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英国是同行评议制度的发源地，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660年成立的英国皇家学会。经过三个半世纪的发展，伴随数字时代的到来，同行评议在欧美国家衍生了多种类型，但也存在一些制度缺陷。20世纪90年代，同行评议被大量应用于我国自然科学基金和社会科学基金等科研评价的实践。同行评议引入中国之后，也出现了行政主导、人情渗透、评价指标体系不够科学、定量评价强势介入等异化现象。“破五唯”后如何“立新标”？如何建构数字时代中国同行评议的新范式？第一，重组后的科学技术部在战略规划上，要做好“以价值为导向开展同行评议”的制度设计，履行“科技监督评价体系建设”的职责。第二，学术界、期刊界、第三方评价机构要加强基础理论研究，运用评价学理论指导科研评价实践,构建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同行评议的实践范式与理论范式。第三，充分发挥各学科领域学会、协会等学术共同体在学术评价过程中的实质性主体作用，重视专业评价和社会评价相适应。第四，建立专门针对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的多维评价范式，如何在不同的评议标准之间取得平衡并达成共识，需要兼顾科学、公平、公正和高效。
关键词：同行评议；数字时代；学术共同体；《哲学汇刊》；分类评价；新范式
2018年10月24日科技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科院和中国工程院五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清理“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专项行动的通知》，2020年2月17日科技部印发《关于破除科技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措施（试行）》，2020年2月18日教育部、科技部印发《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 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这三份文件均剑指现今学术评价中“唯论文”，特别是“sci至上”的不良导向。几年过去了，总感觉雷声大雨点小，“改革的尝试尚局限于部分高校，尤其是对于人文社科成果评价的改革探索更是凤毛麟角，绝大多数高校及科研机构仍处于观望阶段”。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明确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从“特色”到“自主”,这无疑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和同行评议的改进、完善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政策导向和发展契机。
一、引言：“学术评议人体制”的发端
英国是“学术评议人体制”的发源地，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660年成立的英国皇家学会。英国皇家学会是以“促进自然知识进步”为目标的学术共同体，由罗伯特·莫雷、约翰·威尔金斯、乔纳森·戈达德、罗伯特·胡克、威廉·布朗克、劳伦斯·鲁克、克里斯多弗·雷恩、威廉·配第和罗伯特·波义耳等12位科学家创立。英国皇家学会不涉及政治和宗教，因此于1662年、1663年、1669年得到了国王授予的印刷出版等各种特许证，这就摆脱了当时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
1665年2月底，英国皇家学会创办《哲学汇刊——总结世界各地有创造才能者当前的探索、研究和工作》。其“发刊词”宣称：“促进哲学研究之提高所必需者，莫过于将他人已发现或已付诸实践的东西传播给那些在同一领域内进行研究或努力的人。因此宜用出版这一最合适的途径，以满足从事同类课题、乐于促进学术研究、推广有用的新发明，因而有权了解本王国及世界其他各地情况的人，使之时时了解科学的进展、了解博学好问的那些人的劳动和尝试及其全部发现和实践。为此，这些成果应得到明确和如实的传播，激励人们进一步追求扎实有用的知识，使得天才的努力和事业受到珍视，并引导和鼓励探索、试验、发现新事物，相互交流，对增长自然知识的宏伟规划做出贡献，完善哲学和自然科学。”亨利·奥尔登伯格编辑《哲学汇刊》12年，采取摘录、翻译、删改严格把关，使这本学术期刊成为欧洲最重要的自然科学出版物。1752年，英国皇家学会理事麦克尔斯菲尔德提出改善《哲学汇刊》编辑方针的建议。为此，理事会召开两次会议，通过决议:“为了学会的名声和荣誉，要指定一个委员会负责论文的选择和出版工作。要求会员事先用心阅读所上交的论文，或在每周会议上与论文作者交谈，确保论文出版质量，并规定除了委员会挑选的合格论文外，其他论文不能在《哲学汇刊》上发表。”由个体“编辑评审”论文到群体“委员会评议”论文，由此确立了同行评议的基本方法，即学术共同体成为学术评价的主体，同行专家从专业学术角度对科研成果进行鉴定、对科研论文质量进行把关，成为英国学术期刊权威性的重要保障。
朱克曼和默顿将同行评议界定为，“由从事该领域或接近该领域的专家仅仅按照学术价值作为评价标准对其同行的学术水平进行独立判断的过程”。同行评议诞生以来，其价值主要体现在知识生产系统中的“质量控制”“动力来源”和“科学自主”三个方面。任何学术研究成果在成为公共知识之前，都必须接受学术共同体“有组织的怀疑”。在质疑和批判性过程中，同行评议无疑起到了“质量过滤器”的作用。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认为，学者“努力的目标指向同行的认可”，学术共同体承认是学术知识生产的根本动力。只有当他的创造性研究结果被学术共同体确认之后才能得到社会承认，特别是表现为其他学术论文的参考文献中所列的知识的来源，他才会有信心继续研究下去。科学自主性是学术共同体的根本组成要素和本质属性,“科学家个体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和意愿自主决定科学研究领域，对如何开展研究具有决定权，以及可以通过创办期刊、组建专业学会、承担同行评议等专业活动实现‘结构性自主’”。科学自主性，使学术共同体有了学术环境的自由、独立判断的自信、同行评议的权威和管理上的民主协商。科学研究就可能免于受到来自政治、经济及社会等方面的控制和干预，由科学共同体通过内部共享的社会规范对科学活动进行自我调节和自我治理。
同行评议已经确立三个多世纪，伴随数字时代的到来，在欧美国家的发展过程中衍生了多种类型，“概括而言可分为传统同行评议、开放同行评议、协作同行评议和预印本等模式。作为行之有效的基本制度安排，同行评议在维护学术共同体的信誉、把控学术研究成果的质量和保证资源配置的科学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行评议并不是一种完美的评价机制，自其广泛推广以来，批评之声就不绝于耳。21世纪，《自然》《科学》《美国科学院院刊》等国际知名期刊更发表了大量的批评文章。综合文献资料，大体上可以归纳为偏于保守的先天局限、利益冲突导致非公正性、马太效应导致资源分配失衡和技术漏洞导致学术不端等问题。因此,近年来世界各国都高度重视科研与出版职业的伦理建设，改进与创新同行评议方法，完善防范科研不端行为的监管机制，健全促进负责任科研行为的法律体制。
二、同行评议引入中国的学术评价
1979年3月，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举办的第二届科学报告会,首次“采取民意测验，请同行专家评议，经所学术委员和各分会场执行主席共同讨论”，筛选出较好的研究报告70余篇。这是迄今为止，看到的中国有关同行评议应用的第一篇报道。20世纪80年代初，关于欧美国家同行评议方法的介绍、研究文献逐渐增多，如杨安仙的《谈美国的同行评议》、张渊义的《同行评议是科研计划管理的重要手段》、赵红洲的《引文计量与同行评议》、周正的《必须重视同行评议中的行为规范》等。李芬、朱紫阳等基于cnki核心期刊对中国同行评议研究状况的调查数据显示，1979—2007年核心期刊共刊载同行评议文献443篇，年均只有15.28篇。进入新世纪以来，虽然同行评议的“文献量有所增加，但我国在此方面研究的落后局面并未改观”。
（一）“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的缘起
1981年5月11日—20日，中国科学院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期间，数理学部的张文裕、谢希德等48位学部委员联名致信党中央和国务院，从确保基础研究自身稳定发展和提高科研经费使用效益两方面进行了论证,建议设立“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生物科学部的曹天钦、谈家桢等41位学部委员也联名致函党中央，从基础研究在国家各项事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基础研究经费在现行科研拨款体系中无法得到保障的现状，以及科学发达国家支持基础研究的成功经验等多个方面进行了论证,提出设立科学基金的建议。设立科学基金,成为当时科学家们的心之所向。这些建议很快得到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批准，同年11月14日中国科学院主席团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试行条例》，以及由卢嘉锡任主任，严东生、谢希德任副主任的23位学部委员组成的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试行条例》第五条开宗明义：“科学基金资助的项目，经同行评议，择优支持”，由此拉开了中国同行评议的序幕。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试行期间，相继有水利水电、地震科学、机械工业技术等基金委员会成立，并建立了相应的组织机构与同行评议体系，科学共同体的自治和自我管理意识愈加凸显。
（二）科学基金的设立与同行评议的引进
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的建立，为基础研究管理体制的改革进行了探索，为推行基金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84年底，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委员会调查小组对我国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和体制改革的方向等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并于当年11月底向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提交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管理体制改革的建议》，建议尽快建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成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此同时，美籍华裔科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李政道两次给邓小平写信，“提出了成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意见”。1985年7月16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就设立国家科学基金问题亲切会见李政道先生，进一步听取他的建议。在邓小平的支持下，1986年2月14日，国务院批准成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nsfc），唐敖庆院士任主任，胡兆森、师昌绪等任副主任，李政道担任名誉顾问。按照“申请、受理、筛选、同行评议、专家评审”的办法代替“领导批条子”，这是我国科研经费从“计划分配”向“竞争择优”过渡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标志着一个在学术共同体内、由专家民主决策科学基金分配的同行评议机制正式引入我国。nsfc同行评议专家系统分为两个部分：一是采用通信方式的同行评议，选择5位专家对申请课题的学术水平和意义进行客观评价，并排列优先顺序。二是由学科评审组召开会议，复议同行评议结果并推荐择优资助项目，出现意见分歧时投票表决，最终由基金委员会批准。新世纪以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调整为研究项目、人才项目和环境条件项目三个序列30多个项目类型的资助体系。“十三五”时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再次调整为探索、人才、工具、融合四大系列，使资助格局更加符合自然科学基金的定位。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于1986年设立，由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负责管理。同年10月27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小组会议通过《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根据《条例》，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实行同行评审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评审设立专家库，按学科划分为学科评审组，届时抽取一定数量的成员参加会议评审。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评审分为通讯评审、会议评审。在通评阶段,全国社科规划办遴选5000余名通评专家,按照专业对口和回避原则,由5名同行专家对每份申请书的课题论证活页进行盲评。在会评阶段,从会评专家库中随机选取280人左右(约占专家库的1/4),分成23个学科组,按照专家主审、小组讨论推荐、大组评议和无记名投票、召集人和主审专家签署立项意见、提出建议立项资助课题等程序进行。通过上述两次评审,全国社科规划办将建议立项资助课题报全国社科规划领导小组审批后予以公示。国家社科基金已形成包括重大项目、年度项目、特别委托项目、后期资助项目、西部项目、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等六个类别的立项资助体系。
20世纪90年代，随着科技部、教育部等部门在科研项目的评审中相继建立起同行评议机制，同行评议作为“一种有组织的用于评价科研工作的方法”，被大量应用于我国科研评价的实践，并形成了中国式的同行评议特色。第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正确的政治导向、理论导向和学术导向。第二，确立学术共同体的主体地位，以“依靠专家、发扬民主、择优支持、公正合理”的原则进行评议。第三，以同行评议为资源分配的主要依据，分类别、分学科、分地域专家数据库成为遴选同行专家的重要质量保障机制。第四，陆续建立向申请人全文反馈同行评议意见、监督委员会受理针对包括评议在内的资助工作各环节投诉举报、向评审会议派驻监督委员会等同行评议监督机制，以保障同行评议的公正性。第五，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优势互补、相辅相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同行评议方式虽然从表面上看是单一的定性评价模式，但实质上也包含了定量评价的理念和思维，专家评分归根到底也是一种量化的评价方式。因此，学术评价没有最好的方法，只有最合适的方法。
（三）学术期刊的同行评议实践
我国学术期刊实行的“三审制”源于图书出版的三级审稿制度，即由编辑初审、专家二审（或具有高级职称的副主编）、主编终审的三级审稿制度。同行评议没有纳入“三审制”，并不属于强制要求进行的工作项目，仅是作为学术期刊编辑部门审稿工作的一种补充。1992年11月创刊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首次将“匿名评审制度”引入论文评审。随着我国学术期刊公信力重建与国际接轨发展的需要，同行评议在学术期刊审稿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也从辅助参考转变为关键因素。尤其科技期刊具有专业性、技术性、学术性强的特点，同行评议已成为判定拟发表论文学术诚信和学术质量的重要手段。2002年9月，教育部发布《关于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报工作的意见》，提出“有条件的学报，可以逐步实行同行专家的双向匿名审稿制度，切实保证审稿的科学性和公正性”。由此，同行评议在我国高校学术期刊界得到广泛推广。
我国学术期刊现行的同行评议大致分为封闭和开放两种形式，封闭又分为单盲、双盲和三盲审稿。单盲指评议专家知道作者的个人信息，而作者并不知道评议专家是何许人也；双盲指评议专家和作者相互不知道对方是谁；三盲指编辑、评议专家和作者之间都不知道对方的身份信息。开放同行评议又分半透明与完全透明两种情况，半透明指评议专家和作者互相知道对方身份，双方就评议中的问题可以进行讨论和对话，但不对公众公开评议意见。完全透明指评议专家的身份对作者或公众完全公开，评议意见及作者对评议意见的回复也对公众公开。中国心理学会和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主办的《心理学报》，为国内开放同行评议的典型案例。自2014年起，该刊在每篇发表的文章后面加上了“审稿意见链接”，通过这个链接或刊物亚博电竞网站官网可以看到3位审稿人的3轮审稿意见和作者的回应，短则几千字，长则几万字，态度认真，行文严谨，令人称道。但并没有公开评议专家的身份信息，还属于半透明的同行评议。有研究表明，截至2018年10月，我国科技期刊采用盲审的比例超过97％，其中单盲评议比例为53.02％，双盲评议比例为41.38％,三盲评议比例为3.02%。
我国社科学术期刊，在同行评议中多采取盲审制度，以双盲评议为主。根据稿件内容的难易，送一到两位专家评审，争议稿和领导“推荐”的关系稿，送三位左右专家评审。理论上说，送审专家越多，则越容易接近科学、精准的评审结论，也有利于保护坚持学术标准的主编，但实际操作中外审评议专家的数量、期刊编辑部的成本核算以及“权力干预”用稿的挑战无处不在。所以，做普通学术期刊的主编难，难在缺少高水平的学术论文支撑；做核心期刊的主编更难，难在拒绝“人情稿”与“关系稿”，尤其是领导在“荐稿”问题上的过度介入。
三、同行评议在中国的现实挑战
何为学术评价？叶继元教授定义为：“学术评价是指根据一定的目的和标准，采用一定的理论和方法，对学术成果、人员、机构、学术媒体展开的价值判断活动，以衡量学术活动及其相关事项的有无、多少、作用和价值。”由此可见，学术评价的对象是多元的，但其核心要义是鉴别成果的贡献、规范学者的行为、激发研究的创新、评判学术的进展。同行评议方法自欧美引入中国后，在项目评审、人才选拔、成果鉴定、科研评奖、职称评定以及学位论文答辩等方面被广泛采用，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发生了“橘过淮则枳”的变异，甚至异化。
第一，行政主导色彩浓厚。我国现行的学术评价体制，行政主导居于强势地位,学术权力很难望其项背。行政权力还是许多学术评价的执行主体，学术共同体、科学自主性在其中的影响极为有限。“许多由政府机构控制的评审项目,无论立项还是奖励,举凡专家的遴选,评议对象的选定,评议程序的安排,评议结果的确定、公布和利用,全由管理部门一手操控。”以行政的立场、视野和方法强势主导学术评价，“评选过程，或采用‘一票否决’，或考虑地区平衡，或强调政策倾斜，或厚此薄彼，其结果必然把学术质量标准置于次要”。同行评议专家虽然参与了评价规则、内容的制定，但规则的标准、权重等最终由行政管理部门决定。一定程度上说长官意志的“一言堂”，不仅损害了同行评议的权威性，而且偏离了学术发展的规律和趋势。
第二，人情渗透同行评议。中国是一个“熟人社会”，讲温情，讲圈子。这种人情一旦变味，就把同行评议变成了学术舞弊的遮羞布。比如专家应约评审某个基金项目或人才选拔，人刚报到，材料还没看，更不知道评谁，说情的电话就打来了。所以有“绕不开的同行评议，躲不过的人情关系”之说。人情关系网不仅会干扰同行评议的公正性，而且会滋生利益勾兑、学术腐败现象。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卫在接受《光明日报》记者采访时说：“在中国，同行评议有四个公正性障碍：学术关系网，这主要指专家之间的学派归属、传承关系、合作关系等；利益冲突，这主要指评审专家与评审对象之间可能有的利益关联与利益输送关系；群体博弈，这主要指多个学科由于共同的评估利益而采取的一致性博弈行为；专家选取的权威性，这是指因为一刀切地避免利益冲突，而产生的二流评一流的现象。”2019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明确指出：“打破相互封锁、彼此封闭的门户倾向”“破除各种利益纽带和人身依附关系”“抵制各种人情评审，在科技项目、奖励、人才计划和院士增选等各种评审活动中不得‘打招呼’‘走关系’，不得投感情票、单位票、利益票”。“圈子主义”造成资源的过度集中与“内卷化”效应，也是引起学术界道德愤怒的重要原因，所以必须治病纠根，予以破除。
第三，评价指标体系不够科学。学术评价体系是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领航者、助推器，直接关系到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方向和水平。由于评价对象的广泛性，评价范畴的复杂性，学科之间的差异性，导致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评价非常困难。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评价指标体系存在的问题：“1.采用常规指标如课题、论文、奖项、称号等，统一评价哲学社会科学学科。2.不区分理论性研究评价与对策性研究评价。3.不区分学者的个人评价与学术评价。4.不区分学术评价中的个体评价与团队评价。”学术期刊同行评议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合格的专家难找、评审意见宽泛、评审周期太长、评审过程不透明，从而导致学术评价的失范。“盲审评议的核心在于通过身份信息的匿名化处理实现学术期刊选稿的客观和公平，但是由于制度设计和运行中三方行为的缺乏监督，从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已威胁到制度设计的初衷——评审的公正性和科学性，而且阻碍了学术创新。”如何补足学术评价体系的不足和短板，如何防止同行评议的随意性？构建一套科学规范的学术成果评价指标体系是完善同行评议的逻辑起点。
第四，定量评价的强势介入。随着学术评价的工具化以及对资源分配的深度介入，同行评议欠客观、欠公正、欠合理的局限性越来越受到批评而逐渐陷入了困境。“有些欠缺是同行评议固有的，比如专家的知识局限性是固有的，有的是社会风气和社会环境造成的，这些问题无法或不易克服，因此同行评议的结果往往会不尽如人意”，于是第三方的专业评价机构成为时代的需要。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1992）、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来源期刊》（1994）、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1996）、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2000）、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2000）等影响较大的第三方评价机构相继问世，咄咄逼人，开始与学术共同体抢夺评价主体的资格。同行评议的生存空间被大大压缩了，而且继续以前所未有的更大的力度在压缩，由此导致学术评价分裂为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两类评价。
专业评价机构主导的定量评价，强调数据统计和数量计算，以客观化、精确化、简便化等相标榜,得到了行政管理部门的青睐，从而跻身于学术评价主体的行列之中，并把学术成果的主要形式——论文评价，异化和简化成为“以刊评文”。既然目前的计量方法还难以用数据来刚性地、单一地分析学术论文的质量高低，那么只得从引用量、转载量、阅读量、获奖次数、作者职称、差错率、违规行为、收取版面费等形式上的观测结果进行评判。“具体而言就是在评价学者时看他所承担的课题、发表的专著与论文的数量；评价论文时看它所刊载的期刊；评价期刊时则又看影响因子、被引用的次数。”“以刊评文”的结果，就是简单粗暴采用论文发表期刊的级别和数量来判断被评价对象的研究水平和贡献。其荒谬在于，空间上视同一期刊发表的所有论文质量上无差异；时间上视期刊的过去与现在无差异。专业评价机构依靠“评价权力”，使“核心期刊”“来源期刊”榜单成了压倒一切的学术评价利器，它们也由服务于学术研究的平台而变身为凌驾于学者之上的支配力量。学术期刊为了迎合“排行榜”这个指挥棒，投其所好设置栏目与策划文章，导致创新乏力的恶性竞争。高校和科研院所过于追求量化和使用“影响因子”，致使评价功能出现异化，各种学术不端行为不断发生在论文发表环节。特别需要指出，sci论文相关指标已成为学术评价，以及职称评定、绩效考核、人才评价、学科评估、资源配置、学校排名等方面的核心指标，使我国的科研工作出现了价值追求扭曲、学风浮夸浮躁和急功近利等问题。“sci论文作为衡量科研人员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的重要指标，它的产出及国际影响力同样成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效益的重要评价指标，甚至没有sci论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就很难顺利结题，sci越多，基金结题就越容易获得优秀。”不过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8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数据显示，这一年的科研经费达到19677.9亿元，但高投入并没有带来中文科技学术期刊的高回报，也没有带来国内科研学术水平的高质量提升。因此，有学者尖锐地批评“唯sci”的危害主要表现在：一是学术论文、科研经费、科学数据外流；二是数据库议价权、学术主动权、学术话语权受制于人；三是出版生态、学术生态、社会生态失衡；四是科技安全、信息安全、战略安全隐患。
从20世纪90年代起，我国的期刊评价基本形成这样两种模式：一是由政府部门主导基于定性评价的优秀期刊评价模式；二是由专业学术评价机构主导基于定量评价的学术期刊评价模式。国家新闻出版管理部门主导的“全国优秀期刊”“国家期刊奖”“中国百强报刊”“中国出版政府奖”等评奖活动，突出政治意识形态,重视期刊编辑规范和发行量，起到了树立榜样、表彰先进的作用。但拼盘式的专家结构和较少关注学术质量，以及“各奖项间缺乏有效协调、荣誉使用不够科学、地区间发展过于失衡”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奖项的权威性。定量评价学术期刊终究只是一种形式评价，难以对学术论文的内容质量作出科学、合理和准确的价值判断，因此受到学术界的质难理所当然。为了走出评价危机的困境，平息此起彼伏的评价风波，部分专业评价机构通过引入专家同行参与评价，试图对“只认衣裳不认人”的做法做些改进。但身段的柔软并不能改变定量评价数字游戏的实质，“从专家来源看，专业评价机构所主导的专家同行并未经过严格的筛选，学术水平高低不一，对单篇论文的评价很可能大相径庭”；“从程序看，背对背的打分机制看似客观，但没有经过充分的协商和讨论，凭借机械的加权机制并不能真实而公允地反映出一篇学术论文的质量”，更“无法还原和呈现原刊专辑讨论的面貌，也无法评价出该专辑论文的整体影响力”。钟摆可以过头，但它终将修正，克服和破除“五唯”，势在必行。
四、建构数字时代中国同行评议新范式的进路
如今，我国已经进入数字时代。在“破五唯”背景下，不少批评和改革建议，仍然以欧美发达国家成熟的学术体系为参照，以与西方的接轨为出路。但“我们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移植了西方学术管理经验之后而出现的。更重要的是，学术工作的异化在西方也日益恶化，在某种程度上比华语世界有过之而无不及”。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国的同行评议就经受了两次颠覆性的批评，美国国会组织评审团进行过全面的调查研究，两次调查的结论同出一辙：“同行评议的方法是评审研究申请和找出发展科学良机的重要机制，目前尚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取代。……问题是这些机构（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所采用的择优支持制度是否行之得当，是否对弊病有足够的防范措施。”同行评议引入中国遭遇了诸多现实挑战，目前依然存在着不少棘手的问题。但正如韩启德先生所言：“学术的评价、学术的标准、学术上的分歧，所有学术上的问题只有依靠学术共同体才有可能得到解决。尽管学术共同体也有可能做出错误的判断和决定，但没有别的更好选择。”学术界、期刊界对破除现有评价中存在的片面、过度、扭曲现象达成了广泛共识，但对如何建构一个科学合理、符合中国式现代化的科研评价体系，仍存在激烈的争论。笔者仅就如何构建中国同行评议的新范式，提出一些建议供参考。
（一）重构学术共同体为同行评议的主体
“学术共同体”是从“科学共同体”概念引申而来，由英国哲学家波兰尼1942年在《科学的自治》中提出。学术共同体通常是指一群学者对某种学科、价值、理念或范式的认同，遵循共同的道德规范，推动学术发展从而形成的群体。按照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1962年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的思想，一门科学范式就是一个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东西，由于这些成员使用共同的范式，才组成了大大小小的科学共同体。简而言之，科学共同体是由一些学有专长的“懂行”专家所组成。美国社会学家默顿将学术共同体成员之间相互尊重、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概括为“科学的精神气质”，包括普遍性、共有性、无私利性、有条理的怀疑。学术共同体“领导者”的合法性，是由共同体全体成员民主选举而被授予的，因此其个人意见和举措也要受到质疑和监督，且有任期限制。“讨论、批评、筛选论据和得出结论是学术共同体治理制度的核心特征。”这种民主决策机制比官员拍脑袋决策更明智，更能实现思想分享和责任分担，从而使决策和决策的实施具有更高的效力。
学术共同体在中国的主要类型，大致有各科研机构和大学等单位的学术委员会，不同级别的科协或社科联，不同层次的群众学术团体，不同学科的专业学术期刊审稿专家群体等。但学术共同体在现行的学术评价体制中，所起的作用十分有限。据《中国科协全国学会发展报告（2020）》统计，2020年中国科协所属全国学会210个，全国学会理事会理事3.1万人，团体会员5.4万个，个人会员522.7万人，覆盖理科、工科、农科、医科和交叉学科五大门类。其中，中国药学会、中华护理学会、中国地理学会、中国土木工程学会、中华医学会、中国农学会、中国林学会、中国解剖学会、中国心理学会等9家全国学会已有百多年发展历史。从数量和规模上看，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学术共同体。但从科学治理来看，还存在参与科学治理的合法程序不完善，尚未形成真正体现科学内在价值的精神气质，学术共同体受政治和经济因素影响较大，学术共同体内部官僚化严重等问题。由于特殊的历史与现实原因，我国大学主要以“学术单位体”治理为主体，并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共同体治理。“学术单位体”治理导致绩效主义盛行、院系竞争“白热化”、学术利益“圈子化”和教师“双重忠诚”矛盾突出等诸多非预期效应。我国学术期刊与欧美学术期刊的重要区别在于，学术共同体弱化、多学科综合性、编辑职业化和僵化的期刊体制等问题的叠加，阻断了学术共同体与学术期刊的紧密联系，削弱了学科发展与学术期刊的互动关系，同时也颠覆了同行评议的传统。
“学术共同体是建立公平公正学术评价的基石。”当前紧迫的任务是重构学术共同体，加强学术共同体的自身建设，提高学术共同体在科研管理和学术评价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是成立“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构建宏观整合机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担重任、堪大用，更好地组织、凝聚学术共同体的智慧力量。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既要组织各学科专家对全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和教学状况进行调查，又要根据国家的长远发展战略对各个学科进行规划和布局，并为中央有关部门制定政策提出相关的咨询意见和建议，还要组织学术共同体专家评议社科基金项目和评估、奖励全国重大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等项工作。二是构建中国同行评议自主知识体系的实践范式。近代以来中国学术共同体、学术期刊、学术研究理论和学术评价方法等受制于西方，“拿来主义”的引进、复制、吸收和接轨，导致郑永年先生所言及的当前中国面临的一种局面：一方面是改革的实践和文明的复兴,另一方面是能够解释改革实践的知识体系的短缺,“最根本的症结在于,中国一直没有发展出自己的知识体系,而是在用西方的知识体系来解释中国问题”。所以，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如何建构中国同行评议的新范式？首先，要符合数字时代同行评议发展的趋势和实践要求。飞速发展的数字技术从根本上改变了印刷媒介时代同行评议的基本生态，倒逼中国的同行评议开始探索改革或建构。在云计算、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广泛运用的今天，我们一定要有全球视野、时代前瞻，重视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用数字逻辑贯穿新的知识生产和学术评价，积极融入百年变局中的同行评议改革实践。其次，同行评议的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必须面向中国经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出了一条完全不同于西方的独特道路。因此，中国同行评议新范式的建构，应立足中国问题、中国特点、中国文化所赋予的时代使命。在吸收借鉴西方同行评议理论、方法的同时，应坚持同行评议知识体系的中国化；要遵循科学发展规律与国际接轨，“但在某些学科，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就可能有程度不同的对国际规则的修改。谁掌握话语权，谁就能以自己的规则部分乃至全部地替代已有的国际规则，故国际化不一定就是单向的，也可以是双向的”。再次，构建中国同行评议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范式。目前学界和业界的讨论，多数限于“破”影响因子、定量评价的问题，却对学术共同体、同行评议“立”的问题讨论较少。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必须与传统对接，要从中国历史文化中寻找知识逻辑和文化支撑。《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周礼·考工记》《唐律疏议》等文献均提到了“物勒工名”，即“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功有不当，必行其罪”制度。有学者认为，“同行评议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物勒工名’制度”。这是否为同行评议在中国的更早起源？需要系统地研究，并“进行社会科学化的处理和冶炼”。只有赋予它全新的现代属性和理论基础，才能立得住。中国同行评议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领航，跳出西方文献、西方理论、西方话语，在学术评价、学术共同体和同行评议等方面取得理论突破，形成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才能走出模仿，摆脱学徒思维，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二）建立健全分类评价体系
欧美国家关于分类评价的研究与实践比较早，逐步建立了包含学科、项目、科研人员、科研机构在内的比较完善的分类评价体系。一是学科分类评价。如德国针对不同学科特点制订了不同的科研评价指标体系，英国将所有学科划分为科学学科和其他学科两大类别,分别制订指标体系实施分类评价。二是项目分类评价。美国、英国、德国和日本等国家将科研项目分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开发三大类,对科研项目实施分类评价。三是科研人员分类评价。建立了终身教授、非终身教授、研究员和其他研究人员的分类职称评审制度。四是大学实施分类评价。美国依据卡内基分类法,将大学分为全国性大学、地区性大学、全国性文理学院、地区性综合学院、工商管理学院等7个类别,实施分类评价。我国长期以来实行“大一统”的科研评价体系,“面临的评价有不同的类型（成果评价、机构评价、刊物评价、科研评价、论文评价、著作评价），不同的对象（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不同的层次（宏观层面的学科评价、中观层面的机构评议与科研评价、微观层面的成果评价与科研人员评价），不同的内容（学术问题的评价、学术目标的评价、学术论证的评价、学术传承精神的评价），不同的标准（定量与定性、学术标准与非学术标准、直接标准与间接标准、价值标准与科学标准、人文学科标准与社会科学标准、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实践研究），不同的期刊定位（普及刊、工作刊、学术刊）等。要用一把钥匙开那么多锁，再怎样改进工具都无济于事”。“大一统”的科研评价体系，忽视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属性差异。国内不少高校的科研评价，还在采用一种方法、一套标准、一个程序评价不同学科、不同类型教师、不同成果类型、不同成果形式。评价标准“一刀切”，忽视了学科之间、科研人员之间、研究类型之间、科研成果之间的特殊性和差异性。2013年11月，教育部印发了《关于深化高等学校科技评价改革的意见》，把分类评价列为高校科技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并针对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转移、成果转化等不同工作特点提出分类评价的具体实施意见。2018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意见》，针对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军事科学等不同学科门类特点，加快建立以科技创新质量、贡献、绩效为导向的分类评价体系，通过立规矩、建机制，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实招硬招，充分发挥科技评价指挥棒和风向标作用。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对破除“五唯”顽瘴痼疾作出总体安排和部署。2021年1月，作为《总体方案》的配套文件，教育部印发《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实施方案（2021—2025年）》，明确提出高校可根据大学章程和发展规划，综合考虑各自办学定位、人才培养目标和质量保障体系建设情况等进行自主选择，通过实施分类评价、精准评价，引导和激励高校各展所长、特色发展。
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是以人的社会存在为研究对象，以揭示人类社会的本质和发展规律为目的的科学，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民族性、时代性。因此，在实施分类评价的过程和实践中，应确定不同学科、不同专业、不同领域、不同岗位的差别化指标，逐步建立和完善符合人文社会科学发展规律和特点的柔性评价标准。分类评价的类别划分标准多样，有依据学科、依据教师岗位、依据研究类型分类评价等。这里以研究类型分类评价为例，谈点看法。第一，基础性研究以同行评议为主，加强国际同行评议。着重人文学科（如历史、哲学、文学等）研究本身具有的基础性、原理性、价值性和超现实性等特性，重点评价科研成果在基础理论研究与推进、知识体系构建与传播、学科体系传承与建设等方面的贡献，鼓励新观点、新学说、新理论等原创性探索，包容新议题、新方向和冷门绝学等周期性比较长的研究。第二，应用性研究以多元评价为主，加强同行专家、管理部门、评价机构和市场用户等主体的合力与协作。着重评价社会科学（如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等）应用性成果的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力。包括是否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是否提供了高水平、高质量的调研报告、智库建设、公共服务、决策咨询等研究成果；是否具有社会价值、社会效益并在实际工作中予以采纳、推广和取得明显经济效益。第三，交叉学科研究以融合评价为主，加强同行评议的专业性、综合性和计量分析的客观性、科学性相结合。2021年1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印发《交叉学科设置与管理办法（试行）》，首次明确了交叉学科的内涵，即在学科交叉的基础上，通过深入交融，创造一系列新的概念、理论、方法，展示出一种新的认识论，构架出新的知识结构，形成一个新的更丰富的知识范畴，已经具备成熟学科的各种特征。交叉学科研究具有问题导向、知识整合、学术创新、协同合作等复杂特性，评价的复杂和挑战远远大于单一学科。因此，要充分融合“大同行”和“小同行”，加强交叉学科研究评价的专业性与客观性、综合性与科学性，着重考察交叉学科研究成果的创新质量和社会影响力，即对社会、经济、文化、公共政策或服务、健康、环境等的影响与改变。在评价方法构建上，“一是要构建多维评价数据库，科学设计主观与客观数据比例；二是要纳入多元评价主体，合理配置评审专家组的学科结构；三是要优化多维评价指标体系，注重更为广泛的影响力评价；四是要重视评价过程维度，坚持历时与共时相统一原则”。从而保证评估过程和结果的公开透明，经得起实践检验和社会监督。
（三）改进和完善同行评议制度
鉴于同行评议在中国具体实施和执行过程中，还存在若干制度问题和管理缺陷，因此，无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社会科学基金、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科研管理部门等同行评议主体的组织者，最重要的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不递条子、不打招呼、不求关照，尊重学术同行评议的规则，真正做到公正公平、以身作则、廉洁高效。
第一，加强中国同行评议的政策法规体系建设。英国研究与创新署制定有《评估与决策原则》，对评估程序与原则进行了规定，同时每个研究理事会还制定了各自具体的评议程序与评审指标。美国联邦层面的法规中制定有专门的《同行评议条例》，在部门层面也制定了同行评议的程序、指南等管理办法，形成了完整的同行评议政策法规体系。欧美国家同行评议工作的有法可依、有据可查的做法，无疑给改进和完善中国同行评议制度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在欧美规制理论学家看来，一切有可能发生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冲突的活动，都有必要进行规制，同行评议活动亦是如此。因此，加强中国同行评议的政策法规体系建设刻不容缓，完善宏观、中观、微观各个层面的规章制度事不宜迟。一是建立专家遴选机制。采用数据库系统智能筛选、量化考核的手段，以保障同行评议的质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2018年提出建立rcc评审机制，在评审源头选用“讲信誉”的专家，引导和鼓励其在评审过程中采取“负责任”的行动，最后对其评审效果“计贡献”，以不断完善同行评议机制，促进中国基础研究长期健康发展。二是建立专家回避机制。与被评价方有利益关系或可能影响公正性的其他关系的同行评议专家不能参与评议，已遴选出的同行评议专家，应主动申请回避。三是建立评议申诉机制。为减少同行评议过程中出现偏差，应允许在一定时间内对评议结果进行阐述和申诉，评议机构应组织专门委员会对被评议者申诉进行审核。四是建立评议专家信誉机制。对同行评议专家在评价项目过程中的学术水平和“负责任”表现进行反评估，同行评议专家的个人信誉，成为调整和更换同行评议专家的重要依据。
第二，科学构建中国同行评议专家数据库。在同行评议过程中，项目分组、项目指派和项目遴选是工作量最繁重和紧迫的三项内容。近年来,国内学者也开始同行评议系统方面的研究和建设。张晨等基于二维语义证据推理实现了基金项目的同行评议系统；贺颖等采用科学知识图谱实现了交叉学科的评议专家遴选的方法；刘一星等采用文本分类方法实现了评议专家的遴选；盛怡瑾采用用户画像方法对专家选择问题进行综合衡量,以便更好地了解和熟悉专家,更精准地完成专家的遴选；秦成磊等提出使用评议位置分布、评议文本类型识别及其分布、评议情感极性与分布等综合量化评审专家在同行评议过程中的贡献，对同行专家的评价水平进行监督和评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在2015年的《简报》中明确指出，通过推广评审专家智能辅助指派系统等举措，为高效率评议申请书找到真正同行的高水平专家，实现最大限度减少非科学因素的干扰，保证项目评审工作的科学性与公正性。2016年科技部建立了国家科技计划专家库,采取智能筛选、随机抽取的方式遴选专家，排除指派过程中的人为因素干扰。构建同行评议专家数据库，需要解决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什么样的学者才可以称之为同行评议专家；二是通过何种方式获取国内外同行评议专家的相关数据；三是专家数据库采用何种组织架构和技术服务平台；四是如何为不同学科、专业、方向的评审“项目画像”“专家画像”，并实现两者之间的最佳匹配。建设科学高效、学科全面、标准规范、开放共享的跨行业专家数据库，可以有效应对目前交叉学科多的现状，实现更为客观和精准的评价；建设跨地域的专家库，细化国内外专家的科研领域、研究方向、学科主题等信息，建立专家入库信息定期更新机制，不仅可以将评价中的“人情因素”尽可能降低，而且有利于增强评审工作的客观公正性，也有利于评审工作的国际化。
第三，建立有效的同行评议价值尺度。在同行评议活动中，“同时可能存在两个价值尺度，一个是评价组织者（委托人）提供给评价主体（代理人）的外在价值尺度，另一个是评价主体自己的内在价值尺度。这两个价值尺度相互影响，共同作用于对评价客体的价值判断或测度”。外在价值尺度，对于学术评价活动的指导性、评价主体的制约性不言自明。内在价值尺度，虽然可以因人、因事、因时而异难以量化，但却是学术研究领域内同行评议的通用标准，可以定性分析。一是学术创新标准。学术创新要提出新的理论观点，使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学术创新要提出新的研究方法，使学术研究有所深入并得出新的认识；学术创新要发现新的资料，通过新的论证丰富和完善某种学说或重新改写旧的学术史。学术创新重在衡量具体学术研究成果在学科或专业领域的实质性贡献，进一步提升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主体性和原创能力。“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最根本之路，就是走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中国化和大众化之路。从根本上说，时代化就是提出、研究和回答时代问题；中国化就是提出、研究和回答中国问题；大众化就是提出、研究和回答群众最关心、最需要回答的问题。”二是学术规范标准。2004年8月教育部发布的《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规定，学术规范具体包括学术引文规范、学术成果规范、学术评价规范以及学术批评规范。学术规范是学术获得同行评议的资格条件,也是约束和控制同行评议活动的准则。近20年来，学术规范既推动了学术研究的高效发展，也促进了学术共同体规则意识的形成，还保证了大量优秀学术成果的诞生。“科研诚信，简而言之就是求真求实。它包括：选题、立项、执行、报告之中的学术诚实；科研项目申请及研究成果报告中，对自己贡献表述的准确性；同行评议（评项目、审稿、评奖等）的公正性；学术交流（包括通讯、资源共享）中是否尊重同行（包括与学生交流）；有利益冲突或潜在利益冲突时的透明度；保护、善待研究对象（人体、动物）；最后，作为一名研究人员，要坚持、承担科研人员与所属科研群体间的相互责任和义务。这些都属于科研诚信的范畴。”三是学术伦理标准。学术伦理是指同行评议专家，应该遵循的基本学术道德规范和在从事学术评议活动中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和义务。首先，同行评议专家应当坚持公平公正的伦理原则。既然他所获得的评议权力来源于社会公权力，那么他就应当站稳社会委托人的立场，在心中建立起抵御私德侵入的心理防线。不允许评议过程，受到国籍、宗教信仰、政治立场、性别或其他作者个人特殊地位或商业利益的考量所影响。“社会委托人应当超越所供职的团体对自身的角色定位，而用社会普遍认同的学术标准对评审对象的学术水平做出评判。”其次，实事求是、独立、客观开展同行评议。在同行评议过程中，应给予客观以及具有建设性的评论，避免提出具有诽谤性且贬低他人的个人意见。最后，尊重同行评议保密原则。不泄露任何有关同行评议的内容以及信息，不使用在同行评议过程中所获得的资讯，为自己、他人或组织牟利，亦不能用以损害他人的利益或名声。
（四）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
2012年12月，美国细胞生物学学会年会期间，一些学术期刊的编辑和出版者提出了关于改革科研评价体系的建议，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旧金山科研评价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宣言》呼吁停止使用期刊影响因子等期刊计量指标来评价研究论文和学者个体的贡献，主张同行评议是科研成果评价最主要的方式，强调科研产出的多样性。此后，《科学》杂志和欧洲研究型大学联盟声明支持“旧金山宣言”，认为影响因子最重要的危害在于有可能妨碍创新，引导科学家过度关注高影响因子论文，追逐所谓“热点”。2014年在荷兰莱顿召开的一次科技评价指标会议上，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教授西格斯等提出了合理利用科学评价指标的七点原则,之后被扩充为十条原则（简称《莱顿宣言)）,并于2015年发表在英国《自然》杂志上。原则之一，量化的评估应当支持而非取代质化的专家评审。原则之二，科研绩效的考量应基于机构、团队以及个人的科研使命。原则之三，保护用本国语言发表的研究成果。原则之四，数据采集和分析过程应公开、透明、简单。原则之五，允许被评估者复查相关数据和评估的过程。原则之六，考虑发表和引用的学科差异。原则之七，对于学者个人的评估应基于对其整个作品辑的定性的评价。原则之八，避免不当的具体性和虚假的精确性。原则之九，认清评价指标对科研系统的影响。原则之十，定期审查指标并更新。由此可以看出，在科研评价的实践中，定性评价和定量评价都各具不同的优点和缺点。欧美学术界普遍认为，越偏向微观层级的评价对象，同行评议方法的可靠性越高，权重越大；越偏向宏观层级的评价对象，定量评价的可靠性越高，权重越大。
同行评议在中国的进路，在于改进和完善定性评价和定量评价相结合的评价方法，定性为主，定量为辅，相互联系，优势互补。近年来，我国教育评价改革有关文件也大力倡导二者结合，在学科评估等评价改革实践中出现了两种新的形式：一是体系内“独立指标间结合”，“指评价体系各末级指标分别独立采用定量或定性评价方法，各自独立形成各指标评价结果，构成体系内两者的结合。”二是指标内“观测点结合”，“指一项末级指标（如学术论文评价）从不同侧面观测时，不同观测点采用定量定性不同方法，形成该指标的最终评价结果。”在学术期刊质量评价中，也出现了两种结合方法：一是调整定量指标排序法，“主要是在已有定量评价指标排序的基础上，按照定性评价适当给予调整，在一定程度上会对定性评价的‘不可控性’有所限制。”二是定量指标加权法，“主要是对已有的定量评价数据分类加权后，再进行一轮加权后的定量指标排序。调整定量评价的‘错位’，向尽可能完全反映学术质量的方向靠拢”。这种做法虽然受到了各界肯定，但不过是“调和”与“折中”，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定性评价和定量评价原有的局限性。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具有思想性、学术性、现实性和意识形态性等特征，特别是对综合性学术期刊的评价需求更具有多元化、多层次的诉求。因此，如何改进和完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定量评价和定性评价相结合的评价方法，如何才能提高与加强定性评价和定量评价相结合的效率和准确性，需要集思广益，需要提出更公平合理的且具有操作性的学术评价方法替代方案。
五、结语：数字时代需要重构同行评议新范式
英国是同行评议制度的发源地，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660年成立的英国皇家学会。英国皇家学会的创设标志着科学共同体的诞生，开启了学术共同体的制度化时代。学术共同体因学术交流的需要，创办了学术期刊；因专业研究的需要，划定了学者和“门外汉”之间的明显边界；因学术质量过滤的需要，制定了“学术守门人”同行评议的范式。三个半世纪过去，数字技术与互联网技术给印刷媒介带来巨大挑战，印刷媒介时代建构的同行评议传统范式已经危机四伏。即使在同行评议相对成熟的欧美国家，因制度缺陷暴露的丑闻也时有发生，知识界在提出强烈批评的同时，也焦虑目前尚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取代同行评议这个“黄金准则”。
1981年11月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由此拉开了中国同行评议的序幕。20世纪90年代，同行评议被大量应用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等科研评价的实践，并形成了中国同行评议的特色，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学术共同体为主体，以同行评议为资源分配的主要依据，以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开展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同行评议引入中国之后，也发生了行政主导、人情渗透、评价指标体系不够科学、定量评价强势介入等异化现象。“破五唯”后如何“立新标”？如何建构数字时代中国同行评议的新范式？第一，重组后的科学技术部在战略规划上要做好“以价值为导向开展同行评议”的制度设计，履行“科技监督评价体系建设”的职责。弱化数量指标、强化质量指标，加大对成果价值的评价，建立客观指标和同行评议相结合的评价机制，充分利用大数据分析的客观评价辅助支撑作用。重组后的科技部，不再参与具体科研项目评审和管理，但有助于其公正、客观评估科研项目和计划的实施情况以及对具体成效进行严格评估，促进科技的高质量发展。第二，学术界、期刊界、第三方评价机构要加强基础理论研究，运用评价学理论指导科研评价实践,构建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同行评议的实践范式与理论范式。第三，充分发挥各学科领域学会、协会等学术共同体在学科评价规范体系建立、学术标准制定和学术评价过程中的实质性主体作用，“重视专业评价和社会评价相适应”。同行评议不再仅仅是学术共同体的内部事务，需要社会公众的积极参与与监督，让学术批评成为学术评价的重要环节，才能营造良好的学术生态。第四，建立专门针对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的多维评价范式，其指标体系应坚持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主观评价与客观评价相结合，坚持评价标准价值性与学术性的内在统一性。如何探索社科期刊、人文期刊、综合性期刊多维评价范式，如何在不同的评议标准之间取得平衡并达成共识，需要兼顾科学、公平、公正和高效。
“立新标”的探索已经开始。当然，峰回路转是一定的。
张耀铭，《新华文摘》原总编辑,二级编审。国家社科基金学科评审组专家、中国出版政府奖评审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出版《中国历代奏议大典》（合编）、《第二次世界大战通鉴》（主编）、《学术期刊与学术创新》等著作，其中《第二次世界大战通鉴》获第五届“五个一工程”优秀图书奖。近年来主要从事社会科学理论研究，在《清华大学学报》《四川大学学报》《澳门理工学报》《中国青年社会科学》《广西民族大学学报》《西北大学学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等报刊发表论文多篇，主要代表作有《学术创新的几个问题》《重建学术期刊的公信力与权威性》《学术评价存在的问题、成因及其治理》《媒介融合：学术期刊转型发展的新趋势》《人工智能：人类命运的天使抑或魔鬼》《人工智能驱动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转型》《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成果、风险与对策》《数字人文的价值与悖论》《数字人文的研究与评价》《数字时代印刷媒介的危机与变革》等。
本文刊发于《理论与改革》2023年第3期，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