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与“危机传播”都是近期学界所关注的热门话题，本文将对风险社会及其特征进行阐释，对风险社会理论对于中国社会的应用价值进行探讨，并将对风险社会中危机传播的策略和方法进行论述。
一、风险社会及其特征
1.风险社会的内涵
“风险社会”(risk society)，最初是由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 提出来的。他在1986 年出版的《风险社会》一书中，首次使用了这一概念。20 多年来，随着全球范围内，特别是西方一些国家各种社会危机频频出现、社会风险频频发生，人们关于风险社会的探讨在逐步深入，其学术影响也在日益扩大。
贝克认为，风险社会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在这个发展阶段里，由于工业化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些问题，导致全球性风险开始出现，使人类日益“生活在文明的火山口上”(1)，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风险景象。
而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 （anthony giddens）则透过人类社会不断呈现的风险图景，对风险社会理论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他认为，风险社会实际上指的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全球化的发展，使现今社会产生了许多不同于传统社会的风险和不确定因素，而这是现代化发展的一种结果。风险社会不仅仅表现为社会中风险的不断涌现，更重要的是它意味着人们需要根据规避风险的原则来组织社会。在吉登斯看来，风险社会是一个关注人类未来，尤其是规避人为风险和追求安全的社会。“我们所有的人都需要抵御风险的保障，但也需要面对风险并以一种积极的方式来对待风险的能力。”(2)
“风险社会”理论描述和分析了现代风险社会的结构特征，为我们认识当今世界社会发展及现代化进程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也为决策部门制订相关社会政策，以便更好地规避社会风险提供了有益的思路。
2.风险社会的特征
无论是从风险社会的理论描述看，还是从当今世界范围内一些国家出现的社会风险的实际情形看，都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世界正处在一个矛盾频现、危机频发、风险丛生的风险社会之中。
这个被称作“风险社会”的社会具有以下一些特征：
（1）风险危害的全球性
近些年来，不断加快的全球化进程，既给世界各国带来发展机遇，同时也孕育着许多风险和考验。正如吉登斯所说，现代化的根本性后果之一就是全球化。生活在全球化的时代，就意味着要面对更多的，各种各样的风险。(3)贝克也认为，全球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影响之一，就是其具有极度的不确定性和高度的风险性，从而使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成为一个“风险社会”。(4)
在全球化背景下，风险的冲突点与始发点往往没有明显的联系，即使生活在远离风险源头的地方，有时也难以幸免被风险冲击而不得不承受风险的考验。正如传播学中所说的“蝴蝶效应”，大西洋的蝴蝶一振动翅膀，便会掀起太平洋的汹涌波涛。
（2）风险形成的人为性
贝克认为，风险是人类活动和社会的一种反映，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一种表现，人为因素日益渗透到风险之中，成为风险形成的重要因素。而这种人为引发的风险也促进了风险社会的到来。
风险社会存在的一个主要悖论是：风险往往是在试图控制它们的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在现代社会中，人们面对的许多危险往往主要不是源于自然界，而是源于人类自己。风险犹如一个马力巨大而又失控的引擎，随着它的扩散，使得人们越来越多地生活在危机状态之中。
（3）风险发生的不确定性
风险社会理论说明，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不仅会有经济、政治方面的风险，也会有文化、生态等方面的风险；不仅有区域性风险的存在，也会有全球性风险的发生，这些风险往往相互交织、相互渗透，呈现出一幅复杂多样的风险图景，而这些风险的出现，也愈加难以预测和预防。
当然，风险发生的这种不确定性，并不意味着人们在风险面前就必然无能为力，任其自然发展。其实，人们可以通过各种努力来预测风险，对未来可能发生的风险未雨绸缪，制定必要的预防与应对的方案和策略，从而将风险和损失降到最低限度。这也正是风险社会理论提出者关注风险、研究风险，进而希望最终克服和治理风险的目的之所在。
（4）风险产生的制度性
贝克认为，“现代制度的建立与运行大大提高了人们认识和应对风险的能力，但因制度系统的复杂性所带来的制度功能部分失效，最终又成为更多、更大的风险不断产生的制度性根源”。(5)
这说明，虽然现代制度为规避风险提供了一定的制度保障，但风险却是与现代制度紧密相连的。风险社会的形成决不仅仅只是简单的某一经济、生态等社会现象所表现出的局部性问题，而是由社会制度、社会组织体系、社会文化、社会实践等综合因素带来的结果，是一种制度性的风险。
（5）风险影响的广泛性
在现代化进程中，由于各种复杂的矛盾因素的作用，风险发生及其影响的领域越来越广泛，可以说涉及了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不仅如此，风险还关涉到每一个人，如生存状况、食品安全、就业危机等。总之，风险所关涉的领域正在逐渐扩展，其影响越来越广泛，破坏作用也越来越大，引起了人们的深度关切。
（6）风险后果的两重性
在风险社会理论中，对风险后果的认识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风险会对人类造成灾难性伤害，甚至是毁灭性打击，具有极大的破坏性；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风险通常是人为因素的结果，是文化原因导致的，体现了人与文化之间的矛盾。因此，解决这类矛盾正是应对风险的策略。从这种意义上讲，风险又具有积极意义，因为风险的存在意味着创新，意味着变革，意味着发展的机会。
了解风险社会的上述特征，对我们全面认识和正确评价风险社会具有重要意义。风险社会理论源于对工业文明给现代社会所带来的种种不良后果的冷静审视，源于对资本主义制度“阴暗面”的自我批判，源于对社会分配逻辑从财富分配逻辑转向风险分配逻辑的基本认识。因此可以说，它是对社会的现代性进行理性反思的结果。
二、风险社会与中国社会现状
1.风险社会理论的中国应用价值
从风险社会理论产生的情况看，它所反映和所要解决的是发达国家在进入后工业化社会后所出现的一些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因而有人认为，这种理论只是某些发达国家在较高现代化水平上所形成的一种“现代化焦虑症”，对于其他国家，其参照意义不大。(6) 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更好地生存和发展，而风险社会所涉及的主要问题则是如何消除科学技术和现代化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如果根据这一理论来判断形势、做出决策和制定发展规划，可能会对发展中国家带来不利后果，因为风险社会所涉及的许多问题在这些国家还未被提上议程。
从我国社会当前的现状看，虽然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努力，我国的经济与社会均获得快速发展，但作为一个后起的发展中国家，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始终受到资源、环境，以及时间的严重制约。因此，要想完成发达国家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所完成的社会变迁过程，就需要尽可能缩短发展时间，尽可能加快发展速度。这些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的持续高速度，以及社会转型的快速推进，就明显地反映和体现出了这种状况。
这种快速的社会变迁致使各种矛盾汇聚交织、相互作用，导致了依然处在社会转型期的我国的社会结构呈现出断裂性特征(7)，即一方面表现出某些强烈的前现代社会的特征，而另一方面又显现出某些后现代社会的特征。这使得我们不仅要面临传统风险的挑战，也无可避免地要应对现代风险的挑战。
为此，风险社会理论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观察与思考我国社会发展问题的新视角，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反思现代工业和科学技术给我国社会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更好地认识社会结构的变迁及其对公众认知与行为产生的影响，同时也有助于我们更加有针对性地建立规避风险的社会机制，制定风险治理的社会政策。而这些，也正是近些年来我们大力倡导的科学发展观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2.中国社会风险的基本特征
（1）风险性质的特殊性
我国社会目前仍然处在改革开放以来的转型时期，因而使得社会风险也呈现出一种转型期特有的性质。由于我国的社会转型既有发展方式的转型，也有社会结构的转型，因而其风险也就会表现出这两种社会转型所必然存在的不同特征，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
这种风险的性质也决定了我国所面临的风险社会问题的特殊性，即当前我国社会的中轴与核心问题依然是生存与发展问题，是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的风险，这与西方国家以分配风险为中轴与核心所显示的风险社会状况存在着许多差异。
（2）风险呈现的复杂性
从目前社会现状看，我国社会既存在贝克所划分的历史阶段风险，即前工业社会风险(自然风险)、工业社会的风险(保险风险)、风险社会的风险等，也存在吉登斯所划分的外部风险和人为风险。
另外，由于我国社会在人口、地域、民族、历史沿革和现实发展条件等方面存在差异，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具有多样化特征，这使得社会风险呈现出极大的复杂性，需要我们从历史的纵深度和现实的关联度上来进行全面的审视和评价，以得出正确的认识。
（3）风险规避的艰巨性
由于我国社会风险所特有的性质，以及风险呈现的复杂性，使得社会风险的规避涉及方方面面的因素，需要政府、公众乃至全社会的努力，因而显得格外艰巨，需要从多方面入手，进行全面应对。
三、风险社会中的危机传播
1.风险社会与危机传播
在风险社会理论范围内研究危机传播，首先应当理解“风险”与“危机”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有学者认为，“风险”，指的是损失的可能性，而“危机”，则指的是已经明确发生的损失；风险如果任其发展，最终必然会演变成危机。风险与危机之间存在着实践上的因果关系，风险是前期形态，危机是后期表现。(8)
不管“风险”与“危机”之间是否存在这种因果关系，“风险社会”的到来增大了危机出现的可能性是显而易见的。从当前世界范围内的社会现实看，风险社会实际上是一个充满危机的社会，“危机四伏”、“危机频现”、“危机爆发”是这种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所以，应对风险在很大意义上就是应对危机。
要化解和规避风险与危机需要利用各种资源，运用各种手段，采取多种方式。这其中，大众传媒由于其在信息沟通、新闻传播、舆论引导和社会服务等方面的特殊功能，自然成为解决风险社会各种问题的可以利用的重要资源，成为化解和规避社会风险与危机可以运用的重要手段和方式。
由此看来，危机传播是当前风险社会中需要掌握的一项基本能力，也是应对社会风险的一种重要手段。
2.风险社会中危机传播的策略和方法
总结国内外近些年来在应对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方面的经验和教训，要搞好风险社会中的危机传播需要掌握以下策略和方法。
（1）以人为本，准确定性
风险社会具有人为性，风险和危机常常与社会矛盾冲突及人间灾祸相连，其中必然要涉及人们的生命与财产安全。因此，新闻媒介应注意坚持“以人为本”，体现人文关怀，关注社会风险和危机事件中人民群众的生存状态和生活状况，关注他们的命运与安全；对他们表达同情，传递希望；尊重他们的需求、情感和价值取向；尽可能地为他们提供心理安慰，减少其恐慌和紧张情绪，促进事件妥善、圆满地得到解决。
危机传播的最终目标是化解矛盾，平缓民心，消除危害，稳定局势，使社会恢复正常状态。而在风险社会中，客观事物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矛盾形态，因此，新闻媒介在危机传播中就须准确而又深刻地认识客观事物各种矛盾的本质特征及相互联系，就应理解矛盾与风险的复杂性。
按照不同的分类方法，风险社会中的矛盾可分为内部矛盾与外部矛盾、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潜在矛盾与现实矛盾、对抗性矛盾与非对抗性矛盾等。分清不同的危机事件属于哪类性质的矛盾和风险，不仅可以对症下药，积极化解矛盾，使事件发生有利的变化，更能增强社会的凝聚力，使民众对未来充满信心和希望，从而尽快摆脱危机事件带来的消极影响。
（2）及时传播，掌握主动
在风险社会中，具有预警、告知和培育公众风险意识的新闻媒介，天然地成为风险信息的发布平台。但是，风险发生的不确定性不仅考验着新闻媒介的预警能力，还与其危机传播的准确性和及时性紧密相连。
公众往往对权威信源带有依赖性，因此权威性的主流媒体能否及时提供充足、可信的信息，特别是当风险产生、危机突现、公众感觉孤立无助、心理脆弱之时显得尤为重要。这时民间舆论强度较弱，发展的方向也不十分明确，公众还处在迷茫、不知所措的状态，如果此时新闻媒介能够及时提供相关事实信息，并做出正确的分析和判断，就能够帮助公众弄清事实，了解真相，平稳心态，从而形成有利的舆论环境。因此，在危机事件发生之初，新闻媒介应及时反映和报道事件的真实情况，并尽快形成正确的判断，迅速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以有效地表达和引导舆论。
“先入为主”是受众接受信息传播的普遍规律，因此，社会风险和危机事件发生时，只有及时传递信息才能赢得主动。今年初山西地震流言传播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以及兰州石化爆炸事件中手机短信安定人心的成功案例都表明，及时发布信息才能迅速地化解危机、掌握舆论引导的主动权。
（3）真实客观，实事求是
真实客观、实事求是地报道社会上发生的各种新闻事件，向亟待了解信息的民众提供事实真相，这是危机传播的基本要求。在危机传播中，新闻媒介能否为公众提供真实的危机信息，直接关系到公众是否有足够的信息安全保障，关系到社会能否保持稳定。只有真实的信息才能正确引导公众在危机事态中保持理性，不致产生过激反应和行为。而如果危机信息传播失真，必然会导致危机事件中人们的思想混乱和社会的无序。
因此，新闻媒介在危机传播中一定要做到信息准确，内容真实。当然，由于危机事件发生时的复杂情况，一开始对事件相关信息的了解和把握会受到一定限制，要做到完全真实地反映全面情况会有困难，这时新闻媒介可以随着事件的进展和采访的深入，逐渐充实报道内容，通过后续报道来全面反映事实的真相。例如在危机事件出现时，新闻媒体可以先通过发布简讯来告知事实，随着对事件的深入调查和了解，再进一步介绍背景，阐释原因，预测事件的发展趋势。在此过程中，应尽量避免由于报道的不准确而进行过多更正的情况，以免造成群众因为信息内容的反复修正而难断真伪，无所适从。
（4）巧设议程，引导舆论
不少公共危机事件最初引发的往往是公众个人激昂的情绪表露，这属于一种“潜舆论”状态。然而，这种潜舆论并不是纯粹个人情绪的表现，它预示着多数人的预存立场，并且有可能进一步发展成为“显舆论”。对媒体来说，如果能在公众意见还处于潜舆论阶段时就巧妙地设置议程，进行适当的引导，效果会比潜舆论转化为显舆论时再引导要好得多。
新闻媒介通过议程设置，可以吸引公众关注议程所设置的内容，引导其按照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齐心协力地应对危机事件，共同维护社会的稳定。这种议程设置可以强化新闻媒体在危机传播中的舆论引导作用，增强政府凝聚人心，团结民众抵御和应对危机事件的能力，同时也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发展。
（5）注意平衡，把握好“度”
“度”，是质和量的统一，也是情与理的统一。在危机传播中，如何使传播适度，既是一种策略，也是一门艺术。
适当控制报道的流量和流向，是新闻媒介在危机传播中首先需要考虑的“度”的问题。一家成熟的媒体应该是稳重的和冷静的，在危机事件发生时，新闻媒介应注意从大局出发，在保证及时报道危机事件、满足民众知情需要的同时，注意保持多方面信息的平衡，通过对流量和流向的控制，使其他内容的稿件也能在恰当的版面和时间与受众见面，以适当舒缓公众的思想压力。
其次，要考虑报道对象和报道观点的平衡。在危机传播中，新闻媒介需要全面掌握事件各个方面的信息，善于运用平衡报道的方式，给事件中所涉及的矛盾各方以平等运用媒体表达意见的机会。同时，媒体自身也要注意反映不同利益群体的意见，以达到公众的心理平衡和心灵慰藉，从而实现舆论的平衡和社会的稳定。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新闻学研究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2009级研究生。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资助课题《新形势下提高舆论引导能力研究》成果之一，项目批准号为：08axw004）
注释：
(1)〔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第13页，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
(2)〔英〕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第17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3)〔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第152页，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
(4)俞可平：《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西方左翼学者关于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若干理论的评析》，《马克思主义与现买》(双月刊).2003年第1期
(5)转引自崔德华、彭哲：《西方风险社会理论及其现代启示》，《长春工业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
(6) 转引自赵延东：《解读“风险社会”理论》，《自然辩证法研究》2007年第6期
(7) 童星、张海波：《中国转型期的社会风险及识别——理论探讨与经验研究》第131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8) 童星、张海波：《中国转型期的社会风险及识别》第21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