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第二次来宁波大学，第一次是2001年底。刚才听了校方的介绍，这两年宁波大学发生了很大变化，学科与学生规模都有了很大发展，可以说是日新月异，我感到宁波大学充满了生机与活力。但是宁波大学还没有博士点，在全国高校的排名还很落后。同时我发现宁大有些老师讲起自己的学校时很有些底气不足，我觉得不应该这样，我们宁大的师生要多一些自信。宁波大学才办了多少年？20年都不到。一所大学要办好，20年或者30年是远远不够的。北大比较老了，也才100多年，而牛津、剑桥都有七八百年的历史了。一所好的学校需要有历史的积淀，需要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过来。而宁大才有短短18年的历史，18年就能有这样好的发展，已经是很不容易了。从这个速度和势头来看，前途不可限量。
在正式讲座前，我对宁大有个建议，就是宁大既要对自己充满信心，同时又要给自己定好位，要有很好的策略和自身特色。首先，宁大要为宁波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18年的历史证明，宁大是伴随宁波经济的起飞而诞生和发展的，是宁波的经济社会发展给宁大注入了蓬勃的活力；反过来，宁大也只有为宁波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才能获得当地的承认和更进一步的支持，立足当地是宁大发展的前提。另外，任何一所学校都不可能做到所有学科都强，对于宁大这样刚刚创办的年轻学校来说，只要把2－3个学科建设好，就容易带动整个学校的发展。所以要根据宁波市经济发展的需求以及已有学科发展的具体情况来决定到底对哪几个学科进行重点突破。当然作为一所综合性大学，在学科上应该有一定广度，但要使一所学校在短时间里取得长足的进步和提升，我认为最好是选择少数若干个战略突破点。英国有一批上个世纪70年代建立起来的学校，被称为ninteen seventies universities。当时由于英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大批实用人才，这些学校便应运而生。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在短短30年间，有的甚至不到30年，就得到了很快的发展。例如warwick大学在英国大学排行榜上已经名列第3位了，它就是70年代创办的。他们的培养目标非常明确，就是为当地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服务，它的工程技术学科非常强，由于几个学科搞好以后，学校很快声誉鹊起，现在它的法律、生物等其他很多学科也都赶上去了。我相信宁大在宁波市委、市政府和省政府的领导下，在学校领导和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下，以现在这样的势头发展下去，宁大很快就会在东部崛起。不见得所有在这个阶段办起来的学校都能办成好的学校，但是我相信宁大能办好。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需求就是最大的刺激，宁波的经济社会发展已经到了应该产生一所好的大学的时候了。我希望宁大的师生员工都能够看到这一点，增强信心，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和策略，埋头苦干，相信不久的将来一定能把宁大办成一所一流的大学。
下面我就讲讲怎么做人、做事、做学问，题目是“漫谈青年科学家的成长”。这个题目很难讲。老子讲：“道可道，非常道。”道这个东西是讲不出来的，讲出来的就已经不是道了，它要靠自己去领会。孔夫子讲了几十年道，《论语》却是后人帮他整理出来的，都是他的弟子消化吸收后领会到的。一个科学家的成长，相当于一个“修道”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是不容易用语言表达出来的。今天我就结合自己的体会，给大家讲10个字：立志、博学、勤思、求实、修身。
第一谈谈“立志”。要想做一个好的科学家、大学者，首先是自己要有这种愿望，要立下这个志向。在座有很多研究生，我不知道大家上研究生的目的是什么。我在给北大研究生开座谈会时，有的同学很坦率地说：“我大学本科成绩好，理应上研究生。”有的同学说：“现在本科生不好找工作。”还有人是因为一时出不了国，就先念个研究生再说。也有人是偏远农村来的，当地没出过研究生，想给家乡争光。所有这些都可以理解，但都不能成为立志当一名科学家的理由。关键在于自己到底对搞科学、做学问是不是有兴趣，如果只是为了谋生或者别的什么目的，是很难在科学道路上走下去的。因为科学研究是件很艰苦的事情，如果不是真正出于喜爱，搞研究就会很痛苦，而且也做不出大的成绩来。搞好的科学需要有一种对科学研究如痴如醉的状态，只有真正热爱科学、热爱做学问，才可能抵御周围的诱惑。正如爱因斯坦所说：“只有把科学当作自己的热爱，把科学的真善美当作自己的追求，把科学内化成我们精神的一部分的时候，我们才有产生伟大科学思想的热情与灵感。” 我记得前年有几位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到北京来给大学生作报告，有人问他们，你们录取研究生的标准是什么？他们的回答几乎是一样的：就看候选人是不是对科学真有兴趣，是否有激情。两度获得诺贝尔奖的英国科学家桑格说过：“有的人投身于科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奖，这样的人是不会成功的。而要真正在科学领域有所成就，就必须对它有兴趣，必须做好进行艰苦工作和遇到一切挫折时都不会泄气的思想准备。” 大家都知道两院院士王选吧？他在激光照排方面做出的杰出贡献，使我们告别了铅与火的时代。他曾谈到，名誉地位对他来说都没有给他带来最大的幸福，最让他难以忘怀的是当年研究中文激光照排时，碰到难题总解决不了，突然有一天晚上灵感来了，他立即起身把它做出来，问题得到解决时给他带来的愉悦是他一生中所感受到的最大的幸福。我想正是这种精神使他能成为一位杰出的科学家。
立志做好科学的另一层意思是，从一开始就要决定究竟做怎样的学术研究。王选院士说过，好的研究就是要“顶天”或者“立地”。“顶天”就是要率先发现自然界的客观规律，而不是在已经发现的规律上去增加点什么，也就是说人们常说的“原始创新”。“立地”就是自己的研究成果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能起直接的推动作用，要有效益。如果没有“顶天”或者“立地”，这样的研究称不上是一流的。所以，我认为大家在立志做科学之前，一定要认真考虑，到底是去做理论创新呢，还是去搞应用研究，定下来后就往那个方向努力。
在这里我想专门谈谈原始创新的问题。要做出一流的科学研究，就必须提倡原始创新。但是原始创新是非常不容易的，有时候还需要付出沉重代价。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中国科学院生物院部有一位院士候选人，是搞视觉心理学的，研究如何从视觉到大脑印象的心理模式。他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提出了一个假说，这个假说虽然有理论依据与逻辑证明，但却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一位世界公认的心理学权威的学说相悖。他在刊物上发表过几篇论文，却遭到大多数同领域科学家的反对，他几次申报中科院院士也都落选了。但他十几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近几年磁共振成像技术的发展，使脑功能成像成为可能，他迅速将此技术引入自己的研究，用确凿的实验证据证实了自己的假说，论文在国际刊物上发表后终于得到了国际同行的认可。去年他再次申报中科院院士，大家不仅因为他做出了原始创新的成果，更为他坚持真理、不懈努力的精神所感动。大家不仅投了他的票，还请他在今年6月份的院士大会上作报告。由此可见，要做出原始创新是多么不容易，只有对自己所从事的研究充满激情，甚至热爱到痴迷的程度，才可能坚持下去，才可能获得像这位院士一样的成果。
第二谈谈“博学”。要做一名好的科学家或好的学者，必须要有广博的学识。如果我们对自己研究领域以外的知识与技术都不了解，那是很难有所创新的。前不久我在报纸上看到一篇关于爱因斯坦的文章，其中谈到，爱因斯坦在1905年发表了5篇论文，全都是划时代的，其中包括狭义相对论的提出与奠定量子力学基础的论文，而这些成就的取得与他此前几年的读书活动是分不开的。那几年里，他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经常在一起读物理学、数学方面的书，这都不奇怪，有意思的是他们读了很多哲学的书，包括斯宾诺沙、修谟等17、18世纪西方早期哲学家的书，还有马赫、伯格森等19世纪哲学家的著作。虽然他们自己并没有形成系统的哲学思想，而且读的这些哲学家的著作也大多是唯心主义的，但是哲学的学习却使他们的逻辑思辨能力受到了很好的训练，学到了洞察事物本质的抽象思维方法。更有意思的是，他们还读了很多文学类的著作，包括古希腊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格涅》、狄更斯的《圣诞的故事》、塞万提斯的《堂·吉珂德》等等。这个读书小组后来被称为“不朽的奥林匹克学院”，因为这些读书活动对他们后来的科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应该说，没有这样的学习和积累，就不会有爱因斯坦对科学划时代的贡献。可见，广博的学识对科学研究是多么重要。不同的学科都有自己不同的领域，但学科是人为划分的，随着科学的发展，学科的界线在不断地变动，今天在科学上真正做出重大发现的很可能就是在边缘的或者交叉的领域。对于我们青年学生来讲，起码应该学习与自己研究领域比较相关领域的知识。比如说我们搞医学的人，不管是搞临床的，还是搞基础研究的，人类基因组学总应该了解吧？人类遗传学也必须知道一点吧？如果连人类基因组学是怎么回事都不知道，那你更不会知道后基因组时代是什么了，就会看不懂《science》和《nature》杂志，就不能拿最新的理论成果应用到自己的研究领域里来，怎么可能有创新呢？
还有，现在搞研究的人，如果不掌握计算机技术的话，就不能快速获取新知识和新信息。信息靠杂志作来源都已经嫌慢了，靠书作来源就更慢，必须学会从网上去获取最新的信息，所以计算机技术不精通怎么行呢？还有外语我想也是不可少的。现在世界上科学界的公用语言就是英语，尽管对我们来说太不公平，但没有办法，这是现实，我们只能在这种不公平的情况下与国际同行竞争，所以我们必须加倍努力学好外语。
我们还需要了解一些科学史。在医学院里面有很多我的同事，他们是大教授，却对医学的历史，甚至自己研究领域的历史不甚了了。我记得很清楚，去年4月sars突如其来地在北京流行开了，当时大家都有点不知所措：怎么办？我们没有疫苗，也不知道怎么诊断，不清楚病人最典型的症状是什么，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来诊治。党中央和政府非常着急，4月底温家宝总理召开高层座谈会，我提了一条建议，那就是把坚决、果断地隔离传染源放到首位。我之所以提出这个建议，就是从传染病的历史中受到的启发。人类历史上发生过很多次重大传染病，包括鼠疫、天花、麻风等等，在不了解病原体与传染途经，没有特异预防与治疗药物的情况下，都是靠这一条来与传染病作斗争的。学习科学史，可以使我们对科学发展的规律、对已有科学成果有更清晰的认识，对科学精神有更深的理解，使我们在今天的科学研究中视野更开阔，更容易有所创新。
现在人们对哲学的学习普遍欠缺。德国科学家之所以在19世纪以及20世纪前半期能够在科学技术，特别是在化学学科上领先，我认为与德国这个国家的哲学传统是分不开的。一直到今天，德国科学家在很多领域取得的成果仍然得益于他们深厚的哲学底子，哲学思维始终是其保持原始创新能力的重要原因。毛泽东同志的两本哲学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确确实实把唯物辩证法阐述得精彩而易懂。60年代我们这一代人上大学的时候就读毛泽东同志的“两论”，我认为到现在对我的科学研究也还是有帮助的。文革期间，我们曾经学过大众哲学，有“哲学100例”之类的小册子，这种书看起来好像很浅，但其中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对我们都是很有用的。现在尽管我们总是强调“两课”，要求增加课时，但不少同学没兴趣，缺乏学习的自觉性。而对于一个准备献身科学的人来说，我们应该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兴趣，很迫切地需要去多学点哲学，它对培养我们的思维和洞察事物的能力，对培养我们独立思考的能力，对锤炼我们思想的深刻性，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上面谈到的爱因斯坦的例子就很说明问题。
再有就是希望大家要重视学科交叉。在当今这个时代，如果我们要有所创新的话，不去搞学科交叉是很难的。北京大学和北京医科大学在2000年4月合并，合并伊始就在我的倡导下成立了一个生物医学跨学科研究中心。这几年我们在学科交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首先是组织讲座，固定时间固定地点，一个星期在校本部，一个星期在医学部，现在已经举办了80多讲，成了一个品牌。另外还开设了生物信息学、生物工程研究生班，招收学科交叉的研究生。这些研究生在不同学科的导师共同指导下学习与研究。此外，我们还组织了很多跨学科的课题研究，比如把计算机技术运用于手术导航和手术设计；利用新的纳米材料制作人造血管，增强了抗凝血功能；我们还把毒理学、细胞生物学甚至临床学科与环境科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我是搞分子药理学的，长期从事受体及其信息传导机制的研究。以前的研究都是采用经典的方法，即把研究对象以外的所有因素固定起来，单独观察一种受体或一种信号传导分子的变化与功能。但这些情况在机体生命活动中是不存在的，实际上受体与受体之间、信号分子与信号分子之间都是相互影响的，是典型的网络复杂系统，近几年来我们开始研究这样的复杂系统。我们首先是采用基因芯片观察一种受体激动时，5000多种信号分子基因表达的改变，发现其中几百种基因的表达都发生了改变，那么它们中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呢？那就要靠数学、靠计算机技术来分析。于是我们就与数学系联合起来搞研究，效果很好。我在一次国际心脏病学会上报告我们的研究结果，外国人简直不敢相信我们中国居然可以完成这样先进的工作。我所在的实验室目前正在做另外一件事，就是单分子生物学的研究。过去我们搞分子生物学，所得到的结果是一群分子的平均行为所致。再深入一步我们想观察单个分子的行为，研究单个配体分子与单个分子的受体如何结合，结合后受体有什么变化等等。这个研究是我们和北大化学系的老师合作搞的，搞了两年，取得了一些非常有趣的结果。我们现在正动员更多的人来做这方面的研究。我认为如果想让我们的研究得到原始创新性的成果，就要有勇气去把各学科的知识结合起来，靠不同学科的人来交流合作，这是现代科学的研究方向。当然，如果一个人既懂生物医学，又懂物理或数学或化学等，那他就更容易出创新性的成果。前不久我在报纸上看到一篇分析美国学者的文章认为，新生代的优秀学者与老一代学者的差别在于，他们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内站稳了脚跟，同时手上又拿着其他学科的入场券。我希望在座的青年同志们尽量拓宽学问，实行学科交叉，持之以恒，必能有所成就。
但问题又来了，那么多东西都要学，时间怎么安排？上个世纪90年代末我在《science》上看到过一篇编辑部刊头文章，题目是《knowledge：montaines or streams》，至今印象还十分深刻。文章谈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把知识看作是一座座山还是一条条小溪？如果把知识看作是一座座要去征服的高山，那就糟糕了，因为这样的高山是永远征服不完的，征服了这座，后面还有更高的山等着去征服，而在这样的征服中耗尽了我们的精力和对科学的兴趣。文章认为应该把知识当作溪流，而我们大家都在溪流里自由地游泳，知识在身边流过，喜欢什么就抓什么，并不在乎有多少东西从身边流过，因为不可能把它们全都抓在手里，关键是要学会在知识的溪流里抓重要的东西。我想，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学会这样的游泳。
第三和第四我想结合起来，谈谈“勤思”和“求实”。因为我们“勤思”的目的就是为了“求实”，发现客观规律。《论语》里讲：“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如果只读书不肯动脑筋思考，就会迷失方向；但是如果不读书一味在那里冥思苦想，就是没有根据的胡思乱想，就会一无所得。《中庸》里讲：“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里前提是“博学”，最后是“笃行”，中间的“审问”、“慎思”、“明辨”都是思想的过程。“审问”，就是要怀疑，在科学上最可贵的就是要有怀疑精神。在牛顿世界里，物质都是可见的，而后来爱因斯坦提出了相对论，有了脱离于地球的第四维空间。最近的科学研究则发现我们传统认为的物质其实只占到宇宙中物质的5％，其余都是暗物质与暗能量，这是我们原来不可想象的。世界上没有什么是固定不变的东西，只有怀疑才能引发探索的兴趣。《金刚经》里讲：“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非法非非法。”连《金刚经》都主张我们怀疑如来佛，做科学的人怎么可以没有怀疑精神呢？
胡适是个大学问家，他有一句名言叫“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我十分同意。科学研究首先需要大胆地假设，连假设都不敢，怎么去创新呢？但是我们千万不要轻易下结论，作出假设以后要非常审慎地去求证，这就是“求实”。我经常跟青年朋友们讲，我们现在坐下来思考问题的时间太少，而且很多人懒得动脑子，心情浮躁，安不下心来想问题。问题出在哪呢？就出在我们周围的诱惑太多。别的不说，光是申请基金、评职称，诱惑就已经很大了，很多事情比如分房子、工资收入等等，又都跟这些挂钩。我们很多科学家一年下来到底有多少时间是真正在做学问，在想问题呢？我认为，国家要改变目前的这种成果评价体系和科技管理机制。而对我们个人来讲，自己应该可以把持住自己，这就需要有一种良好的心态。诸葛亮说：“宁静以致远，淡泊以明志。”如果做科学的人没有这种宁静淡泊的心态，是很难做出成绩来的。
现在大家都在争取基金，但有时基金少一点，诱惑反而少一点，更容易静下心来。现在的实际情况是，真正创新性的成果反而是基金拿得比较少的学者做出来的。就这点而言，宁波大学应该化不利条件为有利条件。我们应该沉下心来，克服浮躁，拒绝诱惑，以“求实”精神，做一流学问。
最后重点谈谈“修身”。宁波大学已经举办了40多讲 “名家谈做人、做事、做学问”的讲座，大家也听了不少名家的讲演，一定受益匪浅。我们中国人做学问从来强调先做人。为什么“做人”是首要的？怎么“做人”？在这一点上，中国传统文化得天独厚。整部《论语》讲的都是怎么做人。《大学》里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就是讲我们做学问首先要革除旧习，彰明道德，完善人格。谈到做人我想谈三点体会。
第一，要开拓视野，开阔胸襟。一个人要站得高，才能看得远。学问做得好不好，跟自己的视野有多宽是分不开的。这个视野还不光是科学的视野，而是要放眼看世界，了解世界曾经发生过和正在发生着什么事情。如果我们整天关在实验室里，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样翻天覆地的事情，就不容易了解自己工作的意义；不明白自己工作的意义，动力就会不足；此外，不能把工作当作自己生命的一部分，生活的质量也不会很高。
在我当九三学社中央主席和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这一年多里，因为工作的关系有机会到全国各地去考察。我到过青藏高原，看到长江、黄河、澜沧江发源地的生态如何遭到破坏，现在正在做怎样的努力。我到东北去，看到老工业基地是怎么回事，真是开眼界，我真正知道了什么叫重工业，几千吨的东西那么轻轻一吊就起来了。大家总是说东北不行，我看不见得，浙江、江苏经济发展得快，但把这几千吨的东西吊起来，你行不行？东北老工业基地只要实行了机制与体制的改革，前途无量。我到重庆去，看到农村的富裕劳动力是怎么转移的，农民工现在吃什么苦，农村的富裕劳动力如果不到城里来打工怎么办。我到三峡库区去，才知道那里农民的收入一半以上来自于外出打工。我到小兴安岭考察，第一次看到那么大片的森林，了解到过去由于无计划伐木曾使99％的森林遭到破坏，近年来如何采取保护措施，使森林覆盖面又基本得到恢复。但由于新栽的树尚未成材，林业工人的工作由伐木转为护林，而护林本身是没有直接经济收入的，不少林业工人月工资才200多元，至今仍住破旧的平房。看到这些，我对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才有了更深的体会。又比如说腐败问题，我和大家一样对腐败是深恶痛绝。视察了很多地方以后，我看到其实绝大多数干部都是好的，正是他们带领广大人民群众艰苦奋斗，才有了今天改革开放的巨大变化。我到地方上去考察，看到地市一级的干部都是40多岁，他们对当地发展情况都了如指掌，工作起来顾不上家，有时甚至连饭也顾不上吃。有件事情让我难忘，去年我到陕南安康市考察时，下面的宁陕县发生泥石流灾害，沿途道路被破坏，一位女市长翻山越岭，连续步行23小时，赶到现场指挥救灾。类似这样的事情一次又一次地感动着我，使得我对事物的看法更全面了。我觉得这也是在做学问，通过考察，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对建设小康社会的意义了解得更深刻了。回过来再去做科学研究，我觉得动力和高度就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人有了宽阔的视野，胸襟也就宽了。让我感触非常深的是杨立伟，在人民大会堂表彰他时，他的发言非常精彩，当讲到其中一段时我真的掉了眼泪。杨利伟说，他到了轨道上以后开始拍摄景象，“在太空中，最令我惊叹的，就是人类生存的地球。我们的家园太美了，其气势之磅礴，景观之优美，令人陶醉和神往，我心中油然升起热爱地球、热爱和平、热爱祖国的强烈感情，是无法用语言所表达的。”可以想像，当他在高空看到我们整个人类生存的地球只是一个蔚蓝色的小球时，他的心胸该有多么宽阔，还有什么东西不能在胸中容纳。一个人站得多高，看得多宽，决定了一个人的心胸。有了这样的心胸，我相信就不会为一些小事情不愉快，也不会为一些小的利益去争夺不休，这对做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古人讲：“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个行万里路一点也不亚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就是要我们读好社会这本“无字书”。如果有了宽阔的眼界和心胸，我们就能够把个人的前途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等你真正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个人的品质自然就会高尚起来了。
第二，加强自我修养，强调一个“修”字。接触同样的事物，每个人的感受并不一样，原因在于各人的修养不同。《大学》里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最根本的就是“修身”。只有个人的修养达到一定的程度以后，才可能做大事业。那么怎么修身呢？说起来非常简单：“夫子之道，忠恕而已。”但是“忠”和“恕”这两个字做起来可不那么容易。我们知道，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而“仁”的主要内容就是忠和恕。所谓忠，就是一个人做什么事情都要争取做好，说到做到。与朋友相交要言而有信，言必行，行必果。所谓恕，就是推己及人，严于律己，宽于待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自己不想做的事情不要叫人家去做，要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如果做到了“忠”和“恕”，我觉得这个人也就应该算是个好人了。还有更简单的说法，北大的季羡林老师说：“关心别人胜于关心自己的人就是好人。”王选院士说这还太难，他再修改一下：“关心别人与关心自己一样的人就是好人。”但其实还是不容易的，人们往往关心自己胜于关心别人，什么事情都先要看看对自己有没有好处。所以做好人我们不妨先从关心别人做起。还有，做学问的人不要怕别人超过自己。我认为，同行之间的竞争是必要的，没有竞争就没有动力，但是合作更重要。在学校里，“文人相轻”是非常普遍的现象，非常可惜。我们应该学会欣赏别人，不要只看到别人的缺点，更要看到别人比自己强的地方，不光要看到，而且要欣赏，不光内心欣赏，而且要把它表达出来。你就大胆地跟人家说：我很佩服你！你再看他有什么反应。他可能会说你也不错啊，尽管你可能不如他。这样一来关系就会发生变化。其实很多人际之间的矛盾是互相传话造成的。但你仔细想想看，那些话有多少是有根据的？其实多数没有根据。遗憾的是，多数人都信以为真。好话不容易听进去，而坏话却很容易听进去。对待这种传话，我的原则是一律不信。这样就不会冤枉人家，即使所传为真，这样做也吃不了多大亏。今天搞科学必须依靠团队的力量，现在已经不是爱因斯坦那个时代了。一个人如果没有一种海纳百川的精神，科研是做不大、做不好的，更不可能成为学术团队的领军人物。
第三，理解生活，享受人生。“life is short”——人生苦短。同样的生活，每个人的感受却大不相同，有的人每天都感到很幸福,有的人得过且过,而有的人则整天感到很痛苦。原因在哪里？有人说，幸福的人是因为他很成功；痛苦的人是因为他老失败。但是我认为并不是那么回事，实际生活中常常看到成功的人老是觉得很痛苦，所谓“不成功”的人却老是很快乐。我觉得一个人对生活的感受完全取决于对生活的理解。《人民日报》梁衡副总编出了一本书叫《享受人生》。其中写到：“生活是多层次的，丰富的。我们来这个世界上，要去享受它。生活的面非常广：享受学习可以去读书；享受艺术可以听音乐、赏诗歌、看演出；享受刺激可以去探险、登山、看竞技比赛、看欧洲杯足球比赛；享受情感，亲情、友情、爱情；享受成功，奖励、鲜花、掌声；享受环境，吸新鲜空气，看满眼绿色；享受安宁，心平气和，自我平衡，自我休闲，散步、谈天、度假；享受精神，信仰、理想；甚至于孤独也可以成为我们的享受。”我很赞同他说的。世界上有那么多东西等待你去享受，我们为什么还要愁眉苦脸呢？我们确实常常会要碰到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但是仔细想想，这种不愉快过了多少年以后再回忆起来还会感到那么痛苦吗？最近四川省一位散文家给我寄了本书，其中一篇文章中有一句话，我和我夫人讨论了很长时间，觉得非常有道理。他说，一个人感到幸福，不在于拥有得多，而在于计较得少。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样？知足者常乐，一个人少计较个人得失，就容易感到幸福。幸福不幸福只是一种感受，这种感受来自于对生活的理解。衷心希望大家更好地理解生活，享受人生。
谢谢大家！
韩启德院士答同学问：
问：韩院士，您好，我是03级民商法的硕士研究生。我想提一个有关法律的问题。很多人说中国是个法治社会，但是我个人觉得，确切地说，中国是一个正在走向法治的社会。您作为国家立法机关的主要负责人，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谢谢！
韩：我是学医的，法律懂得很少，但是我现在当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这一年多来，我也开始学习法律，对法律开始有了些了解与感受。我基本上同意你的看法。有人说从古代开始，我们就有法律。的确，中国自古就有法律制度，但是旧中国从来就不是一个法治国家。 应该说从戊戌变法开始，中国的有识之士就试图改变这种局面，辛亥革命以后要建立共和，共和的主要内容就是要以法治国。但是，当时救亡图存是第一位的。国民党时期虽然制定了一系列法律，但实际上却推行国民党独裁政治，最终丧失人心。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开始建立社会主义法制。首先制定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随后制定、颁布了一系列重要法律、法令。这对新中国秩序的重建发挥了重要的法律保障作用。1954年，我国制定了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立了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原则。社会主义法律、法规的实施及法律制度的建立，积极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及生产关系的变革，从而保障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顺利实现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迅速发展。但遗憾的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出现了挫折。10年“文革”期间，社会主义法制遭到严重破坏。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主义法制得到迅速恢复和蓬勃发展。在这一时期，一方面我们经过20多年的努力已经初步建立了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我国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基本实现了有法可依；另一方面，我们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司法制度，加强了法律监督，保证了法律的正常实施。更为重要的是，党的十五大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基本方略和战略目标规定在自己的纲领性文件中，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进一步明确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宪法，治国方略实现了根本性的转变。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又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对规范立法活动，加快立法步伐，提高立法质量，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我们经过理性选择，将法治作为基本治国方略和治国模式，这在理论上解决了中国法制文明的发展方向。但“法治”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法治实践，主要的就是要贯彻“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一社会主义法治的指导方针。应该说，我们正在走向法治社会，党和政府正在努力推进司法改革，我们可以感受到从中央到地方，立法、执法的力度都在进一步加强。
问：目前，医患关系不太好，虽然您刚才讲到要了解人生，享受人生，作为一个医生我觉得目前还是比较痛苦的，因为医患关系缺乏信任。在医院里，病人交了钱就要求一定要把病看好，死了人的话，就认为医院肯定有责任。当然我不是说医院方面没有错，我还是觉得有一些不可否认的问题，比如国家体制上造成的问题，把所有压力都加在医务人员身上，也是不行的。我想韩老师作为国家领导人之一，不知道国家有没有什么打算来改善这方面的状况？谢谢！
韩： 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当前医患关系确实有紧张的趋势。上个世纪60－70年代我在农村当医生时，当地的老百姓对我非常信任，有的病人没有看好病，他们说：“韩先生看过了，说明这个病确实不好治。”有的病人在医院里死了，死者家属就说：“医生治得了病，看不了命嘛。”所以我这个医生与病人的关系非常融洽。尽管当时物质生活很苦，也没有人给我送红包，但是受到病人的信任与爱戴，感到很幸福。另一方面，病人相信我，病也容易被治好。有不少患者的病，其实不是服我的药好的，而是因为在看病的过程中受到我的安慰而得到康复的。当前不少情况下，医患关系紧张，我非常理解你的心情，医生的痛苦莫过于缺乏病人的信任了，而最终伤害最大的还是病人，一则在对医生不信任的情况下，病不容易治好；二则医生必然采取保护自己的措施，这样就会使患者丧失很多本该得到治疗的机会。
造成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体制与机制方面的原因。我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过度时期，原有的农村合作医疗体系基本瓦解，城市的三级医疗网也不复存在，病人都涌向大医院就诊，造成医疗资源分布极不合理的局面。在大医院里，一个医生门诊半天要看几十个病人，怎么可能看得仔细，怎么可能向病人详细介绍病情，态度怎么可能得到病人满意呢？与此同时，医生态度再恶劣、医院服务再差，仍旧医满为患，门诊挂不上号，住院住不进去，这就无形中造成了这些医院的垄断地位。患者要想住进医院，要想得到好一些的服务，就得“走后门”，就得想“招”，送红包等不正常现象就应运而生。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医疗保障体系的不完善，大多数病人看病主要得靠自己掏腰包，医疗费用又迅速上涨，病人花了钱，总想治好病，但往往不能如愿，就对医院与医生满腹怨气，医患关系自然就容易紧张起来。我认为解决问题的办法，一则是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增加政府投入，完善医疗社会保障制度；二则加强对药品流通、销售领域的监管，努力控制医疗费用；三则，我认为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加强社区医疗卫生工作，使百姓在社区得到直接的健康关怀，使一般的疾病在社区得到诊治。在此基础上鼓励社会资源多渠道投入，发展多种形式医疗机构，完善医疗机制分类管理，改进公立医院管理，使医疗服务体制得到真正有利于群众的改革。
除了从体制与机制改革方面努力外，要缓解医患关系，还需要医患双方的共同努力。从医务工作者方面来说，要时刻不忘自己的神圣职责。“医乃仁术”，从医不是一般的职业，医护人员面对的不仅仅是病，而是患病的人，是有思想有感情的人。要体会到病人来找我们看病，是对自己最大的信任。大家想想，病人会解开衣服，请你检查；你说需要开刀，病人会任你麻醉，任你用刀划开他的身体，这是何等的信任啊！医生这个职业是奉献爱的职业，也是最容易受到人们爱戴的事业，切莫让“红包”、“回扣”之类的东西玷污了这一纯洁和崇高的职业。当然，对病人来讲，也要理解医疗是有风险的职业，医生不可能“包治百病”，看病不像到商场买东西，出了钱就能买回自己想要的东西。多给医护人员一点理解与宽容，得到的将是他们更多的爱和更大的积极性。我相信，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医患关系一定能够得到改善。
问：韩老师，您好！我是宁波大学医学院的老师，我想向您请教两个问题。宁波大学医学院是综合性大学下成立的一个学院，在综合性大学中，医学教育和大学教育之间存在很大的不同。您是北大医学部的领头人，这一块您应该很熟悉。所以我想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宁大医学院怎样来理顺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从而更好地促进我们医学院的发展？第二个问题是，宁大是所新兴的学校，我们应该从哪些侧重点上来促使我们医学院在学科建设上提高一个层次呢？
韩：你提的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其实关键还不是医学和其他学科的关系，而是医学教育和大学教育的关系。我们在相当长时间里，把医学教育等同于大学教育，我认为这是个误区。医学教育是professional training，而大学教育则是university education，医学教育不是education，而是training。我国由历史形成，学生从高中毕业就念医学，学制不比别的专业长多少，一般也就长了一年而已。要在长一年的时间里，既要完成医学培训，又要完成大学教育，的确是非常困难的。实际上，以前我们是把大学教育这块放弃了，一进来就学解剖、生理、生化、药理等，然后再到临床上去。这就造成我们培养医生的很多问题。例如，我们有很多医生可以说连怎么对病人说话都不会，有时候一开口就让病人不高兴，或者产生不信任；面对病人又缺乏同情心，不仔细倾听病人的叙说，不能体会病人的内心感受。这部分是由于对医学生缺乏沟通技巧方面的教育造成的。医学是什么？我认为不是一般的自然科学，它是关于人的科学。人是有思想、有感情的，所以对医生的训练要建立在人文教育的基础上，要让学生对人的心理，对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有多方面的了解。大学教育说到底是教学生如何做人，如何看待社会，如何承担社会责任的教育，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培养出合格的医生。也因此医学学制应该要比其他学科长一点。但一般人往往误认为这是医学要学的东西太多的缘故，这是不对的。宁大是个新兴的学校，我认为，要办好医学，就必须加强人文与社会科学教学。在学制不能变的情况下，把医学的内容精简一些，例如解剖学的学时可以大大地减少。总的来说，就是要把大学教育加强点，医学课程适当精简一些。
对于学科建设，作为一所后起的地方医学院，我建议，宁大先重点把临床学科搞好。人家看不了的病，你要看得来，起码要看得和别的大医院一样好，然后再去发展基础学科。不要盲目去搞所谓前沿的东西。临床医学起来后，再带动其他学科，可能更实际一些。具体情况不太了解，这一建议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