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按：这是我为成都所办的《教育家》杂志所开的书评专栏之第一篇，其中涉及的书籍多与教育有关。即使并不直接与教育有关，也因此而谈到教育。本次所写的民国人物李石曾的诸多社会经历，运用材料乃系台湾所出其所年谱，大陆读者不一定看到过，请有意趣的朋友们观看。2011年11月29日8：25于成都
有人或许会说，这标题未免太长且琐碎，而沦为堆垛之物。我要说，你的确看出了这样不妙的苗头。但像现在这相对清瘦节约的题目，还是我手下留情的结果。我要继续罗列出他一生的行迹，你会感到众多古怪且互相抵牾的身份，像无法配伍的药却令人大吃一惊地聚集在一起。让我再来胪列一些他的身份，以证实我的说法不虚：他是清末宰辅之子，海外豆腐公司的创办人，无政府主义者，文化守成主义者，国际主义者，生物化学教授，第一个用法文完成大豆研究的中国人，多所大学的校长，多个传播新知和革命杂志的创办人，“进德会”和“八不会”的倡导实施者，互助勤工俭学的创始人，多个图书馆的创办者，世界书局的董事长，世界旅行社的发起人，中华民国元老，等等。我们单说这些身份中的任何一个，你都有可能将他姓甚名谁猜错。但如果我们有历史感，将这些身份串连起来比对，并且采取排除法，那么就不难发现其名为李石曾。
老实说，在清末民初社会激荡和人才辈出的背景下，李石曾的名声在那时也不算多么傲人，何况在经历了几十年诸种信息隔绝的大陆。我最早知道他的名字，并不是他喧传一时的“法国勤工俭学”事迹——虽然我认为这件事，是近现代中国教育史的重要事件，且对近现代中国历史的走向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而是他在北京大学里被称为“中法系”的头面人物，参与人事之争而受人訾议的事。我当然不会愚蠢地只相信一面之辞，把到处都有的人事之争上纲上线到动辄去对人作道德判断的地步，但对他印象的确不那么好是自然的。更加充满疑云的是有关易培基在故宫博物院任院长时的盗宝案，让人颇为费解，因为易培基任此职与李石曾深有瓜葛，且李也是此案里深陷其中的主角之一。当然，最近读了其侄的《李宗侗自传》（历史学者李宗侗是易培基的女婿，也被牵连进盗宝案中）和杨恺龄的《民国李石曾先生煜瀛年谱》，再加上其它旁证，才总算明了此案系国民党元老张继夫妇与李、易之间的权力之争而引起的。
李石曾和另一位国民党元老吴稚晖一样，既对无政府主义有浓厚的兴趣，也对勤工俭学的互助活动着力提倡。对后者的提倡使得他们相信以极小的代价，在海外办大学（吴稚晖去世后，李为纪念吴，还在美国继续办吴稚晖大学，但其无果而终的命运是必然的），聘请当地的教师来教，必然能更多更快地培养出彼时中国所需要的人才。他们不仅一般地招揽人到法国去勤工俭学，在北京建立中法大学还不够，还要在里昂建立中法大学，实现海外办大学的梦想。与一般到法国勤工俭学的人相比，里昂中法大学的待遇自然优渥不少。二者的对比，加上法国工人失业的骤增，使得留法勤工俭学的人处于生活的漩涡之中，“时留法国俭学生已达二千人，分子复杂，而部分学生仍在校外争取同等待遇，屡至学校游说骚扰，…致有包围驻法公使馆之事发生”（《民国李石曾先生煜瀛年谱》p38）。在这次风云激荡的争斗中，里昂中法大学出有苏雪林、狄君武，也有参与争取平等权利最厉害（在校方看来是闹事分子）的勤工俭学学生陈毅、李立三。其实从法国勤工俭学造成的事实后果及影响，我敢说吴稚晖和李石曾这样的国民党元老也没有想到，就此埋下日后国共两党胜负手的伏笔。这说明想用海外办大学来让更多国人能够留学的乌托邦幻想，其实际效果，并不是主办者所能自行控制的。
李石曾参与创办的几所大学特别是北平研究院也有一定成绩，如聘严济慈、钱三强搞物理学研究等。但最令我们寻常人有八卦兴趣的，却是他研究大豆的功用可以代替肉类，并且于1908年便创办巴黎豆腐公司，倡言肉食之害（他认为人类的好斗与吃肉有关），主张素食，即注重“慎食卫生”，发起素食会，甚至扩大为“世界素食同志联合会”。李石曾算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中公开倡言并身体力行素食的人，他终身茹素，但在食不果腹和重视口腹之欲的中国社会，其收效甚微是可以想见的。他不仅注重“进德会”之不纳妾，而且在断弦后于美国居住的一段时间里，公开与一位同样茹素的希伯莱族美国藉女士“李茹素夫人”同居，双方约定，一方不再想与对方同居，即可解约，此点在后来他与林素姗女士结婚后，曾公开登报说明，可见其在此点上之坦荡，其新潮也如此。
李石曾贵为清末宰辅李鸿藻之子，他与彼时不少的“官二代”一样，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反对清朝统治者的活动，从这样的趋势和风向，也不难看出清朝飘摇欲坠之一斑。他在法国留学时，即参与创办《新世纪》和《世界画报》，因为倡导排满革命而被禁止在中国境内发行。他很早参加同盟会，与在伦敦、巴黎做革命串连工作的孙中山常相往还，成为党国元老。干革命工作久了，且有多种身份丛集于身，难免有些世故的东西，在做人时掩藏不住地要凸显出来，成为别人诟病的把柄。别人的话，我们可以存疑，他的亲侄子、史学学者李宗侗（史学家许倬云的老师）在道及叔父想让他留学法国，而又不明给李宗侗的父母说时，有一句直言不讳的评价：“五叔作事最喜绕圈子，不喜欢直道而行，对于我之出国计划亦如此。当时我并不明白，后来追随五叔日久，始知其处事每每如此”（《李宗侗自传》p75）。当我们读到《民国李石曾先生煜瀛年谱》这样有所隐讳的书时，我们不要忘记李宗侗这样的直言，反过来我们就更容易理解，李石曾在人事纷争中，时常被人误解而遭恶评的原因了。
（杨恺龄著《民国李石曾先生煜瀛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年6月第二版）
2011年9月24至26日断续作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