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年前，毛泽东在寻乌进行了被他称为“最大规模”的社会调查。在此前后，他还在赣南、闽西进行了一系列社会调查。这些调查，为他在中国革命最困难、最要紧的岁月探索中国革命道路打下了重要的认识基础，更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最基本、最长远的事业，提供了正确方向。
道路问题至关重要。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和发展强大，应该走什么路、怎么走，一直是无数仁人志士孜孜以求的基本问题，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一个核心问题。毛泽东以寻乌调查为代表的社会调查和党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正确的道路，从来都是深埋在国情的土壤之中，要把它找出来，从来都是从深入地了解和研究国情开始的。
我们党在确定了民主革命纲领之后，革命道路“是什么”、应当“怎么走”，仍然面临着各种纷扰。可以说，就在毛泽东埋头搞寻乌调查的时候，“城市中心论”仍然是党内决策层的主流看法。1930年夏天，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时，要各地红军分别去打长沙、南昌等城市，进而“饮马长江，会师武汉”的战略调度，即为一例。毛泽东以寻乌调查为代表的一系列赣南、闽西社会调查，其特殊意义在于，为清晰回答中国革命“是什么”和“怎么走”这两个事关道路的重大课题，提供了认识基础。
关于“是什么”。毛泽东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周恩来1944年在延安中央党校作报告时曾说，“六大”召开时，毛泽东虽然已经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但他“还是认为要以城市工作为中心的”。从“工农武装割据”到“以农村为中心”的转变，是创立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关键一环。毛泽东1929年在长汀、上杭等地所进行的广泛社会调查，使他开始抓住这个关键环节，坚定了他创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以为“前进的基础”的决心。在土地革命、武装割据这些基本政策指导下，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逐步巩固发展，建立起影响全国的“中心工作区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道路的设计，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间孕育成熟的。
关于“怎么走”。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严酷斗争形势下，中国革命道路“怎么走”，比“是什么”的争论显得更为迫切与紧要。它直接决定着党和红军能否生存发展，并最终决定着农村包围城市这条道路能否走得通。为弄清“怎样走”的问题，毛泽东的办法依然是“向下看”，通过调查研究来找到钥匙。在寻乌调查中，他深入而系统地研究了当地商业资本的兴衰过程和原因、中国农村的土地关系和剥削状况、各个阶级和阶层的生存现状及政治态度，特别是细致入微地分析和总结了寻乌进行土地斗争的经验教训，由此，对为什么要走和怎样走农村包围城市这条道路，在认识上有了飞跃；对这条道路为什么能够走得通，在认识上也有了实践依据。
具体说来，毛泽东以寻乌调查为代表的社会调查，之所以能够从宏观上认识到中国革命道路“是什么”和“怎么走”，在于这些调查大体在以下几个问题上为当时的道路探索提供了认识基础。
第一，以寻乌调查为代表的社会调查，为党在道路探索中制定正确的土地政策，提供了可靠的阶级依据。在到井冈山之前，毛泽东也做过一些农村调查，但他认为，自己对“农村阶级的结合，仍不是十分了解的”。寻乌调查之后，他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兴国调查之后，才弄清楚了“贫农与雇农的问题”。后来，他还在调查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正确对待中农的问题。弄清楚农村各阶级的状况及其相互关系，在实践中产生了两个积极成果，一是使党找到了解决土地问题的可行路径，进而制定出比此前的土地政策（如“井冈山土地法”）更切合实际的方案；二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学说，使农村阶级划分有了可行的标准。这两个成果，使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有了可靠的阶级基础。这就是毛泽东说的，“社会经济调查是为了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接着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
第二，以寻乌调查为代表的社会调查，为党在道路探索中推进根据地建设，提供了切实的工作方法。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努力发动群众，扩大红色区域，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国革命道路的重要内容，也是毛泽东社会调查的重要方面。通过对东塘、长冈、才溪等地的调研，他搞清楚了苏维埃政府“在土地斗争中的组织和活动情形”，就苏维埃政权的性质、任务、工作方法，以及经济建设、关心群众等问题做了完整论述。这些建立在“铁的事实”基础上的理论概括和政策措施，为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迅速巩固和扩大中央革命根据地，提供了重要的政权基础和行政工作方法，为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前进，积蓄了组织力量。
第三，以寻乌调查为代表的社会调查，为党在道路探索中加强党的建设，提供了深刻的思想基础。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将建设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突出地提了出来。如果没有这个任务的完成，即使以“乡村为中心”，也难免要失败。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通过调查研究，为解决这个问题作出了开创性的历史贡献。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明确提出了党的“思想路线”概念，后来在《查田运动的群众工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又提出了“群众路线”的科学概念和基本思想。这两个理论创新成果，与《古田会议决议》所提出的建党原则一道，使党的建设思想有了中国特色的新发展，为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党，逐步改造成了中国革命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提供了深刻的思想基础。
第四，以寻乌调查为代表的社会调查，为党在道路探索中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的关系，提供了科学的前进方向。究竟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和方法，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处理中国革命遇到的实际问题，多年没有解决。几次“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盖源于此。毛泽东做寻乌调查的同时写作的《反对本本主义》，是他多年调查工作经验的思想结晶。这篇文章围绕调查研究这一根本工作方法，科学剖析了过去党犯错误的思想根源，提出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即“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些经验总结和理论认识，是对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初步阐发，也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根本问题上形成思想自觉的重要开端，从而为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提供了科学的前进方向。
总之，以寻乌调查为代表的社会调查，深化和拓展了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道路认识，激发和坚定了他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自觉和自信。85年过去了，我们党先后创造性地成功走出中国特色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我们党在救国、兴国、强国的接续奋斗过程中，之所以能够探索和开辟出决定命运的伟大道路，之所以在不断变化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坚持和发展业已证明是正确的道路，一个重要法宝，就是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昨天我们探索中国革命道路是如此，今天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依然如此。
习近平同志提出，“调查研究不仅是一种工作方法，而且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得失成败的大问题”。这里说的事业成败的大问题，说到底，就是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大问题。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过程。客观环境不断发生改变，新矛盾新问题总是层出不穷，需要完成的任务也不断发生变化。只有通过坚持不懈的、科学的调查研究，才能使党的方针政策正确反映实际需要，从根本上保证党的各项决策的正确制定与贯彻执行，保证我们在工作中尽可能防止和减少失误，即使发生了失误也能迅速纠正而又继续胜利前进。这样，我们就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上走得更稳，更好。
更重要的是，调查研究是不断开创中国道路新局面，增强道路自信的深厚源泉和重要前提。认清中国国情，是认清中国一切问题的基本依据。在当今中国，要回答中国道路“是什么”和应该“怎么走”，就必须到中华民族独特的历史命运和独特的文化传统，到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条件和发展水平等基本国情中去寻找答案。对我国的基本国情不了解或不甚了解，就难以有道路上的明确选择；即使有了选择，也难以有充分的自觉和坚定的信心。通过寻乌调查，毛泽东坚定了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正确选择，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征程中迈出了关键一步。20世纪60年代，他又把调查研究的要求概括为“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这里的“决心大”，讲的就是对独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自觉与自信。今天，我们讲道路自觉与自信，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被历史和人民选择的必然性有清醒的认识，对它在风险和挑战中不断前进的经验教训有科学的总结，对它在现实实践中不断延伸拓展的内生动力有理性的判断。有了这几点，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才能有“底气”，接“地气”，才能经受住复杂局面的考验而不动摇。而这几点，说到底还是一个调查研究的过程，一个实事求是的过程。
毛泽东以寻乌调查为代表的社会调查，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思想遗产。这个遗产的核心，就是毛泽东所说的“研究问题的方法”，就是实事求是的精神，就是“一万年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工作”的要求。现在，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还会遇到各种风险和挑战，还要克服各种艰难险阻。我们要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所说的“研究问题的方法”，通过正确的调查研究，来认识新事物，获得新知识，提出新办法，解决新问题。
（作者陈晋系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
来源：《光明日报》（2015年07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