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是中国最为杰出的兵学著作，被人们尊奉为“武经冠冕”、“百世兵家之师”、“百世谈兵之祖”，东汉末年大政治家、军事家曹操强调：“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孙子兵法序》）唐太宗李世民也认为：“观诸兵书，无出孙武。”（《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明代兵书《投笔肤谈》认为：“《七书》之中，惟《孙子》纯粹，书仅十三篇，而用兵之法悉备。”同为明代兵书的《武备志·兵诀评序》更指出：“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均十分恰当地概括了《孙子兵法》在中国兵学历史上的地位和意义。其书自问世以来，对中国古代军事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它的很多合理内核，直到今天仍闪耀着智慧的光芒，不仅对现代军事理论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重大借鉴意义，还渗透到军事以外的领域，对商业竞争、企业管理、外交谈判、体育竞赛等也有深刻的启迪。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孙子兵法》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
一、走出阅读中的四个“误区”
那么该怎样来阅读和掌握这部仅仅六千言左右的旷世兵书呢？这还真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长期以来，《孙子兵法》都是人们关注的热点经典，都是人们习学兵学的重点之所在，早在战国时期，就出现了“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韩非子·五蠹》）的现象，宋代的叶适更曾经断言《孙子兵法》一书必定“将传之于无穷”。充分说明了《孙子兵法》的文化魅力与思想影响是经久不息、历久弥新的。然而，恰恰就是这种大热，结果却使得人们对其书的认知与理解出现了偏颇，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这种《孙子兵法》阅读与诠释上的弊端，大致有以下几类表现：
第一, 歪曲原意，信口开河，郢书燕说，移花接木。即脱离孙子论述的语境，简单地比附与迎合现实的需要，对孙子的某些观点作无谓的拔高或任意的贬低，从而歪曲了孙子的原意与宗旨。这其实乃是对《孙子兵法》理论体系的阉割。例如目前关于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思想的发挥，就天花乱坠，望文生义，背离了孙子说这段话的本意。很典型的例子就是把“不战而屈人之兵”吹捧为“不战主义”、“和平主义”，曾有人称道《孙子兵法》不是讨论打仗的，而是教人和平的，孙子是不战主义者，和平主义者云云(参见《孙子兵法新校》“前言”，白山出版社1997年版)。这显然是片面的解读，抹煞了其书“兵法”这一根本特征，如果孙子是不战主义者，他为什么要写《孙子兵法》?又为何把战争艺术写得如此出神入化，独步天下呢?
第二，偏颇简单，片面肤浅，取其一点，不及其余。这主要表现为对孙子兵学理论体系作断章取义的总结，忽视了孙子理论主旨的全面性与系统性。《孙子兵法》的中心内容在许多人的心目中似乎只有一个印象，即诡道，“兵以诈立”，兵不厌诈。所谓“非诈不为兵，盖自孙、吴始，甚矣，人心之不仁也”；“兵流于毒，始于孙武乎！武称雄于言兵，往往舍正而凿奇，背信而依诈”。（叶适《贤良进卷》）孙子的确讲诡诈，但诡诈只是《孙子兵法》的一部分，绝不等于《孙子兵法》的全部。《孙子兵法》是一个综合有机的体系。在军事上孙子不仅仅讲诡道，也讲仁义。更何况孙子他并不单纯就军事而讲军事，而是将军事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因素加以综合考虑的。这正如清人孙星衍所言：“其书通三才、五行，本之仁义，佐以权谋，其说甚正……比于六艺，良不愧也。”
第三，生搬硬套，乱贴标签，对号入座，无类比附。这个问题在《孙子兵法》的阅读引申与借鉴运用上特别突出，在经济领域可谓泛滥成灾。不少人把《孙子兵法》奉为神明，当作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将《孙子兵法》的兵学原理，动辄去和经营管理等经济活动加以联系，不分青红皂白一一予以对应。这就属于乱贴标签，胡说八道。我们说《孙子兵法》对今天生活有启示，这主要是就其思想方法论的意义而言，而不是指可以把孙子的具体哪条用兵之法拿来与经济活动方凿圆枘，对号入座。否则便是生搬硬套，无类比附。说到底，兵法，讲的是用兵之法，是战场上你死我活的一种斗争艺术，它的本质属性是对敌而不是对自己人的。因为战争的基本目的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为了战场制胜，就不妨用诡诈的手段去实现自己的战略意图。商业与企业经营管理乃是非对抗性矛盾，要讲诚信，要讲利益均沾。所以不能不加区别地将《孙子兵法》中的“诡诈之道”运用到企业管理和商业运作中去，否则就是游戏无规则，求胜失底线，导致道德大滑坡，造成严重的诚信危机。
第四，道听途说，夸大神化，虚张声势，自吹自擂。现在说起《孙子兵法》，似乎己成了一张中国的名片，总想拿来在世界上炫耀一下。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层面讲，这种做法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孙子兵法》本身也是实至名归。但是，凡事不宜做过头，更不要编造出一些并不存在的东西来给自己打气壮胆。其实目前流行的不少“故事”，都是没有影子的事情，如说拿破仑读了《孙子兵法》大发感慨，说德国皇帝威廉二世读了《孙子兵法》老泪纵横，全然是无中生有，自欺欺人。但是以讹传讹，谬种流传，造成了不好的影响。
二、坚持阅读中的“三个”原则
这首先是要坚持回归经典自身的整体性原则。南宋郑友贤在其《十家注孙子遗说并序》中指出：“武之为法也，包四种，笼百家，以奇正相生为变。是以谋者见之谓之谋，巧者见之谓之巧，三军由之而莫能知之。” 《孙子兵法》十三篇是一个完整、有机的思想体系。每篇既是一个独立的整体，篇与篇之间又相互保持密切的联系。前后十三篇逻辑严谨，层层递进，首尾呼应，浑然一体，对战争的平时准备，战略计划的制定，战役程序的组织，战术手段的运用，以及行军、保障、各种地形条件下的作战行动及特殊战法都做了层次分明、前后贯通的阐述。其思维的整体性和思辨的深刻性在先秦诸子中也是罕有其匹的。全书从战略运筹、战争预测（《计篇》）起步，经战争准备（《作战篇》）、运用谋略（《谋攻篇》）、发展实力（《形篇》）、创造有利态势（《势篇》）、灵活用兵、争夺先机、因敌变化而取胜（《虚实篇》、《军争篇》、《九变篇》），到解决“处军相敌”（《行军篇》）、利用地形（《地形篇》）、掌握兵要地理（《九地篇》）、实施火攻（《火攻篇》）、搜集情报、以资决策（《用间篇》）等具体的战术问题，始于“知彼知己”，又终于“知彼知己”，恰好规划了一个完整的战争程序，其篇次结构序列设计，注重于按用兵制胜的要领与方法加以逻辑展开，以战争规律性为立足点；曾有人这么认为：“十三篇结构缜密，次序井然，固有不能增减一字，不能颠倒一篇者”(蒋方震等《孙子浅说·绪言》)。在某种程度上说，这话不无道理。所以不少研究者曾根据《孙子兵法》的内涵文义，从逻辑上努力梳理过全书的思想脉络和内在联系。如支伟成编著《孙子兵法史证》，其卷首《孙子篇目述义》就这样分析十三篇的逻辑递进关系：“计篇第一，将之贤愚，敌之强弱，地之远近，兵之众寡。当先计及之，而后兵出境。故用兵之道，以计为首。作战篇第二，计算已定，然后完车马，利器械，运粮草，约费用，以作战备，故次计。谋攻篇第三，计议战备已定，然后可以智谋攻，故次作战……”日本学者山鹿素行也认为《用间篇》是对首篇《计篇》的前后呼应、是全书的浑然一体之标志，“始计、用间在首尾，通篇自有率然之势。” 应该说，这是正确理解孙子十三篇思想及其价值的通衢捷径。唯有如此，我们才能避免对《孙子兵法》作片面的理解。例如，许多人推崇《孙子兵法》的讲谋略，甚至认为《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是同类。这显然是一种偏颇的识见。
其次，是要坚持认识经典要义的灵活性原则。戴溪《将鉴论断·孙武》有云：“孙武之书十三篇，众家之说备矣。奇正、虚实、强弱、众寡、饥饱、劳逸、彼己、主客之情状，与夫山泽、水陆之阵，战守攻围之法，无不尽也。微妙深密，千变万化而不穷。用兵，从之者胜，违之者败，虽有智巧，必取则焉。可谓善之善者矣。” 《孙子兵法》的灵魂，在于强调“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虚实篇》）。在孙子看来，兵法的许多基本原则，如“高陵勿向，背上勿逆”“围师必阙，穷寇勿迫”之类，是无数次战争经验与教训的沉淀积累，是多少人用鲜血与生命换取的结晶，自然应该充分尊重，加以借鉴和传承。但是，对这些兵学原则，又不能过于迷信，亦步亦趋，而必须结合新的状况，针对不同的对手，根据不同的条件，灵活机变，出奇制胜，否则就是拘泥僵化，胶柱鼓瑟，孙子希望人们学习兵法，但他的终极宗旨是期盼人们在学了兵法之后忘掉兵法，在孙子的心目中，没有规则，就是唯一的规则；没有规则，就是最高的规则。所谓“形兵之极，至于无形”。上骗不言骗，无招胜有招。用岳飞的话讲，就是“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宋史·岳飞传》）。
道理非常简单，战场形势瞬息万变，作战对象形形色色，如果执一定之规，应无穷之敌，不知变通，机械保守，那一定会遭致败绩，沦为笑谈，如同何去非《何博士备论》所言：“法有定论，而兵无常形。一日之内，一阵之间，离合取舍，其变无穷。一移踵，一瞬目，而兵形易矣。守一定之书，而应无穷之敌，则胜负之数戾矣。” 历史上学《孙子兵法》、用《孙子兵法》的人多得去了，可是，有不少人由于不懂得这个道理，食古不化，一味迷信兵学教条，不但没有帮助自己在战场上克敌制胜，建功立业，反而大败亏输，覆军杀身，沦为纸上谈兵的反面典型。像三国时的马谡，他对《孙子兵法》可谓是稔熟于心，倒背如流，其在街亭之役中，行军布阵，处处遵循《孙子兵法》的要求，兵法要求军队屯驻宜“居高向阳”，他就部署军队于高丘之上，声称“居高临下，势如破竹”。别人提醒他山上无水源，若遭敌军包围，就容易陷入不战自乱的困境，他亦拿出《孙子兵法》的话来为自己作支持，正所谓“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九地篇》）。然而，他忘了自己的对手乃号称曹魏五虎上将的宿将张郃，人家走过的桥比自己走过的路还长，吃过的盐比自己吃过的米还多，若不玩《孙子兵法》，尚不至于败得如此不堪，而拘泥《孙子兵法》的教条，则输得惨到连自己的命都给搭进去了。
由此可见，在今天读《孙子兵法》，关键是要做到既能入乎其内，更要出乎其外，真正做到《何博士备论·霍去病论》中所主张的那样：“不以法为守，而以法为用，常能缘法而生法，与夫离法而会法”。不把兵法原理当作教条，而要结合实际情况来灵活运用这些原理，与时俱进，在原有理论的基础上发明新的理论，新的战法。表面上看，你做的事情跟原理之间好像不相符，实际上却是与原理的核心精神相吻合的，这才是理解和运用《孙子兵法》的最上层境界，也是现代社会竞争中掌握先机，立足主动的根本前提。
其三，是要坚持理解经典价值的超越性原则。《孙子兵法》是一部成书于2500年前的兵学著作，它之所以在今天还为人们所热爱、所阅读，自因其拥有独特的魅力，具有跨时空的超越性。更为重要的，它已超越了单纯的军事领城，而具有了哲学意义上的普遍性价值。对此，前人早已有所指出：“言言硕画，字字宏谟，上筹国计，下保民生，实以佐大学治平之未逮者。”（杨谦《武经三子体·注序》）从本质上讲，《孙子兵法》是一部哲学著作，是一种思想方法论，充满哲学启迪与人生智慧。像在理想层面的“求全”和在操作层面的“取偏”，就是孙子朴素辩证思维理性的表现之一。
中国文化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称之为“求全”文化，追求万全，争取圆满，是人们孜孜以求的理想目标，它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着广大民众的心态意愿。似乎只有“万全”“圆满”，才算是实现人生理想的极致，达到事物发展的最佳。
在这样的“求全”文化氛围笼罩之下，孙子同样对“全”情有独钟。《孙子兵法》十三篇中，孙子提到“全”的地方多达十余处，如“知己知彼，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地形篇》），“故兵不顿，利可全”（《谋攻篇》），“自保而全胜”（《军形篇》），“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谋攻篇》）等等可见，“全”在孙子的兵学理论体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能有这样的境界，无疑是崇高的理想主义者，孙子的确了不起。但更加了不起的是，孙子同时还是一位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在他的心目中，“求全”只能是一面旗帜，一种理想，一个口号。如果过于拘泥胶着于“全胜”，而忘记了战争厮杀这个残酷、铁血的事实，将“理想”同“实际”简单地等同起来，则不免是“迂远而阔于事情”，自欺欺人了。换言之，孙子已清醒地认识到，一味追求万全之策是不现实的，因为“先作万全之计，然后图彼。得之则大克，不得则自全”（《魏书·邢峦传》），“全胜不斗，大兵无创”（《六韬》）云云，只能看作是一种理想的追求，事实上很难有真正的万全，更不应为追求万全、争取圆满而患得患失，瞻前顾后，投鼠忌器，优柔寡断，以至于错失战机，陷于被动，与成功失之交臂，图虚名而处实祸。
正因为孙子早已将这层关系明了于胸，所以他在高举“全胜”这杆大旗，理念上汲汲追求万全之策的同时，在具体操作的层面上一直磨励“战胜”这把尖刀，注重“取偏”的实效，特别强调突出重点，剑走偏锋，主张集中兵力，发挥优势，寻找突破口，各个击破，在此基础上扩大战果，克敌制胜，“故为兵之事，在于顺详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九地篇》）。指出战略家最大的过错，在于不分主次轻重和缓急，眉毛胡子一把抓，西瓜芝麻随地捡：“故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虚实篇》）。
由此可见，在“兵圣”孙子那里，理想上求“全”与操作上重“偏”是高度统一的。孙子真正明白了“舍得”这层道理，得与失是辩证的，舍得舍得，说到底是有舍才有得，所以孙子强调五“不”：“途有所不由，地有所不争，城有所不攻，军有所不击，君命有所不受”（《九变篇》），决不能为求“全”而大包大揽，决不应为“全胜”而放弃“战胜”，一切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牵一发而动全身，“以正合，以奇胜”（《兵势篇》）。应该说，孙子这种剑走偏锋的思维方式充满深邃的哲理精髓的，老子说“多则惑，少则明”其所体现的精神旨趣，正与孙子“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的基本理念相吻合。
很显然，孙子有关“求全”与“取偏”平衡统一的辩证思维，反映了理想与实际的统一，终极目标与阶段任务的统一。这在今天也是很有价值的，不无重大的启迪意义。它提醒人们，凡事都要设立一个远大而崇高的理想目标，朝着“尽善尽美”的方向去积极努力。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则要摆正位置，放低身段，调适心态，尊重客观现实，不作超越个人能力与水平的企冀，特别要防止出现一味求稳求全，事事渴望圆满的行为方式，这包括计划方案制定上的面面俱到，方方皆足；博弈竞争活动中的通吃不漏，竭泽而渔；人才选拔任用上的求全责备，一杆标尺。在具体的运作过程中，更有必要借鉴孙子的用兵真艺术，人生大智慧，分清缓急，甄别主次，开拓重点，把握关键，集中兵力，各个突破，先捡西瓜，后捡芝麻，而千万不可不分重点到处撒网，平均使用力量，导致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甚至芝麻西瓜统统丢光的局面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