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端于1978年5月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已经过去了整整四十五年。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已经成为历史。
历史一页页翻过，人事也随之代谢。
这些年来，当年的理论动态组成员，参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当事人，一个个离去。
如何保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这一历史事件的本来面目，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本人作为这一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和见证人，责无旁贷。
一、胡耀邦是怎样发动和推进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
1998年5月，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二十周年。我在天安门宾馆召开的研讨会发言说，总览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要说五句话：
胡耀邦是发动者和推进者；
邓小平是最有力的支持者和正确引导者；
叶剑英、李先念、罗瑞卿、谭震林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关键时刻给以坚决有效的支持；
各省、市、自治区和解放军各大军区、各大单位主要领导人的支持和参与，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广大理论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密切合作，共同努力，作出了重大贡献。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发展为大讨论，取得完全的成功，是以上几个方面的力量共同努力的结果。
胡耀邦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发动者和推进者。对此，党中央的悼词，纪念胡耀邦诞辰九十周年座谈会讲话，都作过明确论断。
习近平同志在纪念胡耀邦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肯定：胡耀邦“组织和推动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这样的论断，有充分的事实依据。
胡耀邦一贯坚持实践标准（本人有专文记述，见附件）。
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以后几天，胡耀邦就向党中央提出三条治国建议：
一、停止批邓，人心大顺。
二、冤狱一理，人心大喜。
三、生产抓狠狠抓，人心乐开花。
这三条，否定了“批邓反右倾”，否定了“文革”，否定了“阶级斗争为纲”。胡耀邦提出这三条，依据的不是文件，不是语录（“最高指示”），而是实际情况，是实践标准。
1977年5月7日，胡耀邦在中央党校的整风会议上提出，把被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颠倒过来。这是最早的拨乱反正口号。
1977年7月15日，胡耀邦创办了《理论动态》这个刊物。
胡耀邦1977年12月2日在中央党校党委会上明确说：这十几年的历史，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讲话，要看实践。他排他性、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实践标准。吴江依据耀邦同志的思想，提出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题，撰写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体现了又深化了胡耀邦的思想，成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基本语言。现在，这句话已经被历史留下，成为流行语。
胡耀邦指导中央党校同志撰写学习文件，提出“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并组织中央党校八百学员讨论，这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前奏和序曲。
胡耀邦两次审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稿，拍板定稿。
胡耀邦同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在《理论动态》刊登后，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并同意用“特约评论员”署名。这意味着由他承担此文的全部政治责任。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公开发表后，即遭到指责打压，有关负责人在会议上责问，“特约评论员”代表哪个中央，并点了胡耀邦的名。胡耀邦独自承受了巨大的政治压力。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开展后，胡耀邦分析形势，有针对性地指导理论动态组和有关人员撰写多篇文章，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有力地推进讨论的发展。
胡耀邦主持召开了理论工作务虚会，深入揭露和剖析了“两个凡是”，进一步阐明了实践标准。
以上事实有力地表明，胡耀邦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发动者和推进者（推进，实际就是领导）。
发动和推进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实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大解放，是胡耀邦的一大历史功绩。
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代表人物”的问题
近年来，出现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代表人物”的问题。
谁能被称之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代表人物”呢？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判断，也是一个有关保持历史本来面目的问题，要采取严肃科学的态度，从历史的角度观察判断。对待这样的问题，切忌随意性。
周扬同志认为，从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有三次思想解放运动。第一次是五四运动，第二次是延安整风运动，第三次就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见1979年5月7日《人民日报》）周扬同志这个论断，已经成为学术理论界的广泛共识。
要说代表人物，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代表人物，当然就是陈独秀。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的代表人物，就是毛泽东。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的代表人物，应当是胡耀邦。
胡耀邦作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即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的代表人物，当之无愧。
把仅仅撰写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文稿的作者，作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代表人物，这符合历史实际吗？
那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文稿，被吹得很高。但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开始到现在，人们没有看到这篇文稿的原稿。只有《光明日报》的编辑阅看过这篇文稿的原稿。他们也对这篇文稿作过介绍。
一篇署名辛广文的文章说：原稿“约七、八千字，主要是理论阐述，文中许多是引文和对引文的解释，主要是理论阐释”。（《光明日报通讯》1986年第6期）
《光明日报》的编辑在一篇文章中说：1977年9月，作者给哲学专刊同时投寄两篇文稿，一篇题是《女人也是生产力吗？》，另一篇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当时编辑组长出差在外地。哲学组人员认为，第一篇没什么理论可言，决定不用，第二篇是“纯理论”文章，也决定弃置不用，但等组长回来最终决定。
1977年12月，组长回京后，同意不用《女人也是生产力吗？》一篇。他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尽管理论色彩浓厚，引证马列原话及阐释较多，但毕竟提出了一个在当时比较重大而又敏感的问题——实践与理论的关系和真理标准的问题，批判了林彪、‘四人帮’鼓吹的‘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符合报社理论部和《哲学》专刊组稿的基本要求，只要把那些冗长枯燥的大段引证删去，增加联系实际的内容，不失为一篇好文章。于是就动手删去了一些我认为重复的文字”，把它发排了。（《光明日报与真理标准讨论》第90、92、93-94页）
《光明日报》编辑修改后，“增加联系实际的内容”的这篇文稿，共5100字，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讲基本原理，占全文的一半，第二部分讲革命导师如何以实践标准检验自己的理论，第三部分是“联系实际”，占全文的五分之一。文稿的这一部分说：“机会主义以理论与实践相分裂为特征。在我党的历史上，王明、林彪、王张江姚‘四人帮’表现得尤其突出”。文稿依次批判了王明、林彪，也点名批判了姚文元、张春桥。文稿结尾的一句是：“在亿万人民的革命实践面前，‘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彻底破产了，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推。”人们看不出这篇文稿有批判“两个凡是”的内容。
《光明日报》的编者曾写文章申明：“原稿和历次改稿中没有出现批判‘两个凡是’的字样，不仅没有两个‘凡是’，连一个‘凡是’也找不到。在我向他约稿时，在以后很长时间内多次当面交谈和信函往来中，我没有向他提出过此文的重点要放在批判‘两个凡是’上，他也从来没有向我提出过这个问题。现在有不少论著，介绍他写作此文时的思想和内心活动，说他如何如何酝酿批判‘两个凡是’，如何如何力求文章中选择什么角度体现批判‘两个凡是’，等等，对此我不好妄加评论，也许它们是真的；但我作为此文的约稿者、发排者和责任编辑，我得坦言，当时我感觉不出来，我不知道也从未与他说过。我当了40多年编辑、记者，现在仍在做编辑工作，我知道，当年约稿或最初修改稿件时，如果我能认识到批判‘两个凡是’的极端重要性，我会把它列为文章写作的重点，明确告诉作者，否则就是失职了。同样，我也认为，如果当年作者能认识到批判‘两个凡是’的极端重要性，一般情况下他也会把它列为文章的重点，并明确告诉我，以引起我和报社对它的重视。可是上述这两个情况都没有发生，这只能说明，当时我们并没有这种意识、这个观念”。（见《光明日报与真理标准讨论》第100-102页）
以上介绍，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文稿的原貌。
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篇文稿，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照，真可以说是“面目全非”。
这样的文稿公开发表后，能成为一声“春雷”吗？能引发一场大讨论吗？凭这样一篇文稿，能称之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代表人物”吗？（如果有人要看这个《光明日报》编者第一次修改的、最接近作者原稿的文稿，本人可以提供）
把仅仅写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文稿的作者，定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这一思想解放运动的代表人物，离这一历史事实真是太远了。
这里要强调一下，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篇文稿，仍然要肯定。将作者定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的作者之一，就是给予充分肯定。这样的肯定，已经足够了。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一次作用巨大、影响深远的思想解放运动，在中国共产党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都是需要记载的。我相信，严肃的历史学家一定会对这一历史事件加以研究。他们会认真查考有关史实，依据经过审查的史实，作出客观的评价。当年的有关当事人，也将成为被检验者。
一位知名学者说得好：“真理是慢性子的巨人，总是会战胜虚假。不符合实际的东西，再神气活现，总是站不住的”。
三、坚持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发展真理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全会公报说：“会议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公报的这一段话有力地表明，十一届三中全会根本否定了“两个凡是”，充分肯定了实践标准，充分肯定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
通过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推倒了“两个凡是”，破除了迷信，解放了思想，否定了“继续革命”理论，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抛弃了阶级斗争为纲，总之，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历史转折，为改革开开放，奠定了思想基础。
通过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恢复并发展了党的思想路线。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对思想路线作了规范的表述：“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实践标准成为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一个重要内容，很明显，这是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实践标准推倒“两个凡是”的结果。十二大以来，党章几经修改，但党的思想路线的规定，一字未改。
四十五年来，我们时时感受到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深远影响，实践标准也具体化了。
1983年1月20日，胡耀邦在《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的讲话中说：要以是否有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和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衡量我们各项改革对或不对的标志。（《胡耀邦文选》第477页）
邓小平在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中提出：判断改革开放，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2页）
胡耀邦和邓小平都讲了“三个有利于”标准，文字略有差别，但基本涵义一致，都是实践标准的具体化。我们正是依据这“三个有利于标准”，破解“姓资姓社”的争论，清除“左”的影响，不断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已经习惯于运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判断是非。
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实现了小康的目标，正在为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而奋斗。新的征程，面临复杂的形势，这就要求我们更加自觉地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发展真理。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接受实践检验的过程，不能照搬条条，而是要看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看综合国力的增长，看人民生活的改善和共同富裕的实现程度，看人的全面发展，看民主和法制的发展状况，看生态环境的改善，依据这些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实现状况，来作出判断。
2023年3月28日初稿
2023年4月27日修改
2023年5月9日定稿
附件：
胡耀邦一贯坚持实践标准（有删节）
据我的研究，胡耀邦是我们党内最早提出用实践标准检验和总结“文化大革命”，并付诸实施的领导人。
胡耀邦能够明确地提出用实践标准检验和总结十年“文革”，这决不是偶然的。这表明了他对党对人民的高度责任感，显示了他的政治勇气，同时，他有较深的哲学修养，特别是牢牢地掌握了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实践观点，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一些材料表明，胡耀邦一贯坚持实践标准。
（一）1964年11月，党中央任命胡耀邦为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三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赴任前，中办主任嘱咐他，到任后一年不要说话。那时，所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正在全国农村进行。这是阶级斗争为纲的具体实践。陕西省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搞得很“左”。胡耀邦到陕西上任后，敏锐地发现，运动搞得很过火，打击面过宽，抓人多（1964年全省逮捕6470人，扣留5000多人），开除党籍多（3200多人），开除公职多（1450余人），被整死的有六七百人，基层干部人心惶惶，人人自危，气氛紧张。生产形势十分严峻。粮食总产量由1956年的108亿斤下降到87亿斤，八百里秦川富庶之地的社员们生活过得比河北、山西的农民还苦。胡耀邦轻车简从，深入基层，直接同基层干部和群众见面，不到两个月，就跑遍了关中、陕南4个地区20多个县。他通过一系列的实地调查，对陕西的总体情况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他明确提出：“生产好不好，是检验各项工作好不好的最主要的标志。”胡耀邦主持起草了省委通知，特别指出：“这样成绩，那样成绩，生产搞上去了就是最大的成绩；这样错误，那样错误，生产搞不上去就是最大的错误。”他大声疾呼：“所有干部都要钻研生产，学会生产，参加生产！”
发展生产力是农村的基本实践。胡耀邦鲜明地把“生产好不好”，作为检验各项工作好不好的最主要标志，这就是生产力标准，就是在实际工作中坚持实践标准，就是以实践标准作为检验、判断党的路线方政策和各项具体措施的标准。这同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同“四清”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简称）的宗旨，是尖锐对立的。
1965年，是陕西历史上经济发展最快最好的一年。全省粮食总产量由70亿斤提高到125亿斤，增产了55亿斤。这一事实有力地证明，胡耀邦坚持实践标准、坚持生产力标准的思路和方针是正确的。当年随叶剑英去陕西视察的张爱萍将军说：“陕西肥了，耀邦瘦了，耀邦对陕西是有功的。”（满妹：《思念依然无尽》第144页）
（二）1975年7月，胡耀邦被派往中国科学院主持工作。中国科学院有直属研究院所93个，是中国科学技术人才荟萃之地，在“文革”中，又是重灾区，仅北京地区，170多位著名科学家中就有130多名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被关在“牛棚”里。胡耀邦到科学院上任后，立即着手恢复中国科学院的工作秩序，让这个庞大的学术研究机构迅速运转起来。
针对中国科学院一片荒漠、无人敢搞科研的惨象，胡耀邦响亮提出：“科研工作搞不上去，没有成绩，那才是最大的错误。”（同上第194页）这句话，在今天看来，十分平常，但在那个年代，却是很不寻常。
科学院，顾名思义，是搞科学研究的。科学研究，是科学院的基本实践。但在那个年代，任何单位的最重要的实践，只能是所谓的“阶级斗争”，只能是搞“斗，斗，斗！”胡耀邦却敢于说，科研工作搞不上去，是最大的错误。这是在科学研究领域坚持实践标准，同“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是尖锐对立的。
（三）1973年，在党的十大召开之前，毛泽东看中了王洪文，要他做自己的接班人。对此，虽也有人表示拥护，但许多人都想不通。毛泽东要周恩来一个一个去做说服工作。一位被“说服”之后的同志到耀邦家来，问他赞成不赞成这件事。胡耀邦明确说：“我不赞成。”来人提醒说：“这可是毛主席的意思啊！”胡耀邦说：“毛主席的意思，我也不赞成。不能个人说了算，这是我们在党章上已经写清楚了的。谁能当接班人，要有实践的检验，要有全党和人民的拥护。”（同上第210页）在用人上，在挑选重要干部上，特别是在挑选领袖接班人上，坚持实践标准，非常重要，但在人治的环境下，也非常不容易，而且有风险。胡耀邦却不顾个人的得失安危，面对最高权威，鲜明地提出，“谁能当接班人，要有实践的检验”。这种以实践标准否定权力标准的勇气和精神，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以上几个实例，生动说明，胡耀邦一贯坚持实践标准，而且，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
（一）在重大现实问题上坚持实践标准。胡耀邦坚持实践标准，不是坐而论道，都是在关键时刻、在重大问题上，为了维护人民利益，坚持党的原则，针对实践中的重大偏差，提出实践标准，坚持实践标准。
（二）面对政治权威坚持实践标准。胡耀邦不顾个人得失安危，冒着很大的风险，同权力标准相碰撞，甚至顶着最高权威，提出实践标准，坚持实践标准，显示出很大的政治勇气和科学勇气。
（原载《学习时报》第431期，2008年4月14日。收编进沈宝祥著《亲历拨乱反正》，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