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统治的艺术
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考察了二战后20年间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政治动荡——政变、革命、流血事件等——后，重提“托克维尔法则”：
在统治人类社会的法则中，有一条最明确清晰的法则：如果人们想保持其文明或希望变得文明的话，那么，他们必须提高并改善处理相互关系的艺术，而这种提高和改善的速度必须和提高地位平等的速度相同。
这段话里的“地位平等”，法语原文为égalité des conditions，又译作“身份平等”，由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首次提出，托克维尔在基督教欧洲的整个历史中，观察到“身份平等”一个世纪接着一个世纪地向前推进，一切都显得它是一场无法抗拒的甚至是符合神意的运动。在“身份平等”的历史进程中，只要人们进行社会交往，同质化运动就无可阻挡，于是，一个又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参与到公共事务中来，也就是进入政治生活。不过，当“统治艺术”跟不上“身份平等”推进的历史进程时，新的社会阶层已经在公共空间浮现，却又不能被有效统治，就必然颠覆先前的政治秩序，带来政治动荡。因此，“统治艺术”与“身份平等”的不匹配，在亨廷顿看来，是战后所有政治动荡的根源。
亨廷顿所给出的亚博电竞网站的解决方案，是从“统治艺术”的角度讨论如何避免政治动荡，也就是说，亨廷顿谈论的是如何“生产”政治秩序。正如讨论经济秩序时，计划经济从生产出发、市场经济从需求出发一样，讨论政治秩序，除了从政治秩序的生产角度，还有另外一个研究进路，即通过检验“身份平等”的发展状态，来确定人们对“统治艺术”的需求。进而，根据需求去发展与“身份平等”相适应的“统治艺术”，以保证“统治艺术”总能适应“身份平等”发展变化。
因此，在我们颠覆了亨廷顿思维方向的“需求侧”思考中，考察“身份平等”历史进程的即时状态，将成为一切“统治艺术”的必备功课。
托克维尔所说的“身份平等”，是人们在公共领域中的身份平等，人们在进入共同体的公共领域之前，彼此疏离，没有可比较性，也就既谈不上平等，也谈不上不平等，只有人们进入到共同体中参与公共事务时，才存在身份的平等或不平等，因此，“身份平等”的历史进程，也是人们参与公共事务的历史进程。
2. 从“匹夫有责”到“匹夫有权”：我们在“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的确切位置
从整个中国文化传统中的“身份平等”历史进程看，我们处于什么位置？
无论是中国传统，即以“天人合一”看待传统历史文化发展，还是西方传统，即以人的精神发展状况看待文明进程，都可以回到对“人”的理解深化中确定我们在“身份平等”历史进程中的位置。
从诗时代受天命的“人”从“民”中分化出来开始，参与公共事务的就是“人”而非“民”。“民”这种身份被排除在公共事务之外，因此孔子说“天下有道，庶民不议”；“民”被排除在历史记忆之外，这是为什么《史记》记载的只有帝王将相英雄烈士而没有平民的原因。
在中国传统中，只有成为“人”，才能出现在作为集体记忆的历史中，“人”意味着参与公共事务的身份。如何理解“人”？谁才算得上是“人”？对这些问题解释权的争夺，也是对公共事务控制权的争夺，在历史上每一个时期都异常激烈。从汉代到底是“天人合一”还是“天君合一”的不同理解带来的人君冲突，到宋代士大夫“先天下之忧而忧”而与天子共治天下，“人”的内涵不断扩展，纳入了越来越多的受教育阶层。随着平民接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到了清代，在平民参与公共事务问题上，儒家实现了大反转，认为平民有责任参与公共事务，这个提议一经顾炎武提出，很快就成为天下共识。平民一旦有责任参与公共事务，“民”与“人”二字就合而为一成为“人民”。
“匹夫有责”四个字的总结，由梁启超在1915年提出，正值新文化运动兴起的前夜。从顾炎武到梁启超，“匹夫有责”既是历史的绝大进步，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即：匹夫有责，却无权。权责不对应，给平民参与公共事务带来了极大的混乱。平民以“匹夫有责”方式参与公共事务，在清代，前有太平天国运动，后有义和团运动。都以混乱和灾难告终。
“匹夫有责”最终成熟于毛式“群众运动”。群众运动的特点在于，个体只是“群众”这个类的成员，类成员意味着如同动物那样，个体的生死不重要，只有种群的延续重要，个体没有权利只有对种群繁衍生存的责任，因此，“群众”只有责任没有权利。通过这种方式，毛在平民没有个人权利的情况下，竟然奇迹般地实现了“匹夫有责”。这种模式的群众运动在充斥于整个毛时代，但是，“匹夫有责却无权”的群众运动的后果是，毛死后，超过1亿人认为自己受到政治冤屈或牵连，这是对权责不对应的控诉。在要求平反的巨大压力下，“群众运动”的统治效率降到了最低点，权责不对应的“统治艺术”无法继续维持。
正是在那时，体制无法解决数百万回城知青的就业，只好任其自生自灭，由此催生了城市个体户，个体有了体制外生存空间。也是从那时起，从财产权开始，“匹夫有权”渐成时代主题。整个“改革开放”时代的发展，都受益于承认平民有（财）产权的“匹夫有权”。正如经济学解释的界定产权可以带来经济繁荣，中国三十多年的经济发展，仅仅是因为呼应了“匹夫有权”的历史进程。
然而，权利不只是财产权利，从“匹夫有责”到“匹夫有权”的历史阶段，是我们在三千年社会转型中——以“身份平等”历史进程为实质内容——的精确位置，这一历史进程还远远没有结束，且还将占据着当代史的核心。
3. “统治艺术”面对“身份平等”历史进程的失措
“统治艺术”的发展状态，是以统治者的意图转化为被统治者意图的效率来衡量的。在中国特定的语境下，“公信力”一度指示了这种转化效率。
如果我们回首近年发生在公共空间的一系列事件，那么，不仅“身份平等”的历史进程清晰可见，以“公信力”为指示器的“统治艺术”变化轨迹也同样明晰可寻。
2008年初，当“公信力”刚开始成为媒体热词的时候，大概很少有人会察觉到，那很可能就是“官方”与“公信力”分道扬镳的最初征象。此前，“官方”就是“公信力”，不分彼此，实在不需要两个词来指称，所以，在“华南虎照片事件”中，2007年10月30日，关克就曾以“陕西省林业厅信息宣传中心主任”的官方身份表示：关于华南虎照片的所有质疑，都来自民间，从来就没有官方的质疑。关克以此来强调华南虎照片不容置疑的公信力。
可见在那个时候，关克还可以不假思索地认为官方就是公信力，公信力就是官方，既然如此，民间当然不具备公信力。如果确实如此，那么，“统治艺术”与“身份平等”历史进程就是相匹配的。
可是，关克的断语一出，立刻遭到铺天盖地的反击。当天中午，中国最大的摄影网站《色影无忌》专门开设了“华南虎事件临时论坛”，显示出民间并非一片混乱，也可以有序辩论；有了舞台，技术派马上登场，网友“老编”随即推出“色差分析鉴别法”，网友“桑丘”紧跟着推出“透视变换分析法”，均以专业权威的技术分析力压关克；网友qqtv联系国际上的权威老虎基金会，更有人联系国际权威学术杂志《科学》，寻求权威意见。很快，官民公信力争夺大战就见了分晓。11月3日晚，关克应陕西电视台《今晚播报》之邀，以“平民主播”身份出现在公众面前。连几天前公开表示民间不具备公信力的关克，也实现了戏剧性的角色大反转，转而以“平民”的民间身份发表意见，以此昭示其公信力。
公信力由官方到民间的转移，在这五天之内，可谓一目了然。同时，自宋代以来形成的官民两分等级结构——在人们的观念深处——显示出崩解迹象。
接下来，同样是在《色影无忌》论坛，08年2月中旬的“藏羚羊照片造假事件”中，造假者尽管屡获官方殊荣，还是抛弃了一切官方靠山，不顾一切地为自己找了个“保护藏羚羊”的民间身份。从那时起，民间比官方更具公信力就成了不可逆转的现实，成为一种不自觉地习惯性观念。所以，等到反cnn的四月青年们愤起的时候，即使是官方的意思，也一定要以民间的身份说出来，非此不能有公信力。于是，零八年以后，蛰伏已久的“网评员”顺势崛起，官方要使自己的意见可信，必要花钱雇人假扮民间身份来加持。很不幸的是，并不太久，网评员的身份就被识破了，这之后，自干五们闪亮登场。自干五即“自带干粮的五毛”，其含意在于强调“我的民间身份是真的，不是花钱雇的”。随着不具自主性的（autonome）言论在这些身份中的流转，这些身份迅速遭到了污染，以致于，所有可用的体面与不体面身份都用坏了，最后只好“犯罪嫌疑人”自己到央视镜头前自证其罪，看上去只有“犯罪嫌疑人”的话才是可以让公众相信的。诺大的中国，难道只有“犯罪嫌疑人”才有公信力？要用他们口中说出的话，才能去平息举世的质疑？
最近维权律师案中的重头戏，在万众瞩目下发表谈话的，不是官方、不是民间、不是专业人士、也不是五毛，甚至不是自干五，而是代表“境内敌对势力”的“犯罪嫌疑人”，一个前无古人突破是，甚至他们在央视认罪都不够公信力了，这次靠的是一贯被视为“境外敌对势力”的“外媒”：《南华早报》和《东网》。就这样，公信力消失得比霾都的蓝天还快，不到十年时间，全中国都找不到公信力了。
失去公信力，对执政者来说，到底有多可怕？在法国“旧制度与大革命”过渡的年代，就有鲜活的例子。史学家葛尼菲（patrice gueniffey）曾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在从瓦雷纳（varennes）回巴黎的路上，路易十六没有发表任何演说”。葛尼菲所提到的，是1791年6月法国大革命期间，国王路易十六出逃，在瓦雷纳被革命派截回巴黎，那时，沿途民众听到有人劫持国王的传言，不分男女老幼，纷纷带着他们所能找到的“武器”，无论是长枪还是农具，一路护送国王回巴黎，自发随扈他们所爱戴国王的民众不计其数，一路上，“国王万岁”的喊声不绝于耳。可是，为什么说葛尼菲这句话意味深长？要知道，两年之前爆发的法国大革命，正是由记者德穆兰（camille desmoulins）跳到皇家宫殿花园外一间咖啡馆的桌子上，向民众发表演说而策动的；罗伯斯比尔，丹东起先都只是律师而已，无一不是依靠着向公众发表演说而成为革命领袖的。在欧洲启蒙运动的高潮中，卢梭1762年发表《社会契约论》，把政治合法性来源从神的意志转变到人民的意志之后，不到三十年时间，政治合法性的内涵彻底改变了。政治合法性要通过公信力（légitimités,“合法性”的复数形式，即具体形式）来获得。任何人，取得公信力的唯一方式，就是把你的意见告诉人民，让他们来决定你是否能代表他们的意志。向公众演说，就成了这一时期获取公信力必不可少的手段。而法国国王的政治合法性一向来自“君权神授”，并不需要向公众发表演说。政治合法性内涵已经剧烈变化，这种变化发生在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身份平等”的意识深入人心，“身份平等”的历史进程已经前进了一大步，然而，最为严苛的言论审查，蒙住了国王自己的眼睛。路易十六失去了政治合法性，他本人竟然毫无察觉，否则，他本最有机会，向着那么爱戴他的民众发表演说，重建公信力、获取政治合法性，但他毫无吝惜地浪费了这些机会。回到巴黎后，1793年1月21日，路易十六被送上了断头台。
路易十六的遭遇并没有逃脱“托克维尔法则”，当“统治艺术”跟不上“身份平等”的历史进程时，政治动荡就随时可能以任何意想不到的方式发生。
零八年以后，在中国，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兴旺，至少佐证了官民两分结构的崩解，公共生活中的等级权威正在被历史抛弃。“身份平等”的历史进程一浪高过一浪，从改革开放时代人们要求财产权利的“匹夫有权”，到后改革开放时代人们要求个体权利的“匹夫有权”，权利与责任匹配的进程，看不到任何可以被阻挡的可能，即便是“自干五”，也以强调自主自愿为特征，与没有个人意志的群众不同，也是“匹夫有权”进程在特定心智人群中的表现。
4. 结论：发展能正视“匹夫有权”的“统治艺术”
在古今之变中，在三千年从未有过的大变局中，今日中国处于从“匹夫有责”到“匹夫有权”的社会大转型过程中。无论称之为“群己权界”，还是称之为“个人权利”，都是历史进程所强加给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既无可逃避，也不可逆转，可谓“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
面对这样一种历史进程，认真对待“托克维尔法则”，不仅因为它既是托克维尔思考“旧制度与大革命”命题的精髓所在、也是诸如亨廷顿等政治学家一切政治理论的根基和出发点，还因为它为时代最迫在眉睫的危险提供了直截了当的亚博电竞网站的解决方案：发展能正视“匹夫有权”的“统治艺术”。这个时代一切有效政治行动的实质内容，无论是以改革、革命或其他任何样貌出现，都将只能是自个体权利而始，至个体权利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