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在新中国：一份书单标示的“精神地图”
新中国成立后，告别了戎马倥偬，毛泽东的阅读范围更广了，阅读心态更从容了，阅读目的也更多样了。阅读成为他重要的工作内容和领导方式，是他思考探索重大实践和理论问题的必要途径，也是他密切人际交流、传达文化素养、抒发个性情怀的重要渠道。
毛泽东在中南海的住处菊香书屋，是名副其实的书房。外出视察，毛泽东总要带上一批他想读或常读的书籍。1959年10月23日外出前，他列出要带走一大批书目，当时为毛泽东管理图书的逄先知，把这批书目记在登记本上。这份书单仿佛是一张“精神地图”，布满毛泽东想要去探寻的地方。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博览群书之状和基本阅读范围，从中可看出大概。
——这份书单中，有19种马列经典著作，包括《资本论》《工资、价格和利润》《哥达纲领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等。
这些马列著作，是毛泽东常读的书。这里只说一下《资本论》和《国家与革命》。
毛泽东最早接触《资本论》，应当是在1920年经营长沙文化书社的时候，当时他多次向读者推荐李汉俊翻译的《马克思资本论入门》。到延安后，1941年毛泽东写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关于农村调查》《驳第三次“左”倾路线》等论著，便引用不少《资本论》的一些论断，诸如：“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等等。毛泽东还说：资本主义的理论和历史的一致，“模范地表现在《资本论》里面，我们可以从它懂得一点辩证法论理学和认识论一致的门径”。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阅读《资本论》，当然未必是通读。1958年3月，在成都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他批示印发《资本论》第3卷中论述商品交换的一段话，还起了一个标题，“从生产出发，还是从交换和分配出发？”在毛泽东的藏书中，有三种《资本论》上面留有他的圈画。一种是1938年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的《资本论》，毛泽东在扉页上写有1867（《资本论》第一卷出版时间——笔者注）和1938的一个竖式，用铅笔标注：“在71年后中国才出版”；一种是1939年由延安解放社出版的《〈资本论〉提纲》；一种是人民出版社1968年出版的大字本《资本论》，共29册。
关于《国家与革命》，早在1926年给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讲课时，毛泽东就谈到：列宁这本书，把国家说得很清楚的，“国家于革命后，一切制度都要改变的”。目前保留下来的一本毛泽东读过的《国家与革命》上面，还写有“1946年4月22日在延安起读”、“内战前夕”等字样，上面有很多圈画。1960年9月25日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还遗憾地说起：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这本书好。现在许多国家的党不读这本书了。正当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帝国主义国家，在全世界不断发展武器和加强国家机器的时候，他们却散布什么没有武器没有战争的世界的幻想。这大体可视为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继续阅读《国家与革命》的着眼点。
——在这份书单中，开列有河上肇《政治经济学大纲》、普列汉诺夫《史的一元论》和《艺术论》、米丁《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艾思奇《大众哲学》等中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和理论家的书籍。
河上肇是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著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和《经济学大纲》。这两本书，毛泽东在延安时期都读得比较熟，在前书上写下不少批语，把后书列为中央研究组的学习读本。1959年这份书单中写的“河上肇《政治经济学大纲》”，可能是指这两本书中的一本，或其中一本在此后的修订本。河上肇常常修订自己著作的情况，毛泽东是知道的。1960年6月21日他在会见日本文学代表团时曾谈到：“你们日本有个教授叫河上肇，他的政治经济学到现在还是我们的参考书之一。河上说，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每年都修改，修改了多少次。”
新中国成立后，高校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是依据苏联教材，并且还请来一些苏联专家教学。长时间没有一本中国人自己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毛泽东一直存有心结，由此推动胡绳、艾思奇主持编写了一部哲学教材《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1961年夏天，就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准备定稿时，不知出于什么考虑，毛泽东约李达到庐山谈话，嘱他另编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还说：“你的《社会学大纲》就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起了很大作用，我读了10遍，还做了笔记。”李达接受这个建议，修改《社会学大纲》，改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于1965年印出上册，供内部讨论。毛泽东收到书稿，又是一番阅读，还在批语中提出，应该改变过去哲学教科书中把辩证法的三大规律平列的做法，理由是：“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其他范畴如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联系、发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规律中予以说明。”不难推想，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关注和阅读中国人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应有突破苏联哲学体系、在理论上创新的用意。
——在这份书单中，关于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著述，除一本《西方名著提要（哲学社会科学部分）》外，只列学科未列作者和书名的，有“从古典经济学家到庸俗经济学家的一些主要著作”；只列作者未列书名的，有“黑格尔、费尔巴哈、欧文、傅立叶、圣西门”。
毛泽东多次讲，不读唯心主义哲学，就不能真正懂得唯物主义；不读资产阶级唯物主义的书，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读西方人文社会科学著述，了解得比较多的是古希腊哲学、德国古典哲学和现代英美哲学。1964年2月9日，在同外宾的谈话中，他对西方哲学史上的一些代表人物作了整体评论，认为：苏格拉底注重伦理学，注意研究伦理学和宪法；柏拉图是彻底的唯心主义者；亚里士多德是一位大学者，比前面两人的水平高，创立了形式逻辑；康德创立了天文学中的星云学，搞了对立统一的12个范畴，是一个不可知论者；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发展了唯心主义的辩证法。1965年8月5日，毛泽东又同外宾谈到：费尔巴哈是第一个看透神是人的思想意识的反映，他的书必须看。当然，黑格尔的书也必须看。我是相信过康德的。我也看过希腊亚里士多德的书，看过柏拉图的书，看过苏格拉底的书。
研读西方哲学书籍，使毛泽东深切感受到，哲学作为认识工具和理论武器，总是反映和支持着各国的现实需要。对此，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曾有过表述：“资产阶级哲学家都是为他们当前的政治服务的，而且每个国家，每个时期，都有新的理论家提出新的理论。英国曾经出现了培根和霍布斯这样的资产阶级唯物论者；法国曾经出现了百科全书派这样的唯物论者；德国和俄国的资产阶级也有他们的唯物论者。”虽然都是唯物论，但“各有特点”。如果没有对西方近代各国哲学的了解，他就不会有这样具体的认识。
——在这份书单中，开列有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郭沫若《十批判书》《青铜时代》《金文丛考》，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赵纪彬《关于孔子杀少正卯问题》，以及“关于《老子》的书十几种”。
读中国现当代学术权威的历史、哲学和思想史著作，是毛泽东的一贯兴趣，且多有自己的看法。下面引两段毛泽东的谈话，看看他对这些学者及其专著是怎样评论的。
一段是他在1968年10月31日中共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讲的：
广东的那个杨荣国，我也没有见过这个人，看过他的书，在党校教书的那个赵纪彬，这两位都是反对孔夫子的。所以对这两位的书我都注意看。此外还有北大一个教授叫任继愈，他也是反对孔夫子的。拥护孔夫子的，我们在座的有郭老，范老基本上也是有点崇孔罗……任继愈讲老子是唯物论者，我是不那么赞成的。得到天津有个教授叫杨柳桥的书，《老子译话》，他说老子是唯心主义者，客观唯心论者。我就很注意这个人。你们上海的，我有两个同乡，一个叫周谷城，一个叫刘大杰。刘大杰有部文学史，周谷城有部世界通史。
一段是1972年12月27日的一次谈话：
讲历史分期，刘鹗、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王（国维）、罗（振玉）的书值得读。靠乌龟壳、殷墟的发现，震惊世界，国王死，殉葬几千人。郭沫若的《奴隶制时代》、《青铜时代》值得看。《十批判书》，看了几遍，结论是尊儒反法，人本主义……历史中有哲学史，其中分派。郭沫若、冯友兰把孔子封为革命党。儒法两派都是剥削本位主义，法家也是剥削，进了一步。杨荣国没有讲清，新的势力兴起，还是剥削。陈伯达、任继愈说老子一派是唯物主义，我看是客观唯心主义。
这两段随兴之论，表明毛泽东阅读的中国古代文史哲研究著述，除了1959年这份书单列出的几种外，还有杨荣国《中国古代思想史》和《简明中国思想史》、赵纪彬《论语新探》和《关于孔子杀少正卯问题》、任继愈《中国哲学史》、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等。毛泽东读此类书，很关注它们对儒法两派思想的分析评价。对郭沫若《十批判书》和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推崇儒家，甚至“把孔子封为革命党”，毛泽东一向不赞成，同时也认为推崇法家的杨荣国，对法家的本质也“没有讲清”。
关于老子哲学思想的研究，也是毛泽东关注的一个重点。上面所引两段谈话，他提到任继愈讲老子是“唯物论者”的《老子今译》，提到杨柳桥讲老子是“客观唯心论者”的《老子译话》，提到陈伯达说老子是唯物主义，是指其1939年发表的《老子的哲学思想》。此外，毛泽东晚年印成大字本来读的，还有马叙伦的《老子校诂》，高亨的《老子简注》等。
20世纪初，殷墟甲骨的发现、搜集、保存、考释，开启现代考古学和历史学的新篇章，被郭沫若称为“中国近三百年来文化史上应该大书特书的一项事业”。这中间，刘鹗、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的贡献很大。毛泽东比较关注他们的学术成就，尤其爱读郭沫若的《金文丛考》《青铜时代》《奴隶制时代》等。1974年4月4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校点注释古籍之难，毛泽东随口说出郭沫若在日本搞甲骨文研究时，在其《金文丛考》上写的几句话：“大夫去楚，香草美人。公子囚秦，《说难》《孤愤》。我遘其厄，媿无其文。爰将金玉，自励坚贞”。意思是注释古籍，要联系作者的身世遭遇，就像郭沫若说的那样，屈原受贬才写出《离骚》；韩非被秦国囚禁，才有《说难》《孤愤》这样的名篇；而郭沫若自己，被迫流亡日本，做金文考古研究，实际上是表达“自励坚贞”的爱国心志。
——在这份书单中，笼统开列有“自然科学方面的基本知识书籍；技术科学方面的基本知识书籍（如讲透平、锅炉等）”。
书单中提到“讲透平、锅炉”具体指什么书，不得而知。像《无线电台是怎样工作的》《苏联1616型高速普通车床》这类科技普及读物，毛泽东是读过的。1958年秋天，张治中陪毛泽东到南方视察，发现毛泽东在读一本《冶金学》，很奇怪，问他为什么读这本书，毛泽东回答：要广收博览。1959年1月2日，苏联发射一枚宇宙火箭，6日他就要了几本关于火箭、人造卫星和宇宙飞行的通俗读物来读。
据记录这份书单的逄先知回忆，1951年，毛泽东同周世钊等人说：我想学自然科学，最好有两三年的时间来专门读，可惜现在不现实了。虽不能专门去学，但一有时间，他尽可能阅读自然科技方面的书籍。1958年，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他还专门讲：“提出技术革命，就是要大家学技术，学科学”，“要真正懂得业务，懂得科学和技术，不然就不可能领导好”。
中国科学家的论著，毛泽东读过李四光《地质力学概论》，竺可桢《历史时期气候的波动》和他同宛敏渭合作的《物候学》，席泽宗的《宇宙论的现状》等。读了华罗庚《统筹方法平话》，毛泽东支持他到各地推广“优选法”。对古代的医学著作如张仲景《伤寒论》、李时珍《本草纲目》，毛泽东也发表过一些评论。
毛泽东还读了一些外国自然科技方面的书，诸如哥白尼《天体运行论》、施密特《宇宙体系论》等。他读了苏联威廉斯《土壤学》后，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要求领导干部们也读一读，说是“从那里面可以弄清楚作物为什么会生长”。1970年12月18日，在会见斯诺时，毛泽东说：“科学上的发明我赞成，比如，达尔文、康德，甚至还有你们美国的科学家，主要是那个研究原始社会的摩根，他的书马克思、恩格斯都非常欢迎。从此才知道有原始社会。”1974年，他在会见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李政道时，又详细谈到：英国的培根信宗教，他的宇宙力学现在被批判了，因为它要用一个外面的推动力，第一次，以后就自己动了。英国的达尔文、莱伊尔、培根都是了不起的学者。英国汤姆生编著的《科学大纲》，由中国很多人翻译出来，我读过那本书。它那里边有一部分讲神学，你们大概不看那一部分。
——在这份书单中，开列有《六祖坛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法华经》《大涅槃经》等佛教经典。
就在开列这个书单10天前，毛泽东约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任继愈时，对他讲：你写的那些研究佛教史的文章我都读了。我们过去都是搞无神论，搞革命的，没有顾得上这个问题。宗教问题很重要，要开展研究。当听说北京大学哲学系没有什么人专门研究道教、基督教后，毛泽东提出：那可不好。几百人的一个哲学系怎么能没有人研究宗教呢？一定要抽出个把人来研究这个问题，不能忽略，包括基督教、佛教、道教。他还说：梁启超写的关于佛教研究的文章我看了，觉得他有些问题没有讲清楚。研究宗教需要外行来搞，宗教徒有迷信，不行，研究宗教不能有迷信。196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毛泽东在书中论述佛教华严宗的地方，写下大段批语。
可以确证的是，对《金刚经》和《六祖坛经》这两部佛教经典，毛泽东读得较熟。1958年6月30日，毛泽东在会见柬埔寨佛教代表团时，同陪同的赵朴初讨论了《金刚经》中“佛说第一波罗蜜，即非第一波罗蜜，是名第一波罗蜜”这种“奇怪的语言”。1959年10月22日，同十世班禅大师谈话，毛泽东提出鸠摩罗什翻译《金刚经》，对大乘佛教的传播“有功劳”，进而认为，“佛经也是有区别的，有上层人的佛经，也有劳动人民的佛经”，“《六祖坛经》就是劳动人民的”。1961年1月，他再次同班禅大师谈到：“《金刚经》很值得一读。”1972年会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毛泽东对他讲：我读过禅宗的书，叫《六祖坛经》，随后讲了禅宗的发展历史。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林克回忆：“毛主席很欣赏禅宗六祖慧能（即惠能），《六祖坛经》一书，他经常带在身边。他多次给我讲六祖慧能的身世和学说，更为赞赏他对佛教的改革和创新精神。”
——在这份书单中，开列有“《逻辑学论文选集》（科学院编辑），耶方斯和穆勒的名学（严译丛书本）”。
这份书单中列的“耶方斯和穆勒的名学（严译丛书本）”，是他1912年自学时读过的。1959年，他提议把中国近些年关于逻辑的文章和近数十年的逻辑学专著，不管内容如何，都汇编出来。中央编译局姜椿芳等人负责编《逻辑学论文集》，中央政治研究室负责挑选和编辑逻辑学专著。1959年7月，毛泽东审阅了姜椿芳等人编的《逻辑学论文集》论文篇目，觉得是用了功的。这本论文集收录了1953年以来发表的全部逻辑学论文150篇，分为6集。中央政治研究室则从解放前出版的逻辑学专著中，选出11本，出了一套“逻辑丛刊”。其中包括严复翻译的耶方斯《名学浅说》和穆勒《穆勒名学》，还有潘梓年的《逻辑与逻辑学》，金岳霖的《逻辑》，章士钊的《逻辑指要》等。
章士钊的《逻辑学指要》入选“逻辑丛刊”，与毛泽东推荐有关。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问章士钊，听说你出版过一本逻辑学著作，能给我看看吗？章士钊回答，这是在重庆时期写的，立场有问题，给你看岂不是对你的侮辱？毛泽东说：这是学问上的事。章士钊遂将《逻辑学指要》送给毛泽东读。三个月后，毛泽东约谈章士钊，对他说：我通读一遍，多年来我读这类著述甚多，许多是从西方转译过来的，你的书却取材于中国古代文史典籍，这在同类书中为仅见，应该把它印出来，为今日参考。章士钊在用文言文写的重印《逻辑学指要》序言稿中，记述了上面这段毛泽东关注和阅读此书的情况。
故事还没有完。章士钊对《逻辑学指要》作了不少修改删补，又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于1959年6月7日给他写信说：“实事求是，用力甚勤”，“垂老之年，有此心境，敬为公贺。既有颇多删补，宜为几句说明”。毛泽东索性代章士钊拟了一个“说明”：近年以来，关于逻辑学的范围及其与唯物辩证法的关系，争论繁兴，“鄙人对此，未能参战，然亦不是没有兴趣的。旧作重印，不敢说对于方今各派争论有所裨益，作为参考材料之一，或者竟能引起读者对拙作有所批判，保卫正确论点，指出纰谬地方，导致真理之日益明白，则不胜馨香祷祝之至！”这段移情作文、移思代序的文字，表明毛泽东对逻辑学研究领域的熟悉，和对章士钊这类老先生的诚心呵护。章士钊正式写的“重印说明”，基本上吸收了毛泽东代拟的内容。
——在这份书单中，开列有“笔记小说（自宋以来主要著作，如《容斋随笔》《梦溪笔谈》等）”。
毛泽东喜读古人笔记小说，谢觉哉在1944年7月1日的日记中即有记载：“日前至毛主席处，见其衣袋有线装书，问之为《阅微草堂笔记》，他说其文字可玩味。”这年７月28日，毛泽东致信谢觉哉：“《明季南北略》及其他明代杂史我处均无，范文澜同志处或可找得，你可去问讯看。《容斋随笔》换一函送上。其他笔记性小说我处还有，如需要，可寄送。”信中所说《容斋随笔》，是宋代洪迈写的关于经史百家、文学艺术、宋代掌故、人物逸事的笔记性小说。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阅读此书，不仅在1959年这份书单中有这本书，1976年8月26日，他已进入病危状态，又索要《容斋随笔》，逝世前几天还在读。
据不完全统计，毛泽东读过的古代笔记不下60种。比较著名的有：东晋葛洪《西京杂记》、干宝《搜神记》、南朝宋代刘义庆《世说新语》、宋朝李昉《太平广记》、张师正《括异志》、明朝冯梦龙《智囊》、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梁晋竹《两般秋雨庵随笔》等。毛泽东喜读常读《容斋随笔》，不知为何，未见有批注，倒是在冯梦龙《智囊》里，圈画不少，对其中的20余则故事作了批语。
——在这份书单中，关于中国古代文史典籍，开列有《荀子》《韩非子》《论衡》《昭明文选》《张氏全书》（张载）、《二十四史》《资治通鉴》、赵翼《二十二史札记》等20多种。
毛泽东读这类书籍，是常态，不必细说。仅以他读《荀子?天论》为例。
毛泽东读《荀子》，很注意前人注疏对荀子观点的解释，认为不对的地方，均作驳疑。《荀子?天论》说到“不与天争职”的问题，注疏者引庄子的话解释，“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毛泽东批注：“不对。六合内外圣凡皆应论议，此天文地质学所以应研究也。”再如，《荀子?天论》说到“大巧在所不为，大智在所不虑”，注疏者解释为“圣人无为而治也”，毛泽东批注：“六合内外皆在为，而所谓不为，黄老之说，大半骗术。”
毛泽东很欣赏荀子的两个思想。一个是“制天命而用之”的哲学观，毛泽东概括为“人定胜天”。1965年6月13日，在同胡志明的谈话中，他还说：“荀子是唯物主义，是儒家的左派”。一个是“法后王”的历史观。毛泽东在1964年8月30日的一次谈话中，称拥护秦始皇的李斯，在“思想上属于荀子一派，主张法后王，后王就是齐桓公、晋文公，秦始皇也算”。
在1958年写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毛泽东提出领导干部除了马列主义理论外，还要“学点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学点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学点历史和法学”、“学点文学”、“学点文法和逻辑”，等等。1959年的这份书单表明，他履行了自己对他人提出的要求。
人们把阅读比作精神的“流浪”。毛泽东博览群书，更像是一个几乎要游遍知识世界各个角落的“游子”。
但在每个游子的心底，毕竟都藏着一个“故乡”。“故乡”是出发点，也是行程的归宿。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阅读世界的“故乡”，既有他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有他担负的建设一个新中国的领导使命和追求目标，以及沿路碰到的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和难题。
八、建设路上：阅读承受之重
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就预言，随着各项事业的发展，领导干部会存在“本领恐慌”。新中国成立后，如何提升干部们领导经济建设的能力，成为党的建设一项突出课题。毛泽东1958年写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不下10条谈到学习，中心意思是反对不懂装懂、业务稀松的“空头政治家”。他说：“过去我们有本领，会打仗，会搞土改，现在仅仅有这些本领就不够了，要学新本领，要真正懂得业务”。
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毛泽东心目中的重大“业务”，是经济建设。这期间，他通过阅读来熟悉“业务”和“学新本领”，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这是全新的历史课题，阅读和理论思考所承受的任务之重，也就可想而知。
（一）为“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推荐12本马列著作
早在1948年9月，国共两党开始战略决战时，毛泽东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提出，要为迎接未来的新形势而读书，并说：七大提出读5本，如果5本不够，可以选10本，但不要太多。1949年3月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筹划建国思路，读书问题也提上了日程。会议期间，毛泽东指定12本马列经典，起名为“干部必读”，发给与会者，号召全党学习。3月13日，他在全会总结讲话中说：“过去我们读书没有一定的范围，翻译了很多书，也都发了，现在积二十多年之经验，深知要读这十二本书，规定在三年之内看一遍到两遍……如果在今后三年之内，有三万人读完这十二本书，有三千人读通这十二本书，那就很好。”
12本“干部必读”，不是随便选择的，反映了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应该从哪些方面提高干部理论素养的思考。如果把马列经典中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容，分为革命和建设两大部分，七大推荐的5本书，主要体现的是如何革命的内容。此时推荐的12本书，除七大推荐的5本外，增加的书目是《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国家与革命》《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等。新增书目，涉及思想方法、国家学说、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建设。突出学习这些内容，目的是落实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说的，“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毛泽东1949年7月1日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还说：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而且要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这12本“干部必读”，在新中国成立后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一直是党员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读物。
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和建设经验，无疑是当时中央领导层借鉴学习的首选。1949年10月5日，刘少奇在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成立大会上就表达了这种心情：“苏联人民所走过的道路正是我们中国人民将要走的道路。苏联人民建国的经验值得我们中国人民很好地学习。”1953年2月，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闭幕会上，历数中国人向外国学习的历程，结论是：古代和近代这两次学习外国，比起学习苏联的规模和效应，那是差得很远。我们应该在全国掀起一个学习苏联的高潮。
学习苏联建设经验，一本很重要的书就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早在1942年，毛泽东就谈到，这本书告诉我们，在列宁之后，斯大林搞了三个五年计划，创造了社会主义的苏联，“我们要按照同样的精神去做”。1953年10月，毛泽东写信给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嘱他将12本书中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六条结束语印发给中央有关领导和在京参加全国组织会议的代表，“请他们利用停会的两三天时间，加以阅读、研究，可能时还加以讨论”。此时，新中国迎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高潮，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也已开始。毛泽东还规定中高级干部普遍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9章至12章。这几章论述的，恰恰是苏联建设时期的经验，包括苏联如何“过渡到恢复国民经济的和平工作时期”，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和实行新的宪法，等等。这些，都是新中国即将面临的实践课题。
（二）两本苏联政治经济学与过渡时期的“经济法则”
1953年后，有两本苏联政治经济学著作进入毛泽东的阅读视野，受到格外重视。一本是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是苏联科学院组织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1951年11月，联共(布)中央为评定《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召开经济问题讨论会。斯大林根据会上提出的一些问题，于1952年写了《对于和1951年11月讨论会有关的经济问题的意见》和相关的三封信，当年结集为《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出版。该书比较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经济工作的一些规律，涉及商品生产和价值法则、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三大差别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等问题。《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于1954年正式出版，后经修订，到1958年出了第三版。第三版前言说，新版“更加详尽地分析了两个世界体系——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发展的现代过程及其规律性”，“补充和更换了一些新的实际材料，对许多原理作了某些发展”。
很明显，《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互为补充，比较完整地反映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和理论。对正在探索经济建设道路的中国，是难得的参考读物，并且来得很及时。
1952年12月，《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译本一问世，毛泽东就批示将其作为在京高级干部的学习材料。这时，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基本结束，毛泽东已经开始考虑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事情。1953年，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过渡正式开始，在向这个目标前进的过程中，所能参考的，也只有苏联的实践和理论。毛泽东这年为悼念斯大林写的文章，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评价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贡献了关于现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法则的理论”。强调该书对“基本经济法则的理论”的贡献，是因为毛泽东当时正在思考过渡时期中国经济的性质和应该运用的经济法则。
1953年6月，中央政治局正式通过过渡时期总路线。关于过渡时期的经济性质，毛泽东这年7月在一个材料上的批示是：“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个判断有苏联经验为据。那么，实行“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应该采用什么样的经济法则呢？在7月29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出的意见是：要“在社会主义经济法则的支配下，适当地利用资本主义经济法则”，因为“资本主义经济法则是客观存在的。事物存在，法则当然存在，不能消灭……不执行劳资两利，把它变为一利，就是不了解这个法则”。很明显，毛泽东这时的着重点，是避免出现立刻“消灭资本主义经济法则”的“左”的倾向。为此，他在这次会议上还提出，中央政治局要准备讨论一次价值问题，并让陈伯达负责汇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价值问题”的若干文献，印成小册，先送中央各同志阅读。
到1954年底，在处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经济法则的关系上，毛泽东思考的重点发生微妙变化。这个变化，在他阅读刚刚翻译过来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体会当中也有体现。
1954年11月13日和14日的《人民日报》，连载《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22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文中说：“随着社会主义成分的形成和发展，决定了新的生产目的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法则也就产生并逐渐开始发生作用”，“在苏联，在过渡时期开始时，资本主义经济形式及其发展法则就已失去自己在国民经济中的统治地位”。这种论述，大概使毛泽东想到处于过渡时期的中国，应该着重强调社会主义经济法则的支配作用了。于是，11月18日，他致信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向他们推荐《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这章译文：“请你们看一下，足见所谓‘在社会主义全部或大部建成以前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经济法则’的说法是错误的。”他在信中还叮嘱：“请伯达将《新建设》及《学习》上讨论过渡时期经济法则的文章看一下，看有无错误。”显然，毛泽东这时候更感兴趣的，是如何尽快扩大社会主义经济法则的支配和运用范围。
理论认识对实践的影响，就是这样的奇妙。毛泽东当时阅读和运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总体上看，他坚持过渡时期实行“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从而创造性地找到一条社会主义和平改造道路，对资产阶级实行赎买政策；当他认为应该承认和运用“资本主义经济法则”的时候，对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设想，是谨慎的，说是大概要用三个五年计划，即15年左右的时间；当他强化“社会主义经济法则的支配作用”的时候，过渡时期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也就陡然加快了速度。
（三）《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与农业合作化运动
在“三大改造”的过渡时期，中央领导层1955年春对农业合作化运动速度和规模，有一些不同意见，甚至出现争论。为了弄清楚基层农村究竟是怎样搞合作化的，搞合作化中遇到什么问题，合作化起来后有什么好处，好的、中等的和差的农业社各有什么特点，毛泽东阅读研究大量报告和通讯，编辑出版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全书收176篇文稿，90多万字。毛泽东为其中的104篇写了按语，为全书写了两个序言。该书在当时被称为“农业合作化的百科全书”。
该书第一稿叫《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编于1955年9月中下旬。毛泽东10月11日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谈到：“我用十一天工夫，看了一百二十几篇报告，包括改文章写按语在内，我就‘周游列国’，比孔夫子走得宽，云南、新疆一概‘走’到了。你们每个省、每个自治区是不是可以一年或者半年编一本书，每个县搞一篇，使得各县的经验能够交流，这对迅速推广合作化运动有好处。”
《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作为中央全会材料印发后，有些省委书记提出，书中的材料已经过时了，应当补充新的材料。毛泽东采纳了这个意见，作会议总结时说：《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你们可以带回去，看一看，把你们要增的材料送来，哪些应该抽掉的提出来，应该修改的地方加以修改，按语有不对的地方也提出修改意见。根据各地报来的新材料，毛泽东在1955年12月重编此书。留下原来的91篇，新选85篇。有的篇章，文字太差，毛泽东改得密密麻麻，像老师批改作文一样，又重拟大部分材料的题目，把一些冗长、累赘、使人看了头痛的标题，改得鲜明、生动、有力。毛泽东还为其中的104篇材料写了或长或短的按语。最后定名为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于1956年1月公开出版。
毛泽东是在兴奋状态中阅读材料，编选此书的。他甚至说，1949年全国解放都没有这样高兴。原因大概是，他原来设想，改造几亿个体经营的农民，变农业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制为集体所有制，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没有想到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就解决了这么困难的事情。站在今天的角度，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看毛泽东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方面，反映了他想迅速改变中国农村落后面貌的急切愿望，体现了一个大政治家领导运动的气势和风格，他精心写的不少按语，对于农村建设有积极指导作用，是长期有效的；另一方面，编选此书，也确实是人为地加速了合作化运动的进程，特别是按语和序言中对他认为是右倾保守思想的批判，不能说是正确的，体现并助长了当时超越客观实际的“左”的倾向。
毛泽东一直很看重编选《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这件事，认为这是一次成功的调查研究。在1961年3月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他说：“建国后这十一年我做过两次调查，一次是为合作化的问题，看过一百几十篇材料，每省有几篇，编出了一本书，叫做《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有些材料看过几遍，研究他们为什么搞得好，我调查研究合作化问题就是依靠了那些材料。还有一次是关于十大关系问题，用一个半月时间同三十四个部门的负责人讨论”。
（四）从良好开端走向曲折的阅读
新中国成立后，怎样搞建设，我们没有经验，开始时不得不照搬照抄苏联的一些做法。对于这种“抄”，毛泽东后来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中坦陈：这“是必要的”，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
1956年，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和我国照搬苏联经验的弊病，相继显露出来。实践探索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为一个紧迫的历史课题，摆在了探索者的面前。但是，中国不仅没有成套的经验和理论可循，对这个问题甚至也没有开展过系统深入的研究。正如毛泽东1958年11月21在武汉中央工作会议上说的那样：“我们这些人，包括我在内，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是什么东西，过去是不管它的。”
毛泽东下决心去“管”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这件一直困绕着他的事情，是从1956年开始的。理论参考的起点，依然是苏联的政治经济学。
有件事不是偶然的巧合。在1956年2月中旬到4月下旬，毛泽东听取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意在全面了解经济建设中带规律性的问题。4月4日，正是在听取各部门工作汇报期间，他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谈到：“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也是第一本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书，还是应该读的。”在读的时候，“大家要动脑筋，多想想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的问题，要按实际情况办事，不受苏联已有的做法束缚”。要把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毛泽东当时既总结苏联经验，又“动脑筋”思考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理论成果，就是著名的《论十大关系》。
以1956年《论十大关系》和中共八大为标志，中国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出现了令人喜悦的良好开端。经济方面的发展，格外顺利和稳当。但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提前完成，随着突破苏联模式的信心越来越足，随着赶超英美的发展战略的提出，中国在探索自己的经济建设道路上，不久便进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曲折时期。
曲折起伏的探索思考，不难在毛泽东当时的阅读中看到一些线索。
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一个基本思路是通过提高生产关系的水平来促进生产力快速发展。他认为，实现社会主义改造，仅仅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公有化，还不足以说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体系已完全建立，生产关系中的“劳动相互关系”和“分配形式”就很不平等，还有差别。于是，在1958年8月北戴河中央会议期间，他反复谈到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里阐述的“资产阶级法权”（今译“资产阶级权利”）这个概念，认为现行的以工资形式的分配制度，就属于“资产阶级法权”。在8月19日的会上，毛泽东说：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例如争地位，争级别，要加班费，脑力劳动者工资多，体力劳动者工资少等。8月24日他在会上又说：搞等级制、薪水制，一是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思想，二是照搬苏联，我们对资产阶级法权观点不自觉。
上海的张春桥根据毛泽东的思路，写了篇《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1958年9月发表在上海《解放》杂志上。毛泽东读后，让《人民日报》转载，并代拟编者按语，提出，“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在10月13日《人民日报》转载张春桥的文章后，14日毛泽东还在天津召开了一次关于资产阶级法权问题的理论座谈会。
在这以后，为了说明人民公社的做法破除了资产阶级法权，毛泽东进一步把自己的阅读延伸到中国古代历史。1958年12月在武汉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他批示印发《三国志?魏书?张鲁传》，并写了篇不短的批语，介绍张鲁类似于人民公社的一些做法。诸如，张鲁政权“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这里所说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不过那时是神道的”；“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总之，张鲁的做法表明，“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
毛泽东在这些阅读中获取的思想资源，体现出对社会主义经济法则的一些误解，对当时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产生了消极影响。
（五）为克服“共产风”，研究政治经济学
事实上，在人民公社化运动普遍搞起来后，毛泽东就意识到一些做法难以为继。1958年10月，他视察河北、河南等地农村，发现许多地方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了“共产风”，搞“一大二公”的平均主义，无偿调拨农民的财物，急于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理论界也出现了否定商品生产、价值规律、按劳分配的错误倾向。在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后，毛泽东开始纠偏、纠“左”。借助的方法，还是阅读。
读什么呢？1958年11月上旬，毛泽东在郑州中央工作会议上有过说明：“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除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这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成系统的东西还没有。”1959年底到1960年初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他又说：“搞出了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总是一大功劳，不管里面有多少问题”。这确实是不得已的选择，在当时条件下，也只能结合中国的实际来研究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和理论。于是，毛泽东再次捡起此前阅读推荐过的这两本苏联政治经济学著作。从1958年11月到1961年，几乎是逢会必讲领导干部要读这两本书，目的是“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
1958年11月4日，毛泽东在郑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直奔主题：“我们研究公社的性质、交换、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这些问题，可以参考的材料还是斯大林那本《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我们现在看，跟发表的时候看法不同了。”
11月9日，毛泽东给全党县委以上的领导干部写信，要大家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
11月9日和10日，毛泽东又给参加郑州中央工作会议的领导干部讲解自己阅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体会：“我相当赞成其中的许多观点，把这些问题讲清楚很有必要。”“现在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在这方面，斯大林讲了许多理由。”如此苦口婆心，毛泽东说他是“搬斯大林，继续对一些同志作说服工作”，即说服大家搞人民公社不能废除商品经济，不能刮“共产风”，必须运用价值法则作经济核算。郑州会议形成的两个文件《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1958—1972）》和《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基本上反映了毛泽东当时的这个思路。
在11月下旬召开的武汉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看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整理的材料《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的重要修改和补充》，立刻批示印发与会者。11月21日，他在会议讲话中说：现在全国议论纷纷，斯大林的书（指《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每人发一本，把社会主义部分看一遍。在随后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又讲：郑州会议提出研究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大家没有看，要拿出几个月时间，请各省组织一下，为我们的事业和当前的工作来研究政治经济学。
1959年7月召开的庐山中央工作会议，前期议程依然沿着纠偏和纠“左”的思路进行。毛泽东在会议开幕当天的讲话中，把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列为庐山会议要讨论的18个问题之首。他说：“有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县、社干部，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不大了解，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有鉴于现在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所以应当好好读书。”“中央、省、市、地委一级委员，包括县委书记，要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去年有了一年的实践，再读书会更好些。”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错误发动对彭德怀等人的批判，会议方向大扭转，实际上影响了领导干部阅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安排。
1960年1月召开的上海中央工作会议，主要议题是讨论国民经济计划。毛泽东在会上再次讲：我有一个建议，中央各部门的党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应组织起来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先读下半部(社会主义部分)。以第一书记挂帅，组织个读书小组，把它读一遍；至于上半部(资本主义部分)，也要定个期限；今年主要精力恐怕是读经济学；国庆节以前，把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完，读的方法是用批判的方法，不是用教条主义的方法。
1961年6月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谈到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急，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恳切地说：“我这话一直讲他几年，你们作好思想准备，听厌了，我就不讲了。要重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本书写得比较好，是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三十五年的总结。我们才十一年，写不出政治经济学来。这本书里，斯大林讲了两个经济法则：一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一是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必然性。”
1961年6月12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又谈到《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本书只有极少数个别问题有毛病，我最近又看了三遍。他讲客观规律，把社会科学的这种客观真理，同自然科学的客观真理并提，你违反了它，就一定要受惩罚。我们就是受了惩罚，最近三年受了大惩罚。”
在两年半左右的时间里，如此密集地阅读推荐两本书，在毛泽东的阅读史上还未曾有过。正是在他的倡导下，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纷纷组织读书小组研究《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阅读过程中的谈话或笔记，都有留存。
为了让省部级领导干部能够集中一段时间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央在1960年初还专门举办了自学和讲课相结合的学习班。时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的王任重，在当时日记中，记载了他参加学习班前后的活动和自己的理论思考。为体会毛泽东和高级干部们互动学习研究的气氛，不妨作些引述——
1月4日：“今天听一位同志讲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意见，分析得很深刻，确实是高度的理论概括。”1月7日：“这几天，用几个半天读政治经济学方面的问题，很有收获。主席、少奇同志讲的许多观点是一致的。开脑筋。”2月16日：“继续由薛暮桥同志介绍第一单元，胡绳同志传达主席的意见（读书的意见）。”2月25日：“打算明天开始写笔记。”3月2日：“学习班正式结束了。文件是读完了，听讲也听了许多，但是消化还是不够。”3月3日：“下午七时半主席找我们谈话……从实践到认识再到实践，这样无限反复地认识问题，丝毫不停留。”
（六）“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很有文章可做”
毛泽东“搬”《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对一些同志作说服工作”，前提是他自己作了深入的阅读研究。对这两本书，他从50年代到60年代初究竟读了几遍，无法确证。可以肯定的是，仅1958年就三次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作了不少批注，还留下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解记录。批注和讲解记录，已分别收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和《毛泽东文集》。
关于《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毛泽东在1958年以前就已读过。1958年第三版出来后，他又读。1959年12月10日到1960年2月9日，还专门组织一个读书小组，先后在杭州、上海和广州研读此书。参加读书小组的有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等党内“秀才”。他们边读边议，逐章逐节讨论，毛泽东发表许多谈话。他的谈话记录，保存下来的有两个本子。一个叫《毛泽东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的笔记》，将毛泽东的谈话按问题作了归纳，加了小标题；一个叫《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谈话记录稿》，按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原文顺序，同时印上原文和毛泽东针对原文的谈话记录。《毛泽东文集》第八卷节选了部分谈话记录，分为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关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一些问题四个部分。
对这两本书，毛泽东始终以分析的态度来阅读。在评论中，常常指出书里哪些讲得正确，值得注意；哪些不正确或不太正确，应该怎样理解；哪些讲得模糊，作者自己都还没有搞清楚。
关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不足，毛泽东认为：第一章讲掌握规律，但怎样掌握规律没有提出；斯大林说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值得研究；这本书从头到尾没有讲到上层建筑，没有考虑到人；基本错误是不相信农民；计划经济有话没有说完；工农业关系、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关系没有讲清楚；对于轻工业、农业不够重视；等等。
关于《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不足，毛泽东认为：这本书的写法很不好，总是从概念入手，先下定义，不讲道理；只讲物质前提，很少涉及上层建筑；生产关系的问题不容易说清楚；书中关于中国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的问题，说得不对；书里表达出想用经济力量控制别的国家，对他们自己也不见得有利；等等。
毛泽东阅读和评论这两本书，从头到尾都联系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涉及中国在建设中哪些搞得对，哪些搞得不对，原因在哪里，今后应该怎么办。例如，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毛泽东就说：“斯大林认为在苏联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在我们国家就不同，生产资料又是商品又不是商品，有一部分生产资料是商品，我们把农业机械卖给合作社”。在读该书的批语中，毛泽东甚至提出，把书中的“‘我国’（指苏联）两字改为‘中国’来读，就十分有味道”。一贯联系实际读“本本”的理念，在这里又一次得到生动体现。
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关键时期。说其关键，是指这段时间是从顺利到曲折的一个拐点，正确的、基本正确的和不正确的思路常常交织在一起。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层确实面临甚至陷入一些理论思考的困境。但越是艰难，毛泽东越是执著地探索和思考。研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打开了他的思想空间，在认识上前进不少。他的阅读着眼点，事实上已经不局限于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左”倾错误，还围绕“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历史课题进行思考探索。
毛泽东读这两本书的批语和谈话，从宏观到微观提出了一系列非常难得的观点，其中，既有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创造性发挥，也有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的反思与总结，还有对未来进行经济建设的一些设想。
从大的思路上讲，毛泽东的阅读收获有：马克思主义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但单靠老祖宗不行，任何国家的共产党都要创造新的理论为现实服务；政治经济学不能不接触生产力；干革命，是为生产力的发展扫清道路；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许多新的经验；社会主义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是管理问题，是人与人的关系，包括劳动中的人与人的关系；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很有文章可做，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太早；搞建设也要忍耐，不要希望早胜利；我们还没有掌握经济运行的客观法则，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等等。
从具体政策上讲，毛泽东的阅读收获有：搞经济计划，我们没有相当充分的研究，未必反映了经济客观规律；社会主义仍然需要发展商品生产，尊重价值规律；不摸到商品生产规律，会把农民引到敌人那里去；商品生产可以是资本主义的，也可以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不限于个人消费品，也应该包括生产资料；中国必须要有自己的经济体系；将来的城市不要那么大，需要建立许多小城市；要注意发挥企业的积极性；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经济学家们最好算算土地的价值；我们历来讲公私兼顾，不能有公无私，也不能有私无公；技术一发展，劳动组织和劳动力的分配就要跟着变化；等等。
这些阅读中的思想收获，即使今天看来，也非常难得，很有价值。当然，毛泽东当时的认识还带有不稳定、不完备的特点，其思想发展也就存在着多种可能性。但他在阅读中，联系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进行理论探索的精神，让人感佩。
毛泽东读这两本书，有一个浓郁的心结，就是希望能够写出适应新形势需要的理论著述。此番心迹，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展露无遗。他说：“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
但是，要写出新著作，形成新理论，毕竟不那么容易。对其难处，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有清醒的认识：“有英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发展成熟的典型，马克思才能写出《资本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至今还不过四十多年，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还不成熟，离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还很远。现在就要写出一本成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受到社会实践的一定限制。”没有实践的充分发展，没有足够的经验准备，要充分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是不现实的。
（本文作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