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廉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其主旨言，中华廉文化是一种追求不为物役、不以名累而达到内心淡泊、志趣高洁、精神自由的“内圣”文化。从其内容言，它包含着诸如“廉”“俭”“节”“洁”“清”“正”等美德要素，是一种道德至上的“克己”文化。从西周开始，中国人就重视并且强调这种文化。例如《周礼·天官冢宰》篇就对官吏考察提出了六廉的要求，“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辩”，强调官吏“善、能、敬、正、法、辩”等行政品德均要以廉为本。从那时候开始，中国社会就已经把廉、德等方面的要求作为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并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政治道德体系。随着历史的发展，它逐渐内化成为中国人的一种精神追求，饱含着独特的中国式人生智慧，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在古往今来中国社会的治理实践和人心教化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文化浸润功能和精神安顿作用。
岳麓书院作为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孕育思想、创新学术的文化高地，对于中国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是多方位的。在其1000多年来所传承的丰富而厚重的历史文化资源中，廉文化也是一个特色鲜明、传承有自而又历久弥新的重要内容。审思当今世界腐败治理等历史难题的破解之道，这种脱胎于中华古代文明的廉文化传统和中国式人生智慧，在世界范围内都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和现实借鉴意义。
岳麓书院与湖湘学派
在宋以来中国思想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岳麓书院继承着儒家正统，衍生了湖湘学派，文脉千年，道贯古今。2020年9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岳麓书院时，对充分挖掘利用历史文化资源，做好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入结合的时代新文章指明了方向。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将岳麓书院放在整个中华文化史的视域下考察，我们发现，无论是在其精神层面的办学理念、育人训导、日用学规，物质层面的亭台楼阁、斋舍讲堂，还是在那些留名青史的著名师生身上，无不散发出一种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廉”“节”“俭”“正”等修身律己养廉的廉文化气息。特别是在南宋乾道初年，朱熹讲学岳麓书院并 “手书忠、孝、廉、节四字于堂”之后，廉文化在岳麓书院更加彰显。岳麓书院最具核心功能的讲堂，也因此以“忠孝廉节堂”而闻名于世。由此，廉文化成为岳麓书院不断传承并广为传播的一种重要文化。直至清代山长王九溪所订的岳麓书院学规，还专门提出有“气习各矫偏处”，“服食宜从俭素”等养正、修廉类的育人训导。此外，岳麓书院门口左右两处著名的水上亭阁“风雩亭”和“吹香亭”，无论从其功能寓意还是取名典故来看，都寄托着古代岳麓书院办学者们涵养“曾点气象”、营造“风荷晚香”的意境初衷，强烈表达着岳麓书院先贤们志趣的高洁和精神的充盈。
两宋以来，湖湘学派肇兴岳麓。由此而始，直至明清，湖湘学者有很多关于廉洁修身的论述和践履。这些也都很好地体现了岳麓廉脉的传承与发展。如理学鼻祖周敦颐“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清廉操守，湖湘学派创始人胡宏“立至公之心”“杜私谒，绝货赂”的倡廉主张，山长张栻 “取与辞受，莫不有其则”的取舍原则，明清之际著名生徒王夫之的“惟澹与静，以养廉耻之心，以明取舍之节”，提出“宽以养民、严以治吏”的廉政主张。再如，晚清著名生徒曾国藩“以廉修身”“清俭齐家”的廉俭家训，左宗棠“俭以广惠”的节用思想等等，都从不同侧面与维度彰显着岳麓书院廉文化的赓续传承。
在岳麓书院廉文化的浸染之下，湖湘读书人中高士层出，廉吏辈出。仅就晚近以来，从岳麓书院走出的代表性生徒就有陶澍、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郭嵩焘等一大批干国良臣和中兴将相。不夸张地说，岳麓书院历史文化所散发出的浓厚的廉文化气息，以及历代书院山长生徒以廉修身、以廉齐家、以廉经世的卓越事功，都无可辩驳地彰显着岳麓书院廉文化传统的传承。
岳麓书院彰显宋明理学的理路追寻
万物皆有源。木无本不生，水无源不流。文化更是如此。岳麓书院廉文化脱胎何处，源自何端，蕴含着中国文化怎样的生命价值和生活智慧？中国文化得以自信于世界，不仅仅在于其浩瀚精深，更在于其自身的思想魅力，在于它具有推动人类社会走向美好、走向安顿、走向幸福的文化智慧和精神力量。岳麓书院的廉文化就蕴含着这种智慧和力量。儒家文化强调内圣外王，其对安贫乐道、君子人格的追求，对“孔颜乐处”“曾点气象”的推崇，道家文化对“少私寡欲”、崇俭抑奢、见素抱朴的强调等，无不体现着对廉、俭、节、洁等廉文化要素的价值认同，这些追求背后既蕴含着古人在廉文化层面的心性修养和精神需求，又包含着他们驾驭人生、追求幸福的生存智慧和生命践履。所以说，廉文化的母体是整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且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大主干儒家、道家思想当中都有一致的价值体现和理路追寻。这种理路追寻又集中体现在儒道文化结合最深入的宋明理学这个儒学新发展阶段的思想体系中。而恰好，岳麓书院最为突出的学术传统就是宋明理学。
无论是古代皇权认可的“学达性天”“道南正脉”等御赐系列，还是天下学林所广泛共识的“潇湘槐市”“潇湘洙泗”等学术盛誉，都无可争议地昭示着，岳麓书院一直被官方和读书人一致尊奉为理学圣殿和精神家园。朱熹曾两度讲学岳麓，王阳明更是怀慕书院。史载王阳明一到长沙，就心心念念要去拜谒岳麓。为此，他有过一首《望赫曦台》的诗，诗中说，“隔江岳麓悬情久”，只可惜“雷雨潇湘日夜来”，于是他生发出“安得轻风扫微霭，振衣直上赫曦台”的强烈渴望。赫曦台是宋代岳麓山上岳麓书院山长张栻和朱熹观看日出的亭台，清代时曾重建于岳麓书院院内赫曦台现址。关于悬情岳麓的原因，王阳明在别处写到，“我来实仰止，匪伊事盘游”。 明确告诉世人，他来是朝圣岳麓书院和书院先贤朱张两夫子的，并非来游玩的。在这里，王阳明受到内心洗礼和震撼，发出“吾道有至乐，富贵真浮埃”的由衷感慨。岳麓书院集中承载着宋明儒家的价值精髓和实践智慧，特别是内圣的学问、涵养的功夫，以及儒家一以贯之的为己之学和生命至“道”。在问“道”和悟“道”的路上，廉、俭、节、洁等这些廉文化要素的强化和践行，恰恰是非常重要的养分和功课。恰如王阳明诗中写的，“吾道有至乐”。这种“至乐”，就是在参悟和践行儒家内圣之学、涵养功夫之后的生命之乐。它是超越世俗功利、超越物质欲望的一种精神享受和安放。
内圣之学体现着儒家学问的生命实践，是以圣贤境界为目的的修心之学、为己之学。朱熹、王阳明两位大儒尽管学问路径存在差异，但其做圣贤的追求是一致的。儒家认为，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不断学习和道德实践通往圣贤之路。而这个道德实践的过程，就是不断修身养性、磨砺德性、提升操守、完成君子人格的过程。古人强调的“为己之学”，意思是指读书为的是自己人格的完善、精神的高洁和内心的强大，更好地安放身心。而岳麓书院自古以来的学问传统最具有魅力的地方，也恰恰是对这种内圣之学的坚守和强化。检阅书院历史，我们会发现，岳麓书院许多著名的山长们，既是旷世大儒，又是治国良臣，往往都兼有居庙堂之高和处江湖之远的人生经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质，就是修炼有很深的内圣功夫，深谙圣贤之道，并身体力行，在内心深处始终通过追求清正、廉明和内心敞亮，而实现最好的身心安放。他们一生既优游圣域，又阅尽红尘，所以往往看得透人生，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诱惑，坐得住冷板凳。比如宋代的周式，清代的王文清、罗典、欧阳厚均等，都有很好的功名机遇，却长时间潜心书院治学育人。涵养内圣功夫，潜修身心之学，将其内化为清正廉俭的君子操守和高洁向上的精神世界，外化为办学育人、教化生民、经世致用的教育行为和人生实践，已经成为历代岳麓书院读书人秉承的精神追求和学术传统。
岳麓书院廉文化的世界意义
包含岳麓书院廉文化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独特的中国价值和中国智慧，对于整个人类的社会治理，也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这种借鉴意义在历史上的中西文化交流中、特别是16世纪以来的“东学西渐”中有诸多体现。
当今世界，风云变幻，波谲云诡，世界性的社会问题多发，历史性的治理难题长期存在。每一个国家都身处其中，无可例外。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契约性文化不同，它是一种追求崇高思想、渴望成为圣贤、致力于完成生命升华的文化，是克制和解决人性贪婪的一剂救世良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以岳麓书院廉文化为代表的这种精神传统，其本身蕴含内圣之道、廉俭之方，其在作用方式上内求于心、外化于行。以岳麓书院廉文化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和独特中国智慧，是值得全世界认真思考和充分借鉴的。
（作者单位：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