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借先发优势，长三角与珠三角经济圈率先融入全球化经济大舞台；随着西部大开发和三峡工程的推进，西三角经济圈又呼之欲出；当“三极论”进入宏观决策,东北老工业基地也开始踏上复兴之路。那么，沉寂的中部地区是接受“塌陷”，还是酝酿隆起呢？
——题记
来自中部的忧思
从２００３年６月初到８月底，中国刚刚从非典疫情的阴霾中走出来。此间，温家宝总理北上东北、南下广东、东看上海。他在４次讲话中，先后论述了西部开发、建设经济特区、振兴东北和东部发展的战略和意义。这４次谈话，完整地勾出了温总理执政后的经济发展思路。
８月３日，温家宝总理在长春主持召开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决策会议。此次会议正式把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列为国策，取得和西部大开发同等重要的地位。
８月２９日至３１日，温家宝总理的上海之行，首次完整地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三极论”，即西部继续大开发、东北振兴老工业基地和东部保持良好势头。其思路可概括为———“西部提速，东北攻坚，东部保持”。
从建立经济特区到西部大开发，从振兴东北再到“三极论”的提出，我国经历了２０多年的快速发展期。这期间，中部地区与全国开发重点失之交臂，成为唯一被忽略的地区。据有关资料显示，近１０余年内，中部与东部的经济发展差距一直在扩大，两者gdp差额比已经增加了６倍。而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又将使两地的投资增长速度大大高于中部地区。中部地区便面临这样的发展窘境：搞市场经济的环境不如东部，国家资源按计划分配则落后于西部。
放眼中部腹地，我们不能不关注华中的最大城市——武汉。如果在北京和香港之间划一条直线，这条线的中点便是武汉。号称“九省通衢”的武汉，自古就是地区经济的中心，然而，在如今区域经济发展新格局中，南有粤港、北有京津、东有沪宁，当年的“汉阳造”已经风光不再，武汉作为中部地区的总体聚散能力也是江河日下。
新时期的武汉人的确有些找不着北了。“武汉在哪里？”，２００３年全国“两会”期间，武汉市市长李宪生面对温家宝总理不由得发出这样的疑问。
武汉的焦躁，在中部几省中普通存在。由豫、鄂、赣、湘、皖构成的中部五省地区，曾是中华民族古文化的摇蓝和发祥地，农耕文化的深厚积淀，似乎在走向城市化和工业化社会的时候，往往表现出文化的不适应性。
２０多年前，安徽首开农村改革先河。当敲熟了花鼓的十几位凤阳农民，在一纸“包产到户”的内部协议上按下鲜红的指印时，他们没想到，这些粗拙的指印将历史性地改变中国农业社会的进程。然后２０多年过去了，安徽的人均实现gdp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７３%，在全国居第２５位。虽然安徽临近东部尤其是经济发达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区位条件优越，各种能源、矿产、农产品、旅游、劳动力等资源也非常丰富，但在基础设施、产业结构和发展水平等方面，却具有明显的西部特征。一些地区至今仍处于资源丰富、但经济发展落后的“富饶的贫困”状况。
湖南曾一直将自己定位于农业大省，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仍提出要成为农业强省，而湖南的农业产值却从全国的第三位掉到第八位，并没有搞上去。作为共和国的红土地，江西与湖南的文化血脉有着惊人的相似，要从保守的意识形态藩篱中剥离出来，显得异常艰难，从而多次贻误变革和发展的良机。
河南是中国最大的农业省，是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份，同时也是中国最大的发展中省份。河南人对于土地的眷恋是最具代表性的，在河南，“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是农民们亘古的理想生活，“金窝银窝不如自家草窝”是他们难以改变的信条。河南有九朝古都的洛阳，有七朝古都的开封，三千多年前的殷代城市遗址至今尚存。
然而文化发源地的河南，却成了最早被冷落和被遗忘的地域，甚至受到沿海省份的丑化和歧视，究其原因，是因为河南出了许多造假、拐骗、无赖等事端，但真正的的原因，一方面是外界不健康的心态和异化了的价值观，另一方面就是河南本身的贫困和落后。这种歧视表现为文化歧视，本质上却是经济歧视。面临种种对河南人的丑化与歧视，以至于一本《河南人惹谁了？》一时间洛阳纸贵、风行书市。河南作家周大新也发出“不许妖魔化河南人”的呐喊，为不甘落后的河南人洗刷骂名，《河南日报》等当地一些主要媒体，还纷纷开辟专栏就“重塑河南形象”展开大讨论。
再来看一组数据，根据全国３１个省市gdp年均增速排名，从１９９７年至２００２年的五年间，中部腹地五省（河南、湖北、湖南、安徽、江西）都未进入前十位，湖北位列１３、河南位列１９、湖南位列２１、安徽位列２５、江西位列３０；再看２００２年人均gdp的排名，中部五省也均未进入前十位，湖北位列１２、湖南位列１７、河南位列１８、江西位列２３、安徽位列２５。
２００３年，我国首部新经济指数报告引起普遍关注，这一指标体系由知识职业、全球化、经济动态和竞争、向数位经济的转型、创新能力５大类１５个指标组成。北京、上海、广东分列前三甲，而中部腹地五省依然未能进入前十位，湖南位列１５、湖北位列２２、河南位列２３、江西位列２５、安徽位列２７。
数字是枯燥的，但数字背后却是冷酷的现实：中部落后了！
寻找出海口
中部省份越来越意识到，要丢掉落后的帽子，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大潮，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就必须依靠沿海经济平台借船出海、借梯登高。因此，到长三角和珠三角经济圈学习考察、组团招商，便成了中部几省乐此不疲的活动，他们寻求的不仅思想观念的融合，更是产业转移的对接。
２００３年９月２８日一早，一列车队驶出南京。安徽省党政代表团在结束对上海和江苏的考察后，静静地踏上归程。此时的金陵古城，还没有完全醒来，而这已经是安徽这个近邻———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第二次“组团登门”。
６天前，一个规模庞大的区域合作会议也在南京举行。安徽的合肥、淮北、马鞍山等９市，与江苏的南京、徐州等６市达成５项行动要领，主要内容是进一步打破行政区划限制，支持和鼓励城市经济圈形成。同时，皖苏两省企业签订了３６个合作协议，总投资１７．５亿元。
如果说安徽在招商引资上，对沿海地区表现出了相当的诚意的话，那么，河南在投资环境的态度上则表现得更为坚决。２００３年９月，河南省政府向全省各市县下发了《关于加快发展开放型经济的若干意见》，《意见》明确规定，凡属河南省审批权限的外商直接投资项目，一律取消项目建议书审批；外商投资企业年检免除一切费用等等。这个《意见》被业内人士评价为：开放思想和力度超过了周边省份五年。
和河南一样，作为农业大省的湖南，近两年已将外源性经济作为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并先后组团到长三角、珠三角和日韩等地招商引资。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１３日，正值第五届高交会在深圳举行，而就在这一倍受海内外瞩目的经济盛会开幕之际，２００３年湖南（深圳）投资洽谈会也同时登场，自然抢得了不少风头。让深圳人侧目的则是此次湖南招商团的领军人物——
湖南省委副书记、常务副省长于幼军。因为就在此前的五个月，他还是深圳市的市长。
这次，湖南推出了９３８个省本级招商引资项目“菜单”，这些项目包括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社会发展、园区建设、资产转让五大类，总投资高达数百亿美元。更让海内外投资者兴奋的是，于幼军激情营销湖南，为此次投资洽谈会在战略上划定性质。他明确表示，湖南将主动接受粤港澳经济辐射，积极承接珠三角产业转移，自觉融入华南经济圈，加大力度推动湖南与粤港澳地区的经济合作。
他还表示，要让深圳成为湖南的第一出海口！
作为珠三角经济圈“心脏起搏器”的香港，更是成了内地招商团抢滩的要塞。
只要你翻开香港各大报章，湖北、河南、江西等内地省份招商引资的消息、专访、广告、特刊比比皆是，版版相连。香港诸多展览场地、大酒楼，因连场的项目推介会、投资说明会而忙得不亦乐乎，街头闹市、金店银庄，进进出出的，许多都是操着普通话的内地客商。
８月１日至３日，由江西省常务副省长吴新雄率团的２００３年江西（香港）
招商引资项目推介会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来自港澳台地区的４００多名客商应邀到会。短短三天时间共签约项目１６４个，签约外资金额１０．６５亿美元。
９月２４日上午，２００３鄂港经济合作洽谈会也在维多利亚湾畔的香港会展中心举行。在霍英东、曾宪梓、唐英年、施祖祥、郑裕彤等多名香港经济界的“重量级”人物的见证下，４８个项目成功签约，其中合同外资达到１５．８亿美元。……
甚至有香港媒体报道，内地招商团的纷至沓来，直接带旺了香港的消费市场。
调查数字显示，每位内地来港游客平均消费１万港元；而每个招商团成员的平均消费，为一般游客的５至８倍。即使在十一黄金周期间，招商团队人数可能不及内地游客总量的十分之一，但其在港的消费总量则可能不低于其他内地游客的总和。
就在中部省份结队赶海的同时，沿海发达地区也在向中部频送秋波。珠三角便将“内源”布局向中部渗透。２００３年起，广东将每年一度的省际间经贸活动的目标锁定在湖北。３月１８日，广东省派出以政府牵头的２１家在广东具有影响力的民营企业的董事长或总经理到湖北进行实地考察，寻找投资机会。
１０月１７日，２００３广东—湖北经贸合作洽谈会在武汉国际会展中心开幕，６００多家广东企业与４００多家湖北企业展开对接交流。据称，这也是湖北迎来规格最高、与会企业最多的省际经贸合作洽谈会。在简短的开幕式后的两个小时里，就有９８个项目达成协议，并集体签约，合同总金额为６５.３亿元人民币。
目前，广东的投资已遍及湖北房地产、商贸、电子信息、家电、食品饮料等多个领域。广东企业仅在武汉市设立的各类办事机构就达２８７家，其中２００２年新设立的就有４１家。
争夺“第四经济圈”
长期以来，由于中部地区城市化和市场化水平相对较低，生产分工主要取决于自然资源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导致资源利用率低、产业技术水平低、产业关联度低、经济增长乏力。而随着区域经济竞争的加剧，以城市经济圈为特征的经济合作愈来愈成为一个国家、地区或城市融入世界经济、发挥集聚效应的重要渠道。城市经济圈的兴起，已经成为一个地区经济实力的明显标志。目前，我国沿海发达地区已经出现了长三角、珠三角、环勃海三个初具规模的城市经济圈。
受内外发展形势所迫，目前，中部腹地五省已开始强筋壮骨，纷纷着手“孵化”自己的城市经济圈，试图以新的增长极，扭转区域经济格局的弱势地位。
应该说，武汉作为华中地区的区域龙头，工业基础雄厚、城市规模大，加之承东启西、贯通南北的区位优势，最具有培育城市经济圈的条件。而且,目前在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还没有哪一个城市有能力承担起人才中心、金融中心、信息中心、科教中心等角色。不少专家认为：武汉应承担起中国中部经济发展中心城市的重任。
正是在外部竞争和内部需求双重带动下，“武汉经济圈”的概念在２００２年６月的湖北省第八次党代会上首次得以明晰。湖北的目标便是将武汉经济圈打造成中部的区域经济中心，成为继长三角、珠三角、环勃海之后的中国第四大经济圈。
据悉，大武汉经济圈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其核心层是武汉市城区。围绕该核心，第一层是由武汉城区和郊区卫星城组成，主要包括武昌、汉口、汉阳三个主城区和黄陂、阳逻、纸坊等６个郊区卫星城；第二圈包括武汉市１００公里范围以内的武汉、黄石、黄冈、鄂州、孝感、仙桃等９市；第三圈包括以武汉为中心３００公里范围内的十堰、襄樊、宜昌、恩施、信阳、南阳等１１个城市和地区。
为配合大武汉经济圈的建设，未来１７年，武汉市将投资４０３亿元全面建设新交通，到２０２０年，不仅全市出口公路、周边公路全部达到一级标准、智能化，二级公路改造及农村公路网等也全部完成。武汉还将形成以长江、汉江为主通道、五水并举、八港配套的航运网。
三大经济圈已经沿中国东海岸比肩而立，第四经济圈的争夺自然备受瞩目。
面临武汉的跃跃欲试，坐拥中原之利的郑州又岂能让自己有坐失中心之憾？几乎在同时，河南省政府也开始构筑以郑州为中心的“中原城市群隆起经济带”。
中原城市经济圈，即以河南省会郑州为中心，包括洛阳、开封、新乡、焦作、许昌、平顶山、漯河、济源在内的城市密集区。这一区域是河南经济最发达、最具活力的区域，基础设施完备、交通通信发达，资源丰富，产业关联度高。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郑州是亚欧大陆桥东段中国最大的铁路交通枢纽城市，也是亚欧大陆桥中国段最具发展潜力的城市。新亚欧大陆桥在中国境内横跨东、中、西三个经济带，共１１个省区，并与我国多条南北交通大动脉相连。因此，亚欧大陆桥的开放开发，使郑州进入了国际、国内物资同时交换、聚散的新时代，郑州城市的国际性特征也从此开始出现。
河南省省长李成玉明确表示，河南将把中原城市群建设成为发展开放型经济的核心区域、承接国际国内产业转移的主要载体和东引西进的重要平台。
究竟谁是中国的“第四经济圈”？其实，除了河南、湖北两省，同处京广线的湖南也有着同样的梦。
“湖南有一个非常稀缺的城市资源——长株潭城市群，可建立长株潭经济区。”早在１９８２年１２月，就有人在湖南省政协四届六次会议上大胆地提出了这样的构想，但由于思想认识的原因，在将近２０年后的２００１年，长株潭经济一体化方案才得以正式出台。
长沙、株洲、湘潭三市，呈“品”字型分布，彼此相距不过３０-５０公里，并以各自特色鼎足而立。长沙，依山傍水的历史名城；株洲，与共和国一起成长的工业新城；湘潭，一代伟人毛泽东的故里。
有资料显示，长株潭经济圈在全国经济圈排名第十。据国家发改委公布的对湘鄂赣三省城市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以长沙为代表的长株潭地区是最具发展爆发力的。这种爆发力体现在长株潭三市的产业优势十分明显，并呈互补性发展：
长沙的工程机械、卷烟制造，株洲的冶金、电力机车，湘潭的钢铁、电机等，都具有与世界同步的先进技术。
目前，长株潭城市群的发展已经进入国家的决策视野，长株潭城市群已被列入“十五”规划城市发展专题，世界银行也将长株潭三市整体纳入cds（城市发展战略）计划，对长株潭城市群进行国际水准的战略规划。甚至有专业人士大胆预言：长株潭经济一体化的尝试将有可能成为继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唐之后的中国的第四极。
相对于豫鄂湘三省，安徽和江西显然没有打造“第四经济圈”的宏大理想，由于紧邻长三角“福地”，他们更多地将自己定位于“泛长三角”的外圈。
首先来看安徽。由于安徽与长三角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缘关系，在融入“长三角”、带动“大皖江”的战略指引下，建设“马芜铜经济圈”便理所当然地成为安徽融入苏浙沪的跳板。
马鞍山、芜湖、铜陵三个城市，均分布在长江沿岸，东西长１２０余公里，是安徽省唯一人均gdp超过１０００美元的地区。据悉，马芜铜地区的工业化、城市化水平已经超过了江苏平均水平，与浙江基本接近，而且区位最接近长江三角洲，是皖江地区的精华。
安徽省计委有关负责人表示，打造“马芜铜经济圈”，其目的就是要使马芜铜地区建设成为类似江苏的苏锡常地区的加工制造中心，成为与长江三角洲一体的绵延密集的制造业带和城市带。目前，仅芜湖就拥有奇瑞汽车、海螺水泥、海螺型材、美的空调、实达电脑、双鹤药业等大型企业，汽车零部件、新型建材和家用电子电器这三大基地也已基本形成，“长三角”地区的制造业正向芜湖转移，世界５００强企业中有７家到芜湖落户，外资企业仍在源源不断地来芜湖寻找新的投资热点，芜湖市的规模工业增长量已经连续４年在全省排名第一。
如果说中部地区是“东西夹击”的“塌陷区”，那么江西就是这“塌陷区”的底部。当西部大开发战略甫一出台，江西上下曾弥漫着一种悲观的情绪。２００１年８月２６日，江西省委书记孟建柱还在第１２期“泰豪论坛”上发表了题为《江西，准备好了吗？》的演讲，后来成为江西人津津乐道的“泰豪三问”。
孟建柱对江西面临的发展形势有一番独特的理解。他认为，表面上看，中部地区好象面临“东西夹击”的尴尬，但东西部开发开放的态势，给江西带来了可利用区位优势、低成本优势和环境资源优势。他认为，江西应甘当配角，做沿海发达地区产业梯度转移的“接力手”，不然，新一轮的产业梯度转移将会掠江西而过。
正是基于这种判断，“三个基地、一个后花园”的江西战略浮出水面，并在２００１年８月的“井冈山会议”上首次亮相。“三个基地”，就是把江西建设成为沿海产业转移承接基地、优质农副产品的供应基地、劳动力输出基地。“一个后花园”，即沿海地区群众旅游休闲的后花园。基于“甘当配角”的定位，江西的许多市县实施了战略转向。如毗邻浙江的上饶市提出“掉头向东，面向沿海，接轨浙江”战略，意欲成为浙江产业转移的重要基地。
中部战略悬疑
在“十六大后的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研讨会”上，不少与会专家认为，东、中、西三大地带协调发展的主要矛盾在中部地区。中部地区既是一个区域概念，又是一个经济概念，更是一个社会概念。中部地区农业比重大、人口众多，地域广阔，资源丰富，作为承东启西的中部地区，经济能否发展上来，事关全国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大局。
那么，中部地区该如何选择自己的发展路径呢？目前主要有三种观点。
一种观点着力论证中部地区在全国总体发展中的重要性，呼吁国家对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给予支持。不少学者认为，中部是一个比较丰富的综合经济体，潜力和承载能力很强，如果我们部分加强对中部地区的投入，就能在短期取得明显和持续的收益。因此，政府应优先解决中部地区的发展问题。更有不少学者提醒，区域战略只不过是未来发展空间格局的谋划，只有区域政策才涉及到具体的利益再分配。因此，中部地区走出尴尬的出路在于从区域政策而不是从区域战略的角度争取中央政府的支持。
然而也有专家对这一观点提出质疑，认为在国家把西部地区作为一个长期的区域战略重点的既定背景下，受资源供给的约束，中央政府不可能给中部地区更多的关照。这就决定了今后中部地区在发展战略的取向上，不应该寄希望于中央政府在政策和直接投入上给予倾斜政策。
第二种观点则从如何加强与东部联系，配合西部大开发方面寻找中部地区的发展机会。受“梯度开发理论”的影响，中部一些省份提出了“东引西进”、“东拓西进”、“东进西出”等战略设想，希望通过这样的区际发展策略乘上东部经济发展和西部大开发的“东风”。持这一观点的主要是一些从事实际工作或政策研究的同志。
但也有专家认为，这种观点过于理想化，对今后我国三大经济地带之间的经济关系演变缺乏清醒认识。由于受国家政策的引导和西部地区发展机会的吸引，今后东部与西部之间的经济合作将会多于与中部地区的合作。因此，中部地区进行“东引”、“东拓”或“东进”的机会是比较有限的。另外，随着现代交通网络和信息网络的发展，地理空间对区域之间发生经济联系的不利影响正在快速减弱，因此，中部地区所谓“居中”的区位优势在开展区际经济交往中并不具有实际意义，区域之间能否发生经济联系，开展合作，更多的是依据供需上的互补性和经济收益的大小来决定的。就经济发展总体水平来看，中部地区略高于西部地区，但是，中部地区的经济实力、产业结构、体制与管理、总体竞争力等并不比西部地区强多少，与西部地区的经济势差并不十分显著，而且二者之间用于区际交换的产品的相似性大于互补性，所以，中部地区要“西进”或“西出”，也存在一些困难。也就是说，中部地区如果完全把发展机会定位在与东部、西部的联系上是不太现实的。
第三种观点认为，中部地区要采取多极化网络型区域经济空间组织策略。也就是要充分利用城市体系、交通、信息、企业组织和社会组织等各种快速发育的网络，进行多极化网络型区域开发，培育出若干具有全国意义的核心竞争力地区，参与全国的区际分工和竞争。提出这一观点的，是对区域经济颇有研究的河南大学经济环境与规划学院教授覃成林博士。这一观点得到不少专家的认同。
覃成林博士指出，中部地区要实现经济崛起，必须从自身的角度寻找出路。
中部地区有着巨大的后发潜力，中部地区的崛起必须紧紧围绕快速释放后发潜力，实行以东部为参照系的追赶或赶超战略。覃博士强调，市场化进程慢是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差异扩大的根本原因。因此，中部地区缩小与东部地区差异的唯一选择就是加速市场化。具体而言，就是要在对中部地区后发潜力进行科学评估、深入分析影响后发潜力释放因素的基础上，大胆运用市场化的方式快速释放中部地区的后发潜力，使之转化为竞争优势。地方政府必须尽快从区域发展直接投资主体的位置上退下来，积极采用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公共政策，来推动本地区的经济发展。
其次，政府的作用绝对不可忽视。特别是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地方政府的作用尤为重要。地方政府是一个具有学习能力和创新欲望（如为当地人民谋福利，以提高政绩等）的组织，它可以利用所掌握的政策资源、政府的信誉和影响力，有意识地学习国内外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先进的管理制度、先进的文化等，在本地区进行推广，进而进行创新。覃博士认为，中部地区在经济发展上属于典型的跟进型区域，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科学、理性、有效的行为是十分重要的，不可或缺。中部地区制订经济发展战略，必须要考虑如何实现市场与政府作用的协同，使二者形成一股合力。
总之，中部地区的发展战略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中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但这对于中部的决策者们来说，需要的不是无奈的观望，而是可贵的清醒和务实的前行。因为，这道问题的求解，也许勿需由中央政策来作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