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国难当头。历史学家顾颉刚从中国历史与现实出发，撰写《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以鼓舞全民族团结抗战。刚从英国留学回国的费孝通随后发表《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提出商榷意见，引发学界热议。尽管这场讨论发生在80余年前，但对于今天认识中华民族的历史仍有启示。
生发于历史，自觉于近代
顾颉刚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是为解决“如何可使中华民族团结起来”的问题。他认为，中华民族不易团结起来的关键之一，在于“民族”概念的误植误用。“民族”概念传入中国后，人们望文生义，误把“民”理解为“人民”，“族”理解为“种族”，即“具有相同的血统和语言的人”。这种偏差被不断讹传，形成混乱的“民族”观念，不但血统、语言相同者可被视为一个“民族”，甚至宗教、文化相同者也被视为一个“民族”。于是，中国境内将出现按多种标准划分的各式各样的“民族”，这使得中华民族能否作为一个整体存在便成了问题。加上外国侵略者推波助澜，历史上团结已久的中华民族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
顾颉刚通过梳理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指出：夏商周时期，中国境内诸族已开始由多元走向融合；秦始皇统一中国，一个由多元融合而成的民族实体已经形成，并产生“一个”的意识；此后历代政权虽有分合，但这个民族“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一个”的意识也愈发牢不可破；近代以来，在强敌入侵的压力下，这个民族被正式冠以“中华民族”的称号，“一个”的意识进一步被激发，实现了真正的觉醒。他总结道：“‘中华民族是一个’，这话固然到了现在才说出口来，但默默地实行却已有了二千数百年的历史了。”
既然中华民族是客观存在的民族实体，其界定标准是否局限于血统或文化？顾颉刚指出：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没有狭隘的血统观念，而是“夷狄进中国则中国之”的开放而包容的文化观。基于此，中国历史上的各种各族才得以不断融合发展，早已分不出纯粹的血统。各族文化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分彼此。
基于上述论点，顾颉刚提出：“民族”的本意应是“营共同生活，有共同利害，具团结情绪的人们”，核心要素是精神层面“团结的情绪”。中华民族之所以是“一个”，是因为这一群体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个”的认同意识。他进一步强调：“我们只有一个中华民族，而且久已有了这个中华民族！”自清末革新人士提出“中华民族”概念后，讨论者虽众，却鲜有人通过历史事实予以证明，这正是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的重要贡献。正如白寿彝的评价：“这个口号虽久已喊遍全国，但用事实来作证明的，这还是第一篇文字。”受时代条件影响，顾颉刚的论证尚有不完善之处，进而引起一些学者商榷。
以西方概念为准，还是以中国历史为据
费孝通读到《中华民族是一个》后，致信顾颉刚并提出两方面意见：其一，顾颉刚极力批评人们误解“民族”概念，但真正误解这一概念的正是他自己。顾颉刚所否定的内容，正是“民族”的本意，它的判定标准就是客观上“文化、语言、体质的分歧”，而不是主观上自觉为“一个”的认同意识。顾颉刚所肯定的“民族”，相当于“国家”概念，“中华民族是一个”表达的是“中华民国境内的人民的政治团体是一个”。其二，中国境内不同民族间的差异客观存在，不应也无法回避。顾颉刚试图通过慎用“民族”概念来回避民族差异，谋求政治统一，这一做法是“迂阔”的，“犯着巫术信仰的嫌疑”。因为政治能否统一，关键在于各民族能否获得平等地位，与民族间的差异并无必然联系。
单从民族理论看，费孝通的批评有其合理之处。但就客观实际而言，顾颉刚并非“迂阔”，其慎用“民族”概念的主张自有现实考量。在1937年至1938年的西北考察中，他发现因为人们说惯了“民族”这个词，一旦出现摩擦纠纷，往往不分缘由地拔高到“民族之争”，“扩而充之至于天崩地裂”。事实上，很多时候冲突各方并不是两个民族，只是被错误的“民族”观念所诱惑和煽动。因此，慎用“民族”概念是现实需要，而不是理论上该不该、要不要的问题。
费孝通和顾颉刚的分歧并不限于出发点不同，更重要的是参照对象不一致而造成的概念认知差异。作为历史学家，顾颉刚对中华民族由多元逐渐融成“一个”的历史早有清晰认知。当他发现“民族”概念的误用，使得早已融成“一个”的中华民族面临分裂时，便把事实叙述出来，纠正人们对“民族”的认知。费孝通则不然，他根据西学知识把中华民族是不是“一个”转换为中华民国的政治能否统一，进而讨论民族差异与政治统一的关系。无论费孝通的观点合理与否，他都没有正面回答中华民族是否存在、是什么、是不是“一个”等问题。费孝通关注的是西方人类学的“民族”概念，自然更看重“文化、语言、体质的分歧”，而非民族认同意识。
二人的分歧凸显出一个重要问题：界定中华民族，是以西方“民族”概念为准，还是以中国历史为据？是关注“文化、语言、体质的分歧”，还是注重自我认同意识？顾颉刚明确坚持中华民族“决不建筑在语言、文化和体质上”，而是建立在“团结的情绪”即自我认同意识上。半个世纪后，费孝通发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一文，正面讨论了“中华民族”问题，可以看出他态度的转变。
回归中国历史的概念构建
与顾颉刚相比，费孝通对“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论证要更为周密完善。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基本接受了顾颉刚的观点。
就“一体”而言，无论是论证方式还是基本观点，费孝通都回到顾颉刚的立场。他通过梳理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来证明“一体”：中华民族从最初的多元起源，历经长期发展，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形成“凝聚核心”；此后，在历朝历代的民族接触中，中华民族不断融合壮大，形成一个“自在”实体；近代以来，在与西方列强的对抗中，这个“自在”实体逐渐转为“自觉”。这与顾颉刚的观点并无根本不同。
就“多元”而言，费孝通已不再像当年批评顾颉刚时那样，主张“中国人民不但在文化、语言、体质有分歧，而且这些分歧时常成为社会分化的根据”，反而在论述“多元”时，指出融合的事实，“从生物基础，或所谓‘血统’上讲，可以说中华民族这个一体中经常发生混合、交杂，没有哪一个民族在血统上可说是‘纯种’”。而这正是顾颉刚反复强调的。
就“民族”的界定标准而言，费孝通同样承认或接受了顾颉刚的观点，明确提出“民族认同意识为民族这个人们共同体的主要特征”。“民族认同意识”与顾颉刚所说的“团结的情绪”、“民族意识”基本一致。此外，在一些具体问题上，顾颉刚的不少说法也得到延续，例如形容中华民族的形成“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以及在此过程中“先进”与“后进”的关系等。
费孝通推进了有关中华民族的认识，当年顾颉刚没有妥善处理的方面，如汉族与中华民族的关系、多元与一体的关系等，都得到了解决。回顾这一过程，可以为我们今天认识中华民族发展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有益借鉴。
首先，认识中华民族，必须充分尊重中国历史，不应盲目对标西方概念。顾颉刚正是通过梳理中华民族的发展史，证明“中华民族是一个”，并指出当时流行的“民族”概念与中国历史不符。费孝通在《顾颉刚先生百年祭》中承认：“民族是属于历史范畴的概念。中国民族的实质取决于中国悠久的历史，如果硬套西方有关民族的概念，很多地方就不能自圆其说。”二人观点趋于一致，证明尊重中国历史在认识中华民族问题上的重要性。
其次，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由多个民族融合而成的实体，其根本特征在于牢固的自我认同意识，即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而不在于血统等因素。这种共同体意识在数千年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在近代以来共御外侮的过程中日益觉醒并不断强化。
最后，“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概念虽然在近代以来才出现，但它并非为迎合政治需要向壁虚造的结果，而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数千年历史发展的总结和提炼，建立在各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基础之上，有着深厚的历史根基。
作者单位：中国历史研究院左玉河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