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些人认为，学科的分类是从近代才开始的；另一些人则将学科的分类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代，他们认为古希腊罗马人强调条分缕析，在亚里士多德时代就有学科的分类了。从世界范围来看，古代东西方的学科都不可能分得那么细，都是各学科的知识混在一起的，古代并没有严格的学科分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哪有文史哲、政经法、农工医这样的分法呢？中国古代都是综合性的学科，有些学科相对来讲是基础性的学科。因此，在学习传统文化时，应打下广泛的基础。
中国人强调传承，在古代就逐渐形成一些源头性的典籍。在古人的心中，世界是一个整体，天地万物间“道通为一”（《庄子·齐物论》），无论有多少事情、现象，都可以用一个共同的理来贯通。
很多道理都是相通的，当提高到哲学的高度来认识问题时，其实是可以用一个共同的原则来处理的。比如说，从哲学的层面来讲，人的五脏六腑分别对应着五行，五行之间相生相克。如果相生相克的关系失去了平衡，人就要生病了。一个人身体不健康，我们可以讲这是阴阳五行失调，那么一个社会病了，是不是也可以用阴阳五行来类比呢？我认为，也可以。如果一个社会贫富两极分化严重，从某种意义来讲，这不就是阴阳失调吗？我们可以把社会组织看作五行，组织间失去了平衡，相生相克的关系发生了变化，社会就不能正常运行了。古人有“上医治国，中医治人，下医治病”的说法，范仲淹也讲“不为良相，则为良医”，这说明治病和治国的道理是相通的。
古人非常重视前人的研究成果，他们总是在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来阐发自己的观点，推动文化向前发展。用古人的话来讲，这是“述而不作”，“述”即叙述；“作”即创作、发明。“述而不作”的意思是阐述了前人的思想，但并没有创造，这是一个谦虚的说法。我们可以看到，在“述”根源性典籍的过程中，产生了很多新的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根源性典籍，叫三玄四书五经。三玄是指《周易》《老子》《庄子》；四书是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是指《诗》《书》《礼》《易》《春秋》。
五经中的《诗经》现在一定是中文系讲的，它是文学作品，哲学系的课程中不会列《诗经》。但问题是《诗经》仅仅是文学作品吗？我曾经讲过，早在孔子时代就开始讲《诗经》了，孔子认为：“不学诗，无以言。”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不学《诗经》，连说话的资格都没有。《诗经》也会告诉我们思维方法，以及掌控情感的标准。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不能邪，正是我们为人做事的准则。孔子还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即欢乐而不过分，悲哀而不过度，这就是中道。《孟子》中引用了三十多处《诗经》；《大学》这篇文章总共才一千五百多字，十多处引了《诗经》；《中庸》三千多字，将近三十处引到了《诗经》。荀子是先秦最后一位思想集大成者，《荀子》一书里有七十多处引用了《诗经》。上述著作都是通过引用《诗经》来阐发自己的思想。学哲学的人不学《诗经》，损失就大了，很多道理你就没有学到。
在学习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我们每个人都要打下坚实、广泛的基础。药王孙思邈在《千金要方》卷一《论大医习业》中讲到，做医生各方面的知识都要具备，不仅要熟读《素问》《甲乙》《黄帝针经》……诸子百家都要学，还要学《老》《庄》《内经》，这里的《内经》指的是佛教经典。上述学问都懂，才能成为一个好的医生。作为一个学者，也要懂医理，这样才能保持身体健康。儒家强调，为人子者更应懂得养生学，因为要关注父母的身体状况。元代有一本医书叫《儒门事亲》，书中讲要事亲，就要懂得些医理以及怎样来养生。
中国文化中的两个优秀传统，一个是“以史为鉴”，另一个是“以天为则”。唐太宗说：“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新唐书·魏徵传》）古代中国重视历史经验的积累。在全世界，中国的历史著作是最系统、最完备的，中国有“二十四史”，还有很多野史或辅助性的历史资料。中国每个朝代等到政权相对稳定以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制礼作乐，第二件事就是修前朝的历史。中国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就是通过“以史为鉴”总结出来的，是这一文化传统的成果。
西周初期，人们反思夏、商两代兴亡的原因。通过对历史的观察，人们看到夏代发端于大禹治水。当时天下洪水泛滥，民不聊生。大禹把水灾治理好，让老百姓安居乐业，大家拥护他建立了夏朝。可是最后一个君主夏桀，荒淫暴虐，老百姓一天到晚都在诅咒：“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尚书·汤誓》）就在这样一个“有夏昏德，民坠涂炭”（《尚书·仲虺之诰》）的时期，商部落在成汤的带领下推翻了夏朝，建立起商朝，老百姓歌颂他把人们从水深火热中解救了出来。商代人很信天命，最后一个天子纣王荒淫暴虐，大臣祖伊告诉他，民心都要归向周部落了。纣王却说：“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尚书·西伯戡黎》）纣王自认为周人也奈何不了他。可哪里知道，西北地区的周部落受到民众的拥护，在武王的带领下，推翻了商朝，纣王兵败自杀。商灭夏，周灭商，在历史上称为“汤武革命”（《周易·革卦·彖传》）。
以历史为镜，周王朝一开始就认识到这样一个道理：“天命靡常。”（《诗经·文王之什·文王》）天命是会被别人革掉的。天命怎么变化呢？根据什么变化呢？《尚书》里记载了周人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尚书·蔡仲之命》）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周人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念——“敬德”，而且要“疾敬德”（《尚书·召诰》），即努力地、迅速地提升自己的德行。这就形成了中国文化的人文特征，即决定命运、政权兴亡的不在于外在的力量，而在于人自身德行的好坏。古人认为，上天是根据民意来做事情的，《尚书》里有很多这样的记载，如“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中》）等。春秋时期齐桓公和管仲曾有一段对话：
齐桓公问于管仲曰：“王者何贵？”曰：“贵天。”桓公仰而视天。管仲曰：“所谓天，非苍莽之天也。王者以百姓为天。”（《韩诗外传》卷四）
中国文化里的“天”不是简单地指天空，也不是指造物主。天的含义很丰富，是天道的天，天也代表民意。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重点就在于人不受外在的力量、命运主宰，不是神的奴隶，而是要靠自身德行的提升。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的核心，就是决定人的命运的根本因素是人自己的德行，是以“德”为本，而不是靠外在的“天命”，人不能成为“天命”（神）的奴隶。
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我们可以看到古人非常强调修身。《大学》开头就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第一个“明”是发扬光大，第二个“明”是形容人的品德是光明正大的，每个人都有光明正大的品德，我们要把它发扬出来，“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是《大学》的“三纲领”。《大学》还有“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修身是关键，因此才有“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的提法。修身就是自我德行的提升，它不仅仅是在口头上、认识上，更重要的是要在行动上、实践上提升自己。
为了不断提升自我的德行，就必须防止物欲的引诱和腐蚀。先秦末期的思想家荀子在书中记载了一句谚语：“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意思是说，君子能够控制物，而小人就会被物所控制。《管子》中有一篇文章叫《心术》，这篇文章讲得很清楚，“心”在人体中处于君的地位，五官处于臣的地位，“无以物乱官，毋以官乱心”。眼、耳、鼻、舌、身这些感官要受心的统治和管理，五官与外界接触之后，就要去管理外物。眼睛看到美色、鼻子闻到香味、嘴巴尝到滋味后，要去管理物，不能反过来让物管住感官，不能让感官管住心，一颠倒就变成小人了。能够用心管住五官，用五官管住外物，这就是君子。因此，要成为一个有独立性、主体性、能动性的人，就不应该被物管住，不能被物欲腐蚀，否则就会丧失做人的底线。我曾对中国文化中以人为本的人文特色作过一个简单的描述，即“上薄拜神教，下防拜物教”。
中国文化中另一个重要传统是“以天为则”。孔子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论语·泰伯》）中国人非常强调以天地为榜样，向天地学习。如果去孔庙，人们就可以看到，我们是用“德配天地”“德侔天地”来赞扬孔子的。圣人的品德能够与天地相配，与天地一样高明博厚。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人绝对不能去做万物的主宰，相反，恰恰是要向天地万物学习。
很多人说中国的文化讲的是“天人合一”，其实，更准确地说应当是“天人合德”，即人与天在德行上的一致。天地是非常诚信的，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用一个字来形容天就是“诚”。《中庸》里讲：“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孟子也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也就是说，人道是从天道学来的，天道是诚，因此，人也要诚。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神”最根本的含义是指万物的变化。过去我们把“神道设教”曲解得一塌糊涂，以为这四个字是讲抬出一个神秘的、高高在上的神来教化大家。其实，这里一点儿神秘主义都没有。我们观察天的变化之道，看到春夏秋冬四时是没有差错的，这就是诚。圣人按照天的神道——“诚”来教化民众，天下就太平了。在某种意义上讲，人最主要的德行都是从天地中学来的。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方面强调人不能做神的奴隶，也不能做物的奴隶，而要做人自己，保持人的主体性、独立性和能动性；另一方面强调人也不能狂妄自大，不要去做天地万物的主宰，反而要虚心地向天地万物学习，尊重、顺应自然。
在学习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我们要做的不是试图去穷尽所有的知识，而是提高运用知识的能力，实际上就是要掌握贯通万事的道理，然后再灵活运用它去处理具体的事情。对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来讲，我希望他们做到四通：一是文史哲通。不要因为自己是学哲学的，就不关心文史，也不要因为自己是学文学的，就不去关心史哲。二是儒释道通。中国的人文文化是儒释道融会贯通的，儒、释、道三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离开了儒学来研究中国的佛学，是弄不清楚的；离开了佛学，要想把儒学搞清楚，尤其是想把隋唐以后的儒学搞清楚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在隋唐以后儒学中已经接纳了大量的佛学思想，只从儒学本身来讲，怎么能讲得清楚呢？所以我们要儒释道融会贯通。三是古今相通。我主张打通古代、近代和现代，是因为现在很多学者把它们割裂开来，研究古代的就只懂古代，而且还会分得很细，比如研究上古史、隋唐史、明清史等。分得过细会导致上下前后都不能兼顾，甚至严重到如果有个老师生病了，通史就讲不下去了，讲隋唐史的老师讲不了明清史，讲明清史的老师讲不了隋唐史。四是中西东通。在当今的时代，我们不可能自说自话，当我们说中国文化、哲学有这样那样的特点时，一定是在有参考系的情况下来说的，也一定是跟西方的、其他的东方文化比较而言的，这样才能讲出中国文化、哲学的特点。如果对西方的哲学、东方的其他哲学没有相当多的了解，怎么可能把中国文化的特点讲清楚呢？比如古代中国文化具有人文精神，那就是跟古代西方文化，尤其是中世纪文化相比较来讲的。
现在很多人的思维方式常被一种定势束缚住了，中国传统文化告诉我们要融会贯通。我们对传统文化的看法有时会存在误读。我们这个社会最需要的是重建礼制，建立礼制的核心是确定每个人在社会上的身份，或者说是名分。我们要找到自我，最重要的就是要找到自己的身份、名分。找到了自己的身份、名分，就有自我。否则，我们就会茫然，不知道怎么做、怎么说才对。通过学习礼，会让言行举止符合自己的身份。如果不符合身份，在别人眼里，你就是一个怪人，或者是一个不懂事的人。只有言行举止符合身份，别人才会认为你可靠，才会跟你合作。因此，礼是非常重要的。
礼一点儿都没束缚我们，因为名分是在不断变化的，一个人有许多身份，你不仅要认同这些身份，还要了解你此时此刻是什么样的身份，这是关键。很多同学现在的身份是子女，到了将来，你也有了子女了，那你的身份就是父母了。如果你现在上有老，下有小，那么你的身份就既是父母，又是子女。在父母面前，你要以子女的身份行事；在子女面前，你就要以父母的身份行事。在公共场合，就要认识到自己是公共场合的一分子，要分清自己是老者，还是幼者，老者要爱护幼者，幼者要尊敬老者，这样才能其乐融融。如果别人以不符合身份的言行来对待我们，该怎么办？这是一个涵养的问题，如果能够容忍，就容忍，以后再慢慢地与其沟通。总之，我们不要当面发生冲突，当面发生冲突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可能会产生更大的误解。
礼文化的精神是要让我们在不同的场合恰如其分地展示我们的个性和形象，不要对礼文化以偏概全、以讹传讹。我们要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全面、正确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