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史比较研究中存在着两种看似矛盾的思路，即，多元主义的文明史观和世界体系理论。前者以施本格勒、汤因比和雅斯贝斯为主要代表，后者深受启蒙运动以来流行于西方的进步论形态的一元主义文明史观（详上）的影响，以当代西方新马克思主义阵营中已故的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教授为代表。这里想要说的是，世界体系理论尽管有一元主义的不良“出身”，但是经过近二三十年的调整，现在已几近于脱胎换骨，其根本旨趣与多元主义的文明史观已经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差异。
不妨先看看施本格勒-汤因比的理路。鉴于历史上存在过诸多文化共同体，更存在过无数尚未发展成为“文明”，便被整合进其他更大的文化共同体的文化-政治实体，更鉴于第一次欧洲“大战”（后来被误称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西方社会的劣根性或精神病态暴露无遗，施本格勒在其名著《西方的没落》一书中惊世骇俗地指出，西方的发展已越过其高峰期，现在正在走下坡路。他同时提出了自己的多元主义的文明史观，充分承认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和各别文明的内在价值。在他之后，这种多元主义史观被汤因比大大发展了。简单说来，施本格勒-汤因比式文明论建立在对生命周期现象的比附上，即任何文明都会经历一个生老病死式的生命过程；相对于人类几十万年的蒙昧史而言，文明史只有五六千年时间，因此各别文明无论有何外在形态，林林总总各色各样的外在形态，本质上都是同时代、等价值的。这里要指出的是，雅斯贝斯更加广为人知的“轴心时代”理论 —— 在西元前8-2世纪这六百年期间，印度、中国、希腊罗马、叙利亚诸文明区域不约而同出现了所谓“哲学的突破” —— 其实只是施本格勒-汤因比文明史观的一个变奏。
再看看马克思主义的文明史观。这种文明史观与黑格尔的文明史观一样，都脱胎于犹太-基督教思维中的千禧年主义（按：千禧年主义认为，“历史的未来是封闭的，因为将有一个最后的状态……在生命消失之前将会有一个一千年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人从历史中解放出来，因为历史已经走到了尽头，人类事务经历了长久的动乱之后大局已定 1），都深受西方启蒙运动以降一直长盛不衰的进步论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的文明史观尽管在实践上给予非西方文明很大的同情，但在理论上却有明显的漏洞。在这种文明史观里，诸多古代文明和无数“原始社会”之归于消亡，是人类社会从低级到高级的线性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人类社会不断“进步”所必然导致的副产物。因此，至少在逻辑上，这种文明史观意味着，非西方文明或文化的内在价值从根本上讲，是不值得肯定和维护的，所以消失或者灭绝了也不是坏事，因为作为整体的人类社会在这一宏大过程中向前发展了。这必然又导致这么一个结论，即，西方文明既然发展程度最高，便一定是所有文明中的最优秀者。很清楚，马克思主义的文明史观应归入一元主义文明史观的类别。
现在看看世界体系理论。以沃勒斯坦为代表的当代世界体系理论与施本格勒-汤因比的多元主义文明史观看上去是相互矛盾的。尽管世界体系理论扬弃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太过简单化的历史进步论，却与马克思主义的一元主义文明史观一脉相承，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体系理论最初并不怎么强调各别文明之间的差异，而将其关注的重点放在基于经济决定论的历史演进或“进步”之上。按照这种理论，16世纪以来地球上一直存在一个以欧洲为中心的“现代世界体系”；自此，人类历史进程的本质特征便是：这个世界体系里的欧洲“中心”对非欧洲之“边缘”不断进行剥削压迫，而非欧洲“边缘”又有着一种几乎是命定的对欧洲“中心”的“依附”关系。世界体系论文明史观虽间接地含有反欧洲中心论的意图，但在显性层面，很难说一点不带欧洲中心论气味。甚至可以说，它明显具有欧洲中心论的底色。
因不满早期世界体系理论明显的欧洲中心论倾向，一些当代世界体系论学者 —— 如阿布·格鲁霍特、巴里·吉尔斯、斯蒂芬·ｋ·桑德森，以及安德烈·贡德·弗兰克等人 —— 提出了一种新版本的世界体系理论。其中，弗兰克的观点最具有挑战性，甚至可以说，他完全否定了“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样的说法。在他看来，以现代资本主义为本质特征的世界体系并不是16世纪以来在欧洲肇始、由欧洲主导、并逐渐扩张到全球的一个超级经济体系，而是一个以中国为中心，东亚东南亚等地区逐渐被纳入，再后来欧洲也前来搭乘便车加入其中的一个超级经济体系；世界体系的历史也远不止16世纪以来这五百来年，而可以追溯到三千年甚至五千年以前。采用这种理论，人类文明史本身就是一部世界体系史。
目前，我国学界对上述西方学者的不同思路已有较为准确的把握，但是对于它们之间的矛盾冲突，它们对于历史上乃至当今时代中华文明的含义，以及它们对极为复杂的人类文明现象的解释力究竟如何，却并非十分敏感。一元主义的文明史观固然已站不住脚，但如果毫无保留地接受多元主义的文明史观，在理论上就很容易落入一个陷阱，即对这么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视而不见，甚至完全否认，那就是，在长期互动和冲突中，历史上的诸多文化-政治实体（其中大多数尚处于“原始社会”阶段）及相应文化样式早已融汇成为一些规模巨大的历史文化共同体或文明，比如中国、伊斯兰、印度、俄罗斯、西方等，而在如火如荼的全球化浪潮中，在工业化完成后一波又一波的交通、通信和信息革命中，这些大型共同体正在加速度地融汇为一个普世文明或全球文明（尽管如此，在可见的将来，这个全球文明仍然会因历史的惯性而保留诸多历史悠久的区域性特征；甚至在终将出现的、更加遥远未来的升级版全球文明的共性中，各别文明的独特个性依然将有一定程度的保留，各别文明的多样性依然将有一定程度的呈现）。
另一方面，如果不加批判地接受后一种思路，即进步论和一元论文明史观，就不啻是接受这么一种看法，那就是，各主要的非西方文明都是一些次等文明；而西方仅仅由于其发展程度暂时较高，便自动甚至不可逆地被归为一种本质上最优秀的文明。可历史表明，现代西方文明并非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全球文明或人类历史的总体演进的产物（详上一章的相关讨论）。具体说来，是包括中国、伊斯兰、印度与早已消亡了的古代埃及、苏美尔-阿卡德、巴比伦、亚述、波斯等在内的多个文明或历史-民族共同体长期互动的产物。当前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又再清楚不过地表明，相对于非西方国家，西方正整体性地处在一种迅速衰落的状态。这又意味着什么？很清楚，如果不能将上述两种思路协调统一起来，便不能洞察中华文明的当前状况，也不能准确把握中国乃至人类文明的未来走势。
假如以城市出现与否作为文明产生的标准，则诸多马背上的民族如斯基泰人（亦译为“西徐亚人”）人、匈奴人、鲜卑、乌桓、奚人、突厥人、蒙古人、女真、满人等并没有发展到堪称“文明”的程度。然而，对于地处亚欧大陆边缘的重要文明之间的深度交流和进一步发展来说，草原中心地带的游牧民族的确发挥了特殊的桥梁作用。尽管在长时间里，他们对农耕定居区域极尽劫掠、征服之能事，但也正是在此过程中，他们将一个文明的文化成果播布到另一个文明区域。马的驯养、马拉战车及相应的作战方式，几乎是同时在各大文明区域中出现的，铁制武器及相应作战方式也几乎是同时在各大文明区域兴起的。这些都说明，对于平衡不同文明区域的技术发展程度的差异性，使原本相对隔离的区域之间的技术、经济、社会文化差距不至于太过悬殊，游牧民族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假如在1500年至1900年期间，亚欧大陆西南部、南部和东部的非西方区域与欧洲的差距太大，不仅不知道马为何种动物，热兵器有何威力，甚至连金属盔甲和铁兵器也尚未使用，那么这些区域的命运，就完全可与阿兹台克人和马雅人的命运相比了。甚至近代初期给予西方军事优势的先进热兵器虽然最早出现在中国，但可以说在各文明区域几乎是同时（“同时”当然是相对的，所用尺度不是月、年，而是数十年乃至一两百年）开始使用的，只不过及至近代，热兵器在分裂为民族国家、相互之间不断厮杀的西方人手中以更快的速度演变得更具效力罢了。火药为中国人所发明，南宋后期即用于战争，后来由征服了汉地的蒙古人将火药及相关作战技术和方法带到中亚、中东，再由那里辗转传到欧洲。对于现代文明的兴起具有战略意义的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游牧民族（及远洋贸易）带到西方的。
以上事例说明，各别文明尽管有形态差异，或者说，它们拥有藉以保持其自身同一性的种种特征或特质，但它们之间几乎从一开始便发生着互动。文明间的互动影响至为深远。正是由于这种互动，更由于各文明区域在经济社会发展上的相对同步性，各别文明在技术、经济和社会文化发展程度方面很早便具有较高程度的同步性和一致性。在很大程度上，这就是为什么卡尔·雅斯贝斯会提出“轴心期”或“轴心时代” —— 西元前8至西元前2世纪这大约六百年间在不同文明区域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伟大的“哲学突破” —— 的概念。正是文明互动所导致的不同区域技术和经济发展的相对同步性、社会发展程度的相对一致性，我们才可以讨论人类历史的统一性。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无数“原始社群”，即尚未演进到“文明”阶段的较小的民族-文化实体。它们相互交往、相互影响、此起彼伏、兴衰隆替。在这一过程中，无数原始社群消失了，或者说融合到更大的历史-民族共同体中了。这清楚地说明，人类文明的演进中存在着一种总趋势，那就是，在多元主义的文化精神样式及相应物质表现的特殊性中，存在着普遍性，或者说，在各别文化形态的多样性中，蕴藏着统一性。（摘自阮炜《文明理论》）
注释：
[1] 格鲁内尔，《历史哲学》，第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