渊源于古希腊罗马时代的理性与自由的精神一文化传统，在经过中世纪基督神学千年笼罩的漫漫长夜后，终于犹如初升的太阳一样照耀在为伟大的文艺复兴所开启的近代世界历史的大地上。在生机勃勃不断发展的近代世界历史中，理性与自由以不容阻挡的生命力量开辟了自己勇往直前的发展道路，不断获得了它日趋成熟的典型形态。
理性与自由构成了近代资产阶级历史哲学的主题、核心和灵魂，成为近代资产阶级哲学批判神学独断和政治专制、重新塑造和全面确立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根本理念和基本原则；理性与自由的历史内涵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中由于其革命性变革而空前丰富，成为马克思哲学彻底批判和根本否定资本主义现存秩序、争取无产阶级自由和全人类解放的精神旗帜。
一
西方理性与自由的传统确立于古希腊罗马时代。以柏拉图理念世界与感性世界的二元分立为卓越代表和典型特征的古希腊哲学的精神，在根本上确立了以理念世界的理性原则和合理秩序审察、反观、批判现存感性世界的精神自由，这种自由不断推动了哲学家、思想家们以坚定不移的理性信念去设计、塑造现存社会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和精神结构的理想范式，从而在理念世界与感性世界之间保持了一种必要的张力、紧张及其对峙。正由于存在着两个世界二元分立的根本哲学前提，柏拉图才能够从《共和国》经由《政治家》到《法律》这样一个不断进展的思想序列，设计了一幅塑造现存世界的合乎理性的、强调以法治国之根本理政原则的、保障人的权利与自由的政治法律哲学。柏拉图哲学所确立的理性与自由的精神—文化传统，经由斯多葛派的推演和发挥而发扬在古罗马时代西塞罗的理性主义哲学中。西塞罗从柏拉图以及斯多葛派关于理念世界与感性世界的二元分立并以前者规约后者的基本观念出发，把源于上帝、自然、理性世界的正义作为宪政文化的最深刻的合法性根据，构造了自然法（理性法）与人定法二元分立、并以前者作为后者最终根据的理性主义政治法律哲学的基本框架。正是这种上帝即自然即理性的神圣而且深刻的理性主义的哲学信念，成为西塞罗追求完善的共和制、强调法治作用和法律尊严以保障自由的最深厚的思想源泉和精神动力。
即便在中世纪，理性与自由的传统也仍然没有中断，而以独特的方式和面貌生存、延续并缓慢发展在基督教神学哲学之中。奥古斯丁从基督教神学历史观出发所作出的上帝之城与人间之城的二元分立，表明了他像柏拉图一样，试图以超感性的理念世界的神圣原则及其秩序去规约、构造世俗感性世界的深刻的理性主义动机。奥古斯丁与柏拉图的区别在于，他是在神学信仰的根本前提和基本框架下宣示了上帝之城与人间之城的二元分立，从而使柏拉图理念世界与感性世界二元分立的哲学观念笼罩在基督教信仰的神学迷雾中。问题不仅在于奥古斯丁在神学历史观中宣布了上帝之城莅临人间世界的神圣庄严的性质，而且还在于奥古斯丁过度夸扬了教会之作为上帝之城的人间代表的地位。而正是基督教会以及它所确立的宗教审讯制度等严重压抑人类宗教思想自由的强力机关，理性以及为它所保驾护航的自由才进入了所谓的“监狱时代”。
托马斯在其神学形而上学中，依据亚里士多德主义原则综合了柏拉图和奥古斯丁等人的哲学。他所提出的关于上帝存在的五种证明的根本宗旨在于说明，上帝作为推动者和第一原因，是至善至美的本原和宇宙的目的，正是上帝的存在才使整个宇宙和人间万物按照必然法则组成了一个秩序井然的世界。尽管托马斯与奥古斯丁一样坚持了信仰高于理性、理性为信仰服务的基本神学前提，但他仍然在这一前提下继承了柏拉图以来两个世界的基本观念，即以超感性的上帝作为世俗感性世界的合理运行的最终根源，以天国世界的理念原则作为审察、批判、重塑世俗世界的合法性依据。也就是说，托马斯神学哲学在基督教神学信仰的根本前提下依然贯穿了理性主义的态度与精神。正因为如此，托马斯才能够在政治法律哲学的基本取向上反对集权和暴政，提倡集君主制、贵族制与民主制之优点的混合政体，主张建立合乎理性的法治的规范政治秩序，拒拆权力的滥用和暴政，以确保公民的利益及其自由。
二
文艺复兴标志了从中世纪到近代世界的过渡，它的两大历史成果是人文主义和自然哲学。人文主义作为与经院哲学相对立的世俗文化，是以人的问题为中心，以人的价值为本位的人道主义学说。人文主义者从神学信仰的垄断开始衰败的时代倡导了一种崭新的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是以人性论为深厚基础的个人主义。人文主义关注人的命运和自由意志问题，以及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强调个人生存的权利、价值和尊严，要求现世的人生享受、精神的个性解放和人的自然平等，反对禁欲主义、来世观念和封建等级观念。文艺复兴时代的自然哲学向天主教神学和经院哲学提出了挑战，在实验观察和科学方法论上作出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成就。自然哲学家们把笼罩在神学信仰下的人的理性精神不断独立、凸现出来，强调不是上帝的启示，而是人的理性智慧才是认识自然的真正工具。而探索自然、探索宇宙的人的理性与自由力量的充分发挥，就导致了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的孕育及其诞生。
宗教革新运动彻底震撼了教会神权统治的基石，是一场使神圣的宗教世俗化的运动，对近代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了巨大作用。它是在宗教方式下进行的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宗教革新运动的两个杰出的代表是路德和加尔文。路德宗教革新的核心问题是灵魂如何获救的问题。路德排除了教会教士在人的获救问题上的中介作用，主张任何人都有同等地位理解圣经和接受圣经的启示，人人有权解释圣经，并在其中与上帝进行交流。因此路德改革精神的根本特征，在于它剥夺了罗马教皇垄断圣经、解释圣经的特权，反对教会等级制；路德反对的不是宗教信仰本身，而是信仰的权力化、专断化和独断化。这就为所有基督徒争取了平等与自由，客观上促成了宗教自由的发生。加尔文与路德一样认为教徒因信得救，但他主要发挥了奥古斯丁的预定说。他认为宇宙中的一切都来源于上帝的永远不变的预定，上帝已经预先安排好了对人的拯救，人被拯救还是被遗弃取决于上帝的挑选。同时加尔文又认为，人们不愿放弃现世的努力，因为只要个人在事业上取得了成功，就是实现了上帝赋予的预定的使命，是人死后可以得救的可靠证明。总之，宗教革新运动所产生的新教伦理使资本主义行为与资本主义规范达到了有机结合，促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的产生。
启蒙运动的哲学在根本原则上继承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以及17世纪以来以理性与自由为核心主题的基本传统。它高举理性的旗帜，树立理性的权威，以理性的激情、态度和精神引导人们向着自由、民主的目标前进，并且以更加所向披靡的战斗精神和批判力量大大地开拓了理性与自由的生存领域。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之所以寻求从自然状态过渡到社会状态的根本原因，在于通过寻求建立理性的法则以确保自然状态下得不到基本保障的人的生命、自由与财产权，理性因此成为人类历史这一伟大过渡的根本标志。理性不仅是人的自我保存能力走向成熟的象征，而且是一切合理的社会秩序、尤其是合理的政治—法律秩序得以确立的最终源泉。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进行的前所未有的宗教批判，其根本心理动机不是从根本上摧毁和否定宗教，而是把宗教理性化，创立理性范围内的宗教，推动西方思想的世俗过程，以争得人们精神世界的独立及其自由。启蒙运动所热烈倡导的理性与自由的历史—政治哲学的理念及其原则，产生了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和北美资产阶级的民族民主革命这两个具有伟大世界历史性意义的辉煌成果。
三
康德与黑格尔继承了文艺复兴以来新兴资产阶级追求理性与自由的精神传统，并以高度的自觉和天才的智慧担负了把理性与自由这两个伟大的近代原则哲学化、经典化、永久化的世界历史性使命，为推进欧美资产阶级和人类追求自由的进步事业向纵深发展作出了卓越非凡的哲学贡献。可以认为，德国古典哲学对理性与自由在塑造近代世界文明面貌的世界历史作用作了全面、系统、深刻的发挥、论证与说明，宣告了神学道德、宗教狂热和偏执专断的封建意识形态的末日，宣示了以理性与自由为核心灵魂的现代文明秩序的根本合理和普遍必然，在整个人类的哲学思想史上建立了名垂千秋的精神伟业，树立了我们这个富有尊严的人类以其深邃无穷的哲学智慧和坚定不移的理性信念去追求自由的辉煌壮丽的永久性丰碑。
康德历史哲学的最根本特征，就是以大自然或自然意图这一枢纽性概念，赋予人类在理性基础上对自由的追求以总体历史的普遍必然性质。康德一方面阐明了文明的对抗性冲突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与必然要求，一方面又以建立在理性根基之上、或作为理性之客观化的普遍法治秩序——即国内公民状态和世界公民状态——作为公民自由和国家自由的根本条件和最大保障。在此基础上康德瞻望了人类走向永久和平的伟大目标。概括说来，自然意图、文明对抗、自由、理性的普遍法治秩序和人类的永久和平，就构成了康德整个历史哲学的基本框架或基本结构。这里的核心要素或关键要点就在于：理性、自由和保障自由的普遍法治秩序。
黑格尔继承了康德历史哲学的精神，并遵循着康德的嘱咐推进了康德未竟的历史哲学的理念，把历史哲学发展为一个内容辽远广阔的雄奇壮丽的体系。黑格尔把自然意图推演为世界精神，把康德仍具有主体性特征的理性实体化，把它发展为主宰世界历史的绝对精神力量，并以这种理性的绝对必然来说明作为世界历史和世界精神之目的的自由，认为世界历史就是人类自由意识的进展和精神自由的实现。像康德一样，黑格尔把热情、情欲、需要作为人类历史前进的原始动力，同时又以理性客观化的国家及其法律秩序作为自由生命的真理形态和真正故乡。
国家问题是理解黑格尔历史哲学关于自由理念的关键所在。因为在黑格尔那里，只有国家才克服并且扬弃了特殊个体的冲动、欲望、热情、任意以及放纵，从而真正实现了由自然状态向社会状态的过渡，保障了客观的真正的自由。国家作为世界历史所确切规定的对象，用以保障自由的基本手段就是法律。自由所以在国家中获得它的真正客观和普遍必然的性格，是因为法律是精神的客观性和真正的意志，只有服从法律的意志才是自由的。国家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由此看来，无论康德还是黑格尔，都坚定不移地把法治看作是自由的真正保障及其实现。离开了普遍法治状态，离开了国家这个普遍意志，自由就必然沦丧在盲目冲动和野蛮残酷的黑暗深渊之中。这样一来，自由与法治就构成了康德和黑格尔历史哲学体系的深刻基础和核心灵魂，构成了建筑他们历史哲学大厦的经纬骨架。
因此，尽管康德和黑格尔的哲学表现形态或哲学个性有巨大差异，得出的结论也不尽完全一致，但他们的哲学都毫无疑问地全面继承并发扬光大了西方文明中两个世界的基本精神传统。西方哲学文化中关于理念世界与现存世界的相互关系，在德国古典哲学中获得了富有近代特色的崭新内容。也就是说，在康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的视野中，理性与自由携着近代资本主义开拓全球走向世界的生机勃勃的巨大优势一路高歌，真正开始了“以理念建筑现实”，即开始了以资产阶级的理念及其原则全面确立资本主义的经济生产方式、政治法律制度和精神文化生活的伟大的世界历史时代。如果说，理念世界与现存世界在近代以前的漫长岁月中更多地是执着在两个对立的方面上，那么在近代，特别是在德国古典哲学时代，哲学家们在以理念世界的理性原则反观、审察、批判现存世界的前提下，开始更多地力图以理念世界的原则与秩序来建筑现实。在黑格尔历史哲学的视野中，随着民主民族政治革命的不断展开、国内外贸易的蓬勃发展和法律体系的全面确立，两个世界的关系已从先前的对峙走向现代的调和，资本主义的理性与自由的基本理念伴随着它们的客观化实践化进程已开始在世界历史的大地上阔步前行。
四
但是，理性原则客观化实践化的历史行程也并非像黑格尔哲学中所说的那么乐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政治法律制度在全面确立的过程中显露了一系列重大的弊端，暴露了一系列难以克服的矛盾，产生了无产阶级生存的无以计数的苦难与悲剧。在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的巨大悲剧面前，马克思从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这个唯物史观的前提出发，高举了具有强烈人道主义色彩的理性批判的旗帜，深刻剖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揭露了资产阶级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残酷本性，并从这种资本主义历史的矛盾状况出发，捍卫、追求了无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和基本自由。
马克思批判、扬弃了基督教关于未来天国的神学理想和资产阶级追求的理性乐园，而设想了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瓦解基础上的共产主义社会。不管马克思设计的共产主义社会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大师们对理念王国的描绘多么不同——马克思根本否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政治法律制度及其原则，康德、黑格尔则肯定了贯穿在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政治法律制度中的基本原则和基本价值——我们仍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在马克思那里仍然存在着理想世界与现存世界的深刻对立，两个世界及其相互关系的传统仍然以极其顽强、但却完全不同于康德和黑格尔、乃至不同于整个西方文化精神传统的方式表现了出来：以理想（念）世界的原则来反思、审察、批判现存世界及其秩序。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可以说是根本性的，他根本上批判、否定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政治法律制度，设想了一个与它根本不同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这个理想社会的基本特征在于它彻底否定了近代以来几乎所有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关于私有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的资本主义的原则，而倡导在经济上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在政治上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打碎资产阶级的政治结构和国家机器。
马克思与康德、黑格尔的不同在于，马克思在根本否定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设想了一个与之根本对立的共产主义社会，而康德、黑格尔则坚定不移地坚持了资产阶级的基本理想和基本原则，并且以这种理想范式和理性原则来塑造现存世界，即黑格尔所谓以理念、理性来构筑现实；马克思的理想范式及其原则诉诸于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未来世界，康德、黑格尔的理想范式及其原则就贯穿于资本主义的运行过程之中，存在于资本主义理念的客观化实践化过程之中；马克思根本否定了资本主义法律制度，而康德、黑格尔则以资本主义的普遍法治状态和法律秩序来保障人的基本权利与基本自由；马克思根本否定了资产阶级的国家制度，康德、特别是黑格尔则认为国家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是自由的实现和根本保障；马克思几乎从来都没有正面肯定近代以来不断凸显的理性，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自由也给予了无情嘲弄，而康德、黑格尔则始终高举了近代资产阶级理性与自由的旗帜；马克思以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作为人类历史的最深刻的基础，而康德、黑格尔则认为社会历史的最深厚的根基是自由意图、世界精神或世界理性。
韦伯继马克思之后高举了理性主义的旗帜，以他独特的资本主义起源理论来说明理性及其客观化对近代资本主义文明之形成所起到的关键性历史作用。韦伯对西方形式化的政治运行机制和法律体系给予了高度肯定性的论证与发挥；对西方文化之理念世界与现存世界之两个世界紧张对立的相互关系的基本传统给予了反复阐明，并以此来解释东西方文化的根本性差异；对中国文化基本特征，对儒教与道教基本特性的深入剖析，提供了分析近代中国何以落后于西方国家根本原因的线索，对中国今日如何走向现代民主和法治国家有重要启示意义。
五
如果说，从马克思到列宁再到毛泽东的时代是一个对资本主义实现根本批判、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从而采取一种革命的思维方式和行动方式是一种普遍历史必然，那么在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成功，社会主义国家已进入全面建设的历史时代，人们必须实现从革命到建设之思维方式和行动方式的根本性历史转换也同样是一种普遍必然的要求。如果说，社会主义革命动员了无产者与劳动大众的现实社会力量摧毁了旧的世界秩序，那么已经建立的新世界的根本目的就在于以更加合理健康的社会政治制度来保障社会绝大多数成员和全体公民的基本权利与基本自由。因此在革命胜利后如何认真吸取和科学借鉴建立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根基之上的已高度形式化的民主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文明，以创建一种以基本人权与基本自由为根本宗旨的更加开放发达的政治法律体系，并在清醒地维护我主权与尊严、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的前提下，参与由资本主义在500 年来的历史中所开创的世界历史进程或全球一体化文明，就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所面临的根本课题和根本使命。
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根据当代世界潮流和时代发展要求全面革新和重新建构社会主义的基本理念，把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平等和公正、自由和法制、开放和竞争、多元和宽容等等纳入到社会主义的理念与实践之中。唯其如此，社会主义才能够以全新、健康、文明的姿态全面参与以联合国宪章、国际人权公约等为代表的全球政治进程，才能够以理性、规范、合理的姿态参与以世界贸易组织及其规则体系为代表的全球市场经济进程。也就是说，当代社会主义的基本历史任务，是在全面遵守和参与修订当代世界国际惯例与国际规则的基础上全面建构自己的生存方式和发展方式，为在世界历史时代实现马克思历史哲学意义上的有个性的、自由的个人的目标而探索而努力。
【作者简介】刘敬东，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