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深入总结党的建设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大视野中形成的对党和国家的关系、政治和社会的关系、党的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关系新的规律性认识和创造性实践。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的战略认识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鲜明的时代意义，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着眼大历史观在原始察终、见盛观衰中对跳出历史周期率、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和领导人民不断创造历史辉煌的历史经验的系统理论总结、理论升华和理论创造，显著地标志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学说的原创理论贡献以及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新阶段、新水平和新境界。
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从理论上鲜明地提出自我革命的问题
自我革命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具有标识性的显著话语，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具有引领性的重要内容。自我革命这一概念从2015年开始提出并在2016年被引入党的建设领域后，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格局中具有越来越重要、越来越突出的地位并逐渐成为新时代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核心问题。从概念的内涵来看，自我革命主要是指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奋斗过程中，基于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和宗旨的深刻认识、践行所形成并展现出来的直面自身存在问题的历史勇气，以及既把自己作为革命主体、又把自己作为革命客体的政治能力。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指出：“我们党历史这么长、规模这么大、执政这么久，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这一重大论断寓意深刻、鲜明地阐明了新时代推进自我革命的重大历史意义，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中国共产党对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和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理论思考，以及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历史自觉和历史能力。
探索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和跳出历史周期率，是中国共产党政治思想上一个重大问题，这一问题的明确提出是在延安时期。当延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正在经历从小到大、由弱到强并开始走向世界的时候，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和探索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开始成为全党共同思考和探索的问题。1944年3月，郭沫若在重庆《新中华报》发表了《甲申三百年祭》。这篇文章在评价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失败时说：“假如从整个的运动历史来看，经历了十六七年才达到这最后的阶段，要说难也未尝不难。但在达到这最后阶段的突变上，有类于河堤决裂，系由积年累月的浸渐而溃迸，要说容易也实在太容易了。在过短的时期之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这却使自成以下如牛金星、刘宗敏之流，似乎都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里去了。进了北京以后，自成便进入皇宫。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筹备登基大典，招揽门生，开科选举。将军刘宗敏所忙的是拶夹降官，搜刮赃款，严刑杀人。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像以为天下已经太平了的一样。”1944年4月，延安《解放日报》全文转载了《甲申三百年祭》，并在当年6月被列入整风文献之中大量刊印，推动全党深入学习，使这一著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事业发展中的意义远远超过了学术层面，而具有了积极的政治意义，表明中国共产党明确地意识到，“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开创一条中国政治和社会发展的新道路。1945年7月，毛泽东在与黄炎培的谈话中清晰地回答了这条新路的关键。在访问延安时与毛泽东的交谈中，黄炎培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是中国共产党对跳出历史周期率和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第一次明确的历史回答。这一回答形成后，一直以强大的思想力量指导和激励着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的不同时期不断在更高的层次上和更开阔的视野中思考和探索国家和民族的长治久安，用高质量的党的建设来推动和保障社会主义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对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和跳出历史周期率这一问题的思考始终贯穿在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把自我革命作为党的百年历史经验的重要内容和对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次回答，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党的十八大结束不久，习近平在阐述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时指出：“我们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抓好党的自身建设，确保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2016年年底，习近平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的讲话中重申将革命进行到底，指出：“新长征路上，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主角、都有一份责任。让我们大力弘扬愚公移山精神，大力弘扬将革命进行到底精神，在中国和世界进步的历史潮流中，坚定不移把我们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直至光辉的彼岸。”2017年2月，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习近平说：“我在去年底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讲了发扬将革命进行到底精神的问题，这是有深入考虑的。我们党作为一个具有九十五年多历史、执政六十七年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如何始终保持革命精神是一个十分重大而又必须解决好的课题。”这表明，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的论述中蕴含着对通过自我革命来回答和解决如何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历史课题的深刻思考。
与此同时，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也在如何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广阔视野中来思考跳出历史周期率的课题。2013年12月，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重提“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问题时指出：“全党要牢记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我们决不当李自成’的深刻警示，着力解决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性课题。”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更是集中系统地论述了这一问题。2018年1月，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党执政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世界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和政党演变的教训，都揭示了一个道理：马克思主义政党夺取政权不容易，巩固政权更不容易；只要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不出问题，社会主义国家就出不了问题，我们就能够跳出‘其兴也勃也，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习近平在这一讲话中也多次从我国封建王朝兴衰、农民起义失败中谈到历史周期率的问题：“我经常讲到历史周期率问题，这的确是我国历史上封建王朝摆脱不了的宿命”，“其中一个共同的也是极其重要的原因就是统治集团贪图享受、穷奢极欲，昏庸无道、荒淫无耻，吏治腐败、权以贿成，又自己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搞得民不聊生、祸乱并生，终致改朝换代”，“许多农民起义往往归于失败，除封建政权残酷压迫外，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农民起义队伍不能解决好自身存在的问题”。在新时代的发展条件下，重提“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问题具有重大的意义，表明始于延安时期的如何保持长期执政的重大历史课题在时代发展中仍然被延续和探索着，也表明中国共产党面对新的发展始终保持了冷静和清醒。2019年6月，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说：“我们党作为百年大党，如何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永葆青春活力，如何永远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如何实现长期执政，是我们必须回答好、解决好的一个根本性问题。”{12}2020年1月，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探索出一条长期执政条件下解决自身问题、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道路，构建起一套行之有效的权力监督制度和执纪执法体系，这条道路、这套制度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巩固发展。”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基于对党的百年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总结进一步告诫全党：“百年大党会不会变得老态龙钟、疾病缠身……对自身存在的问题不能反应迟钝，处理动作慢腾腾、软绵绵，最终人亡政息！”
以上分析表明，探索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和跳出历史周期率的课题贯通在党领导的人民事业发展的整个进程中，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集中力量思考和探索的重大课题。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把“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作为一个“重大时代课题”提出来，并把自我革命作为对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和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新的历史回答，这是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接续探索的必然理论产物，也是新时代不懈思考的必然理论结晶，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过程中的深邃历史忧患以及推动实现中华民族在长治久安中永续发展的伟大历史抱负。
二、在党领导人民的事业发展中实现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的统一性
在党领导人民的事业发展中，自我革命不是抽象的和孤立的，而是与社会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既是社会革命的要求和前提，又是社会革命的引领和基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提出以伟大自我革命推动伟大社会革命的战略性认识，“是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深化和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无论为了使这种共产主义普遍地产生还是为了实现事业本身，使人们普遍地发生变化是必需的，这种变化只有在实际运动中，在革命中才有可能实现，因此，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够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弃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胜任重建社会的工作。”正是在“重建社会”的意义上，习近平在阐述社会革命的内涵时指出：“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革命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为基础，不仅仅是一种破除旧的政治上层建筑的社会运动，更是一种新的社会建设运动。”概括起来说，社会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变革中国近代社会性质、推动中国社会进步和深刻影响人类社会文明的过程中，基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历史规律对中国社会发展和人民发展在质和量上的整体性提升，是社会运动和社会建设运动的高度统一。在党领导人民百余年的奋斗中，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那样，“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也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必须一以贯之进行下去”。
西方一些理论家囿于西方社会主义运动的局部性经验，认为阶级的集体行为不可能建立在构成阶级的成员为了阶级利益对个人利益的超越和升华上，只有基于自私的理性才能为社会变革提供动力。也有一些西方的学者不相信在革命后走向建制化阶段依然维系社会革命的历史可能性。比如，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提出：“社会大革命总是由对未来完美社会秩序的乌托邦憧憬所推动，但革命一旦结束，这种辉煌的乌托邦憧憬也就随之消失，这已是一般的历史常识。这一现象并不简单地只是掌权的革命者背叛了他们对崭新的更美好社会的理想和憧憬，而是革命胜利后的政治、经济形势迫使变成了统治者的革命家们同现实和旧传统妥协。革命胜利后乌托邦的社会目标成为形式化的象征，人们还利用它来使新形式的社会不平等的政治压迫合理化。”这种观点实质是忽略或否定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革命的真正的社会内涵，并把革命与执政形而上学地对立了起来。关于这一问题，习近平专门进行过有针对性的批判，他指出：“有人说，我们党现在已经从‘革命党’转变成了‘执政党’。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我们党的正式提法是，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这里并没有区分‘革命党’和‘执政党’，并没有把革命和执政当作两个截然不同的事情。”这对于科学把握社会革命的内涵有重要的方法论指导意义。在党的十九届一中全会后同中外记者见面时的讲话中，习近平指出：“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人民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也能够进行伟大的自我革命。”“两个伟大革命”的提出，透彻性地打通了革命、建设和改革在话语体系上的隐性阻隔，彰显了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在党领导的人民群众实践中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既表现在认识上也表现在历史中和实践发展的进程中。
第一，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在认识论意义上是统一的。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意义上来看，自我革命属于主观认识的范畴，要解决的是认识世界的问题，社会革命属于客观发展的范畴，要解决的是改变世界的问题。以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实际上是一个主观与客观、认识世界与改变世界相统一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个重大贡献就是把阶级和政党作为认识的主体提了出来，也就是说，认为阶级具有如同个体的人的意义上的认识能力和认识功能。“阶级就是一个认识的主体”，以此来看，自然“我们党就是一个认识的主体”。阶级和政党认识主体功能的提出深化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主体范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奋斗的历史也充分证明阶级和政党的认识功能在推动实践创新发展中的重大作用。党的自我革命的认识论含义在于显著标明了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对自身性质和品质的强大意识，社会革命的认识论含义则在于显著标明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这种强大意识的实践指向。因此，以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这一重大认识成果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开辟出了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相统一的新的实践道路。
第二，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在党领导人民奋斗的整个历史进程中是统一的。革命时期，党把自身的建设工程和中国革命事业发展之间的关系作为最重要的一对战略关系，充分认识到“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通过艰辛探索，特别是毛泽东关于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理论和实践形成和成熟后，中国共产党开始把自身建设成为具有广大群众基础、全国影响的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人民推进以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的新民主主义伟大历史实践。在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发展阶段上，中国共产党面对不同发展环境和不同的发展任务，一以贯之地推动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把党建设成为领导人民事业发展的主心骨，使党的建设在适应社会主义发展的新任务的同时又积极引领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推进以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的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历史实践。习近平指出：“党的自身建设历来关系重大、决定全局。”这是对百余年的历史奋斗中党的建设和党领导人民事业发展关系的科学总结，也是对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
第三，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伟大实践中是统一的。“新时代10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统筹推进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梦想和伟大事业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正是因为创造性地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不断开创自我革命的新水平和新境界，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实现了党的建设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统一性，使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高质量发展的新水平和新境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因此，习近平在总结新时代中国发展的经验时指出：“现在，世人惊叹中国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步伐之快，惊叹中国社会面貌变化之大，要看到在这些发展变化背后是我们党永不自满、永不懈怠的品格，是我们党不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精神。”这是对进入新时代后党的自我革命和党领导人民进行的社会革命的统一性新的更加清晰和明确的认识。正是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发展，党取得的一个重大历史成就就是“探索出依靠党的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路径”。
列宁在著名的《怎么办》一书中指出：“我们有理由指望，只要我们能够用我们的先驱者即70年代的革命家那种献身的决心和毅力，来鼓舞我们的比当时更广阔和更深刻千百倍的运动，我们就一定能够获得我们的先驱者在当时已经享有的这个光荣称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的奋斗历史上，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的统一性深刻地建立在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的基础之上，建立在“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但同时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党”的基础之上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并将不断证明，只有把革命党与执政党高度统一起来、融合为一体，中国共产党才能把强大的自我革命精神力量源源不断地转化为推动实现新的社会革命的历史力量，在比历史上“更广阔和更深刻千百倍的运动”中领导人民群众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和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
三、以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适应和回应新时代中国发展的实践要求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提出“以党的自我革命来推动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这一重大的战略思想，是对历史上党认识和协调推进“两个革命”关系的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面向新时代持续认识和协调推进“两个革命”关系实践要求的科学把握，特别是在进入新时代对执政党和社会发展关系的实践要求的科学把握。
第一，在根本上塑造执政党建设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可持续性良性关系和有序格局。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六中全会在阐述新时代的内涵时，都强调新时代是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这既表明了新时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史上的意义，也表明了新时代在中华民族史上的意义。从中华民族史来看，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必须要在根本上解决一个影响中华民族发展的重大问题，即走出“一治一乱”“有治有乱”“时治时乱”的盛世与动乱相循交织的发展路径，在根本上跳出历史周期率和实现党长期执政的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确立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为在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奠定了全新的政治基础。新中国成立后到党的十八大前不同时期的接续奋斗和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为党领导人民建立中华民族史上的政治和社会的新型关系奠定了实践基础。进入新时代，面对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这“两大奇迹”的进一步清晰呈现，中国共产党开始思考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如何让“两大奇迹”持续性地发展下去，成为走向民族复兴的中华民族稳定的结构性发展特征。这就需要在根本上塑造中国的政治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在政治与社会高度一体和高度融合的背景下，如果把政治和社会作为对立统一的关系来认识，那么政治尽管是由社会来决定的，形成了它的主要内容，但这些内容在形成后就具有相对的甚至是超强的独立性，对社会具有巨大反作用，并在特定的问题上构成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这个意义上说，强政治是强社会、强国家和强民族的基础。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把自我革命作为对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适应和回应的正是中华民族政治史的基本逻辑以及这一逻辑进入新时代以来的实践要求。这也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实现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必须要彻底解决国家的长治久安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以自我革命为基点形成的以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的战略思路以及在这一战略思路指导下形成的全面从严治党战略举措的实践基础所在，反映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紧扣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政治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在重塑中建构执政党和社会发展的良性关系和有序格局的新的创造性历史实践。历史周期率不仅可以用来观察传统中国政治发展的兴衰，也可以用来观察社会主义国家和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兴衰。东欧国家和苏联的共产党政权最终失败，是执政党在丧失了自我革命的精神和能力后背离初心、自我利益化后的必然社会结果，这就在社会主义政治史上也同样提出了“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的问题。新时代的中国发展，同时要求在根本上解决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因此，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党的自我革命布局新时代党的建设，着眼党的建设来布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体发展，实质上也是从十月革命以来百余年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史的大视野中来思考和探索执政党建设和社会发展之间的良性关系和有序格局。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之所以把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作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要回答和解决的一个重大时代课题，正是在党的指导思想的高度对从根本上塑造执政党建设和社会发展关系的创新认识和成功实践的理论巩固。
第二，必须基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奋斗目标来思考和探索社会革命的新内涵和社会革命发展的新方式。在民族伟大复兴中实现国家的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梦想。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确立起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既表现为物质生产力意义上的现代化强国，同时也表现在社会文明意义上的现代化强国，即以社会革命所带来的文明价值为内核的新型社会文明形态，这也是对社会主义之“社会”本位和人民立场的彰显。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本质含义是在现代化的基础上建构和塑造新的社会文明形态。但是，这种新的社会文明不是抽象产生的，也不是在现代化的技术主义发展过程中自发形成的，而是中国共产党通过自我革命催生出来的社会结果。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所捍卫和代表的是马克思主义所阐明的全新的社会理念，体现的是一种不满足于现状的社会运动的规律性要求。在中国共产党强大的自我革命的价值输出和引导下，新时代的社会革命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社会文明特征，主要包括：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实现了人工智能新科技革命与社会进步的协调统一，使社会在新型生产力形态基础上充满发展活力；在物质生产发展的基础之上，实质性地推动实现共同富裕，使财富增长和人民富裕提升呈现出内在统一性；致力于重建人类社会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型关系，把生态文明建设贯穿整个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进程之中，牢牢确立起社会进步的生态尺度；在新时代的中国社会建设基础上，把国家民族的发展与人类的进步有机结合起来，使新时代中国社会文明所蕴含的新型文明因素开始超越民族史的意义，聚合形成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包含了中华民族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文明新的认识和实践。早在20世纪初期，梁启超在论及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意义和责任时就说：“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我们人数居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我们对于人类全体的幸福，该负四分之一的责任。不尽这责任，就是对不起祖宗，对不起同时的人类，其实是对不起自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当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成功建设现代化强国时，我们党领导人民在中国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将更加充分展示出其历史意义。”人类文明新形态奠基于中国社会革命的基础之上，又在人类文明更加开阔的视野中升华了新时代的中国社会革命的意义空间。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提出并不断强化以党的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在深层次上适应和回应了社会变革的要求，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注入了全新的社会文明内涵。一方面，这表明进入新时代以来形成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在社会建设的层面表现为新的社会文明形态的出现，而这种新的社会文明形态是以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自我革命所推动的社会革命的结果和产物。另一方面，只有立足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两个伟大革命”的辩证统一，才能在整体上把握“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重大论断的深刻含义，并深刻把握中国共产党在推动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基础上所具有的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强大历史能力。
第三，聚焦自我革命持之以恒地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中国发生的社会革命以及所形成的具有人类史意义的社会新文明和人类文明新形态，源于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力量，是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内在性”在社会发展层面的“外在性”表现，这在世界政党史上也是一个伟大的历史奇迹。一些国外学者也客观地看到，“在西方政治制度的弊端不断暴露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更加凸显，从严治党将惠及更多群众。从严治党是在巩固中国的制度，确保未来社会在高道德标准上平衡运转。这不但有益于中国，也有益于世界”。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以及以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的能力是在历史中形成的，必须要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增强和发展。因此，新时代提出党的自我革命，就为党的建设注入了核心和灵魂，汇聚起了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以及反腐败斗争和制度建设的制度性合力，使党的建设布局构筑起自我革命的整体性力量。正如习近平所深刻阐述的那样，“必须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守自我革命根本政治方向；必须坚持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建设，淬炼自我革命锐利思想武器；必须坚决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以严明纪律整饬作风，丰富自我革命有效途径；必须坚持以雷霆之势反腐惩恶，打好自我革命攻坚战、持久战；必须坚持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力凝聚力，锻造敢于善于斗争、勇于自我革命的干部队伍；必须坚持构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制度规范体系，为推进伟大自我革命提供制度保障”。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上继续推动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中，必须要进一步把握自我革命的历史主线，以伟大的自我革命来引领不断深化伟大的社会革命并彰显人类社会文明新形态的世界意义。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提出并不断强化以党的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在历史发展的层面来说，体现的是执政党建设对社会变革的要求在适应中的引领，彰显的是中国共产党所开辟并不断坚持的创造历史辉煌的道路。实践表明，要继续做好新时代社会革命大文章，必须要首先继续做好党的自我革命这篇大文章，在继承和发展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丰富思想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以党的初心涵养和使命自觉为主线，更加深入地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用新的认识和实践持续推进管党治党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把对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规律性认识不断推向新的理论和实践高度。
来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