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易代之际，江南地区是反抗清兵血腥杀戮的坚强堡垒，那里的不少士大夫和普通民众，秉持千百年来“华夷不两立”的文化观念，前仆后继、死不旋踵地投身于抗清事业，谱写了无数可歌可泣、感天动地的英勇篇章，虽然说他们的坚持和反抗，总是以失败而告终，并没有能改变历史的进程，但是，这中间所澎湃的英勇气慨，所洋溢的壮烈精神，乃是“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的，所谓“其人虽已殁，千载有余情”是也。
在众多为抗清事业抛头颅、洒热血的志士仁人之中，天才少年夏完淳的义举尤为壮烈和伟岸。他是聪颖早熟的诗人，更是少年老成的英雄，在他父亲夏允彝和授业老师陈子龙的教育和熏陶之下，他14岁就投笔从戎，加入了抗清义军的队伍，与肆行“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残暴清军进行殊死的斗争。但是，形势比人强，整整三年下来，他和他的同伴并没有迎来翻盘的机会，孤勇的义军终于被强大的清军所击破，其父和其师均壮烈殉国，而他自己，也在17岁那年，不幸成了清军的俘虏，被俘后，他拒绝了清廷的劝降，从容赴死，慷慨就义！
夏完淳将自己在被俘到英勇就义期间所撰写的诗篇，勒为一编，冠名为“南冠草”，言“南冠”，是点明诗集的性质，即身为囚俘期间的诗歌创作。言“草”，乃是展示作者自己的谦逊心态，表明诗作是仓促写就，还比较粗糙，尚属于草稿性质，有待进一步打磨完善。这部诗集，共收录五律10首，七律3首，七古2首。虽然夏完淳谦虚地将这些诗称之为“诗草”，其实，夏完淳的这些诗作，在艺术上已臻于完善，思想格调上更是境界高迈，雄视千古，至今读来，犹凛凛富有生气！例如《五律·别云间》：“三年羁旅客，今日又南冠。无限河山泪，谁言天地宽！已知泉路迎，欲别故乡难。毅魄归来日，灵旗空际看！”这是何等的悲壮，又是何等的悱恻，是怎样的激越，又是怎样的委婉，寄托着人间最柔和美好的生活情感，同时又洋溢着天下最坚毅刚强的爱国精神，无怪乎，会被入选国家教育部统编的义务教育九年级下的《课外古诗词诵读》系列之中。
很显然，夏完淳他是将“南冠”引以为自己矢志抗清，并且不惜以身殉国的具体意象的。换言之，“南冠”在他的笔下，乃是传承和弘扬爱国主义伟大情操的重要喻体。而他之所以对“南冠”这意象“在兹念兹”，就在于它本身就是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典故，“楚囚南冠”故事的背后，所呈现的，是浓厚的爱国主义情操，夏完淳的选择与坚守，就是这种高尚情操的异代相传，一脉相承，自有渊源，代有发展。
“楚囚南冠”的历史典故，详见于《左传·成公九年》的记载。晋景公有一次视察军用仓库，见到了锺仪。便问看管的人说：戴着南方人的帽子而被囚禁的人是谁呀？“南冠而絷者，谁也？” 见国君发问，晋国的主管官员就回答说：那是郑国人所献的楚国俘虏，名叫锺仪。晋景公就让人将这个楚国俘虏开释，尔后又亲自召见了他，并对他表示了慰问，予以安抚。“使税之，召而吊之。”
两人见面后，晋景公询问锺仪的世系职业，锺仪回答说：我是乐官。晋景公接着又问：那么，你能够奏乐吗？锺仪答复，那当然。这是我先人所掌管的职务，我岂敢从事其他的工作？“先父之职官也，敢有二事？” 晋景公让人拿琴给锺仪弹奏，他弹奏的是南方地区的乐调，“操南音”。晋景公意兴不减，向锺仪发问：你们的君王如何啊？锺仪小心翼翼地回答道：这可不是小人我所能知道的呀。晋景公不依不饶，一再问同一个问题，锺仪就勉强地做了如下的回答：他做太子之时，有师保侍奉他。他呢，每天早晨总是向婴齐请教，晚上总是向侧请教。至于其他的事，我就不知道了，“其为大子也，师、保奉之，以朝于婴齐而夕于侧也，不知其他。”
晋景公把这件事告诉了自己所信任的卿大夫范文子。范文子就此发表意见说：这个楚囚可是个君子。言辞中举出先人的职官，这是不忘根本；奏乐演奏家乡的乐调，这是不忘故旧；列举楚君(楚共王)做太子时的事情，这是没有私心；对二卿直呼其名，这是尊崇国君。不忘根本，是仁爱；不忘故旧，是守信；没有私心，是忠诚；尊崇国君，是敏达。用仁来办事，用信来坚持，用忠来完成，用敏来执行，哪怕再大的事情也能获取成功！君王您何不放他回楚国，让他成为搭建晋、楚两国间友好关系的桥梁。“楚囚，君子也！言称先职，不背本也。乐操土风，不忘旧也。称大子，抑无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旧，信也。无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虽大，必济。君盍归之，使合晋、楚之成。”
范文子这番话透彻精辟，切中肯綮，正中晋景公之下怀，故为晋景公所欣然采纳，“公从之，重为之礼，使归求成。”这个“南冠楚音”的历史插曲到此画上了最后一个音符。
在一般人的印象里，楚国人士比较明显的短板，是对国家的忠诚度打有折扣，晋“粉”、吴“粉”太多，一些人动辄出走外国，投奔敌营，充当带路党。从申公巫臣、苗贲皇，到伍子胥、伯嚭、囊瓦，可谓是薪火相传，层出不穷。在这样的背景下，有锺仪这样的戴“南冠”、操“南音”事迹发生，的确是难能可贵的了。
在这则故事中，锺仪的风范可谓是跃然纸上，他的高尚爱国情操也是正能量“爆棚”：能够奏乐，说明锺仪始终牢记自己的职责，乐操南音，表明他心里一直存有故国之思，矢志不忘，不妄议君王，意味着他始终恪守为君之道。锺仪这种不背本，不忘旧的真挚故国之情和拳拳赤子之心，在“虽楚有材，晋实用之”的大背景下，称得上是十分稀罕的现象，属于“另类”，物以稀为贵，因此《左传》的作者要对此加以详尽的记载，予以浓墨重彩的渲染了。
如果从晋、楚争霸的大视野下深层次考察锺仪事件，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包含着更深的历史文化因素在起作用。晋、楚争霸在整个春秋历史上是主线，是一种常态，但是，这并不排斥在一定时间里双方谋求妥协，致力缓和。不论是晋国，还是楚国，都秉持“张弛有度”的战略方针，致力于该对抗时坚决对抗，该竞争时大胆竞争，该缓和时努力缓和。从这个意义上说，锺仪受晋国君臣的礼遇，得以被开释返回楚国，不过是当时晋、楚军事外交大棋局上的一枚棋子而已。
公元前597年晋楚邲之战爆发，晋军遭受一场惨痛的失败，其中原霸主的地位也随之拱手让与了楚国，可谓是元气大伤，亟须有时间来疗伤。为此，晋国君臣都变得低调了，楚人围宋，宋求救于晋，晋以“虽鞭之长，不及马腹”为托词，予以婉拒，总之，就是不想在条件尚未成熟情况下，仓促草率地与楚国正面硬刚。晋国君臣都很清醒，楚国正锋头正健，晋国的正确对策应该是“避其锐气”，“天方授楚，未可与争！”(《左传·宣公十五年》)
锺仪获释事件发生在公元前582年，那时，距离邲之战的战败，已是15年过去了，雄才大略的楚庄王也已逝世，楚共王继位成了楚国的新领袖。但是，晋国这时还没有做好翻盘的充分准备，还是需要用时间来换空间，逐渐实现晋、楚双方战略优劣态势的转换。而要做到这一步，最佳的途径，就是继续放低自己的身段，装出一种“无辜”的模样，在与楚国交涉过程中，尽量淡化对抗、斗争的色彩，而呈示缓和、友好、合作的姿态。所幸的是，天遂人愿，这个时候上天送来了锺仪这个大礼包，这岂能轻易放过，自然要好好把握，充分利用，于是乎，就有了厚待楚囚，“重为之礼，使归求成”的这一幕。
由此可见，楚囚锺仪被“礼遇”和开释的事件，乃是晋国君臣营造当时晋、楚新型战略竞关系时的一个“抓手”，一个环节而已，在统治者莫测高深的大棋局里，普通人总是身不由己地充当棋子，这应该说是锺仪本人的宿命，而其身上那种纯粹的爱国情操则是附加值，成为了晋、楚两国战略角逐过程中一种意外的衍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