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见卞毓方，他身着红色外套，戴一顶白色鸭舌帽，帽檐很长，遮住了眼镜。大有不苟言笑之貌，目光逼人，令人有如坐针毡之感。
经过一番“望闻问”之后，他严肃外表下的形象便鲜活了起来。接触下来，耐心琢磨一番，方能品味到他真诚的善意以及对外部世界既亲近又疏离的处世态度。他脾气随和，任你信口开河也不急不恼。耳提面命之间，多有文学和新闻业务指点，如保持文字张力，如以人物生活细节为基，再宕开一笔从特写至远景，令人获益颇丰。
若想了解卞毓方其人其文，不妨以他八十岁生日时在山东的游踪为依据谈起。泰山、灵岩寺、聊城大学、济南起步区起航实验小学，看似毫无关联的几处地点，卞毓方来山东为何会去这些地方？
八十岁生日当天，卞毓方发了这样一则朋友圈：“农历三月二十一（5月10日），吾八十岁生日，这个生日怎么过？曾有多种方案，后来定于去聊城，季羡林学院十周年，作为名誉院长，在那儿过生日也有意义。但是校方突然更改日期，天假其便，我把生日改成伴老伴登泰山。平常登十几层楼都心存畏惧，是日面对相当于几百层高楼的梯级，腿越走越有劲。古今多少名人来过泰山，我是凡夫，无名之辈，但能携老妻勇攀泰岱，也是千年修来的福分。下午游灵岩寺，与一千三百岁的古檀对话，更感万类俱是宇宙的杰作。鬼使神差，今岁的生日得以追杜甫的《望岳》。”
卞毓方和季羡林
若想要触及卞毓方的人生履历与思想内核，季羡林是绕不开的存在，卞毓方此次离京来鲁更是与季羡林密切相关，尤其是聊城大学季羡林学院、济南起步区起航实验小学之行。
真正成为季羡林的弟子，是在卞毓方毕业二十多年之后。“季先生老树著花，名动华夏，是公认的学术大师、散文大家。而我，则是半路改行的文艺新兵。方其时也，如日中天的季先生不惜放下身段，纡尊降贵为晚辈鸣锣开道，始为拙作《岁月游虹》作序，美言：‘他的笔下常常有一种奇谲的光，与之相辅，艺术性强，文采葳蕤，颇有气韵，底蕴。’”
2006年，卞毓方涉足传记，5年写了5本传记，其中有4本——《季羡林》（2007）《季羡林图传》（2009）《天意从来高难问》（2009）《华梵共尊》（2010）是关于老师季羡林的。2019年季羡林逝世十周年之际，《季羡林：清华其神 北大其魂》一书再版之时卞毓方增补一章，从2006年9月一直写到季羡林逝世的2009年7月11日为止，为后来人了解、研究季羡林，留下第一手材料。
卞毓方当年报考北大，冲的就是散文大家季羡林，爱的是其“纯真、飘逸的散文”，敬的是其“清癯”而“安静”的风采，还有通晓英、德、法、俄、梵、吠陀、巴利、吐火罗十几种文字的，集语言学家、作家、民族学家、翻译家、史学家、教育家为一身的“一轮满月”。卞毓方回忆起往事，“起初我感到失望，因为我这番报考，完全是冲他来的。及至见面，才发觉我心仪已久的偶像，全没有风流倜傥或卓尔不群的风采，倒更像一个口齿嗫嚅，行动迟缓的中学教员。”1964年入学、1970年离开燕园，卞毓方与季羡林如两条轨道的行星，擦肩而过。
1971年底，卞毓方分配到湖南长沙工作。他在那里恋爱、结婚、生子，当翻译、搞政工、编杂志，度过了8年。直到1996年春，才和季羡林重新会面。为什么间隔了这么久？卞毓方说：“因为自觉有了对话的需要，季先生的散文彼时正如日中天，而我，也在一年前蹒跚学步。”卞毓方写出《季羡林风景线》《北大三老》《菩提的清芬》《蔼蔼绿荫》等文章，诉说着与季羡林以及中国文化的再次“结缘”。
季羡林对卞毓方的散文颇为青睐，1996年为其散文集《岁月游虹》作序后，又于2000年继而为《长歌当啸》作序：“现在我才知道，毓方之所以肯下苦功夫，惨淡经营而又能获得成功的原因是，他腹笥充盈，对中国的诗文阅读极广，又兼浩气盈胸，见识卓荦；此外，他还有一个作家所必须具有的灵感。”
两序之余，季羡林还特书赠卞毓方“好风如水”四字。
关于季羡林，卞毓方曾说：“季老是我的前辈……我读北大时，季先生是我的系主任”，作为老师，“前辈提携后生，这是大家风范”，从事散文写作的十二年，也是与季老过从甚密、登堂入室的十二年。“大师就是大师……即使一句不说，也能够得到很多启发”。季羡林的严谨，勤奋等品格对他的影响自不待言。卞毓方说：“我文章中的每一个词，甚至每一个标点，都经过细心考虑”，尤其“某些关键词，决不重复”。
为了纪念季羡林，传承和弘扬季羡林高尚品格、治学态度及学术精神，聊城大学于2013年筹建以培养本科拔尖创新人才为目标的荣誉学院——季羡林学院，卞毓方应邀担任学院荣誉院长。今年5月11日，聊城大学召开季羡林学院建院十周年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座谈会，为了表达对季羡林先生的追忆与尊敬，卞毓方将季羡林当年赐予他的嘉言“好风如水”写成散文和书法作品，转赠季羡林学院以表祝贺。
卞毓方关心着与老师季羡林相关的人和物，关心着季羡林家乡的文化，关心着下一代。每有新书问世，他总不忘让相关的人在第一时间分享他的精神领空。他想把自己对世界的感受，对世界的体验，传达给更多的人，还有未来的一代，让他们能拥有更高的文化平台。
对话千年古树与寻找大师
寻找与对话，成为理解卞毓方的关键词。
思想的深刻性、准确性和独特性，决定着作家从生活体验到生命体验的独到的深刻性，这与感受生活、体验生活的深度有关。
植物将卞毓方带入它们生命的秘密世界，同时，也将他带到一个美的世界，一个有人活动其中的、文化意味悠长深厚的世界。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何建明称卞毓方是文坛上的“独行侠”，采访时，卞毓方有问必答，但回答总是简短的。常常在大家聚会聊天时，他会被一句话击中，然后出神。
灵岩寺的南院有两株七米多高的千年青檀，因二树并立，又名“鸳鸯檀”。古树跨越时空，见证了很多历史文化变迁。阅读同样是一种对话和交流，于是镜头定格下这样一幅画面，卞毓方在千年古树下为读者签名。
只见他轻轻捏着笔，舒展着手臂，背靠千年青檀，在绿荫下寻找到一片安静的角落，专注地开始签名。随着笔在纸间划过，一笔一画间，他身姿微微抖动，远处间或传来几声鸟鸣。
“一到那便感觉气场不一样，我选择了与古树进行跨越千年的对话。”到了灵岩寺，卞毓方在千年古树下驻足、坐定，周身的血脉似乎顿然间都畅流起来，在那里，文字的那根神经好像特别敏锐。起初，卞毓方并不知晓这两棵树的树龄有多长，后来才知道树龄已高达一千三百多年，他说下次来山东，一定去灵岩寺写一些文章。无论写什么，拿到灵岩寺去写感觉就会不同，在那里写作，创作的生命能够达到一个极佳的气场。
与古树对话的姿态，让人顺理成章地想到早已在文字里认识卞毓方，以及他的三个“五年计划”。
卞毓方一直梦想的是考入中文系，但却“误入了东方语言文学系”，知天命的年纪，他开始了人生的“二次创业”，51岁时开始躬耕自己的文学天地。对此卞毓方有如下评说：“在一般人看来，已经船到码头车到站，这辈子差不多就这样了。我要证明，只要干，多大年龄都不晚。”
当过记者，搞过出版，办过三本影响深远的时政读物，还曾下海担任企业的董事长，但他越来越感到一种彷徨与困惑。1995年卞毓方以一篇《文天祥千秋祭》开启文学新旅，写出了“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的文天祥，给社会转型期的人们以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启发，让文天祥的爱国主义精神有了时代的内涵。
后来他专攻报纸副刊，一年后结集《岁月游虹》。但卞毓方认为，照此小打小闹玩不出大名堂。于是，他找到《十月》杂志时任编辑顾建平，直接提出开设专栏的打算，编辑以无先例婉拒，而卞毓方则以“开专栏会把刊物的质量、影响提升一大截”为说辞。编辑让他拿文章来，时值北大百年校庆，卞毓方写出《煌煌上庠》一文，刊在1998年第一期，反响热烈，由此打开《十月》之门，专栏“长歌当啸”正式亮相。
专栏文章多是管窥二十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大家的散文，奠定了大处着笔、小处入手的整体基调，三年后专栏结束，有结集《长歌当啸》。卞毓方属于“老五届”，在这个时段涌现出一批优秀的散文家，如余秋雨、梁衡、周国平等，随着他的多篇文章入选中学语文教材，坊间也有了“南余（秋雨）北卞”之说。
卞毓方戏称这是他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他的视野横向地扫描了二十世纪。
随后，他开始了人生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纵向穿透历史，展开文化寻根，在甲骨文、陶文中翔泳，写了一本专著，但并未出版。
2010年，第三个五年计划应运而生，70岁的他准备在当代文化圈内“寻找大师”，并于2013年结集出版《寻找大师》。该书收录了他为当代数十位名家撰写的人物散文，涉及饶宗颐、南怀瑾、吴冠中、周汝昌、欧阳中石、李泽厚、王蒙、莫言、李敖等，他们或国学根基深厚、儒佛会通，或诗书画艺集于一身。卞毓方以兼具散文与新闻的独特笔触，书写他们不平凡的人生经历。
在卞毓方看来，“对一个以文化复兴为重任的社会来说，大师的存在，不是可有可无，而是至关紧要，不可或缺”。
“寻找”的另一层意义，则跨越时空。书中提到，欧阳中石曾说：“祖先留给我们的一份大礼，就是汉字。人与人交流，靠的是语言，语言上升为文字，靠的是符号表达。”莫言面临的，将是如何扮演一个史无前例而又不乏质疑的角色，从而在复杂多变的文化、政治时空中，立稳脚跟。
他的人生总处在寻找与对话的过程之中，试图掌握穿透历史和现实的力度，由人物出发而实现文化的抵达。卞毓方从《长歌当啸》找起，到《千手拂云 千眼观虹》，到《浪花有脚》，到《寻找大师》，再到《日本人的“真面目”》等，从国内找到国外，步履不停。
把生命留住，让时间起舞
“八十岁时回望人生，绝大多数时间都浪费了，当时没人告诉我应该怎么办。到我这个年龄，每一分钟都很宝贵，对时间不敢浪费分毫。”卞毓方真诚地讲述着，令人不免想起他的老师季羡林同样是有着近乎苛刻的自律的人，两人的惜时或许可从他们对体育锻炼的态度中窥见一斑。
季羡林一生多病痛，却活到98岁，曾被问到养生之道，他笑着答道：“不锻炼、不挑食、不嘀咕。”不锻炼作何解释呢？季羡林并不反对用锻炼来强身健体，他反对的是那种“锻炼主义者”，即不加节制地锻炼，并且以繁重而冗长的锻炼项目为荣的锻炼方法。
季羡林平时喜欢打乒乓球、游泳。他在留德日记（1935年4月4日）中写道：“我现在对乒乓球发生了极大的兴趣，几乎梦寐不忘。过午下了八一的课，找大千，他约我明天逛灵岩，找他一同出去买车票。”
于是，卞毓方和恩师季羡林又因都爱打球而多了几分契合。
耄耋之年的卞毓方，仍身形矫健。上午游罢泰山，步行八千余步，上下几千级台阶。紧接着，下午又访灵岩寺。每至一处，卞毓方总想找个地方打打羽毛球，找人切磋球技。
球场上的卞毓方脱了外套，显得十分精神。区别于年轻时长期浑忘晨昏的砚田耕耘，如今的卞毓方下午写到四点钟，便放下笔出去玩。
移动、放网、吊球、扣球……仅看握拍姿势，便能推断对方是否专业；说起具体球技，从步伐到扣球更是侃侃而谈。羽毛球或许是卞毓方坚持时间最长的一项体育运动，互联网上有他在北大读书期间打羽毛球的照片。与年轻时用力过猛地挥拍不同，现在的卞毓方打球更多的是腕部发力，不疾不徐，大有运筹帷幄之姿。
这不免让人想到他的《人生的契机和姿态》一文，虽然写的是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通篇全无“学问”而是体育运动。文中说到侯仁之，他的人生姿态，绝对是长跑。体弱多病和长跑健将，这两者很难令人产生联想，但侯仁之把二者串联在一起了。起初是出于无奈，跑着跑着，事情就起了质的变化。跑步不仅使侯仁之告别羸弱，赢得健康，而且成了他生活的动力，奋发的标志，人格的象征。
文学创作必须融入个人深刻的情感体验，卞毓方《天马行地》的序言题目是《把生命留住，让时间起舞》，文中提及：我们写天写地写山写水，其实都是在写自己。《人生的契机和姿态》一文，何尝不是卞毓方在写自己呢。
每一本作品的创作，都将旅行、读书、写作很好地扭在一起，卞毓方很享受这个过程，他说：“旅途中，我的确时常想到尼采，我想的最多的一句话是‘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是的，这就是我的初衷。我用我的笔，记下每一天的见闻感念，目的就是把生命留住，把踪迹留住，让时间起舞，让世界、古今、游伴、读者和我共同起舞。”
谈到文化，卞毓方可谓是“两脚踏东西文化”，在挥毫泼墨间发扬“拿来主义”精神，成为开辟多元文化散文视角的“盗火者”。
4岁时，他依祖父膝下读《百家姓》；5-7岁，入私塾读《千字文》《古诗源》《幼学琼林》，8岁正式上学。而这份教育底蕴，在他日后书写文化散文时，总是潜移默化地渗进他的文字，令他的文笔中带着一份浓重而纯粹的古风古韵，涉笔成趣的经典文化的意象与联想，支撑起了他的文化散文的半壁江山；而另一半的江山，来自“未名湖”之“博雅塔”，来自中外文学典籍与开放的视野，来自他深入民间采风与基层实践，来自受苏俄文学、日本文化的影响和浸润。或许，如福尔摩斯般的读者，唯有在阅读中方解其中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