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20多年来，越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执行革新开放政策，取得了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成就，受到国际瞩目。同时，越南还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采取了积极的行动，对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做出了许多到目前为止相当成功的探索。
率先实现最高权力交接制度化
社会主义国家自建立以来，就为如何在没有多党选举的条件下寻找合适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而努力探索，但是应该说成效不彰。
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出现过这样的现象，即个人长期担任最高领导人，直至死亡或被推翻下台。他们没有正常的退休，没有把领导权移交给自己的同事。党和国家领导权力的持有缺乏任期限制，不能有效挑选和培养接班团队，不能把权力和平移交给接班团队，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遭遇巨大挫折的最重要原因之一。最高领导权力持有和移转的制度化是社会主义体制生死攸关的关键问题。
到目前为止，社会主义国家中，只有两个国家基本实现了最高领导权力持有和移转的制度化：越南和中国。古巴2011年宣布将实行最高领导人两届10年的任期限制，但是未来是否真正实行，还有待观察。越南实现权力制度化的时间要早于中国。自1975年越南共产党统一南方取得全国政权以来，7任总书记还没有人任职超过两届10年，6位总理（包括代总理）仅范文同任职超过两届达11年，7位国家主席（包括代主席）仅孙德胜任职超过两届达11年（其中有6年任期是在1975年统一南方以前）。杜梅任职总理3年，任职总书记6年，总计未超过10年。绝大多数领导人在任职届满或到达退休年龄时从领导岗位上平顺地退下来，每次最高领导职务的交接都能够和平顺利地进行。越南几乎在取得全国政权之初就基本上建立起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有限任期制度、到龄退休制度、和平有序的交接班制度，这是越南在政治体制上的突出之处，尽管越南在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上不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
为何能够平稳交接
越南能够较早实现党和国家领导权力持有和移转制度化，可能有四个方面的因素起了作用。
首先，有条件高度集中权力的领导人，在革命战争年代获得无上权威的胡志明，在统一南方以前已经逝世，此后的越南共产党内，无人具有胡志明那样的魅力和权威，越南共产党不能不实行集体领导体制。
其次，越南在经济上只进行了非常短暂的集中化过程，集中化程度比较低，影响还比较浅，就很快分权化了。1975年越共统一南方后，在全国推行农业集体化和实行计划经济，但是很快于1979年在四重压力下放弃了，这四重压力是：三位数的通货膨胀；入侵柬埔寨造成的巨大负担；苏联援助由无偿变为贷款，且条件趋严；南方农民消极然而强烈的抵制。
1980年开始，越南便允许小型私营工商业的发展。1986年越共六大上，总书记阮文灵宣布实行革新政策，引入市场机制，并对外开放。1990年后越共加大市场改革的力度，并于1992年将建设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写入宪法。
因此，越南只发生了一次短暂的经济权力集中过程，这个过程十分短暂，没有形成与之配套的权力集中的政治体制，或者说与之配套的政治体制还没有来得及固化下来便开始改变，也没有造成巨大的、强烈的、持久的社会后果和群众心理后果。
众所周知，政治权力集中与经济权力集中是相伴相生的，政治权力集中会导致经济权力集中，经济权力集中反过来也会造成政治权力集中，同样，经济权力分散将导致即使起初集中的政治权力最终也会走向分散。而越南则是既没有政治权力的高度集中，也没有经济权力的高度集中。
第三，越南在政治文化上有制度重于个人的传统以及权力斗争温和进行的传统。越南的政治文化主要受自北向南推进的中华传统的深远影响，但是印度文化和法国殖民文化在越南南方有深厚的根基，并影响北方。由此造成了越南独特的政治文化，其中的特点之一是，其官僚机器（包括长期的科举制度）虽然仿照中国，但是比中国较重制度，较淡化个人影响。越南政治运作中维护制度的权威性，要强于维护个人的权威性，强调个人服从制度。
越南政治文化中还孕育出了一种权力斗争较温和进行的传统。权力斗争在任何时代任何制度下都不可避免。包括民主选举和人权保障等现代政治文明的成果所解决的问题之一，不是消除权力斗争，而是消除前现代社会里权力斗争的残酷性和血腥性。越南共产党执政以来，党内外也有斗争，但都比较和缓。
这种较温和的政治文化可能与宗教对越南人的生活影响深广有关。越南信教人口有2000多万，约占总人口的25%（越南总人口的约9000万，其中越共党员200多万，约为人口的2.3%）。其中1500多万是佛教徒，600多万是天主教徒，还有几百万的其他宗教信徒。佛教对包括越南在内的广大东南亚国家的政治生活有重大的影响，即促使这些国家崇尚和平、弃离暴力。
第四，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经验和教训可能也给越南共产党提供了重要的借鉴。1956年起苏联共产党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反思，应该都对越南共产党关于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建设提供了有力的借鉴，警惕越南避免权力过度集中于个别领导人。
越南党的制度化的影响
越南党和国家领导权力的持有和移转的制度化为越南政治发展创造了一系列有利的条件。
首先，为越南的政治稳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越南党和国家领导权力的制度化带来了人事和政策的定期有序更新，带来了决策过程中不同意见能够相互交流协商的较好气氛，带来了利益在较大范围的共享，这就为政治体制创造了广泛的支持基础，为稳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集体领导制的建立和制度重于个人的传统，避免了人存政兴、人亡政息的问题，保障政策和制度既能够有所更新又能够保持一定的连续性，有利于政治社会的稳定。权力高度集中、领导人听不到任何不同意见的体制表面上非常稳定，也可以在一段时期内，甚至相当长时期内保持稳定，但其稳定实际上是非常脆弱的，可能在一夜之间土崩瓦解。1989年的罗马尼亚，2011年的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表现出来的就是这种情况。
其次，为越南积极探索政治体制改革创造了条件。越南共产党在探索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十分活跃，很大程度上要归结于越南党和国家领导权力的制度化，因为在制度化的条件下，不同的意见会得到尊重，新的想法可以得到试验，即使出现困难和问题也会被宽容。
在2006年越共十大上，党的总书记的选举有两位候选人，这在共产党国家是前所未有的，带有试验性质。2011年越共十一大上，没有对外公布党的总书记的选举过程，意味着十大所实现的选举办法还在调整，但是并没有领导人因为十大的总书记选举尚需完善而被斗争。
第三，为越南党内民主的发展提供了动力。越南党内民主发展趋势强劲，在基层和高层都有突出的表现。岘港是越南第三大城市，2010年9月29日，市党委书记由党代表大会（约300人）选举产生。过去省（58个）和中央直辖市（5个）的党委书记由党的执行委员会（约50人）选举产生，而党代表大会的职责是选举党的执行委员会。由党代表大会选举地方党委书记是扩大民主的举措，与岘港同时实行新选举办法的省还有9个。此前，越南有200多个县，1400多个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人由党员直接选举产生。
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实行差额选举，而且差额幅度较大。
其中十大有两位是自荐候选人，十大的中央候补委员原定选举25人，只有21人得票过半，大会决定不再进行第二轮选举。这都反映出越共活跃的党内民主生活。
第四，为越南国会和社会监督党和政府的工作创造了条件。越南政治体制改革一个突出之处是由498人组成的国会在监督政府工作方面十分活跃，这点甚至得到西方国家许多怀疑越南政治体制的观察人士的认可，这些观察家基本上对各种党内民主、党内选举持怀疑态度，但是他们也不能不承认，越南国会的工作日趋专业，对政府的监督是硬的。
最近几年，政府总理和部长要出来接受国会质询，回答民众关心的问题，质询场面还要向全国进行现场直播。
前总理潘文凯在任职期间于2005年6月21日在《华盛顿邮报》发表《行进在改革道路上的越南》一文，阐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及其方向，明确指出要增加越南政治过程的透明度和参与度，媒体包括互联网要曝光政府官员的腐败和其他不当作为，国会要强化监督政府的职能。潘文凯的文章表现了他本人乃至越共领导集体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积极主动的态度，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与越南党和国家领导权力的制度化以及与之伴随的比较温和宽松的政治环境是分不开的。来源: 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