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五年九月， 在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文学周报》第一百九十二期上，刊登了沈雁冰的一篇短文—《复活后的土拨鼠》。故事基于“盲诗人的胡诌”展开，大意是：一只常年闷在地下的土拨鼠，为了见到太阳，不听劝阻爬出地表，却被晒死。“某太太的小妹子”对这一胡诌版本不甚满意，提议说土拨鼠应该只是发晕假死，并想象它复活后还愤愤于人家的讥谑，自我解嘲这是“求仁得仁”。作为听众的沈雁冰对此态度暧昧，他联想到有“一群和我那说故事者年貌相仿的女子”，以“呼吸点自由空气—恋爱的空气”为名，从“冷冰冰的黑房间”冲出，却遭到外界“白热的空气”的致命一击。
故事至此结束，我们却不免产生许多疑惑。该文发表前后的五个月中，沈雁冰正在此刊連载他的无产阶级文艺思想宣言书《论无产阶级艺术》，那么他为何要在中途突兀地谈起一则童话？“土拨鼠”说的是什么？盲诗人又是谁呢？钩沉历史，我们将发现一段被埋葬的过去，也会惊讶于如此憨态可掬的土拨鼠竟也曾作为一个重要的象征物，深深扎根于一部分中国现代革命者的精神原乡。
在中国，“土拨鼠”一词最早出现于一九0五至一九二四年间的一些外文科普读物中。沈雁冰这篇短文则标志着该词作为一个革命意象首次亮相。此后一直到一九二八年革命文学论战，该词以确定的意识形态所指被广泛使用，并集中来源于一份叫《土拨鼠》的文艺刊物及其同名丛书。《土拨鼠》月刊于一九二六年由民众书店创刊于上海，主编为卢廷杰（笔名剑波），撰稿人有尹若、谦弟、剑波、天矞、种因、谷茵，仅出版一期，便因“每个人的生活问题”而散伙停刊。而后似乎也正如“某太太小妹子”的预言，《土拨鼠》刊物在一九二八年复活，现有文献馆藏也仅见此复活号。此外，还有一套《土拨鼠丛书》，现存一本是由梅子在一九二九年编纂的《非“革命文学”》，其收录的作家基本与刊物相同，也大体出自大革命时期中国最活跃的无政府主义团体“民锋社”（后改名“中国少年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关于“土拨鼠”的秘密就藏在“复活号”序言—尹若所撰《卷土重来—怀念爱罗先珂及我们的土拨鼠》一文中。
文章从创刊时“想获得一点自由说话的机会”到复刊“去打破这冷的国度里的这沉寂的空气”，从自我政治理想的宣抒到重建家国的愿望表达，“土拨鼠”的形象寄寓了创刊者们对革命理想陨灭的无限感伤，对窘迫现实的愤怨，以及对高度诗意的理想国的追怀。这本刊物的单薄屡夭，亦同构于这一深受爱罗先珂影响的无政府主义团体跌宕的命运轨迹。他们以“土拨鼠”形象自况，紧随盲诗人爱罗先珂的精神先导，朝圣着产生“枯叶杂记”（爱罗先珂在上海用日语写作的一部小品文集）的诗意国度，在大革命到革命文学论战时期，孤独地持守一方信念。
所以，在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式微的一九二五年，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沈雁冰表现出对“土拨鼠”与这个无政府主义团体的一定程度的同情和共感，就显得十分微妙了。沈雁冰曾在《从牯岭到东京》（《小说月报》一九二八年，第十九卷第十期）一文中回忆，大革命时代“缠绵幽怨和激昂奋发的调子同时并在”。那时他对“灰色的人生”的悲观颓丧和无限向往光明的心境正与“土拨鼠”所昭示的状态相一致。我们很难不去联想，在革命的深层情绪上，沈雁冰是否也浸润到了爱罗先珂的影响，因而无法对彼时的无政府主义者痛加批判。
中国现代革命语境中的“土拨鼠”—这一无政府主义话语资源—源于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的童话剧《桃色的云》。爱罗先珂是一名俄国诗人、世界语者，曾辗转于日本、暹罗、缅甸、印度、中国，思想上混杂了无政府主义、世界语主义、马克思主义、巴哈伊教等。《桃色的云》收录在爱罗先珂创作集第二册《最后的叹息》，于一九二一年在日出版，并由鲁迅次年译介至中国。“年青的理想家”土拨鼠与“上面的世界”格格不入，它身份缺失的尴尬处境与强烈的理想主义，深深打动了爱罗先珂的日本友人—同样身为世界主义者的秋田雨雀。在为该剧撰写的序文中，秋田雨雀强调这种“契而为一”的阅读经验并非仅限于自我心灵，而是应当具有更深广的影响力。他强调：“那博识的好老头子梅垒什珂夫斯奇，也曾大叫道‘俄国应该有意志’。而俄国，实在是有着那意志的。你在这粗粗一看似乎梦幻的故事里，要说给我们日本的青年者，似乎也就是这‘要有意志’的事罢。”（[ 日] 秋田雨雀：《读了童话剧〈桃色的云〉》，载[ 俄] 爱罗先珂：《桃色的云》，鲁迅译，上海生活书店一九三五年版，ⅶ页）秋田雨雀把爱罗先珂之于日本的意义类比于梅列日科夫斯基之于当时的俄国，把《桃色的云》当作是一个重要的介质，向革命年代的日本青年输入一种俄国革命精神。鲁迅高度重视这段评论，将此一并译介至中国，并提到爱罗先珂也想将此书“从速赠与中国的青年”。日本学者藤井省三也认为，当时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把爱罗先珂当作“俄国来的预言者”。可见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爱罗先珂的思想以“土拨鼠”形象为载体，迅速串起“俄国—日本—中国”的革命思想联动空间，对东亚现代革命场有重要启蒙意义。
爱罗先珂的作品内始终陈置着一个平和宽大的神性空间。在那“泛生命共同体”的原野上，作为爱罗先珂化身的“土拨鼠”穿梭、流浪其间，携带着“爱与美”的“观念火种”，于黑夜里孤寂地叫号，响彻人间。他以阔大的精神世界和朝向宗教深渊的勇气，给予年轻一代关于理想、希望与爱的启蒙，呼唤他们追求光明。他的“土拨鼠主义”根基于“人类一员主义”的浩大精神，倡导“‘人类爱·和平主义’是所有人必须超越‘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追求”〔[ 日] 野田晃生：《エロシェンコとロシア革命》，《初期社會主義研究（特集：ロシア革命100 年）》二0一七年第二七号，103 页〕，以世纪末的“新精神”启示录代替阶级暴力革命，从而给东亚革命提供了另一种想象未来的方法。
爱罗先珂思想杂糅而广博，鲁迅、周作人、王鲁彦、巴金等中国智识阶级都在不同层面间接继承了他的精神遗产。然而在主流历史叙述之外，从未有人关注过这样一个团体，他们“拿来”了爱罗先珂的人类一员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思想，使“土拨鼠”直接参与了中国现代革命的想象。
他们就是以卢剑波、毛一波、张履谦、梅子、柳絮等为主的中国后期无政府主义者。自《桃色的云》一九二二年在中国首版以来，这波新的无政府主义力量迅速聚合。土拨鼠作为“独异的个人”，是救世的英雄，他自哀自伤，又彻底地牺牲。这一代表少数真理、追求爱与美的形象，深深感染了叛逆的青年群体。他们无限认同于土拨鼠的精神，又常感于流浪人生的虚妄。他们与爱罗先珂的关系，与其说是精神的共鳴，不如说是爱罗先珂的文学和思想直接哺育了他们，使之成为无政府主义者。毛一波曾在自叙传小说《土拨鼠》中记叙，尹子真步入革命的原因就是“爱罗君的‘爱字的疮’和‘红的花’，使他流过眼泪，使他决心去参加革命”（毛一波：《土拨鼠》，载《樱花时节》，上海新时代书局一九三一年版，39 页）。这也使我们能够理解，中国无政府主义在走过早期“天义/ 衡报”“新世纪”“民声”的热烈时代后，如何有勇气在无产阶级革命主流的边缘继续着乌托邦的执念，他们的思想资源和特别气质源于何处。
一九二〇年下半年，这个无政府主义团体参与了革命文学论战，以反强权的平等主义对战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新月派，以“泛生命共同体”的世界主义想象无限展开对革命未来的许诺。在创作主题上，他们倾向于浪漫主义的自叙传写作，掺杂着幼稚的政治理念图解。他们笔下的人物始终漂泊流散，困窘枯寂，但正因身怀一颗流浪的“旅心”，也就更能把视野推移到日本、南洋等一整个东亚的革命场域，而这又何尝不是追随着爱罗先珂的履迹呢？无可否认，在一九二五到一九二八年中国革命走向彷徨时期，“土拨鼠”的革命意象促发了氤氲在时代中的知识分子易感情绪，并作为一种精神底色，有效接续了来自“五四”文学革命的质疑精神和个人主义传统，又链接到了革命文学的新政治语境，催化了新社会想象的建立。
类比于无产阶级革命圣地“延安”，“枯叶杂记”所标识出的心理场则是这群无政府主义者的心灵共同体。但不同的是，这是一个充满颓败与失意自怜的诗意空间，在现实政治困境与个体阴郁性格的沉沦中，这群无所归属的异邦人呼号着哀歌，灵魂相泊于此，每每只能“洒一掬同情之泪”。爱罗先珂“悲哀的面纱”幻化成毛一波《人生的结局》中“少年幻梦的消灭”，成为卢剑波《赛根先生的山羊》里出逃而死的山羊……他们为理想而前行，也终因无法“看定了真实的虹”而亡，最终陷入了鲁迅所拒绝陷入的“梦游者的沉沦”。
归根结底，“土拨鼠”是失败了的，这些由此走上革命道路的天真的人们，也重复了“土拨鼠”宿命的悲剧。他们充满了悖论与挣扎，向往最激进的革命，却反对革命的手段与结果；他们身份尴尬，满溢着个人主义的哀伤。他们注定失败，却也“求仁得仁”，本自甘愿踏上一条自我牺牲之路。可以说，他们因爱罗先珂而生，又因继承了爱罗先珂过于黯淡的一面而死，以全部生命的艺术化献祭于爱罗先珂的诗意革命。与无产阶级文艺运动中有组织地发挥“革命情绪”在革命主体构建中的积极作用不同，无政府主义知识分子所携带的革命情绪是一种悲剧精神的感召，是注定无法大众化的经验，使得“土拨鼠”革命话语与其所代表的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现代革命中失去普及的可能性，而最终成为一段被“克服”的历史。
沿着爱罗先珂的精神足迹，中国后期无政府主义青年展开的跌撞的革命之旅被长久隐没于主流历史叙述。尽管因幼稚而失败，但他们“人类一分子”的乌托邦理想、俄国式的大旷野神性精神，对血与泪、自由精神、人类爱的执着追求，命定悲剧却永葆天真的革命幻想，依旧动人。这也提醒我们，失败者固然被历史的暗夜沦没，但这并不等于他们的来过了无意义，他们曾如何书写革命人生，值得被重新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