数国家的重要战略方向，也是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争夺发展主动权的战略选择。从我国来看，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呈现蓬勃发展态势，日益成为国民经济的核心增长极。
第一，数字经济规模和质量同步快速提升，对经济社会的新引擎作用日益凸显。一是体量规模持续壮大。为把握全球经济数字化转型战略机遇，我国立足国际竞争形势与国内发展需要，深入实施数字经济发展战略，数字经济产业规模不断迈上新台阶。数据显示，2012—2021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从11万亿元增长到超45万亿元。二是产业创新活力不断增强。从全球技术周期来看，数字技术正在加速引发系统性、革命性的技术突破和产业变革。在此背景下，我国高度重视数字产业的创新活力。2021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发明专利授权量达27.6万件，占同期全社会发明专利授权量的39.6%。三是辐射带动效应日益显著。伴随5g网络、人工智能、区块链、量子计算等一系列数字技术的成熟，数字经济不断在传统产业领域开辟出新空间，应用领域和覆盖范围持续扩大，应用场景已经深入各行各业，覆盖制造业、现代农业、物流业等多个领域。2021年我国“5g 工业互联网”在建项目已经超过2000多个，涵盖汽车、矿山等多个行业。
第二，传统产业数字化步伐不断提速，新兴产业发展动能持续增强。传统产业数字化改造是我国推进制造强国、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一环，也是发展和壮大数字经济的重点和关键。一是产业数字化水平明显改进。当前，数字技术正在加速应用到传统产业链关键环节，助力打破不同技术之间的壁垒，驱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2021年，我国工业企业关键工序数控化率、经营管理数字化普及率和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分别达54.6%、69.8%和74.2%，较五年前有显著提升。二是传统产业生产效率进一步提升。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可以推动重构产业价值链条、整合产业资源，提高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促进产业生产效率大幅提升。“十三五”以来，数字化有力推动我国制造业效率提升，相关试点示范项目生产效率平均提高45%，产品研制周期平均缩短35%。三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势头良好。随着数字科技日新月异，数字经济日益成为驱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的重要力量。产业数字化带来的融合创新效应、技术溢出效应和产业链协同效应，可以加速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崛起。2021年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太阳能电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同比分别增长157.5%、44.9%和42.1%。
第三，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以下简称“数实融合”）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激发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伴随数实融合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数字经济有力推动传统产业生产技术与模式融合创新，促进实体经济创新动力和发展空间不断提升。一是产业发展空间进一步拓宽。在数实融合系统化、多方位的推进下，数字经济的网络连接效应进一步得到发挥，助力传统产业突破固有的时空限制和传统的行业边界，拓宽产业高质量发展空间。例如，5g技术与传统医疗行业融合，加快医疗数字化进程，形成了跨区域的基于5g远程医疗行业。二是产业链供应链数字化水平进一步提升。当前，数字化转型成为产业链供应链重构的主要方向。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工具化趋势日趋显著，在产业链各环节应用程度日趋加深，推动传统产业链供应链数字化改造升级，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稳定性。三是产业创新能力进一步提升。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生产模式融合创新，使得网络化连接、可视化呈现、数据化运营在不同产业领域复杂互动，推动不同产业技术的应用潜能得到有效释放，给传统产业的创新要素和创新模式带来深刻变革。
第四，我国数字经济在快速发展过程中，一些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例如：数字关键技术有待提升，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数字经济发展仍面临安全挑战，数字经济治理体系亟待完善；数据要素市场发育不充分，数字化应用场景有待进一步拓展；平台经济发展不规范，数字经济发展的普惠性有待强化；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仍存短板，数字信用监管体系建设滞后；数实融合市场化机制仍待健全，数实融合保障体系仍需夯实。
数字经济的未来趋势
加快数字经济发展已经成为助推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选择。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不断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生态体系建设，加强数字产业和数字融合创新，持续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在数字产业发展、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创新能力、数字化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站在新时代十年取得伟大变革的基础上，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呈现出五个趋势性变化。
第一，从规模扩张转向创新提质。近几年，得益于超大规模市场和内需潜力的优势，我国数字经济总量规模不断壮大、应用领域不断拓展，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持续上升，并连续数年稳居全球第二位。同时，由于数字经济正在向纵深发展，加之全球数字科技领域的竞争不断加剧，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大关键数字技术研发支持力度，加快推进自主可控产业生态建设。当前，我国在人工智能、物联网、量子信息等关键数字技术领域的发明专利授权量已居世界首位。未来，我国将更加重视关键数字技术创新和核心数字经济产业发展，以期在“做大”基础上，实现数字经济的“做强做优”。
第二，从局部特惠转向共享普惠。作为一种以数据为核心生产要素的新经济形态，数字经济蕴含强大的发展动能与战略势能，规模化应用效应显著，给电子商务、物流配送、金融支付等领域带来巨大的数字化发展红利。商务部发布的《中国电子商务报告（2021）》显示，2021年我国电商交易额超过42万亿元。伴随我国数字经济迈向全面扩展期，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加速融合，数字经济活动加快向不同产业链上下游延伸拓展，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协同发展，促进数字化红利在不同领域持续释放。同时，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降低了中小微企业的数字化转型门槛，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小微企业烙下数字时代的发展印记，数字化红利逐渐从大型企业扩散延伸到中小微企业。
第三，从无序生长转向规范健康。近十年，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重要力量。与此同时，由于快速而无序的“扩张式”发展，数字经济领域也积累了平台企业垄断、资本无序扩张、算法滥用成风等问题和风险。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必须坚持促进发展和监督规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近两年，我国以法律手段加强平台反垄断、查处不正当竞争行为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加大对数据、算法等领域的治理力度，不断规范平台经济竞争秩序，数字经济治理成效逐渐显现。下一阶段，我国数字经济将继续沿着规范健康发展轨道前进。
第四，从传统企业转向新型实体企业。新型实体企业是一种兼具数字技能和实体属性的新企业类型，不仅企业自身具有较高的数字化水平，还具备较高的对外数字科技输出能力。近年来，一批新型实体企业在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升级、构建数字产业新生态、技术性赋能产业链供应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部分企业凭借其技术优势和场景优势，促进线下实体产业数字化改造升级，积极推动用户直连制造（customer-to-manufacturer，c2m）反向定制合作，深度挖掘消费潜力，提升零售领域的整体融合价值。数字经济时代催生新型实体企业。伴随着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程度加深以及产业互联网发展加速，未来可能有越来越多的传统数字企业和实体企业转型成为新型实体企业。
第五，从追求增长转向发展与安全兼顾。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着力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破解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难题”。安全和发展是保障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两翼。相较于传统经济形态，数字经济以数据为核心生产要素，其连接性、渗透性、开放性更强，融入实体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程度更深，数字经济发展面临的安全风险问题更加突出。未来我国数字经济领域将更加注重统筹抓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同时，数据安全日益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数据安全、网络安全等产业在下一阶段有望迎来较大发展。
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不仅是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的重要方向，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基于数字经济的发展现状及趋势，本文对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夯实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底座。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是新一轮产业革命的重要表现，这一过程离不开5g基站、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等数字基础设施的支撑。一是加强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从宏观上把握数实融合方向，充分掌握了解融合规律和趋势，统筹谋划实施路径，推动数字基础设施整体有序发展。二是注重分区域分级施策，运用好政府和市场两种手段，倡导建设数字化、智能化、多元化的数字基础设施，加强同类型同体系数字基础设施的整合与优化，推动适应绿色低碳转型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三是适度超前部署下一代智能设施体系，持续推进5g网络、ipv6、大数据中心、移动物联网、工业互联网等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改造升级。
第二，加快完善数实融合市场机制，持续增强融合发展动力。完善市场机制是打通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连接通道、优化配置融合资源要素的关键着力点。一是优化数实融合营商环境，深化市场准入改革，加快清除市场准入隐性壁垒，对融合涌现的各类市场主体，坚持包容审慎监管与鼓励创新并重，不断完善与数实融合发展相适应的政策法规体系。二是加快完善数据交易制度规则体系，畅通数据要素流通机制，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培育壮大数据要素市场，规范和拓展数据开发应用场景；加强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三是以市场需求为融合导向、以实际成效为融合目标，加快推动建设一批重大数实融合项目，整合优质资源、形成发展合力、稳步有序推进，打造一批辐射带动力强、示范引领性好的项目落地。
第三，加快数实融合保障体系建设，稳步提升数实融合发展水平。数实融合是推进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举措，也是推动我国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建设的必由之路。一是加快推进数字经济基本治理框架和规则体系建设，进一步完善与数字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法律法规；加强数字信用监管体系建设。二是健全适应数实融合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加快打造数字金融服务平台，丰富产业数字金融产品供给，促进产业数字金融发展；加强数字供应链金融体系建设，构建金融科技有效赋能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推动产业场景聚合和产业生态对接，助力打通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最后一公里”。三是推进完善数实融合监管体系。探索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参与监管体系，加强跨部门跨地区协同治理，强化区块链、大数据等科技手段应用，推进监管方式创新，提升监管能力现代化水平。
（作者：左鹏飞，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信息化与网络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雪松，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研究智库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中国外汇》2023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