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数字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数字史学开始成为国内外史学界的重要趋势之一。欧美高校较早开始对数字史学进行探索，并已使它融入西方历史研究的主流。我国学者也从21世纪初开始介绍西方数字史学的最新趋势，并结合中国实际开展数字史学的建设和研究工作。但是，目前国内对世界史范畴内西方数字史学趋势的介绍仍主要以欧美为中心，极少关注包括非洲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有关非洲史数字化的情况尚无专文论述。
虽然在国内所受关注较少，但非洲史的数字化却极具研究价值和现实参考价值。事实上，非洲史作为独立的研究领域虽然在20世纪中期才在国际学术界正式起步，但其数字化进程却推进迅速，特点鲜明且极具代表性。除了在学术-商业史料数据库、开源免费数据库、数据库互通和标准化等方面都颇有建树外，它还因为非洲和非洲裔近代以来悲惨的历史遭遇而具有强烈的公众史学导向，并夹杂着数字化“瓜分非洲”的敏感道德议题。这是发达国家和地区历史数字化所不具有的鲜明特征，却又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其他广大有被殖民历史的国家和少数族裔的情况，因此非常值得我们进行深入探索和认识。本文将在对非洲史数字化发展现况进行横向概述的基础上，通过大西洋奴隶贸易研究的数字化案例，对该领域的数字化进行纵向剖析来展现这一历史进程在过去半个世纪的发展变化，并探讨非洲史数字化过程中所涉及的敏感道德议题。
一、非洲史数字转向的横向概述
从20世纪中后期开始，随着计算机、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日益普及，数字史学逐渐成为国内外史学界的重要新趋势之一。虽然非洲史研究本身起步较晚，但同样也在最近几十年中不断接受和利用各种新技术，积极通过数字化实现本领域的发展。目前非洲史的数字转向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即数字化的非洲史史料保存、数字化的非洲史学研究和数字化的公众史学表达。这三个方面彼此联系密切却又有着发展程度的显著差别：由于非洲史整体的数字化建设仍处于初级阶段，所以史料的数字化仍是其最主要内容，而具体的数字化史学研究则仍处于探索阶段；同时由于非洲史本身所涉及的种族与政治议题而使其数字化带有强烈的公众史学色彩。
首先，史料的数字化保存是目前非洲史数字化的最主要方面，也是非洲史领域重要的史料基础设施建设。这主要体现在档案、报纸和其他资料的数字化编纂并归入特定线上数据库中供学者进行查阅和利用。数字化存储介质从20世纪中后期到21世纪前20年经历了从早期ibm打孔卡、3.5英寸软盘、只读光盘(cd-rom)和个人计算机等个人存储设备到合作式的大型数据库和更开放的网络数据库平台的转变。进入21世纪后，非洲史史料的数字化主要集中体现在线上史料数据库平台的建设，而根据其具体特征又可以分为商业化的收费数据库和面向公众的开源免费数据库。
商业化的收费学术数据库是当下非洲史史料数字化的主要形式，其数字化的相关史料数量最多、范围最广、合作方式也最成熟。目前与非洲史相关的商业化学术数据库至少有几十个之多，涉及英语、法语、阿拉伯语、葡萄牙语和诸多非洲本土语言，涵盖非洲绝大部分国家和地区以及从古代到当代的各个历史时期，史料的种类也丰富多样。例如，在“英国档案在线”(british online archives）平台中，仅仅“统治非洲：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非洲国家资料”这一系列的数字化史料就包含134卷的3021份文件，共有111万页文字史料，关注加纳、多哥、尼日利亚、塞拉利昂、冈比亚、津巴布韦、肯尼亚、马拉维、乌干达等英属殖民地的情况。这些文件分别来自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部、英联邦研究院和个人捐赠，覆盖19世纪和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1808—1995)，其中大部分是英国13个非洲殖民地政府发往伦敦的年度报告等政府文件。又如，readex平台分别与大英图书馆和美国研究图书馆中心合作，将其馆藏的19-20世纪非洲本土报纸进行了系统的数字化，共分为三个系列；前两个系列数字化了1800—1925年期间非洲21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00份非洲报纸，而第三个系列则包含非洲19-20世纪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4份报纸，它们是研究奴隶贸易、殖民统治、非洲经济发展和民族主义的珍贵原始资料。其他规模较大的非洲史学术-商业数据库如amd公司平台下的“种族隔离下的南非1948—1980”数据库和“英国外交部机密文件：非洲1834-1866”数据库，gale平台下的“珍贵原始档案：非洲系列”和“奴隶制和废奴：跨国档案”，jstor平台的“南部非洲自由斗争”数据库和allafrica.com当代非洲报纸数据库等。这些学术-商业数据库基本都采取数字人文公司与欧美非等地档案馆合作的方式进行，如readex平台与大英图书馆的合作、amd公司与英国国家档案馆的合作和“英国档案在线”平台与英国各级政府档案部门的合作等。数字人文公司从政府、高校或基金会等处收取费用进行数字化处理，部分学者参与到史料的筛选过程中，最终平台以用户付费的方式向研究机构、高校和个人开放，以收回成本并维持数据库平台的运行。
如果说数量众多的学术-商业收费数据库更多旨在保存非洲史料和服务非洲史研究者，那么与之相对应的开源免费数据库除了与前者相似的目的外，还有着更强烈的社会-种族关怀和开放性特征。开源免费的非洲史数据库数量不多，但相对集中于跨大西洋奴隶贸易和南部非洲民族解放运动两大主题。奴隶贸易航程网站等与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主题相关的诸多数据库，最初是这一领域的历史学家为了促进学术研究而发起的史料数据合作共享运动的成果，但在21世纪初很快向公众免费开放，帮助全球非洲裔寻根探源、促进非洲裔形成认同、加深人们对这段惨痛历史的认识进而促进种族平等。这与奴隶贸易本身在大西洋两岸非洲、美洲和欧洲的高度学术-种族敏感度有着直接关联，而这方面的数字化将在下一部分进行详细纵向叙述分析。“非洲活动家档案”(african activist archive）数据库、“南非数字创新”(digital innovation south africa，disa)档案网站和“南非历史在线”(south african history online，saho）网站等则与南非反种族隔离和南部非洲民族解放运动这一主题直接相关。例如，“非洲活动家档案”数据库由密歇根州立大学资助建立，完全开源并免费对公众开放。该网站收集了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美国国内支持非洲人民反抗殖民主义、种族隔离、社会不公的各类社会活动的资料，有超过10000件藏品，主要与安哥拉、几内亚比绍、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南非、津巴布韦等国有关。这些与南非历史相关的开源数据库都有着高度的社会-种族关怀，力求从当地非洲民众的视角展示20世纪的南非历史，消除种族隔离政权的影响，面向社会免费开放并邀请学生和民众加入网站建设。
以史料的数字化为基础，非洲史研究也开始在史学研究方法上进行数字化探索，目前主要使用定量研究、数据库建构和地理信息系统等方法。非洲经济史和大西洋奴隶贸易这两大主题由于其本身注重经济数据的定量倾向，成为较早开始使用计量方法并建构数据库的领域。例如，菲利普·柯廷在1975年出版的《前殖民时代非洲的经济变迁：奴隶贸易时代的塞内冈比亚》一书中检视了1680-1850年期间西非塞内冈比亚地区的经济发展历史，通过地区和国际贸易中商品的价格、利润率、进出口数据、汇率、运输成本等来描绘该地区的经济状况和规模，是非洲经济史早期定量研究的经典著作。到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非洲经济史学者广泛利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并开始建设相关数据库，如非洲商品贸易数据库(african commodity trade database）、1870—2010年非洲-亚洲职业工资数据库(africa-asia occupational wage database，1870—2010)和1850—1960年非洲人口数据库(african population database1850—1960）等。大西洋奴隶贸易研究在数据库建设方面的体现更为典型，将在下一部分详细论述。在地理信息系统方面，目前非洲城市史和环境史领域有少量运用，如尼日利亚学者就利用文本和地图来叙述19世纪60年代拉各斯的历史，主要以地理信息系统作为工具来分析欧洲殖民地图，探查当时变化的城市空间关系；但整体上这一方法在非洲史领域的运用仍然很少。简言之，虽然非洲史学者已经开始尝试多元的数字化研究方法，但目前仍然以数据库建构以及对数据库的数字化呈现作为最常用的方法。
除了史料和研究方法的数字化之外，非洲史的数字化还具有鲜明的公众史学特征，“即将历史研究成果通过数字化媒介，如图像、音频、视频等呈现给学院派之外的受众”，或称“数字发布历史”。上文提到的有关大西洋奴隶贸易和南部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开源免费数据库中的各类资料都面向公众开放，而“南非历史在线”网站则进一步让南非本地和全世界学生都参与到学习、了解乃至撰写非洲历史的过程中来。例如，它除了希望将自身建设成为非洲历史和文化遗产的数字展示基地之外，还与南非本土高校、非洲其他国家高校、南美洲高校和美国高校建立合作关系，大量吸收本科生和研究生进入其实习项目，让这些学生在了解网站有关南非和非洲历史内容的基础上撰写条目，从而成为非洲视角下历史的书写者和网站的共同建设者。有关非洲历史的博客、播客和网站等也都旨在与公众对话，让公众更好地了解非洲历史与当代非洲的热点议题。比如，由密歇根州立大学历史系的彼得·阿莱吉(peter allege)和彼得·利姆(peter limb)主持的播客“非洲的过去与现在”(africa past and present)高度关注非洲和非洲裔的历史、文化与政治，每期节目会就有关非洲的重要人物、思想或热点议题采访知名学者、作家与社会活动家，在全世界131个国家都有听众。
综上所述，非洲史领域目前的数字化仍以史料数据库的建设为主要形式，在本领域内除了数据库建设、利用之外对其他数字史学方法的应用普及比较有限。同时，由于其自带的政治与种族特性，非洲史领域以开源免费数据库、播客和其他网站为媒介，展现了高度面向公众的特征和使命感。
二、非洲史数字转向的纵向发展：以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研究为例
虽然非洲史领域的数字化涉及非洲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时段与多样化的研究主题，但从20世纪中后期以来非洲史的数字化尝试却相对集中于跨大西洋奴隶贸易这一研究议题。以数据库建设为核心的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研究数字化在整个非洲史领域起步最早、发展最快同时体系建设也最完善，兼具数据库内容建设、数据库方法利用和公众史学三方面的非洲史数字化特征，是最能够代表近30年非洲史数字转向的典型案例，也能够为数字史学的整体发展提供一定借鉴。本部分将梳理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研究从20世纪中期诞生伊始的天然数字倾向和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数字转向，通过该案例纵向剖析非洲史数字化转向的发展历程，展现其日益走向集体合作、开放开源和面向公众的特征。
国外有关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学术研究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并在一开始就由于“数字之争”而呈现出定量研究的显著特征和数字化萌芽。1969年，美国学者菲利普·柯廷(philip curtin)出版该领域中里程碑式的开山之作《大西洋奴隶贸易：一份统计》，他根据有关一手档案资料和其他二手资料推算出大西洋奴隶贸易的奴隶总数为956.6万，且最高上限不超过1050万。虽然该数字在当时引发了一定争议，但柯廷却在研究中使用了不少来自英国外交部档案馆的跨大西洋航程资料，并将其用当时最先进的方式——ibm规格的可机读80列打孔卡——对数据进行“数字化”处理。奴隶贸易领域另一位知名史学家戴维·埃尔蒂斯(david eltis)在受访时谈到，他在20世纪70年代初作为青年学者致信柯廷，询问后者1969年著作中的原始资料；柯廷告知埃尔蒂斯他从英国外交部档案馆收集到了1817-1843年2313个跨大西洋贩奴船的航程信息数据并储存在2313张ibm打孔卡中，随后他竟在几周内将两大箱打孔卡全部寄给了埃尔蒂斯。埃尔蒂斯收到这些打孔卡后将它们搬到学校的电脑大型机机房打印出来，也就此走上定量研究奴隶贸易的道路。埃尔蒂斯认为柯廷是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乃至非洲史领域数据库最早的开拓者和奠基人，而此后网络版的跨大西洋奴隶贸易“航程”网站(http：//，下文简称“航程”网站)的前2313个航程仍然来自柯廷当年的资料。
除了柯廷和埃尔蒂斯之外，其他从事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研究的学者也在20世纪70-80年代挖掘有关档案航程数据并进行个人数据库建设。赫伯特·克莱因(herbert klein)在其1978年出版的著作《中段航程》中收集了来自巴西、安哥拉、葡萄牙、英国、法国和美国弗吉尼亚州等地的贩奴船航程记录并建立数据库，将它们以可机读的形式存放在威斯康辛大学图书馆供公众有偿使用。在同一时期，让·梅塔(jean mettas)、塞尔日·达热(serge daget)、约翰内斯·波斯特马(johannes postma)和戴维·理查德森(david richardson)分别对英国布里斯托尔、荷兰和法国的奴隶贸易航程资料进行了细致的收集整理工作并有相关著作出版，也将数据储存在各自的数据库中。到20世纪80年代末，学者们已经收集了大约11000个跨大西洋航程数据并分别储存在16个数据库中，但这些数据库的航程之间存在着部分重合、不能互通和地点单一的问题，无法反映跨大西洋奴隶贸易航程的全貌与整体结构。
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这些学者愈发意识到彼此独立的数据库所造成的不便与浪费，开始在电脑和存储介质技术进步的背景下进行数据库的互联互通。以埃尔蒂斯、理查德森和贝伦特等为代表的学者经过商议后开始就大西洋奴隶贸易数据库的建设向北美主要基金会申请资助，并于1993年获得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和安德鲁·梅隆基金会(the andrew w.mellon foundation)的项目资助。随后，他们开始把各自收集的航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查重补新与合并汇总，最终录得1595-1866年期间的27233个跨大西洋奴隶贸易航程，共有约1106.2万奴隶离开非洲，其中959.9万到达美洲。这些航程所包含的信息非常细致，包括每个航程的贩奴船船名、船主、离港港口、到港港口、奴隶数量、死亡人数等等。1999年，这一整合后的数据库以只读光盘(cd-rom)的形式由剑桥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供同行、学生和公众利用，成为互联网时代到来前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研究数字化的集大成者。
随着21世纪初互联网的逐渐普及，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研究的数字化也从此前的电脑—光盘形式走向开源、免费和面向公众的网络形态。从2001年开始，埃尔蒂斯等人的数据库团队先后获得英国艺术与人文研究理事会(arts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council)、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埃默里大学和哈佛大学的大额资助，在继续完善数据库的同时开始网站建设。2008年12月，跨大西洋奴隶贸易“航程”网站正式上线运行。根据统计，到2016年时该网站配有强大的搜索功能，包含了96个奴隶贸易变量参数、278个可下载的子数据库以及英国国家档案馆部分外交部办公室手稿(fo84)和地图，总航程数量也从1999年的2.7万余个增加到约3.6万个。作为面向全社会的数据库网站，“航程”网站有着鲜明的开源开放特征：首先，任何人均可以免费浏览使用该网站，并利用其教案和地图进行教学或科普；其次，网站会接受学者的修改意见，在经过同行评议后对网站内容进行添加或修正，保持自身的活力。我们可以认为，“航程”网站在21世纪初期的顺利建成将源自20世纪60年代的跨大西洋奴隶贸易定量研究推向了顶峰，也让学者得以在这些航程数据的基础上提出有关政治变革、奴隶经济、奴隶反抗、航程死亡率和族群语言认同等多方面的宏观问题，大大促进了该领域研究的进步。
在“航程”网站所代表的定量研究数字化高歌猛进的同时，奴隶贸易研究也在21世纪前后开始出现更强调非洲视角和奴隶个人能动性的传记转向(biographical turn），并同样搭上了数字化的快车。这些注重奴隶贸易微观史维度的学者跳脱出航程数据的束缚，高度关注非洲人自身在奴隶贸易前后的个人认知、家庭生活、社会文化与宗教信仰。在完成各自学术著作的同时，他们同样也将人物导向的史料建成数据库。比如，格温德琳·哈尔(gwendolyn hall)基于从美国、法国和西班牙获得的档案资料，把10万名18-19世纪被贩卖到路易斯安那的奴隶的资料归类整理成数据库，将奴隶姓名、性别、年龄、职业、疾病、家庭关系、族群、出生地和个人证词等信息分类纳入其中，在2000年出版了只读光盘-数据库形式的《非洲裔路易斯安那历史与谱系1699-1860》，或称为“路易斯安那奴隶数据库”(louisiana slave database，lsd)。随后，该数据库也以网站形式在2001年上线并对公众免费开放访问。除了哈尔的“路易斯安那奴隶数据库”，21世纪初相继上线的还有霍桑的(巴西)“马拉尼昂奴隶数据库”(maranh?o inventories slave database，misd)、米切尔的“自由黑人数据库”(free black database，fbd）、“非洲起源”(african origins）网站、“自由叙事：奴隶制时代的西非人证词”(freedom narrative：testimonies of west africans from the era of slavery）网站和“奴隶社会数字档案”(slave societies digital archive)等。这些传记-个人导向的数据库网站同样开始了初步的整合，比如哈尔的“路易斯安那奴隶数据库”、霍桑的“马拉尼昂奴隶数据库”和米切尔的“自由黑人数据库”就已经被整合到了“奴隶传记：大西洋数据库网络”(以下简称“奴隶传记”)网站中，从而让学者、学生和公众可以更方便地进行搜索和使用。
在21世纪的前十年中，“航程”网站和“奴隶传记”网站分别在各自的定量研究和传记导向研究领域实现了不同程度的数字化整合，让此前散落在各个学者个人电脑或大学图书馆中的笔记、打孔卡、磁盘或光盘等数字化介质里的珍贵史料出现在大型免费开源网站中，实现了各自领域内的“小互通”。但是，当时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数字化仍然呈现出大库分裂隔绝、小库分散林立、弱库濒临消亡的问题：定量研究的航程数据与传记导向的人物数据这两大类别数据库彼此无法互通、林林总总的小数据库散落在外难以寻找、早期数据库由于资金和维护问题面临下线关闭危机。
从2017年开始，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研究的数字化开启了从此前的“小互通”迈向“大一统”的进程。在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和安德鲁·梅隆基金会的巨额资助下，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研究者们开始以密歇根州立大学为主要基地，进行“被奴役：奴隶贸易历史中的人们”(enslaved：peoples of the historical slave trade）网站以下简称“被奴役”网站)的建设。在经过2017—2018年以“奴隶传记”网站的三个数据库为基础的概念论证后，“被奴役”网站从2019年开始大规模吸收合并已有的各大数据库。到2020年初步上线时，“被奴役”网站已经吸收了十余个关于奴隶贸易的数据库，其中就包括“航程”网站的约17万条记录和“奴隶传记”网站的30万条记录，基本打通了定量研究和人物研究这两大类别。“被奴役”网站目前总共包括15-19世纪末来自非洲、美洲和西欧的总共约75万份关于奴隶贸易的文件，正式开辟了大一统式的奴隶贸易研究的开放数据库平台。
“被奴役”网站不仅在奴隶贸易和非洲史的数字化中堪称典范，而且还为更广泛意义上数字史学关键问题的解决指明了方向。首先，数字化建设中存在着数据库割裂、无法互通和无法跨平台搜索的顽疾。“被奴役”网站则树立了统一的数据收集整理标准和范例，改变了此前数据库林立割裂的状况，也为今后同主题内容的更新发展提供了技术基础。网站以关联开放数据(linked open data，lod)作为工具，将所有散落在外的个人数字项目和数据库连接起来，方便人们在“被奴役”网站中进行跨库浏览搜索，并创造一个研究网络和社群，可以进一步保存现在和将来的奴隶贸易数据。其次，数字史学作为新兴领域，其项目和成果在国内外还不能很好地融入目前的评价体系，这往往使得学者必须牺牲自身的学术产出或因此让许多学者裹足不前。“被奴役”网站则在解决评价体系问题上迈出了关键一步。它成立实体编委会，创立数字化期刊《奴隶制与数据保存杂志》(journal of slavery and data preservation)，在经过编委会推荐专家的匿名评审后让新的数据库或数字项目正式在该杂志发表并在网站上线。该举措在国外史学界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新期刊实质上把数据库建设纳入了国际同行评审体系和高校的学术评价体系中，让真正有志于非洲史数字化的学者不再受制于成果不被承认的窘境，将能够极大促进该领域的数字化尤其是数据库的建设。最后，“被奴役”网站还为愿意加入的濒危数据库提供数据保存的平台，解决了老旧数据库史料流失的问题。
三、“瓜分非洲”的警钟：非洲史数字转向中的数字鸿沟
尽管非洲史的数字化已经在学术界内外都逐渐取得了一定成果，为研究者和公众带来了便利并促进了数字史学的整体进步，但由于非洲自身的被殖民的历史、非洲人本身敏感的种族意识和数字化实质上由西方国家主导的现实，非洲史的数字化有着和世界史其他领域(如美国史或欧洲史)截然不同的一大特征：那就是数字化过程中敏感的道德议题——即“数字鸿沟”或“信息帝国主义”。
毫无疑问，在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下，由于资金、技术、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源的巨大差距，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着非洲史的数字化进程。第一，欧美国家主导着非洲史数字化的具体建设过程，并在云端服务器、数据库网站、基金会赞助、高校研究力量、数字人文公司、数字实验室等数字化生产链的几乎全部环节都占据着统治地位，并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建设闭环。例如，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的历史系有着雄厚的非洲史研究力量，从2017年开始一直在usnews中排名前列；该校的非洲研究中心是接受美国教育部《国防教育法》第六条资助的十大非洲区域研究中心之一；该校的数字人文社科中心更是从1994年成立以来从美国政府和基金会得到了高达1900万美元的资助，拥有完备的数字化建设的人才、技术和先进设备。这些条件使密歇根州立大学拥有建设“被奴役”网站的各方面条件，而这些往往是非洲国家研究机构难以望其项背的。这种巨大的差距带来了非洲史数字化的一大问题：在某些数字化建设中，除了史料来自非洲或与非洲有关之外，非洲是基本被排除在外的。在整个撒哈拉以南非洲，除了南非具有一定数字史学建设能力之外，其他国家史料的数字化基本都由西方发达国家推动，由欧美高校、基金会和政府出资支持。
第二，由于非洲史数字化的具体建设过程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非洲学者担心数字化中非洲档案的话语权乃至整个非洲历史的塑造权在将来完全会由西方控制。有非洲学者认为，无论其形式如何，档案本身无法脱离学术界的权力关系，也不能实现彻底的价值中立，比如南非种族隔离政权所经营的档案馆就不仅仅是储存文件的仓库，更是服务于种族压迫的工具。与之相似，非洲史数字化过程中由谁来资助数字化，谁来决定数字化的方式，谁来选择应当被数字化的史料，以及最终谁可以使用这些资源都是事关历史话语权的重要议题。甚至有人指出这样一种极端的可能：未来任何没有被数字化的史料都将变得不再重要或者不复存在，而那些存在于互联网上的史料将成为“大写”的历史本身。因此，在西方占据非洲史数字化建设主导权的情势之下，档案的数字化工程被部分学者认为是欧美占有非洲民族文化遗产和知识产权的尝试，并将导致非洲本土学者竞争优势的丧失。正如卡洛琳·汉密尔顿(carolyn hamilton)等人在《重构档案》一书的序言中所言：“他们(西方国家)在世纪之交继续通过购买私人收藏和缩微胶片并推动数字化来将档案史料从穷国向富国转移，从而可以让西方学术机构更好地巩固自身权力，并对档案进行定义和划界。”
第三，除了建设过程和话语权之外，西方发达国家还主导着非洲史数字资源的使用，这进一步加剧了其与非洲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由于非洲史学术-商业数据库大多承包给数字人文公司进行建设并采取用户付费订阅模式来收回开发运营成本，所以相应的机构订阅或个人订阅费用动辄就高达几千英镑乃至数万英镑，还有后续的年度使用费；即便是规模不大的现当代非洲报纸网站allafrica.com，其年度机构订阅费也有1750美元，个人年费115美元。这种运作模式也自然而然带来了不平等的终端分配结果：资金充裕的欧美高校纷纷订阅，而多数非洲国家的高校、研究机构和学者则往往无法承担如此高昂的订阅费用，同时很多非洲史数据库也没有对有关非洲教育文化机构免费或大力度削减费用。这就导致了一个极其荒谬却又无比现实的窘境：对于那些从非洲本国本土收集到的关于非洲的数字化史料，非洲本土机构和学者反而更加难以便利查阅。正如21世纪初非洲史数字化的批评者所言，数字化在某种程度上使非洲各国史料变成经济市场中的一种商品，成为仅有富国和有钱人才能获得的资源，从而加剧不平等的态势。
“南非数字创新”档案网站与安德鲁·梅隆基金会的合作曾被认为是南北方数字化合作的典型案例，既取得了一定成就，也招致了数字帝国主义的批评。“南非数字创新”网站第一期在1998年开始，由南非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主导，得到安德鲁·梅隆基金会37.5万美元的支持，是南非的国家级数字化史料工程，主要收集该国所有反种族隔离运动的报纸期刊。从2002年开始，安德鲁·梅隆基金会继续出资赞助“南非数字创新”的第二期工程，但此时建设的主导权却从南非方面转移到了伊萨卡(ithaka)公司及其阿鲁卡(aluka)平台手中。伊萨卡公司的阿鲁卡平台旨在利用数字技术打造一个知识共享和彼此合作的学术平台，让此前由于时空限制而无法轻易获得的文件和材料对全世界研究者开放，从而帮助世界各地的研究者和高校教师就非洲研究进行交流。但是，由于其鲜明的北美属性，伊萨卡公司的数字化旨在服务美国高校，因此将第二期工程的内容定为“1950—1994年南部非洲的自由斗争”，这实际上是把美国国内的学术和政治观点投射到南非的数字史学工程中。由于其用简单的二元还原论的压迫-抵抗模式来描绘南非历史，因此被指无助于南非学者和知识分子，同样也无助于南非人形成批判性的公民意识。
总体而言，西方发达国家目前牢牢掌握着非洲史数字化建设的主导权、话语权和使用权。西方非洲史学者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一问题，他们从一开始就清楚地认识到数字化必须要能够回馈非洲，让非洲和非洲裔学者参与建设并有途径利用，呼吁应当在免费开放和用户付费之间保持平衡。但是，由于双方在资金、机构力量、数字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巨大差距，各类数字化项目与成果仍掌握在英美等国的基金会和高校手中。即便是如“被奴役”网站这样的免费开源数据库，由于其前后两期高达230余万美元的建设经费全部来自北美，因此建设主导权仍然掌握在西方研究机构和学者手中。
四、对中国非洲史研究的意义与启示
非洲史的数字化在过去几十年中经历了快速发展，既实现了部分宝贵档案资料的数字化保存，也在非洲史研究方法上进行了数字化探索，还一定程度上向公众开放。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研究的数字化经历了三大关键转变——内容上从航程数据到个人传记的转变，技术上从ibm打孔卡和只读光盘到网上数据库的转变，传播方式上从学者小范围到面向公众完全开放的转变——之后，以“被奴役”网站为载体实现了大联通、跨库搜索、老旧数据库保存和数字成果评审体系的建立等一系列成果，而这也为整体数字史学的未来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典范与方向。当然，由于南北国家之间各方面的巨大差距，非洲史数字化过程中日益扩大的不平等问题乃至数字化“瓜分非洲”的危险也值得我们注意和警惕。
虽然中国的非洲史研究和非洲史数字化目前都远远落后于国际同行，但认识和了解该领域的数字化进程对我国非洲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和启示。首先，非洲史的数字化可以为中国学者和学生提供相当程度的便利，部分改变此前非洲史研究中一手史料匮乏的情况。从21世纪初以来，相当一部分国外档案馆中的非洲史史料实现了数字化，为学者提供了更为便捷的资料查询途径，也节约了前往非洲进行田野调查的时间和金钱成本，让学者可以采取线上史料查询与线下实地调研相结合的方式，大大提升科研效率。在近年全球疫情绵延和部分非洲国家局势动荡之时，线上数字化档案对于非洲史研究者来说更显得弥足珍贵。而且，前文提到的学术-商业数据库和以奴隶贸易“航程”网站和“被奴役”网站为代表的开源数据库等都配备了搜索引擎和可视化工具，能够更好地搜索有关史料。但是，目前非洲史有关数据库在国内高校和研究机构中普及度较低，只有中国社科院、北大和浙师大等机构购买了少量学术-商业数据库的使用权，同时对开源数据库的了解也相对有限。因此，国内高校和科研机构应当增加对非洲史学术-商业数据库的购买力度，满足学者、学生的科研需求，同时更广泛地普及有关开源数据库的相关知识。
其次，中国学者在探寻中国特色的非洲史数字化建设过程中，应当继续发挥数字非洲史本有的公众史学功用，使其作为革新民众非洲观的重要工具。如上文所言，国外非洲史学者通常都将各自领域的开源网站视为纠正西方中心主义、清除种族隔离思想残余、非洲裔赋权和非洲裔寻根探源的重要工具。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既没有奴隶贸易和种族隔离制度的历史污点与道德包袱，也暂时没有成规模的非洲裔人口，所以非洲史数字化在中国所发挥的社会功能将与西方有所不同。在中非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扩展和深入的大背景下，随着中非之间人员、资金、技术和思想交流的持续提升，我国迫切需要增进对非洲历史和当下状况的了解，以满足双方交往的需要。但是，由于国内非洲历史知识的普及程度和认知渠道都相对有限，加之深受近代以来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不少国人仍然对非洲抱有许多刻板观念，而这将难免会影响未来中非关系的发展。因此，中国的非洲史研究者在推进数字化建设的同时应当充分发挥数字媒介的社会效用，让广大民众更好地认识和了解非洲。除了传统的非洲史开源网站之外，各类中文社交媒体平台、短视频平台和视频平台都是传播范围更广、受众群体更多元和传播效能更高的数字媒介，值得学者联合其他行业人员共同探索，从而更好地满足国人对非洲的知识需求。
同时，中国学者在推进自身非洲史的数字化进程时，应当高度警惕并预防可能出现的不平等问题。事实上，这不仅仅是一个有关非洲知识数字化共享程度的学术问题，还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政治问题：在部分国家不断以所谓“新殖民主义”指责中国在非投资之时，如果我们在非洲知识数字化过程中忽略了与非洲的平等合作，那么难免会遭到相关的指责。因此，无论是在我国学者具有一定研究优势的中非关系史和非洲华侨华人史还是非洲史其他研究领域，它们的数字化都应当避免中国单方面建设、单方面主导和单方面使用的情况，应从创立早期就与非洲研究机构和学者展开合作，实现双方的平等互利与合作共赢。我国高校和研究机构一贯重视与非洲方面的直接交流与合作，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浙江师范大学等高校已经与非洲高校建立起了规律性的人员交流机制，同时教育部“中非高校20 20合作计划”也一直在稳步推进，相信这些已有的交流平台与机制可以为后续非洲史数字知识共建共享提供重要的合作基础，让相对弱势的非洲学者、学生同样可以享受到数字化带来的便利。
（作者刘少楠，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
来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