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是“十二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一些重大涉农政策的调整之年。在这一年中，国家强农惠农政策进一步彰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快进行。某种意义上，2011年农村研究领域产生的一批新成果，既是近些年尤其是税费改革以来农村研究进一步深化、发展的结果，又是国家政策导向的结果。
乡村治理研究与国家现实需求对接
自20世纪末乡村治理话语正式进入“三农”研究领域以来，中国乡村治理研究越来越成为农村研究的主要方面，其主要原因在于，这一话语既可以勾连国家治理与乡村社会研究，又可以勾连涉农政策研究与基础理论研究。2011年的乡村治理研究同样体现了这两个特征。
2011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聚焦水利改革发展，农田水利建设问题再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大约在10年前，一批“三农”学者就注意到农田水利建设的问题，他们较早地研究了大水利与小水利的对接以及基层水利管理体制的改革问题，并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建议。2010年春季西南大旱，促使决策层反思农田水利建设存在的问题，并下定决心彻底扭转水利改革的被动局面。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是，无论是水利工程专家还是“三农”研究领域的水利问题研究者，都共同认识到，水利问题并非一个纯粹的工程技术问题，还是一个社会管理问题，因此，“制度性干旱”及“治理性干旱”被反复提及，中央一号文件中关于大兴农田水利建设及不断创新水利发展体制机制的论述中，亦包含了这一思路。
2011年中央的另一个重大涉农决策是，明确提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赋予社会管理职能。近些年来，农村社会矛盾不断凸显，群体性事件、集体上访持续增加，恶性的钉子户抗争事件时有发生，这对新时期的农村社会管理提出了严峻考验。早些年，就有研究者指出，农民上访形成机制主要在于公民权利意识的兴起及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失，这两年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发现群体性事件和农民上访的核心问题是，一些特殊利益集团的形成使得“谋利型上访”越来越难以治理，同样，部分钉子户激烈抗争的背后，也是在国家强农惠农政策的导向下，部分地区利益聚集，分化的农民形成了不同的利益集团，这为一部分谋利者提供了机会，也对国家的社会管理提出了挑战。总之，重塑国家基础权力，加强基层政权的分类治理能力，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应有之义。
围绕着乡村治理的话题，越来越多的研究试图为国家治理转型与乡村社会变迁寻找平衡点。比如，一些描述村庄变迁的著作吸引了众多媒体和读者的关注；一些描述乡镇和县级政府的研究作品推陈出新，力图展示当前地方政治的全貌；一些研究另辟蹊径，试图发现乡村治理最隐蔽的部分。总体上看，2011年乡村治理研究的最新进展，既承续了10年间的研究话题，又开启了新的研究视阈。
农村社会变迁研究成为热点
可以说，中国社会学的研究传统在一定程度上即是农村社会学的研究传统，老一辈社会学家聚焦的话题，几乎都在农村研究领域有所体现。
总体而言，2011年的农村社会学研究，在传统的研究领域，如婚姻家庭研究，有了进一步的深化发展，同时，还开辟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对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冲击。近些年来，农村人口转变和人口流动对婚姻家庭的冲击日益凸显。人口统计资料表明，中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已成为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一些调查研究表明，农村家庭的代际关系正经历历史性变迁，老年人的生活处境日益艰辛。农村家庭的夫妻关系也正经历巨大变迁，离婚率上升。现在还无法判断这些变化对中国社会而言意味着什么，但未雨绸缪，这些研究所揭示的重大社会问题，已引起国家政策制定部门的重视。
与之相应的是，一些研究以农村婚姻家庭变迁为切入口，开辟了农民价值观与人生观的研究，这一研究突出地表现为对农民自杀的研究。多年以来，对中国农民自杀现象的研究一直较为薄弱，近些年则有较大进展。有研究表明，农民自杀现象反映的不仅仅是农民精神健康问题，也反映了农民的价值观变迁。
农村社会学的研究领域极为广阔，婚姻家庭及农民自杀的研究只是其中的两个，很多研究在农民工、村落变迁、人情面子、农民分家等方面都有新发现。
综上所述，2011年的农村研究，其显著特点是回应了国家政策的需求，对水利改革和社会管理等涉农政策变迁，在理论上作出了回应。更重要的是，这些研究还接续了早已有之的研究积累，在乡村治理研究和农村社会学研究领域内，对早些年的研究有了进一步深化发展，同时，由于中国农村的区域差异极大，社会变迁极快，也为新研究视阈的拓展创造了机会。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