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政讲坛12期 新天论衡第5期
主题：当代中国的信仰结构
主讲人：何光沪（著名哲学家、宗教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评议人：郑也夫（著名社会学家，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主持人：张千帆，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时间：10月16日（周二），晚上7-9点
地点：北京新浪理想国际大厦16层4号会场
大家晚上好！非常高兴再次和新浪合作举办宪政讲坛，也感谢张翔为我们做的安排。首先说明一下，因为此次时间安排“不当”，刘苏里老师因为非个人原因不能参加我们的讲座，但幸好我的北大同事，社会学系的郑也夫教授临时“救急”。郑教授是著名的社会学家，对中国社会学写了很多专著，代表作有《走出囚徒困境》，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我最早知道郑教授，是因为我偶尔为《新京报》写评论，而他也在《新京报》开设专栏，文章很有激情和趣味。
我们今天的主讲人是人民大学哲学院的何光沪教授。他是著名的宗教和文化研究学者，代表作有《多元化的上帝观》、《神圣的根》、《百川归海——走向全球宗教哲学》，也翻译过很多著作，其中有《宗教哲学》、《全球伦理——世界宗教议会宣言》。我曾读过何教授给马丁·路德·金的传记写的一篇序言，非常有激情。我相信只有对宗教有深刻领悟的学者才能写得了。
何教授也是国内最早提出普世价值概念的学者之一。上次讲坛讨论了普世价值问题，本来要请何教授，但是他正好出国了。普世价值这套东西摆在这儿，中国人究竟信不信？当代中国人究竟信什么？今天非常高兴请何教授为我们讲解当代中国的信仰结构，大家欢迎！
何光沪：谢谢大家冒着大风赶来，题目已经定下来，我有一个引言、结语，中间有三个大话题。
引言
我想说的是引起思考的现象，如何进行思考或者需要反思的问题，包括三点：首先在西安被打成重伤的日系车车主太太控告西安市公安局的“不作为”，广东被烧毁的修车场地受损失的人也提出：大火烧起来，人为的火灾怎么没有人救，救火的人到哪儿去了。我的意思很清楚：反日游行乱象丛生，当然要引起思考；游行问题多多，当然也需要我们反思。
由此想到第二个小问题，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叫《龙与鸽子》，刚才千帆教授介绍了我的书，其实还有一本叫《三十功名尘与土》，其中最后一篇文章就是“龙与鸽子”。在里面我说有两个“9·11”事件，现在我想说有四个“9·11”事件。大家知道2001年9月11日美国“9·11”事件很可怕、很恐怖，3000多人无冤无仇，素不相识就被残酷杀死，这是第一个“9·11”。为什么有第二个“9·11”？因为我们这边居然有如此多人为此大声叫好，里面包含了冷酷和不祥的性质完全可以称为一个事件，对中国和世界的未来，对我们的后代肯定是不祥的预兆：人都这么想问题，后代有安宁可说吗？所以我说这是第二个“9·11”。大家知道2001年发生这个事，但前面两年千千万万中国年轻人看了几个月、几十个月科索沃人、波斯尼亚人被屠杀毫无动静与反应，结果中国几个外交官被炸死就上街打砸使馆，忘了中国人的古训——两国交兵，不斩来使，而且打不相干的麦当劳，以致于当时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在一个非正常的事件下上电视呼吁大家不要有过激行动。1998年之前一年，印度尼西亚用军车载着暴徒焚烧华人商店，抢劫华人财物，强奸华人妇女，北京大学有十几个人到印尼大使馆抗议被挡回来。2009年俄罗斯用军舰向中国商船开炮、开枪，打死好几个船员，有人受伤掉到水里他们在旁边看着笑，不但不施救而且很高兴，就在同一年，即2009年9月11日他们把几万个中国商人价值几十亿元商品全部没收，让几万个在莫斯科的商人陷入绝境，吃饭的钱都没有，过了几天又付之一炬全部烧掉，中国没有一个人抗议。这个事情到今年还在发生，我们知道有俄罗斯军舰追赶中国渔船开炮开枪。我就想这种民族主义或者爱国主义表现出来的东西是不是太荒谬、悖理？如此荒谬的事情需要解释、需要思考。
最后就引出一个话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国民众这些怪现象，荒谬、违反理性的怪事情，同样是中国人，有成千上万的老百姓被暴力对待没有声音；同样是外国做这些事，为什么有些严重得多却不抗议？外国人对此想不通，我们是不是有精神分裂症？我认为这个现象有思想的原因、精神的原因。中国人很长时间人云亦云、随波逐流，我们的思想是这样的状态，所以知识界、出版界、读书界也表现出这一点，比如好些中国知识分子曾经反思中国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问题，写出一本相当有份量的书《潜流》，但没有声息、没有反应。过了不久另外一本书《中国可以说不》，里面刀光剑影，至少是片面的煽情，而且模仿的口径正好是石原慎太郎，因为石原慎太郎是全世界第一个说这句话——我们可以说不，日本可以说不。我们作者以同样的逻辑也写了《中国可以说不》，大家知道这种热卖的景象。类似一本书，其中有同样作者写的《中国不高兴》才几个月就翻印了十几次，大家热捧、热炒、热性的阅读，这种精神领域，思想界、出版界、读书界的怪现象是前边那种怪现象比较深的根源。
所以面对这些事情我们需要进行反思与思考，当然需要制度上的思考，比如我们的教育制度、新闻制度、网络制度，这些事情同这种制度没有关系。比如教育制度里的“一本书主义”——教科书绝对正确，唯一的标准答案都在里面，知道答案就知道这个世界了。这是极大的荒谬，世界上每一件事是多面的，那里只有一面、一个答案。另外我想从制度上进行反思外，还有思想上的反思，即精神方面、信仰层面也应该进行反思，下面的反思不一定能回答所有问题，但我希望有一点帮助。
一、信仰的结构
今天的标题是“当代中国的信仰结构”，这是我的本行，我做宗教学研究，所以理论上简单说一点信仰有什么结构。在座各位对话题很感兴趣的话，后可继续讨论，有些人不做这个专业，需要的讨论不一定很深入，我就简单说一点。信仰有两个结构、两种组成：一是宗教信仰，二是非宗教信仰。宗教信仰的特点是所相信的对象、信仰的对象带有终极性，我们叫终极者。什么叫“终极性”、“终极者”？是你追溯世界的本源，从a追到b，b追到c，c追到d，最后追到z，追不下去，那就是终极，世界的本源是终极。按照著名宗教理论家、宗教哲学家蒂里希的说法，abcdefg一直到xyz都不是终极，因为这些都是世界的万事万象万物，不值得崇拜，不值得信仰，x一直到z，也就是世界万事万物的总体、全体看成一个对象，要追究它的根源，这个根源才是终极者。非宗教信仰信的对象是非终极者，世界万事万物都是非终极者，所谓“非终极”，它的特点是短暂的、有限的、有条件的，世界万事万物哪一件不是短暂的？佛教说法是无常的，不是永恒的；是有限的，不是无限的；都是有条件的，换句话说不是无条件的。万事万物在一定条件下存在，都占有一定的空间和一定的时间，这是有限、短暂、有条件的意思。对这种信仰我们叫非宗教信仰。
二、当代中国的宗教信仰
宗教信仰大致有一些政治承认、大家所公认的信仰或者说合法的信仰，一是佛教——它在中国人民当中被一部分信仰，这部分信佛教的中国人里面又可以分成不同的派系、派别。信仰是多元的，即使是佛教信仰。佛教在中国有藏传佛教、汉传佛教、南传佛教，西藏用藏语写成经书的佛教叫藏传佛教。中国内地大部分汉人信佛教所采用的是汉文经书，真正懂得藏文很少，懂得梵文的更少，所以我们把这个叫汉传佛教。还有中国西南部地区的少数民族信仰南传佛教，从斯里南卡到泰国、老挝、柬埔寨、缅甸传进来的佛教叫南传佛教。现在我们还知道佛教从另一角度说有分化，什么角度？即从世俗的角度看佛教有世俗化的倾向，或者很多山门寺庙越来越商业化、政治化、行政化，很多和尚被称为“处级”——处级和尚、局级和尚、科级和尚被老百姓传作笑话，其实这个笑话反映了一定的真实。寺庙上市、寺庙挂牌、寺庙有股份，这个事情在网上的争论很多，以少林寺为首。另外还有政治化，前面说的行政化是政治化的一方面，佛教追求级别，想要当官，从而在寺庙里、沙发底下藏现金；还想有一个头衔，在名片上印上这个级别那个级别的和尚，这是政治化。当然也有很多佛教徒反对，所以我说在这方面有分化，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多元的。与此相关有三门之争、派系之争。
二是道教——在中国至少有两大派，北方叫全真派，南方叫正一派，仿照佛教住在道观里，正一派平时不做道符，只是给人做一些道场，可以养家，可以有妻小。就道教而言，中国很多人不是道教徒，但对道教的人生哲学感兴趣，特别是读书人，但我觉得中国人从古至今对道家思想有极大误解甚至南辕北辙，现在没时间就不多说。
三是伊斯兰教——按官方的说法有十个少数民族全民相信它，大致如此。但现在情况有新的发展与新变化，有一些少数民族的信仰越来越淡漠，也有放弃信仰的。反过来汉族人现在开始信仰伊斯兰教，甚至大学里就有伊斯兰教社团活动，所以汉族里正在悄悄扩大，正如在西方世界一样，很多白种人开始信仰伊斯兰教。也有中国的穆斯林改信清教的现象，新疆信徒者越来越多，教堂也慢慢热闹起来。
四是基督教——最明显的区别分化或者不同是所谓“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的区别，这两个名称不恰当，我曾专门写文章讲这个事，比如三自教会，从来没有支撑我的教会是三自教会，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是个行政机构，名义上叫群众团体，实质为行政机构。在它领导下的教会被称为“三自教会”。家庭教会翻译成英文是“housechurch”，房子里面的教会，但它的成员远远不限于家庭，这个名称很奇怪，难道三自教会没房子吗？没有“house”吗？反过来何谓家庭教会？解放前以王明道为代表的教徒他们真正地道的自治、自养、自传，同外部人关系最少，比知识分子领导的“三自教会”还要少得多，几乎没有。他们在解放前就已经做到了“三自”，所以这两个名称不准确，但这两种教会的存在是事实。官方媒体对宗教的报道很少，特别是基督教，几乎没有。现在佛教报道比较多，基督教虽然没有正式官方媒体强大的宣传以及课题费、工程、经费支持，但它在中国千千万万民众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这是不能否认的事实。
五是天主教——和基督教情况类似，有地上地下之争，地上被称为“官方的教会”，地下的承认“梵蒂冈（罗马教廷）”在宗教上的权威，被称为地下教会。基督教和天主教都有另外一种两极化，一方面有上层领导的行政化，就如前面我说的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几乎像一个行政机构一样，里面也有级别，中央级、省级、市级、县级，天主教爱国会也是如此。另一方面下层广大的信众、浅层的信主同这个事情有相当的脱离，所以现在法学界有人认提出一个话题（宗教学界也提出）：中国对宗教应该从行政化走向法治化，这样才能一劳永逸解决这些矛盾。
这是一类。
还有一类信仰是准宗教信仰，一个代表是民间宗教，民间宗教这些年非常兴旺，“死灰复燃”，非常活跃，比如对文昌帝君的崇拜，有些大学生考大学之前都要去拜文昌帝君，据说是保佑读书人，保佑你考上大学、研究生。在东南沿海地区还有妈祖崇拜，那个比较典型，组织严密，人数很多，势力很大，这些宗教信仰的对象因不具有终极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是准宗教信仰，比如关云长不管是武将还是财神，他的能力有限，他不能照太阳也不能照月亮，世界不是从他而来。妈祖是一个民间妇女转变而成的神，据说她可以保佑海上航行的渔夫、渔民，显然也不是终极的。文昌帝君能够保佑读书人，是不是能够保佑木匠，据我所知是不行的，保佑铁匠也不行，也没有终极性，所以我把这称之为准宗教信仰。
还有一种信仰信的对象可能有终极性，但在中国不被承认，比如巴哈伊教，它从伊斯兰教派生出来一个伊斯兰教徒不承认的派别，在伊朗受到迫害，所以很多人居住在美国，他们是联合国教科组织下活跃的民间团体、ngo、npo，主张外教归一，同样尊重孔夫子、耶稣、默罕默德、老子等，在台湾被翻译成“大同教”。还有摩门教，于美国19世纪中期兴起的，大家不是很了解，中国开始有了一些信徒。再是统一教会，教主前几天去世（韩国），他是基督教分裂出来的一个派别。这些宗教在宗教学研究里叫做“新兴宗教”，前面叫“民间宗教”。新兴宗教有各种派系，有些统治于基督教，有些统治于伊斯兰教，有些统治于佛教，有些统治于印度教系统，比如前些年大家热衷的奥修，这些年大家热衷的愈加都接近于这种宗教。
最后，中国现在有一种勉强的不带贬义的宗教，我为什么强调为宗教信仰并不带贬义？因为“宗教学”这样一个词是一个学术用语，“准宗教”也是一个学术的语言，接近宗教有点像宗教但又不是，有宗教之名无宗教之实，或者他自己怎么说，宗教学家认为本质上同宗教有区别，这种宗教我们不带贬义的称为“宗教”。中国有一些这样的东西，首先有所谓的宗教、儒教之说，虽然古代儒释道三教并立，但“教”指的是“教化”，教育老百姓的手段，属于一套学说、一套说教、一套理论、一套教导、一套人生哲学，但它不是宗教。很奇怪，中国搞这行的绝大多数学者研究中国哲学的、研究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国文化、研究中国文学的，这么多年以来几乎没有人说儒家是宗教，除了极少数的，我的导师算一个（任继愈先生），他说儒教是宗教，我的大师兄李申说儒教是宗教，写了一本书《中国儒教史》。任先生说儒家在宋朝、明朝变成宗教。李生申先生说儒家在汉朝变成宗教。但绝大部分中国学者，不止99.99%都说儒家不是宗教，是一套哲学，是一套包含社会、政治以及伦理道德理论，特别是人生哲学的一套庞杂学说。我前面说很奇怪，奇怪在哪儿？就是这些人，其中一些人现在大力倡导儒家是宗教或者儒教是宗教，把儒家的意思改变，说它是宗教，不但如此还要求把这个宗教确立为中国国教，这是一个大大逆历史潮流而说的说法。什么是历史潮流？历史潮流总结了以往千百万人头落地、血流成河、白骨成山的经验教训，为什么血流成河、白骨成山？因为宗教迫害，因为有国教居于统治地位排斥别的宗教，所以有宗教迫害、宗教战争，中国、西方都有，不是像有些人说中国历史上没有。所以现代人类从所谓资产阶级革命，从17、18世纪开始，洛克写了《论宗教宽容》，用严密的理性证明宗教应该宽容，不应该有宗教同政权相结合，所以从洛克到马克思甚至到列宁都论证了宗教应该独立于政治，应该政教分离，不应该有国教制度。列宁曾说过这样的话“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在世界上只有最落后的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和我们的俄罗斯（沙俄帝国），只有这两个国家还保留着这种制度，可耻的国家制度。政府支持一种宗教，排斥别的宗教。宗教应该是谁都管不着，有自己的信仰自由。”当官的管不着，警察管不着，这是列宁的原话。所以把儒家说成是儒教，而且说成宗教意义上的儒教，本身悖离了这些学者自己以前的理论。学术上的转变是可以的，但要说理由，要论证，没有任何理由就转过来实在匪夷所思。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曾说儒家不是宗教，也不需要被说成是宗教，现在他第一个带头呼吁并主张让儒家具有宗教的地位。当然，的确有一些儒生对儒家学说抱有宗教感情，有这样的学者，但很少，古代多一些，但毕竟不能说儒家就是宗教。所以我说成是当代中国接近于宗教的信仰，不带贬义地说。
这个事情从现在的国学热、读经热有关，但宗教是民众的现象，这些说法热衷的还是少数学者，所以我们说它还不能算是宗教，最广大的民众用一套仪式、组织奉行一种对终极者的信仰才能成为一种宗教。
最后还可以提到广大民众所相信的手相、面相、星座、八字、生辰、血型、风水、祖先崇拜，这些都可以算是伪宗教，它们有一点宗教的特点，但并不具备宗教全部要素，比如统治制度的要素。所以关于中国的信仰，时间所限就只能做简略的回顾或者对当代情况的描述。
三、当代中国的非宗教信仰
这里面可以讲三点：第一，中国的非宗教信仰以一种大家最熟悉可能会承认、想到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或者共产主义的信仰，它不是宗教，但它是一种信仰。我们可以把它说成是属于国家的信仰，是国家所主张的信仰，虽然没有正式的说法，但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它，因为国家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在宪法上如此写着），而中国共产党又公开宣布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宗旨是要实现共产主义（这在党章上写着），两个大文件、正式文件、官方文件都这么写。反过来推理，先讲党章，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而且又执政、掌权，在宪法里规定它是唯一的领导力量，所以实质上把党的信仰变成国家信仰，虽没这么写，实际这么做了。
这里面有两点：一是并没有在正式文件里说这是信仰，但老百姓特别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前30年里都把它说成信仰，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党的无数文件，从1921年以来的多部文件经常提到，特别是宣传方面的材料经常说到这是我们的信仰：信仰共产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虽然与正式文件的正式措辞有区别，没有说这是信仰，但实质上很多宣传材料、教科书、小册子、通俗读物把它说成是党的信仰，因为党领导着国家，就变成整个国家的信仰，有点像“属于这个国家的信仰”。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制度，今天在座年轻朋友很多，在你们成长的年代里，同老师、教授成长的年代有很大不一样，即我们这种说法越来越少。现在看到信仰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你们所看到的比我们那个时代要少。我们那个时代到处都能看见而且天天都读到、听到，以致于绝大多数中国人确证为这是我们的信仰，中国的信仰，不但是国家的信仰，而且是人民的信仰，有意识无意识的这么想。这些年这种说法、这种说辞、这种宣传的重点有了改变，提这个东西比较少，没有宣布放弃，但提得越来越少，这是一个方面，即第一点：属于国家的信仰。
第二，如果你把国家信仰理解为“国民的信仰”，那不是共产主义也不是马克思主义，就像我们刚才提到很多信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的人，以准宗教为宗教信仰的人很多，我们老百姓在这个问题上并不是统一的，所以不是单数是复数，有多种。除了准宗教以外，还有一些非宗教的，现在我谈的是非宗教信仰，比如非宗教对财富的崇拜、对权力的崇拜，对地位、名声的追求，对情爱、享受的追求，有些人追求这些东西到了无所不用其极、不择手段的地步，可以说是迷恋这些东西，迷恋财富、权力，所谓当官迷、发财迷、守财奴、花痴、追求人生享受等都是如此，我说的是负面的，大家觉得不好。也有正面的，比如特别迷恋诗歌、音乐、舞蹈、体育、追捧明星，这种东西勉强说是一种非宗教，有些人说“足球是巴西的宗教”，这只是比喻的说法，足球赛失败后把小孩从窗口扔出去，这属于痴迷。在这种意义上足球成了他的宗教。这些东西形形色色、无奇不有。
第三，有一种既不是国民的信仰，也不是国家的信仰，而是“对国家的信仰”“对国家的崇拜”，以国家为对象的信仰。“国家信仰”这个词在中国很少有人用，学者里也很少，宗教学界少数人用。但现象是存在的，前面我说的两种现象也没有用这个名词，但它是存在的，第三种现象更加明显的存在，这是我为什么在开头说引言，要回答那些问题、思考那些问题的原因。我们这种信仰是对国家的信仰，同它相联系的首先是国权主义，有人说何老师用一个怪怪的名词，是你发明的吧？某种意义我倡导采用这个词代替大家所熟悉的词“国家主义”，国家主义的英文是“states”，如果一个辞典收的单词很少甚至不出现，但它的确是世界上影响很大的现象，比如1930年代的意大利、德国、日本，那套东西在字典上属于国家的例证。我们发现国家主义很不好，有人用“国族主义”，国族主义把国家和民族两个概念等同，而大家也知道这两年概念不能等同，你说新加坡人是华人，他说对；你说新加坡是中国人，他说no，新加坡人说我是新加坡的公民。所以“国”是一个政治概念，“族”——民族是文化概念（现在），以前还包括血缘、经济、地域，居住在同一块地方，现在血缘、地域和经济上的统一体越来越淡，越来越交叉、混杂，所以文化上升，成为第一位。文化里首先是语言，所以在美国看见很多黄皮肤、黑眼睛的人不要说他是中国人，事实上他也不是，因为你讲中国话他一个字都听不懂，他是美国公民，文化上也属美国，所以“国”同“族”是两个概念，不要把“state”等同于“nation”，“国族主义”不恰当，“states”未包含民族的意思。
另外国家主义也不恰当，“家”是什么概念？是私人领域，家里面的事情家庭成员管、家长管，属于私事，中国以前有很大的毛病把私人领域同公众领域混淆，所以“国家主义”这个词很不恰当，首先从逻辑上有毛病，把公民与市民混淆。从效果上来说是一种坏效果，用“家”看“国”，用“家”套“国”，说官是父母，所以有了“父母官”之说。这是一套不同逻辑的说法，效果很不好，在现代社会梳理公民观念是很大的障碍，有些人公然写文章说国就是家，家就是国。其实不一样，林肯总统的家管得不是很好，但他管国管得很好。“国家主义”翻译成“states”有一个很大的毛病，即没有突出主义的特点：国家权力至上，超过人民的权力，超过人民的主权。看中国字典，有点反映，我参加过政治学字典，多年前文革色彩比较重，那时候的强调也不是没有道理，国家主义把一个民族利益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让大家为统治阶级效劳，有批判性的意思。英文字典讲得好一点，商务印书馆的英汉大字典说是国治主义。上海的英汉大字典说“states”是中央集权，是国家主权。所以我说这个词翻译成国权主义比较好。
为什么说中国有对国家信仰的现象？（虽然没这个词、用得很少）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国权主义特别发达，而且还特别古老，自古就有，特别发达。从何说起？中国有考古证明的最古老朝代商朝、周朝，那时候不叫“朝”，那时候商朝、周朝统治称为“天子”，后来的人把他称为王，当时也叫王、天子，为什么叫天子？因为统治的是天下，不叫“国家”，当时的人因为交通、通讯、地域所限，不知道有现在意义上“国”的概念，反正看得见的地方被王统治，所以称为“统治天下”，在那个时代民族观念不明显，民族和民族的区别还没有上升到大家的主流意识里。但即使在那个时代，所谓天下观更胜过民族观，在那时候开始有“国”的观念，国是什么东西？是楚国、齐国、鲁国、秦国、晋国、魏国等分封的诸侯国，“国”就是方框，里面一个“或”，“或”字有“口”、“戈”，里面有人口、刀枪，保卫城市。再加上周天子的权力很小，把天下分封给他的功臣或者弟弟们后，自己权力比较虚空，但国君，鲁国、齐国、秦国的权力实在，所以大家有“国”的观念很强，而且这些诸侯、各国国君在国内享有专制君主一样的权力，所以那时候就有了“states”，虽然没这个词，但有这个意思。到了秦朝、汉朝更加明显，秦朝、汉朝以后是中国统一时期，中国大地上的芸芸众生所能看见的、唯一的最强大的，不受任何制约的力量就是无所不在、不所不能的“国家”机器，因为这个力量不受制约，很容易把自身神圣化作为信仰的对象，把自己当成神，周天子就说他是天的儿子，是上帝的儿子。而且在民众心目中也可以被神圣化，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朝廷被称为“天阙”，是上帝的朝廷、天的朝廷，所以皇帝称为天子，臣民把他称为圣上，“圣”是一个带有宗教意味的字，本来是神圣的意思。
同欧洲相比，比如罗马帝国，少数皇帝自称为神的儿子，甚至神，但没有办法像中国这样的程度形成一脉相承的制度，为什么？因为从外面传进来一个东西——基督教，它影响了广大民众，基督教不承认这个东西，认为上帝只有一个儿子，即耶稣和基督，除此之外任何人都不能称为是上帝的儿子，所以当时基督徒受300年的迫害，其中原因是他们拒绝承认皇帝是神，拒绝把他当神一样崇拜。中国情况完全不一样，所有皇帝都被认为是真命天子，老百姓称他为“圣上”，而且不同朝代一脉相承，中国从外面传进佛教，开始也不承认这玩意儿，把一切说成是“空”的，“万物皆空”。而且从印度带回来的习惯是沙门不敬王者，当和尚的人可不向当王的人进行崇拜，不向你行礼，这种制度在现在的泰国、东南亚还在实行，可在中国不行，你不信皇帝，不听皇帝的，那对不起：迫害你、消灭你，像北魏的太武帝，唐武帝，后周的武帝、周世宗，“三武一周”消灭佛教，佛教徒称之为“法难”。好几百年由皇帝发布行政命令自上而下全国性的消灭佛教，这叫“三武一周”灭佛，结果是佛教不得不改变自己，他们不敬王者变成了另外一句出名的话“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不依从政治上的统治者，宗教上的事情就立不起来，站不住脚。由于在中国民间力量极其弱小，国家力量几乎成了这个世界上老百姓能看见的、唯一的压倒性的力量，这个事情到了什么程度？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在中国民间力量极其弱小，弱小到什么地步？他把这种制度称之为人人都是奴隶的奴隶制。马克思的话在中国有印证，即古人说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人人都是臣（不是大臣），而是奴隶的意思，“臣”的象形文字是跪在地上的人，不是说每个人都是大臣，而是每个人都为奴隶，和马克思所说的一模一样。马克思说这个制度是人人都为奴隶。我们以前说地主统治阶级，马克思是怎么说的？——“中国的土地是地主的。”马克思说在中国、在东方制度下，在亚细亚制度下把这个划成和欧洲不一样的制度，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等是讲欧洲，他讲亚洲，亚细亚的制度是什么？是人人都是奴隶制或者国家奴隶制，“国家”这个词用上来了，他说“地主只不过是占有土地的农民。”“占有”这个词不是“所有”，西方的所有制在实践上是肯定的，国王把土地分给公爵，就永远不再向公爵要回那个土地，没有权利要回来，公爵宣誓，打仗时国王被俘虏，首先出点兵、出点钱。国王被俘虏了，我效忠的话就用钱赎回来，如此而已。公爵把土地分给谁是他的事。所以私有财产权在实践上从来是得到保障的。
中国怎样？我们都知道和珅富可敌国，他的钱超过国库的钱，但皇帝要他拿出来他不敢不拿，要他脑袋他也不敢不拿，何况黄金白银？所以马克思说“占有土地的农民也不过是统治者实际上的财产，也就是奴隶而已。”地主就是奴隶，而且是财产，没有人格，是物不是人，因为说“奴隶”的意思是会说话的工具，不是人。民间力量弱到如此地步，所以国家力量成了唯一的，在世界上看得见的（当时没有人坐飞机到美国、欧洲）压倒性力量。
人类的弱点、缺点是崇拜力量、崇拜权力，不仅仅是尼采所说的“power will to power”。中国同人类一样具有这个共同的弱点，所以会出现权力崇拜，由于权力只是在国家那里，所以会形成国家崇拜，这是必然的，这种东西在1949年以后得到了极大空前加强。因为在晚清末期就已经有了这种情况：民间组织完全公开日渐强大，到民国更加明显，民间组织、社会组织、政治组织，比如工会、农会、行会、商会、妇女组织、青年组织、宗族组织（家庭组织）、宗教组织甚至政党，比如共产党，民国以后还有国家主义党，这些东西在1949年后全部被纳入党和政府的各个部门，党和政府首先成为一体，各部门就是党领导的工会、青联、妇联、文联、共青团、党委统战部、各级统战部等，这是一个情况。或者有些被瓦解、解散，比如宗族组织、民间宗教组织，宗教组织解散，宗族组织瓦解，一个家庭里分阶级就瓦解，有些是地主，有些是农民，有些是贫农就瓦解了，发动贫民斗地主。1956年后民间经济组织也消失了，工厂、商店、各种企业、私营公司全部收归国有，社会主义大改造后就消失了，所以全中国民众失掉了横向的联系。我至今记得我的同学、朋友今天的评论人郑也夫教授的一个说法，在研究生院时，他说社会的正常结构就像土壤的正常结构一样，土壤结构正常能够生庄稼、长植物，因为它有团粒结构，有腐殖质，泥土粘在一块有营养，长庄稼。1956年后全中国民众失掉了横向联系，社会组织没有了，大家只是单个面对着从最高领导到最基层金字塔样的组织、一体化的组织，中国人说话没有单数、复数的区别，这个组织其实是一个单数，因为它是自上而下的委派领导。每个人有一个单位，但这个单位不过是空前巨大、空前严密组织的组成部分，或者机构。土地里团粒结构因周围营养、粘连腐殖质被冲洗得干干净净，变成没有粘性的沙子，相互之间没有办法支持，甚至没办连接，那时候搞连接用文化大革命的语言就是“黑串联”，刘少奇不能找邓小平，他找邓小平毛泽东会说他“搞串联”，不能相互支持，甚至不能相互联系，所以每个沙子只能孤立地面对蓝天，因为蓝天是唯一可以降下雨露的地方，但当时的蓝天上只有一个太阳（笑）。
那个时代每个中国人都这样，他们只要碰到一些难题或者生活上的问题就会说“要去找组织”、“组织上会解决的”，这个“上”很妙，在中国人里本来是说不通的，“组织”是一个名词，“上”是什么词？那时候老百姓也会说“依靠组织、相信组织。”组织不是你所在的普通人组织的单位，而是指那个单位里的领导、党组织，尤其是上级党组织、上级党的机构。为什么组织会有这么大的力量？党有这么大的力量？因为党掌握着国家资源，不仅仅是立法、司法、行政，还包括社会、国家甚至个人资源，比如说你是才人，你是钱钟书，你的英文特别棒，这就是你的资源，这些资源他可以掌握：请你去翻译《毛泽东选集》，请你翻译毛主席诗词。钱钟书去了。国家、社会乃至于个人的所有资源他都掌握着，所以组织是一个符号，代表的是国家，后面的意思是国家。我所强调的不仅仅是单位，在座各位比较年轻，需要知道我们一点，我这个年纪讲这个话，比我年纪更大的人觉得是废话，因为都是过来人。所谓组织是国家的代表，不是单位的意思。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你的难题要找组织，如果找单位、党组织，难题超过它的权限或者本单位领导人甚至上级党领导人不愿意帮你解决问题、不能够解决你的问题，你会怎么说？会说“我相信党和国家。”文革时挨整的党高级干部、地级干部临死时还说说“我相信党、相信国家。我的问题一定会解决。”这样说好像有点终极性，因为他明明马上就要死了，要进火葬场了。刘少奇进火葬场时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能用，而且“刘少奇”三个字在火葬场的单子上都不能写，这有点终极的味道，终极的安慰，终极的鼓励，这时候讲党和国家不是一个抽象的意思，当然有抽象的意味，不过是指更有力量更有权力的全国性领导。
中国有一个心理事实很少被挑明、把它说出来——就在全中国所有媒体几十年每天不断、千百万遍重复7个字：党和国家领导人。这7个字向中国十几亿人暗示出一个基本事实，即党和领导人掌握着国家的资源，而国家的力量无比强大，所以他们的力量无比巨大，由此来分析才能解释怪现象：个人崇拜。不管是毛泽东、邓小平还是现在的领导人曾都说过要反对个人崇拜，但实际上个人崇拜在中国特别是在毛泽东时代最为盛行。个人崇拜实际上是权力崇拜、国家崇拜。为什么崇拜毛泽东？因为他有权力，他的权力最大。为什么他权力最大？因为他掌握着国家的力量，是一种对权力、对国家的崇拜。虽然名字上没有“国家信仰”，但实际是存在的，这就可以解释我前面所说的怪现象。毛泽东个人给中国带来巨大灾难，比如饿死几千万人，但在他去世后仍很多中国人到现在特别是草根基层民众还崇拜着他，我们领域中的一些专家去研究发现很多地方把毛泽东当成财神（现场笑），和关云长一样进行崇拜。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说个人崇拜，他已经去世了，为什么把他当成神？因为一般民众研究政治学，不研究宗教学、社会学，也就不太理解党和国家的关系，政党和国家的关系。党的很多理论书提到政党和国家的关系，政党同个人的关系，但他不研究这个，所以不能清醒地认识到政党有局限，个人有局限，甚至国家也有局限。同时大部分人又不相信超越国家之上、超越一切之上的上帝，前面我说到宗教信仰很多，但不是大部分，中国大部分人不相信上帝，在更多人眼中看不到更高的力量，看到的最高力量为国家，所以他就认为代表国家这个人是无所不能的，可以为所欲为。我们在人间能见到的、最实实在在的巨大力量是国家，这种力量通过人格化象征成一个信仰的对象——崇拜对象当然是掌握着这么大权力的毛泽东，而且他在世时已经被有意识的加以神化，比如他一句话抵一万句，他说的话句句是真理、字字是真理，有意识的神化当然会成为象征，革命需要象征，当时就将他自己作为象征。这样我们才能够解释为什么他去世后仍有那么多人崇拜他。现在对领导人不搞神化，对领导人个人崇拜的事情已经停止，但为什么中国会走向另外一种狂热和悖理？主要是极端和狂热的民族主义，即我一开始提到的那种现象。我现在谈的对国家的信仰可以解释这种现象，为什么？因为民族主义实际被国权主义利用。我觉得“国权主义”这个词比较好，因为它可以突出这个主义的特点：国家权力超过人民的权利、公民的权利、人民的主权。它本来是一个贬义词，但国家主义成了一个褒义词很不好，大家一想到“states”会想到法西斯、纳粹和日本军国主义，所以我觉得应该把这个词换一换，国权主义从商朝、周朝开始有这个东西，后越来越强大，文化大革命更强大，所以它在意识形态、思想上、精神上有意无意的渗透、主导、歪曲了我们正常的民族主义，我必须承认民族主义是很正常的东西，理性的民族主义是正常的，因为民族主义看出自己这个民族和别国民族的区别，有一个身份的观念。但如果它走向极端，把自己的民族看成是永远比别国民族更宝贵、更高贵、更有价值，自己文化比别人高，有一种优越感，那种是极端民族主义或者是沙文主义、大汉族主义、大俄罗斯主义。理性的民族主义是正常的、自然的。爱国主义也一样。
爱国主义是一个天然的情感，对自己的乡土生于斯长于斯有一种天然情感，这很正常。但在中国这种东西被国权主义扭曲、主导、渗透。前30年以个人崇拜表现着国家信仰，后30年以不正常的民族主义表现着信仰。这才能解释中国现在的一些现象。以前也提爱国主义，经常放在“爱党”后面：爱党爱祖国，国家高于集体，集体高于个人，当时也宣传，但不像后30年如此厉害。前30年宣传的是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所以共产主义天然地包含国际主义，马克思说工人阶级无祖国，列宁一上台就同德国签订和约，不打了，明明对德国不利也不打。在《国际歌》最后的一句话是“英特纳雄纳尔一定要实现”，国际歌是党歌，1989年以后我再也没听到这个歌词，我相信很多党员不记得歌词，我不是党员，但3段歌词全能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马克思想的是国际的事情，他离开祖国一辈子没回去过，因为他讨厌自己的祖国，自己的祖国不给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英国给他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所以他在英国写书。中国后30年爱国宣传上升至第一位，共产主义讲得越来越少，而且中国“爱国主义”这个词是从西方语言翻译而来，西方语言是“patriotic”，词根是“父老乡亲”之意，最多可延伸到“乡土”。但中国翻译时这两个意思都没有了，变成了光秃秃的“国”字——“states”，变成一个政治概念，淡化了对乡土文化的意思。
由于国家并不具有终极性，太阳和月亮不是国家造出来的，国家非世界本源，所以我们从宗教学角度来说对国家的信仰是非终极的信仰，所以肯定是非宗教信仰。前面提到终极是最终的东西，最终极东西的崇拜与信仰，国家信仰就本质来说是对权力的信仰，对权力的崇拜。任何对非终极事物的崇拜、对世界上任何事物的崇拜、对人间任何事物的崇拜都属于宗教学上的伪宗教和准宗教（不带贬义），这种宗教悖离了真正的宗教（如果把它当成宗教），因为真正的宗教是避免世间一切相对化，其中包括国家，所以我刚才提到佛教“一切皆空”，按照它的教义来说国家也是空的，但在中国的佛教变味了，真正的宗教信仰者可以对国家有不同的想法与观点，宗教是各种各样的，对国家问题当然有不同看法与观点，这是正常的。但只要是真正的宗教统就不应该使国家绝对化，把它变成信仰对象，因为它相信终极，不应该崇拜非终极的东西。他们应该用理性的态度对待国家，如果记忆很清醒就会知道这种国权主义和国家信仰在过去一百年里给全世界无数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巨大灾祸，如果我们足够理性与清醒也会知道这种国家信仰或者国权主义会扭曲人性，会颠倒国家同人民的关系。国家同人民是什么关系？无数学者都进行了论证，千帆教授比我有发现权，我现在想说马克思的一句话——“国家是工具。”恩格斯说“是阶级利益冲突不可调和时，站在更高位置调节这种利益的工具。”他没说这是阶级斗争。工具为目标服务，手段为目的服务，如果把国家从崇拜对象变成信仰对象，搞了国家主义或者国权主义、国家崇拜，我们就会颠倒这种关系，把为人民幸福目标服务的工具——国家，变成人民的幸福为要它牺牲的目标，这就是一个巨大灾难，所以要提醒这种灾难曾存在过，也不排除以后的发生就是我们讨论今天话题的意义所在。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
张千帆：感谢何教授，他对中国的宗教和非宗教信仰结构为我们提供了非常系统而精辟的分析。据统计，中国当代社会信仰宗教的有3亿多人；换言之，剩下的10亿人不信仰宗教。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信仰，具体信仰什么、有多少人信仰，我们都不知道。这种状况当然很大程度上是1949年之后的去宗教化或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教育造成的。何老师梳理了三种非宗教信仰。原先的马克思主义国家信仰衰落了，后来国家主义——用何教授的话是“国权主义”——兴起，替代了原先的国家信仰。就我理解，他的基本主张是这种模式的认知对于我们这个民族来说是十分自然的，因为自古以来就是这样。换言之，我们的文明不是由信仰凝聚起来的，自古以来就是由权力凝聚起来的。权力吃掉了信仰，或者说成为信仰的对象。权力成了我们最终的信仰，包括国家主义或国权主义，归根结底是对权力的信仰。这种状况到1949年后极大加剧，因为“无神论”什么都不信，只有信仰权力。不过我觉得近30年好一些，虽然这股势力随着互联网发展似乎越来越厉害，但至少现在比较多元化，有您所说的国权主义信仰，也有自由主义的信仰。
中国社会目前是否面临着何教授一开始所说的“精神分裂”，我们的国家主义信仰中是否包含着种种悖论和非理性？它们是怎么发源的？这和我们的教育体制、对新闻和宗教的钳制又有什么关系？国民性问题我相信不是一个民族的物质基因或者“文化基因”造成的，而和制度更有关系。何老师刚才已经提到。人作为一种动物的存在，天生是短视的、自私的，这时候可能面临很多囚徒困境。当人的孤立时，往往不会和别人合作，所以就产生了内斗。要超越囚徒困境或短视自私，只有通过信仰、道德，或通过自然的组织、通过人的自然交往培养相互感情和信任，所以组织很重要。包括宗教，从社会学角度来讲也是一种人和人之间交互交往的组织，只不过形成组织的底线是信仰，不是利益或者其它东西。社会横向和纵向这两种统治模式是有矛盾的。当国家开始集权时，就把横向东西通通瓦解掉，形成纵向的人身依附，使每个人再次变成孤立、自私、短视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不会合作了，所以这种确实与我们的政治制度很有关系。
我知道大家还有问题，但是很抱歉，时间已经超过了。不管信什么、信或不信，信仰对于每个人、对于整个国家和民族都是极为重要的，值得每个人认真对待。大家一定要像也夫教授呼吁的那样，把“大是大非”弄清楚。
作为从小“长在红旗下”、接受马列毛教育的60后，我本人虽然不是彻头彻尾的“无神论者”，但也是理性十足的“不可知论者”。然而，我十分重视宗教信仰问题和中国的宗教自由。我在今年暑假的宗教法治培训班上说过，我们可以不信仰宗教，但一定要信仰宗教自由！尤其是不能剥夺或限制别人信仰宗教的自由，因为道德信仰对于一个国家的健康发展实在太重要了，而宗教就是最重要的道德信仰。对于世风日下的当代中国来说，信仰宗教的自由尤其重要。正统马列毛已经没谁信了，那些叫嚷着“信”的人不是脑子进水，就是别有用心；刚批完了克林顿，就出国和美国人结婚。这到底是在“信”什么？自己不信，还不让人信，甚至变相让更多的人去信“国权主义”（其实就是法西斯主义）这套有害的东西，造成这个国家的信仰资源严重萎缩，各种相互伤害的不道德行为鳞次栉比，官员贪腐不受任何节制。这样的国家还能有救吗？、
我的职业虽然并不直接涉及宗教信仰，但是宗教对于宪政也很重要，不只是因为宗教自由是一项重要的宪法自由，而且因为没有信仰，宪政是不可能实现的。一个没有信仰的国家是耗子国，每个人都是鼠目寸光的短期利益主义者，为了眼前一点利争得死去活来、打得不可开交，但是猫一来，一个个吓得抱头鼠窜，没人敢出头争取自己的正当权益。这样的国家怎么可能实现宪政呢？一堆耗子住在豪华的宪政大厦，反差太大了吧？上帝是不会这么不公平的。所以我总结宪政有四大基石——宗教自由、言论与新闻自由、选举民主、司法独立，其中第一就是宗教自由。没有宗教自由，中国的信仰结构是不可能正常化的。
今天的讲座到此为止，再次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演讲，感谢新浪的支持和大家的参与。下个月，我们会在更“适当”的时间举行下次讲坛，谢谢！（本文为现场速记稿，可能有错漏之处）
来源: 宪政讲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