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明转型新时期，受启蒙现代性理念规制的相对狭隘、封闭的民族国家本位的价值理念正在发生持续、深刻的变革。置身多元现代性生存情景中的现代人开始意识到人类需要“地球一家”“人类一体”意义上的理想形态的全人类共有、共享、共商、共建的价值理念。此一背景下，中国政府以“天下”为己任，创造性地提出了具有前瞻性和超越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主张以及“人类共同价值”的系统性设计与理念规制，堪称现代社会人类有效地集体行动的纲领和典范。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公共性理论具有多元兼顾性、价值超越性、实践生成性、经验典范性、理论创新性与文化传承性等特质。后全球化时代，国际社会迫切吁求一种具有共识性的公共价值理念与伦理规制，藉此不断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有序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全人类共同价值 人类命运共同体 全球治理
2022年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我们真诚呼吁，世界各国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在“两个一百年”背景下，中国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贡献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共同价值”不仅是一种指导人类行动的理念，更重要的是一种规范理性意义上的指针，为人类美好的生存与生活愿景提供一种深刻的理据。当今时代，人类在共同价值信念与实践的问题上并未达成实质性的一致。长期以来，国际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活价值观等问题上冲突不断，难以形成合理、有效的集体行动，根源之一就在于缺乏一种建立在实践公共性基础上的被全人类（包括个人、组织、国家）共同认同并遵守的价值共识或共同价值观。千百年来，人类也为之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由此学界展开了一系列反思和追问，关切的主题主要集中在人类有没有共同价值，何谓共同价值以及人类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共同价值和如何确定人类共同价值等等。
一、人类文明新向标：“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探索历程
在人类观念史中，人类对“价值”的探索与认知，历来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对差异化、多元化、多样性价值的理解和共识，承载了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其所处时代的美好期盼与憧憬。在这个意义上，“价值”是古往今来人们不断探索、发现，并随着人类公共性实践活动而逐渐澄明的至关重要、难能可贵的东西，合理的、正确的价值观是人类共同行动的准绳。所谓人类共同价值，是指在人类文明长期演进历程中，国际社会在有关人类生存、发展和交往等重大基本问题上所形成，并得到全人类广泛认同和遵守的一些最基础、最重要、最核心的理念、规制和原则。人类共同价值观的有无以及能否得到遵守，决定着人类文明的水准。
（一）世界主义之思何以必要
从古至今，不同时代、不同民族和国家基于各自的文化传统、制度理念，提出、创制了各不相同的用以维系、协调共同体成员行为规范的理念、规制和办法。从学理渊源上讲，自古希腊时期，人类便开始了对“共同价值”持久、深入的理论关切。“成为世界公民”是世界主义始终坚持的人类理想的生存与生活图景，其最初的思想源头是古希腊智者学派、雅典思想家安提丰关于“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并谴责贵贱之分和希腊人野蛮人之分”的主张，表现出笃定的世界主义情怀。犬儒学派代表人物第欧根尼曾自豪地向亚历山大大帝宣称：“我是世界公民。”受这一思想的影响，希腊晚期的斯多亚学派为世界公民理论提供了确当而深刻的理据，芝诺在其著作《国家篇》中提出，“我们应该有一个共同的生活，对所有的人来说是共同的秩序”。芝诺认为，一个理想社会应该彻底摒弃希腊城邦原有的体制与制度，世界的居民不应该因为各自的正义原则而分裂成不同的城邦或社群，而应该归属于同一个社群或政体。而正是这一对理想社会的乌托邦式想象，成为古希腊延续近八个世纪的主导性政治伦理信念。受斯多亚学派的深远影响，在中世纪（也称为宗教化时期），经院哲学的代表人奥古斯丁和托马斯·阿奎那将世界主义价值理想寄托于建立“上帝之城”的虚幻想象和基督教神学的世界新秩序。启蒙以后的理性主义人本化时期，德国古典哲学的开创者康德在《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中说道：“在一群人所借以结合成一个社会的一切契约（pactum sociale——社会公约）之中，建立一个公民体制的契约（pactum unionis civilis——政治结合公约）乃是其中那么独特的一种……在所有的社会契约之中，都可以发现有许多人为了某一个（大家都具有的、共同的）目的结合起来；但是他们的结合其本身便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具有的）目的，因而一般地在人们彼此之间不得不发生相互影响的每一种外在关系之中乃是无条件的首要义务，则这样一种结合是唯有在已经发现自己处于公民状态之中，亦即已经形成一个共同体的社会之中才能发现的。”事实上，康德心中的世界公民的本质是建立伦理共同体的社会制度和社会体制，表现出强烈的世界主义政治理想。
众多西方学者出于不同的民族国家、伦理观念、政治立场提出了形式多样的世界主义，这些理论有其清晰的共性：即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共同价值的努力。随着人类历史与文明的发展，共同价值何所指的问题尽管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与制度形态所给出的答案不尽相同，但可以肯定的是，每一个历史时期人们都在既定的认知范围内，对自以为恰当的价值理念做合理性辩护，由此决定了人们对共同价值的理性探索必然经历曲折漫长的过程。
（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出场逻辑
自20世纪80年代起，“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wvs)旨在研究公共价值观随着世界社会文化和政治变迁的规律、特点和趋势。该研究以价值观普查的方式，对世界范围内具有代表性的国家和地区的普通民众的价值取向进行调研，并将个人微观价值观的转变与宏观的世界问题联系起来。调查发现，当今时代，因地域、历史传统、思想文化、制度性质以及意识形态的差异，人类在价值观的选择上不尽相同，甚至是充满矛盾的。世界价值观调查的研究者们认为，“观念改变世界”（values change the world）的后现代思维已经全面取代工业革命以来被许多国家奉行的“财富改变世界”的传统思维。单纯的经济增长型价值观已经不足以解决当今世界人类面临的日益严峻的社会问题，如人口增长、环境污染、贫富差距、食品和医药安全以及教育投入等，想要取得进步需要经济发展之外的价值观的转变，这种价值观的转变极有可能会像“技术改变世界”那样成为未来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从以上所述能够得到两点启示，一是在纷然杂陈、复杂多变的当今时代，人类需要一种具有前瞻性和引领性的，能够得到全人类共同认同和遵守的价值理念；二是在改变世界的意义上，首先要做的是实现观念，或者说思想上的价值自觉，并通过各种社会机制转化为人类共同体自觉的集体有效行动，这对于进一步推动人类社会发展与进步具有重要影响。
中国政府基于中华5000年文明传统以及改革开放40多年的成功经验，审时度势地提出了具有前瞻性和引领性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理论主张和价值识见，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具原创性、最具世界性意义的价值新主张。追溯习近平关于“人类共同价值”的系列论述，先后经历了三次跃升：第一次是人类共同价值的孕育、萌生。2013年3月，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指出，这个世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作为人类共同价值的理论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体现了中国对世界局势的清醒判断和对未来发展趋势的准确把握，彰显了中国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态度，对于全球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二次是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与准确表达。2015年第70届联合国大会的讲话中，习近平主席指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这一论断引发了国际社会热议。这是习近平主席首次在重大国际场合中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概念并详细阐释其核心思想。第三次是人类共同价值的内涵、目标、愿景日臻丰富完善，逐渐成为指引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的重要原则。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建党100周年庆祝大会以及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围绕“人类共同价值”的新理念、新主张、新识见，深刻阐述了人类共同价值的丰富内涵及其对构建美好世界的重大意义。
应当说，人类共同价值是基于“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我们该怎么办”的“时代之问”，对全球社会面临的最基础、最重要的价值问题的根本观点、根本看法，它回答了我们应当建构一个怎样的世界、如何建构这个世界，以及人类社会将向何处去的根本问题。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和实践，对于深刻变革以往旧的价值观的狭隘性，克服、扬弃其固有的诸多弊端，切实关照全人类的普遍福祉意义重大。不仅如此，人类共同价值还是对新全球化背景下当代人类生存与发展、全球治理和全球正义实践诸多难题和困境的有效回应，推动世界各国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形成真正的以生存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发展共同体、责任共同体为核心内容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二、共识性信念理据：“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公共性理论特质
人类是一种“趋公共性”或者“向公共性”的存在，公共性是人类文明的准绳和价值的“拱心石”。以公共性看待生存，以公共性求得优存，是人类历史、制度、思想理论的宏伟旨趣，也是生存与生活实践始终遵循的最深刻的内在规范。有文明史以来的人类，迄今为止在智识层面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之一就是“公共”与“私人”的冲突。人类思想理论和制度实践的一切努力，都可以视为对这一难题的回应。因此，只有理解了公共性，才能洞悉普遍性意义上人类知识的规范理性意义及其价值旨趣，如此，互识和共识才成为可能。公共性关联着“秩序”，关联着人类依照优良人性自主性生成和确立的方式成为自己的真理。因此，公共性不只是代表、体现某一种价值，或者指称某种具体的价值，公共性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提出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本身就代表了一种公共价值体系，全人类共同价值之所以得到广泛认同，是因为它既是一种人类达成共识的底线价值，又是一种基于全人类共同需要、共同利益、共同发展的价值理想。
其一，多元兼顾性。承认文化与价值的多样性以及在此基础上给予它们最大限度的尊重、包容和自主性，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法国学者阿兰·图海纳说道：“不承认文化的多样性，重新组合世界的思想就将掉进新的普遍主义的陷阱，误入虚幻的梦乡。”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共同价值的先进性和包容性体现在，它承认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与价值的差异性，兼顾文化与价值的多元性，尊重世界的多样性，是世界各国家、民族在不同的文明与价值形态中达成的价值共识，也是人类价值追求与价值认同方面的最大公约数。它超越了某一特定国家或民族的价值，但又不凌驾于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之上，是基于国家、民族利益，带有人类共性的价值。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以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不是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而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
其二，价值超越性。人类共同价值是对西方所谓普世价值的批判与超越。二者之间，一是哲学基础不同。所谓普世价值的哲学基础是资产阶级抽象的人性论，宣扬人具有共同的、固定不变的本性，它试图将世界同一化、格式化，“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并宣告“历史的终结”，以此诠释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和有效性。与这种普世价值不同，共同价值以“差异”为前提，它一方面承认人性具有一定的共性和普适性，另一方面提出人性又是具体的、历史的、不断变化发展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不是格式化了的各主体差异化的价值观，而是在“差异”中领悟“共同”，在“异知”中追求“同道”。二是内在特征不同。西方普世价值是排外封闭的价值，它站在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维护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反对或者排斥任何有悖于西方价值论的价值理念。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开放包容的价值，它不仅尊重世界价值与文明的多样性，而且认为不存在固化于一个历史阶段的价值，人类共同价值在不同阶段会呈现出不同的具体内容，是开放、共建、共享的。三是实践方式不同。西方普世价值实行强制推广、围堵打压，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人类共同价值秉持包容发展、协商共建的原则，坚持“国际上的事由大家共同商量着办，世界前途命运由各国共同掌握”。四是目标与效果不同。西方普世价值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用来控制或侵略其他国家的霸权工具，目的是使全人类西方化、资本主义化，在世界范围内推行金融霸权、文化霸权、军事霸权，昭明了其唯我独尊、一方独霸的勃勃野心。人类共同价值是促进世界各国朝着正和博弈、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追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目标与远大理想，目的在于实现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
其三，实践生成性。人类无法超越时空的壁垒穷尽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所有知识，人类的认识是一个辩证发展、动态开放的过程，一切真价值都是在特定的时代境遇、依托一定的文化背景来认识和把握的，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对价值的认知也是一个具体的历史的过程，对人类共同价值的把握和认知要在生生不息的社会生活实践中，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在不同文化共同体的交流和融合中不断完善，实现认识论和价值论的相互融合和彼此确证。人类共同价值坚持人类的价值判断和价值认知是不断生成、不断学习、不断成长的，它不是确立一种普遍的固定模式，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与人类智识水平的提升而逐渐丰富、完善的。它既包含“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具体的价值理念，也包含着人类追求美好生活的积极价值倾向、正确价值选择与良善价值目标。人类共同价值既是人类生存与生活的实然价值追求，同时更是一种面向未来的美丽新世界与美好生存境界的应然价值期许。
其四，经验典范性。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了正在成长中的“中国价值”的内核，是中国对以往社会发展的经验总结以及对世界未来发展方向的智识性洞见。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中国价值包含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核心要素，它以人类文明进步为基础，属于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价值，从而可以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作为一种代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先进价值理念，人类共同价值规定了中国价值的发展方向、发展空间和发生场域，从整体上规制了中国价值的建设方式。作为人类共同价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价值又作用和影响着共同价值，中国价值的内容构成了人类共同价值的理论内核，推动了共同价值在世界范围内发挥愈来愈重要的文化规范作用。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国际社会见证了中国的崛起，我们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成功的背后必然有正确的价值观引领。人类共同价值既吸收、接纳、总结了中国价值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实践的经验，又是对社会发展趋势、发展规律的一种客观把握，表达了中国带领世界人民一道，共同生存、共同发展、共建美丽新世界的决心。
其五，理论创新与文化传承性。全人类共同价值汲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华，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一是全人类共同价值与马克思“人类社会”的价值立场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即致力于批判和扬弃市民社会对私利的追求和阶级的对立，致力于人类共同体中绝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的实现。二是人类共同价值在当代的发展与马克思“世界历史”的价值视野是相互契合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在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过程中产生的，其世界历史视野意味着要批判和摒弃不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价值导向，捍卫世界历史的前进方向。三是倡导人类共同价值实际上是对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价值理想的继承和发展。人类共同价值关注当代人个体生活与共同体生活之间的平衡，既避免社会走向原子化、离散化的自由主义，又尊重每个个体的独立个性，倡导人类重拾共同体生活的内在旨趣，进而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生存理想。四是人类共同价值继承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思想，汲取中华传统文化中“胸怀天下”“协和万邦”“和而不同”的思想精髓，其核心是将实现全人类的幸福与美好生活作为最终理想和价值归宿。
三、全球治理逻辑：“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核心意蕴及其典范性意义
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速演进，人类世界正式进入一个新的动荡变革期。此一时期，世界逐渐变成一个单一的、碎片化的体系。在世纪疫情和国际冲突的叠加冲击下，经济逆全球化思潮正在发酵，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的负面效应日渐凸显，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生态赤字有增无减，全球治理体系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与此同时，大变局也为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建设提供了新契机。习近平指出：“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人类社会应该向何处去？我们应该为子孙后代创造一个什么样的未来？对这一重大命题，我们要从人类共同利益出发，以负责任态度作出明智选择。”当今时代，如何在一个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中谋求全人类的共同生存、普遍安全和共同发展成为当今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全球治理的核心问题。
（一）人类共同价值为建立“新世界主义”的国际秩序创造了条件
当今世界，全球治理的困境在于国际社会公共秩序的缺位，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创造与形成为人类社会公共秩序与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了锁匙。有学者指出，“在全球化条件下，世界需要一种能够保证利益共享的普遍秩序，否则世界将无法承担后帝国主义时代的失序，当帝国主义秩序减弱到形同虚设，世界将毁于各种难以想象的恐怖行动、宗教运动或非理性冒险。所以，未来的世界非常需要一种新的天下体系，或者说，世界需要变成天下，才有可能保证世界安全。只有以‘天下无外’的逻辑把整个世界变成只有内部性而没有外部性的天下，才有希望建立普遍共享的世界秩序”。这一理想的世界秩序不是重建昔日的中华帝国，也不是在世界霸权的争夺中角逐新的霸主，而是从根本上改变霸权主义本身，进而走向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世界主义”。而这种新世界主义诉诸一种“共建的世界”的全球想象，其基本原则在于：我们不仅共存于同一个世界，而且还需要自觉地共建一个世界，只有人类一同共建一个世界，才可能实现长久和平和共同繁荣。
客观地说，全球问题得不到解决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人类所处的是一个缺乏共同价值引领的世界。就国家而言，如果世界范围内国家之间的合作仍然局限于本国的利益与得失，而不考虑他国的死活，那么在合作中出现利益冲突是在所难免的，在这种合作中获得的利益往往是局部的、短暂的。置身多元现代性生存场域，人类共同价值站在人类整体利益的立场，打破了以往相对狭隘、局限的民族国家的壁垒，致力于建立一个“地球一家”“人类一体”意义上理想形态的全人类共有共享共商共建的价值理念，为新型国际秩序的建构奠定了坚定的理论基础，这对于转变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传统国际秩序具有丰富的启示意义。
（二）人类共同价值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创建、实践与不懈推进奠定了价值基础
人类共同价值在连接世界人民共同命运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今时代，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深入发展，提出、建构人类共同价值的价值理念固然重要，但更为关键的是作为非实体存在的人类共同价值要发挥作用，就需要建立真实的共同体的集体行动体系。在此基础上，世界人民逐渐意识到人类命运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日益成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世界的发展需要“‘共同性原则’，各文明的人民应寻求和扩大与其他文明共有的价值观、制度和实践”。
进入文明转型新时期，中国政府以“天下”为己任，创造性地提出了具有前瞻性和超越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主张以及“人类共同价值”的系统性设计与理念规制。应当说，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共同价值堪称文明转型新时期人类整体性优存本位最先进的制度性理念与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基于对“全球问题”的共识和解决“全球问题”的共同努力而形成的世界各国家和国家间组织以及各种非政府、超国家组织形态和个人与生态环境间的关系体系。此一关系系统的建立取决于具有主动性、能动性的主体人的集体行动逻辑。在此意义上，共同价值作为处于这一关系系统中的各个人类行为体的价值，表征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公共的、共享的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凝聚全人类的价值共识和精神智慧，而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内在旨趣相通的人类共同价值就是后全球化时代指导国际社会解决全球问题、构建新的世界主义的公共价值归旨和价值共识，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与践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价值支撑。
（三）人类共同价值的核心意蕴及其对全球治理的贡献
首先，“和平、发展”是人类自身生存与生活的基本需求。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人民的共同事业。和平关乎人类生存，孕育发展生机。发展是人们在实现和平的基础上不断提高自身生存质量的过程，发展为人类的美好生活提供了基本的物质保障。
和平与发展意味着：一是维护世界和平。人类是一个整体，共处一个地球家园。世界的和平与稳定需要各国人民共同维护，国家不论大小、贫富、强弱都应该做和平的维护者和促进者。同时，各国应建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国家安全观，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使国家间守望相助，建立相互信任的全球伙伴关系，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二是推动和平发展。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国际社会应在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基础上，发展各国友好合作，促进国家之间的协调和良性互动，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坚持亲诚惠容和与邻为善，深化国家之间的友好互信和利益融合。三是促进人类共同发展繁荣。“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只有各国行天下之大道，和睦相处、合作共赢，繁荣才能持久，安全才有保障。”当前，“世界各国联系紧密、利益交融，要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自身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为此，国际社会需要共同努力，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坚持走多边主义道路，扩大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和发展空间，促进世界共同发展繁荣。各国还要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共同推动后疫情时代世界经济“绿色复苏”，汇聚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合力。
其次，“公平、正义”是国际社会公序良俗的伦理依循。公平与正义本身“含有尊重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差异，平等地包容多元主体的正当权益，以寻求共赢效果的意思”，其核心是将公平正义秩序从民族国家延续至世界和人类，引领全球治理机制向着更加合理的方向迈进。
公平与正义意味着：一是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国际社会应坚持以联合国宪章宗旨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冷战思维，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搞双重标准”。国际社会应促进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维护和弘扬公正合理的新型国际秩序。二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各国应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法治建设，保持社会安定有序，不断增加各国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三是坚持正确的义利观。“大国之间相处，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大国与小国相处，要平等相待，践行正确的义利观，义利相兼，义重于利。”要达成这一目标，国际社会应摒弃弱肉强食和零和博弈的传统思维，把本国利益同各国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努力扩大各方共同利益的汇合点，“要奉行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扔掉我赢你输、赢者通吃的旧思维”，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道路。
最后，“民主、自由”是人类优良政治实践与制度价值的根本。民主的本质在于以人民为中心，找到全社会意愿和需求的最大公约数，保证政治生活能够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马克思指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自由观，其核心价值追求与马克思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一致的，其所推进的方向不断朝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方向迈进。
民主与自由意味着，一是国际社会应共同遵守处理国际事务的民主原则。“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各国应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断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二是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不同文明凝聚着世界不同民族、种族、国家的人民长久以来的生存与生活智慧，没有高低、优劣之分。我们要尊重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平共处、互学互鉴、兼收并蓄，推动人类文明实现创造性发展。三是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的权利。每个国家都有权自主选择和制定适合自身的政权组织形式、治理运行方式。促进民主应以尊重各国主权和不干涉内政为原则，“只有整个社会的权利都得到保障，才能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只有维护世界和平和主权独立，才能真正保障各国公民的社会权利，实现普遍自由”，最终实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美好世界愿景。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唯物史观视域中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原创性贡献与世界意义研究”（项目号：20&zd026）、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发展合理性与优良‘人性生态’境界的达成——基于制度理性与美好生活内在耦合的价值逻辑”（项目号：2019c009）的阶段性成果。
王鑫，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袁祖社，陕西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陕西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