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3日，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述了开展主题教育的重大意义和目标要求，对主题教育各项工作作出全面部署，为全党开展主题教育提供了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按照党中央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以深化调查研究推动解决发展难题”。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是主题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全党同志的一贯要求。2017年12月25—26日，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的重要讲话指出：“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这个“宝”有其自身的学术传统和问题意识。
田野调查具有鲜明的人民性
我们知道，人类活动一般包括三个要素：一是目的，二是前提（或条件），三是方法。而方法在这三者中，最为关键。对于科学研究者而言，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研究的价值。调查研究正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党的思想路线和群众路线的内在要求。同样，调查研究也是科学研究的基础所在，民族学、人类学研究领域通常称之为“田野调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提高调查研究能力，要有人民情怀，也要有问题导向。人民情怀既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现实要求，也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的具体体现。而没有鲜明的问题导向，调查研究就失去了“靶心”。调查研究既是一个“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也是一个“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笔者把这个调查研究理念归纳为“迈向人民的田野调查”。
田野调查具备鲜明的人民性。人民性是指在中国的田野调查中一直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取向，具备深厚的人民属性。1980年3月，费孝通在接受美国应用人类学会“马林诺夫斯基纪念奖”时，曾作过题为“迈向人民的人类学”的演讲。费孝通提出：“也许我们还需要有比前人更大的勇气和才能，才能真正地实现一个能使科学知识完全为人民服务的世界。”在费孝通看来，对人民有用的社会调查必须是为人民服务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多次强调了调查研究对于科学决策和解决问题的重要作用。调查研究是做好工作的前提和基础，是科学制定决策、有效实施决策的必要手段。我们党历来重视调查研究，讲究实践出真知，注重从实际出发制定政策。而调查研究是找准问题症结的第一步，也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一步。
其实，中国老一辈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也一直强调知识的实践特征，强调知识的田野属性和人民属性。1999年，日本“东京新闻”采访20世纪对世界贡献最大的社会科学家，在中国采访的是费孝通。记者问：“您既是官员又是学者，这在国外是很难想象的，您一直强调学以致用，它会不会影响学术的本真性？”费孝通没有正面回答这一问题。他说，作为人类学和社会学学科，它的知识来自民间，作为学者就是要把来自民间的知识体系经过消化后造福当地，反馈回当地，服务于人民，而中国本身的学术也有学以致用的传统。费孝通所追求的核心问题就是“从实求知”和“致富于民”。社会学、人类学在学理和实践的层面以此为遵循，把田野调查作为“迈向人民的人类学”的重要园地。
新中国成立后，从事田野调查的研究者的最大荣耀，就是知识产出能够被人民群众理解和接受。中国的社会学、人类学一直强调学术实践要和人民群众的生活实践紧密结合起来，由此也推动形成了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以田野调查为中心的、具有实践社会科学属性的研究传统。
在田野调查知识传承的过程中，迈向人民、迈向社会、进入田野成为社会学、人类学学科体系构成的重要特征。把学术写在祖国大地上、讲好中国故事本身就是田野中人民性的具体体现。《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强调：“以解决问题为根本目的，真正把情况摸清、把问题找准、把对策提实，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思路新办法。”我们的研究就是要和老百姓的生活、故事、人民群众本身的发展理念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农村调查的传统就是社会学、人类学的看家本领，也是我们的学术传统。这个传统延续到今天，就是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紧密结合在一起。
田野调查致力于解决问题
在田野中发现思想。学科之间的区别并不在于研究对象的不同，而在于研究方法的不同。因此，科学的本质并不在于它的对象，而在于它的方法。传统的人类学研究方法是通过参与观察获得一个村庄或一个社区的详细材料，并对这些材料进行精致的雕琢，以从中获得一个完整的社区报告。这样，人类学的发展本身为地方性的资料细节所困扰，忽视了一种整体的概览和思考。很多人类学者毕生的创造和智慧就在于描述一两个社区。当然，这种研究招来了诸多批判。在笔者看来，人类学的研究并不仅仅是描述调查对象的社会和文化生活，更应关注的是与这一社区的社会和文化生活相关的思想，以及这一社会和文化在整体社会中的位置。
调查研究一定要深入，特别是实地调查研究，不能把调查研究当作一件形式主义的事情。“高手在民间”就是要从更深的层次展开调查。也就是说，田野调查要关注田野调查对象中人们的思想和宇宙观。田野调查过程本身是作为思想的人类学，而非作为简单地收集资料的社会调查。而我们所关注的社区研究本身就是要发现社区中人们的思想结构，而不是仅仅对简单的生活状态作描述。其实，我们所关注的是支撑这种生活状态的一套思想体系。在调查中，还要避免把田野中的资料过度抽象化，不能把田野抽象为研究者自身的一套说理体系和价值判断。这涉及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关系、研究者主观经验的积累与研究成果之间的关系。
发现思想的田野调查，不是走马观花，而是脚踏实地、进行长时间的田野调查。唯其如此，才能唤起对当地人思想体系的梳理，然后从当地人的思想体系中找出所要讨论现象的问题意识。而这种对问题意识的梳理，事实上也是对人类知识体系的贡献，因为这是在没有先入为主假设的框架基础上发现当地社会文化的思想体系、宇宙观和人生观，而不是先有一个理论性的概念来提炼它。后者相当于先有一个筐子，然后把资料一块一块地分别装进去，把不同的部分扔到筐子里。这里的部分是破碎的，装到筐子里以后表面上是一个整体，但事实上已把当地社会的整体性抹杀掉了，是抽离出来的。
事实上，任何田野调查都如同俄罗斯套娃，哪怕搜集得到的是部分资料，但它还是整体的部分，不是简单的部分，因为作为思想的田野调查本身强调其社会文化的整体性。如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毛泽东同志亲自做了32天的实地调查后才写成的，其核心并非简单的事实罗列，而是当地社会的思想动态。如其中认为，“所有各种反对农民运动的议论，都必须迅速矫正。革命当局对农民运动的各种错误处置，必须迅速变更。这样，才于革命前途有所补益”。指出中国的几万万农民“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多年来一以贯之的坚持。在河北正定县任县委书记时，他跑遍了所有的村；在福建宁德任地委书记时，他提倡“四下基层”，深入群众之中；在浙江任省委书记时，他调研了全省90个县市区……在调查中认识社会、发现问题、归纳提升人民之所想、所思。
田野调查要“进得去，还得出得来”。毛泽东同志曾形象地说：“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只有进得去，才能发现问题，发现问题出来后，要做出归纳整理、正确判断。正如《实践论》所言：“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在循环往复中进阶。”2012年12月底，刚刚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不久的习近平迎风踏雪入太行，吹响脱贫攻坚的号角。此后，他走遍了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我提出精准扶贫战略，就是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这就要求我们在调查中要进得去、要调查得入木三分，在调查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也是微观调查和宏观研究相结合的典范。
重视田野调查的方法论
在田野调查中，任何微观调查研究都不能脱离这一微观社会所处的整体社会背景，这在复杂社会的研究中尤为重要。每个所调查的社会，都正被卷入世界经济体系和全球化进程之中，对于这一动态中的社会文化予以捕捉、研究，可谓迫在眉睫。因此，对于田野调查而言，“进得去、出得来”的“出”就是要有这一整体的、全局的乃至全球的视野。这就要求我们超越社区研究的界限，进入更广阔的视野。要做到对一个问题的研究能够从大到小、从小到大，互相呼应，大小互见。这就涉及“部分”和“整体”的关系。
费孝通强调，人类学家脱离不了他所属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在他看来，社会人类学的研究特别强调“部分”和“整体”的关系，他深信可以用类型比较的方法通过一个一个社区的调查来逐步接近社会的全貌。他的类型比较，首先是对一个具体的社区的社会结构进行详细解剖，并查清其结构产生的条件，然后根据与此标本所处条件或相异划分类型，最后对不同类型的社区进行调查和结构比较。这一研究思路本身就是对传统的人类学研究方法的超越，其研究方法完全进入到比较研究的视野。
其实，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有关在田野调查基础上的比较研究大量增加。由于世界殖民体系的瓦解，人类学的研究由对异文化的研究逐渐转向对本土的研究，开始探讨国内的一些现实问题，本土人类学随之兴起。在发展中国家，人类学在应用研究上主要关心社会稳定、经济增长、人口控制、社会发展以及工业化和都市化所引发的问题。这对于社会人类学来说，是一次质的转变，特别是在调查研究的层面，从小的社区，完全进入大的区域和跨区域的视野中，这也涉及跨文化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就像费孝通所说，这一“进”一“出”如何理解。为什么跨文化研究和对他者的研究视角有其道理，其实就是相当于“井底之蛙”的概念。就像画个“井”字，在井外的任何一处看井里都是全方位的，但在井里却只能看到里面。还有“不识庐山真面目”的说法，都反映了这一问题实质。中国人的这些传统智慧恰恰是和我们讨论的他者的眼光或跨文化研究是一致的，判断方式是一样的。
要达到对中国社会和全球社会的认识，就要扩大田野调查的维度。田野调查应该是多位、多点的。要把“学科性学术调查”和“问题性社会调查”有机地结合起来，“从实求知”正是反映了知识来自于田野、来自于人民群众，在此基础上我们要“学以致用”，以调查所得服务于社会和人民群众。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积累了很多行之有效的调研方法，这些方法会成为以从事田野调查见长的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论研究重要的方法论。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