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论“文”的文字，既见于《汉书》等专书，又见于《离骚赞序》《两都赋序》等文章。在《汉书》中，班固虽然还没有专门列“文苑传”，但从其《叙传》可见，他为一些人物立传，目的就在于文学的贡献。同样是为司马相如作传，而且班书之传基本照抄迁史，甚至赞语亦近似，但其作意却似同而有异。《史记·太史公自序》称：“子虚之事，大人赋说，靡丽多夸，然其指风谏，归于无为。作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汉书·叙传》则说：“文艳用寡，子虚乌有，寓言淫丽，托风终始，见识博物，有可观采，蔚为辞宗，赋颂之首。述《司马相如传》第二十七。”史迁重在强调相如赋旨在讽谏并归于无为，列其传在《西南夷列传》之后，因而其作意是为文学家立传还是为政治家立传才多有争议。但班固却非常明确，论其赋一是文艳寓言、托讽终始，二是见识博物、有可观采，三是蔚为辞宗、赋颂之首，均从文学立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班固是自觉为文学家立传的第一人。
班固论“文”时，意识到了其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并将之提到较高的位置，如说赋“斯事虽细，然先臣之旧式，国家之遗美，不可阙也”（《两都赋序》）。虽没有像曹丕那样称之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但视为“国家之遗美”也是前所未有的。因此在《汉书》中，他选录了大量文献，包括了诏令、奏疏、谏议、诗赋、书札等等当时所有文体。他也注意到了“文辞”之于作者文学地位的重要意义，记时人评价董仲舒、司马相如、吾丘寿王、主父偃、朱买臣、严助、汲黯、终军、严安、徐乐、司马迁这些人士，具有共同的特点“辩知闳达，溢于文辞”（《东方朔传》）“文辞并发”（《地理志》）；他论述屈原时，称“其文弘博丽雅”“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像其从容”（《离骚序》）；赞叹司马迁“有良史之材”时，很敬服于他写《史记》时“善序事理”的叙事特征、“辨而不华”的思辨品质、“质而不俚”的语言风格、“不虚美，不隐恶”的史家本色。而在《汉书》传记引述传主文章时，班固有时也揣摩与评价文章的写作特征与作者写作心理，如《邹阳传》记载，邹阳看到吴王刘濞有谋反迹象，因而奏《上吴王书》，班固说它采用了“先引秦为谕，因道胡、越、齐、赵、淮南之难，然后乃致其意”的手法，原因就在于“其事尚隐，恶指斥言”。
但是，班固论文最为关注的还是文章的政治作用与道德意义，始终坚守儒家的评价标准。儒家重德尚义，所谓“用德彰厥善”（《尚书·盘庚》）“敬德保民”（《尚书·酒诰》）。在孔子的理论体系中，仁、义、礼、知、信实际都首先是道德的因素，强调个人修养，在此基础上要求用道德来治理国政，这样才能得到民众拥护而收到治理的效果：“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为政》）。儒家重文尚乐，主张“思无邪”，特别强调“兴观群怨”的社会作用。班固论“文”，首先坚持的也是“德”的标准，这有两个突出表现，一是强调文学“补于世”的社会意义，二是维护“五经”的道德原则。
作为历史著作，《汉书》收录了不少时文，除了朝廷的诏书外，收录最多的是朝臣的谏议文字。有的只是几句谏词，如《高帝纪》：“汉王欲西归，张良、陈平谏曰：‘今汉有天下太半，而诸侯皆附，楚兵罢食尽，此天亡之时，不因其几而遂取之，此养虎自遗患也。’汉王从之。”还有许多单篇谏议，如汉文帝“除盗铸钱令，使民放铸”贾谊上五百余字谏书（《食货志》），汉武帝欲起上林苑东方朔直言以谏，贾山向汉文帝上《至言》借秦为谕“言治乱之道”以谏，等等。此外，其收录的“上书”“对”“奏”“疏”等，亦多为“言得失”之作，考虑的是政治的意义。班固推重的是“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叙传》）的儒家人生境界，《幽通赋》所说“复心弘道，惟贤圣兮”“舍生取谊，亦道用兮”。重视古圣先贤的榜样力量，强调舍生取义的价值观念，重视朝闻夕死的求道精神，是儒家的道义，也是他自己的心声和追求。在《楚元王传》赞中，班固明确说：“自孔子后，缀文之士众矣，唯孟轲、孙（荀）况、董仲舒、司马迁、刘向、扬雄，此数公者，皆博物洽闻，通达古今，其言有补于世。”是否“有补于世”，正是班固在《汉书》中选录、评论文章的重要标准。在《贾谊传》“赞”中他说：“（贾谊）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于世事者著于传”，《晁错传》“赞”称“论其施行之语著于篇”，均为此意。目的正在于“惩恶劝善，观风察俗”“可使夫雕虫小技者，闻义而知徙”（刘知几《史通·载文》）。
在论“文”时，班固首先看重的也是其讽谏意义。在《司马相如传》中，他同意司马迁的判断，直接称《子虚赋》：“借此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其卒章归之于节俭，因以风谏。”称《难蜀父老檄》：“相如使时，蜀长老多言通西南夷之不为用，大臣亦以为然。相如欲谏，业已建之，不敢，乃著书，借蜀父老为辞，而己诘难之，以风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皆知天子意。”他认为扬雄作《校猎赋》《长杨赋》《酒箴》“聊因笔墨之成文章”，目的都是为了讽谏（《扬雄传》《游侠传》）。在《匡张孔马传》中，他记述在成帝即位之时，匡衡上疏，称其目的也是为了“戒妃匹，劝经学威仪之则”。在《两都赋序》中，他称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等的“朝夕论思，日月献纳”，倪宽、孔臧、董仲舒、刘德、萧望之等的“时时间作”，都是“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强调是儒家道义中核心的忠孝之义和讽喻之情。
“六经”之文，早有儆戒之义，《尚书》所谓“儆戒无虞”。《周易》“开物成务”“以此斋戒，以神明其德”的用意，《诗经》“式讹尔心，以畜万邦”（《小雅·节南山》）“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大雅·荡》）的嘱告，《乐》自有“移风易俗”的作用，周公作礼以“戒慎乎其所未睹”“戒勿越”的目的，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的效果，都显示出“六经”创制皆有“垂教”的本义。以儆后世，也是《汉书》写作的重要目的之一，作者在《叙传》中明确地标示出来。如：“亡德不报，爰存二代，宰相外戚，昭韪见戒，述《外戚恩泽侯表》第六。”“统微政缺，灾眚屡发。永陈厥咎，戒在三七。邺指丁、傅，略窥占术。述《谷永杜邺传》第五十五。”“彼何人斯，窃此富贵！营损高明，作戒后世。述《佞幸传》第六十三。”这是史家的应有之义，也是对儒家传统的秉持和弘大。
赵翼《廿二史札记》说汉初“每有大事，朝臣得援经义以折衷是非”，原因是“法制未备”。其实，不只如此，整个汉代都具有援经按断这个特点，原因也还有“独尊儒术”的政治需求和“折中于夫子”的主观崇仰，所以“以明经为帝王师”者大有人在（参阅《廿二史札记·后汉书》“累世经学”条）。两汉书所记，多有其证，《汉书》更是直接称“纬《六经》，缀道纲”（《叙传》）。班固在表达思想观点的“赞”语中多处称引儒家经典以为标准，评价传主与史事。《汉书》100篇，有传赞者99篇，赞引《易》《书》《诗》《礼》《春秋》《论语》《孟子》之语者，竟有35篇。而其中涉及孔子者达22篇，有的用《春秋》之事，更多的引《论语》之言，有的用一言、一事，有的则连引数语，《古今人表》中更是连续引孔子之语5条：“孔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又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未知，焉得仁？’‘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因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又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唯上智与下愚不移。’”既博采“经传所称”以“显善昭恶，劝戒后人”，又以此为据排列等级次第。这在史书中是少见的。
强调讽谏之义也好，看重引经论事也罢，班固保持的是孔子的道德原则，是儒家的伦理立场。为何为历史人物立传？如何传承历史典则？班固恪守着孔子“述而不作”的原则。他称赞其父班叔皮“唯圣人之道然后尽心焉”，说他：“仕不为禄，所如不合；学不为人，博而不俗；言不为华，述而不作。”称赞之中，满含着艳羡和尊奉。在《叙传》中，他谈到自己撰著《汉书》的原因，是由于《史记》“太初以后，阙而不录”，所以才“探纂前记，辍辑所闻，以述《汉书》”。同样是交代各篇写作的动因，司马迁《太史公自序》均称“作”，如：“诸侯骄恣，吴首为乱，京师行诛，七国伏辜，天下翕然，大安殷富。作《孝景本纪》第十一。”“自孔子卒，京师莫崇庠序，唯建元元狩之间，文辞粲如也。作儒林列传第六十一。”而班固《叙传》则均称“述”，如：“孝景莅政，诸侯方命，克伐七国，王室以定。匪怠匪荒，务在农桑，著于甲令，民用宁康。述《景纪》第五。”“抑抑仲舒，再相诸侯，身修国治，致仕县车，下帷覃思，论道属书，谠言访对，为世纯儒。述《董仲舒传》第二十六。”一字之差，却反映出两者思想原则的不同，司马迁体现的是汉代文人的创造意识，班固则反映的是汉代文士的守道精神。
班固以德论“文”，突出了文士的人格精神和文学的社会责任，强调了文士的道义观念和文学的社会价值。但由于他执着甚至近乎执拗地“宗经矩圣”（《文心雕龙·史传》），因而也使得他表现出的价值判断具有矛盾性，评价屈原既称“灵均纳忠，终于沉身”（《后汉书·班彪传》载班固“奏议东平王苍”），又说他“露才扬己”，是“贬絜狂狷景行之士”；评价司马迁既赞同其“合德”的观念（《司马相如传》），又说他“是非颇缪于圣人”（《司马迁传》）。这些方面，直接影响到了刘勰的文学评价，也成为中国古代文论的主流观点之一。
张庆利（珠海科技学院文学院教授）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