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秋，我在多伦多大学图书馆中偶然见到钢和泰男爵（baron alexander von stael-holstein）亲笔题送给伯希和先生的专著《大宝积经迦叶品梵藏汉六种合刊》（192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颇受震撼，且深深为其吸引，想不到这样一部开创性的西式佛学著作竟然是七十余年前在中国上海出版的，这大大地激发了我对汉、藏、梵文佛教文献之对勘和研究的兴趣和热情。第二年夏天，我专程回北京，聚集起当年曾一起在中央民族学院随王尧老师学习藏文的多位学友，激励大家团结一心，共同开展一项伟大的佛学工程，即继承钢和泰先生的衣钵，对整套《大宝积经》进行汉、藏文本的对勘、整理和研究。王尧老师老当益壮，亲自参与了我们这个计划的规划，对我们的雄心十分赞赏，并寄予厚望。在饭桌上，他给我们讲述了他从他的老师于道泉先生那里听来的有关钢和泰男爵当年在北京创建和经营“汉印研究所”（sino-indian research institute）的诸多有趣故事，并特别声情并茂地讲述了钢和泰男爵的另一位中国弟子林藜光先生的悲剧故事，说他的学术是何等出色，曾用法文出版过多部著作，可惜出师未捷身先死，居法都巴黎十有二年，却有一大半时间的生活被二战的灾难所笼罩，贫病交加，但矢志不移，坚持佛学研究，最终夭逝于异国他乡。听来令人唏嘘、伤感，从此我记住了林藜光这个名字。
1999年冬天，我受哈佛大学印度与梵文研究系主任范德康（leonard van der kuijp）教授的邀请，到哈佛做为期七个月的合作研究。很快在哈佛图书馆中找到和复印了林藜光先生的全套法文著作《诸法集要经研究》四卷，睹物思人，感慨万千。于国际佛教学界，中国学者成就此等伟业的无疑林先生是第一人，戴密微和狄庸都是何等了得的西方学术大家，然竟以数十年之功，整理、出版一位中国学术同行的遗著，这是中西学术史上绝无仅有的事情。事有凑巧，千禧年年初的一天，范德康教授把我叫到他办公室，说有一大纸箱有趣的东西要和我分享。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个看起来很破旧的纸箱里装的竟然是钢和泰先生留下的全部私人档案。据说有人在燕京图书馆的某个角落里发现了它，因为钢先生曾经被哈佛大学聘任为“中亚语文学”（central asian philology）教授，而当时这个位子在哈佛出缺，所以别人就把这箱东西搬到了专业相近、至今担任哈佛内亚研究委员会主任的范德康教授的办公室了。
随后的许多天内，我常常和范德康，还有当时在哈佛代理中亚语文学、教授蒙古文、满文的james bosson教授一起，不断地翻阅、查看和讨论在这一只至少被人遗忘了六十年之久的旧纸箱中出现的那些各种各样的钢和泰先生私人档案文献，其内容之丰富、有趣常令我们啧啧称奇，于我则像是打开了一部尘封已久的二三十年代民国北京学术史。仅以钢和泰先生的私人信件而言，记得其中见到的西方学术大家就有伯希和、图齐、斯文赫定、费正清和鲍培等人，当然还有很多位当时哈佛的名教授，而中国学者中则有丁文江、胡适、陈寅恪、傅斯年、洪业（洪煨莲）、袁同礼、闻宥等人。除此之外，其中还有大量官方颁发的聘任证书，如哈佛、北大、中研院、故宫博物院和教育部给他颁发的聘任其为名誉教授、导师或特约研究员、专门委员等职务的证书等，甚至还有北京大学代理校长陈大齐于1927年7月12日就欠发1925年9月至1927年7月薪水计8652块大洋而致钢和泰先生的一封公函。当然，其中最具学术史价值的是有关钢和泰在北京创办和苦心经营的“汉印研究所”的全套档案。
由于“汉印研究所”后来获得了哈佛燕京学社的资助，成了后者常设在北京的一个重要学术分支机构，钢和泰必须定期向燕京学社的主事教授详细地汇报研究所的运营情况，是故在他的私人档案中保留了大量钢和泰致哈佛燕京学社主管教授和董事会的信件，提供了有关“汉印研究所”之人事变动、图书收藏、著作出版和其他各种学术活动的非常具体的记载，完整反映了民国时期北京学术界中外合作开展汉印大乘佛教文献研究的一个重要侧面。在这类报道中，还有钢先生对包括陈寅恪先生在内的参与这项研究工作的中外学者的学术点评，读来十分有趣。此外，在出版《大宝积经迦叶品梵藏汉六种合刊》的过程中，钢和泰先生和上海商务印书馆之间就文本的排版和校对等具体细节有长期、繁复的信件来往，很直接地反映出在当时的条件下在中国要出版这样一部十分西式的学术著作曾经是何等地艰辛和困难。若非得到了梁启超和胡适两位先生的大力支持，以及钢先生自己对学术的执着和百折不挠的顽固，这本书的出版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这些数量众多的私人信件中，给我留下了最深刻印象的是曾经都是钢和泰的助手和弟子的于道泉和林藜光二位先生致钢和泰男爵的多封信函，这几封信都写于他们出国深造之前。与其他那些学术大家们的信函相比，他们写的英文信从字迹到内容表达都显得相对稚嫩，特别是于先生的两封长信，虽然他们的英文程度显然远胜于今日大学之普通博士生。让我十分吃惊的是，这位我当称其为祖师爷的于道泉先生是学界出了名的大圣人，向视财富、名利如粪土，可是他给钢和泰先生的两封长信中絮絮叨叨诉说的却一直是他如何因为手头就缺那几块钱而纠结、烦恼，以致惶惶不可终日；而林藜光先生的信让我动容的则是他在信中表达出来的那份迫不及待地要离开故土、出国深造的急切和焦虑，好像他若继续留在北京，则必将被淹没在小人和俗务的大海之中，故急切地希望钢和泰先生能够尽快地准许和推荐他去法国留学。联想到他最终贫病交加、客死于巴黎的悲惨结局，让同样漂流海外日久而不知何日是归期的我当场禁不住潸然泪下。
晚近，我欣闻上海中西书局已经影印出版了林藜光先生的四卷本《诸法集要经研究》，深感欣慰，对佛学事业做出了特殊贡献、曾经为中国学者赢得了崇高荣誉的林藜光先生在他故去七十年之后终于也赢得了国人的欣赏和怀念。日前，我又读到了徐文堪先生在《文汇学人》2014年12月19日版发表的题为《林藜光先生的生平与学术贡献》的文章，对林先生的生平和作为有了更全面的了解。于是，我再次想起了近十五年前我在范德康教授办公室里读到的那封林藜光写给钢和泰男爵的信，很想把它揭载出来与大家分享。可是，当我在当年从钢和泰先生的私人档案和哈佛燕京学社的官方档案中复印的一大堆东西中搜寻、翻检并重读那些信件和文书时，虽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可当初催我落泪的那封信却遍寻而不见了，莫非是我当初为情所感而错记了？
在我复印的这些档案文书中，我只找到了林先生于1933年7、8月间，也即他将赴法留学前致钢和泰男爵的三封短简。除此之外，我还在钢和泰先生给哈佛燕京学社的年度报告中两次读到了有关林藜光的简短信息。这三封短信和两处报告虽然着墨不多，但细细琢磨却也还能看出一些有关林藜光担任钢和泰先生之助手时的工作成绩和他们二人之间有传闻失和的关系。
于1928年10月22日写于剑桥的“北京汉印研究所”报告中，钢和泰先生写道：
“几个月之前，戴密微先生致信于我，询问我能否接受他以前的一名学生加入汉印研究所。戴密微先生曾在厦门大学教过他的这位学生基础梵文，这位学生希望能随我在北京继续他的学业，因为戴密微先生已经离开厦门去了东京。我离开北京来美国使得我无法在1928年接受戴密微先生的这位学生，但我希望他将于1929年来北京。他的前老师如此不寻常地用力推荐了他，说他是一名真正的学者，故我期待他将成为汉印研究所的一名十分有用的成员。”
于此可见，钢和泰十分看重戴密微的举荐，也对这位未曾谋面的年轻中国学人充满了期待。到了1932年2月25日，在钢和泰男爵写给哈佛大学chase教授的信中，他还两次提到了mr.lin，即林藜光先生，一次是说那位来自美国的“sickman先生将来将随我，或者我的助手林先生阅读汉文佛教文献”，另一次则是说“林先生正在学习梵文和藏文，其成绩可圈可点。我确信他对汉印研究的贡献将会得到未来这个领域的工作者们的极大的赞赏。”从这个描述中，我们显然看不出钢和泰男爵对已经当了他三年助手的林藜光有任何负面的看法，相反对他十分欣赏，并且正确地预见到了林藜光将对汉印佛教研究事业做出令后世敬仰的重大贡献。
男爵在他的这封信中接下来还说到：
“在汉印研究所的团队工作如是得到持续改进的同时，我不得不坦白承认国立[北京]大学的学生们在这艰难的几个月内并没有对我们的研究表现出很多的兴趣，与梵文相比，他们现在对政治更感兴趣。虽然我现在依然还是国立[北京]大学的名誉教授（完全不付酬的），但有好几个月我没有给任何中国学生上过课，在眼下的危机结束之前，我大概也不再会补上这些课程了。不过，我还继续我的《妙法莲花经》私塾读书班（每周四小时）的活动，我现在和莱辛（lessing）、陈寅恪教授一起阅读它（一个梵文本、一种藏文译本、两种汉译本和几种注疏本）。”
与钢和泰先生长期阅读梵、藏、汉文佛教文献的中国学者实际上只有清华大学的陈寅恪教授，而他最有成绩的助手和学生显然是于道泉和林藜光，虽然钢和泰男爵持续被北京大学聘任为“本校讲师”、“文学院名誉教授”和“本校研究所国学门导师”等职，但他好像并没有在北大培养出像于道泉、林藜光这样的有成就的汉印佛教研究学者。能够投身于像汉印佛教文献研究这样的冷门学科而矢志不移的人恐怕还不仅仅必须是如陈寅恪先生所说的“素心人”，而且还必须是十分热爱这样的冷门学科的“有心人”，能够甘坐冷板凳，潜心研究梵、藏文佛教文献的一定只有像林藜光先生这样酷爱这门学问的极少数人。钢和泰先生信中提到的“眼下的危机”，指的一定是“九一八事变”的爆发而引起的全国性的政治危机，这个时候北大学生的头等大事当然应该是抗日救亡，而不是跟随这位流落他乡的外国男爵阅读梵文和藏文佛教文献。
我手头所有的三封林藜光致钢和泰函中的第一封，写于1933年7月4日，其内容或可汉译如下：
亲爱的钢和泰男爵，
我很抱歉今天我没有能够来看你，恳请宽宏谅解。我将改日来看你。我完全被这种恐惧压倒，生怕这次若不能得到您的许可出国的话，则我将被俗世生活的波涛所吞噬！别无其他出路！
致以最好的祝福！
你的最忠诚的
林藜光
从这封短信中，我们或可隐约地觉察到林藜光与钢和泰的关系或确有某种紧张，而这种紧张或是因为钢和泰并不赞成和支持林藜光此时离开北京前往法国深造而造成的。林藜光似乎不敢去见钢和泰，他心中的这种焦虑甚至也表现在他写这封信时竟然出现了一处细小的语法错误，他竟然写“i am completely overcomed by the fear”, overcome的过去分词依然还是overcome，把它写成overcomed这好像是林藜光先生这三封信中出现的唯一一处细小的语法错误，而这样的错误对于他来说照例是不应该出现的。
林藜光给钢和泰的第二封信写于1933年8月19日，内容如下：
亲爱的男爵，
谨此我还给您去年五月足够仁慈地预支给我的五十块大洋。
对您的仁慈
我谨表谢忱！
您的最忠诚的
林藜光
林藜光写这封信时看起来已经解决了钢和泰先生是否准许他出国深造的问题，开始处理出国前必须处理好的一些事情了，如归还欠钢和泰先生的五十大洋等。这封信和其他两封信一样，其措辞都非常正式（西式），虽然非常礼貌，但也显得有点生分和距离感，不像是亲密的师徒之间通信时的用辞。前面提到的于道泉致钢和泰先生的两封长信中，通篇谈的都是借钱的问题，事关钢和泰先生送给于道泉的十块大洋，当时住在雍和宫中修学藏传佛教的于道泉一方面抱怨自己生活穷困，吃饭的钱都不够，更没钱租用英文打字机来完成老师交待的工作任务，另一方面却在收到老师资助的十块大洋之后又觉得拿生活同样很拮据的老师的钱实在不妥，故惴惴不安、诚惶诚恐，急急地把钱退还给老师。整个叙述或显出于先生的无奈和迂腐，但他对老师的敬重和亲切感则跃然纸上，而这样的感觉在林藜光给钢和泰的短信中则完全看不出来。
笔者私自揣度当年钢和泰先生及其弟子们日常面临的经济窘迫或也可能是造成他们之间有时出现某种紧张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钢和泰先生虽贵为爱沙尼亚的男爵，却被俄国革命剥夺了一切，此时寄人篱下，虽然在北大当教授名义上的月薪高达四百大洋之多，但他根本拿不到这份薪水，惨淡经营、维持这个显然不合时宜的“汉印研究所”则完全靠他屈尊纡贵，四处化缘，平日常常捉襟见肘、入不敷出，无法照顾好其助手和弟子们的生活也是可以想见的。
林藜光致钢和泰的第三封信写于1933年8月21日，其内容可译如下：
亲爱的男爵，
关于这些我在[汉印]研究所编写的手稿，我写这封信告诉你我很乐意将汉译《大宝积经迦叶品》的索引（写在纸条上的）视为研究所的财产，但是由于这个索引已经编成在卡片上了，所以只有我的名字能够被保留为合作者之一那才是合理的。至于那些有关吐火罗人历史的汉文材料，我恐怕不能让您就按现在这个样子不做进一步的、彻底的修改而以我的名义发表。我希望只要我有自己可以支配的时间，我将重新整理这些资料，将它们搞得更加像样一些。
谨致最好的祝福！
您的最忠诚的
林藜光
这封信中透出了两个重要的学术信息，事关林藜光于当钢和泰助手近四年间的学术成果及其出版问题。这里提到的那份索引指的应该就是《大宝积经迦叶品梵汉索引》，这部索引应该在林藜光离开时还没有最后完成，故他希望它出版时还能保留他作为它的合作者之一的身份。事实上，这部索引一直没有得到出版，至今下落不明。在林藜光离开北京后，这部索引由来自德国的李华德（walter liebenthal）博士负责继续编写和修订。钢和泰男爵于1937年英年早逝之后，哈佛燕京董事会专门就“汉印研究所”的后续事宜征询李华德的意见，后者在回信中提出了多项建议，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要求资助出版《大宝积经迦叶品梵汉索引》。李华德在信中说他自己已经对这部索引的卡片条目做了彻底的修改，部分手稿也已写成，可以付梓了，印刷花费也不会太大云云，但他信中完全没有提到包括林藜光在内的其他人的参与。
林藜光在这封信中所提到的他收集、编排的有关吐火罗人的汉文材料及其出版一事，以前似鲜为人知。这项工作看起来也与“汉印研究所”研究梵、汉、藏大乘佛教文献的工作重点关系不大，可能是出于钢和泰先生个人的学术兴趣而让林藜光做的一份额外的工作。钢和泰先生早在1909年就在《圣彼得堡帝国科学院院刊》上发表过两篇讨论吐火罗语i、ii的文章，他是世界上最早研究吐火罗语的学者之一。他大概继续保持了他对吐火罗研究的兴趣，希望他的助手林藜光能够帮助他系统收集有关吐火罗的汉文历史资料，以便他对吐火罗做进一步的研究。而林藜光以做得尚不够完备为理由，拒绝让钢和泰以他的名义发表这些资料，其中是否还另有隐情则吾人今日不可得而知了。今天我们可以做的或是追寻钢和泰先生当年经营“汉印研究所”时所收集的图书、文献资料，以及留下的尚未来得及出版的这些学术著作的最终下落，它们对于我们今天从事汉、印、藏大乘佛教文献研究依然还是十分有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