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202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我们党历来主张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看待历史、考量时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也需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
一、遵循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如果只停留在文化层面上，无论说二者是结合、融合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关系，还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都不能把握本质，而且难以窥其全貌。只有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出发，站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演变的理论高度进行审视，才能准确把握二者关系。恩格斯指出，“一切依次更替的历史状态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暂时阶段……它不得不让位于更高的阶段”。作为中国封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传统思想即使经历过数次王朝易姓、改朝换代，也未曾阻挡和改变封建社会形态的绵延传承，但在更高阶段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制度下，其两千多年的主流意识形态地位却被马克思主义所取代，二者如今位于同一社会形态的不同位置，所以无论融合还是对立都不仅仅是表面的文化问题，而应从深层次的社会形态入手进行考量。
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有差异性的。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是西方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理论成果，带着西方的文化基因，那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则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人文和历史的积淀与凝结，渗透着地道的中华本土文化元素。如果说，在历史发展趋势上，唯物史观认为人类历史经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形态演变而面向未来蓬勃发展，而在以儒家传统思想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中国传统封建社会里，代表性人物孔子却将“返古”视为毕生追求，一生服膺“其为东周”的治国理想，几乎完全是反向的。但二者之间的差异乃至相悖性并未影响它们在近代中国大地上数次“搭手”，期间有对立、有冲突、有“言和”、有交往。纵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产生交集的历史线索并总结经验，会发现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为指导，正视二者之间的差异，不但不会使它们相背而行，反而会实现更好的结合。在新时代的新发展阶段，更应该以社会形态理论看待二者之间的关系，才能使它们的结合不仅限于文化层面，而是深入到经济、政治、社会的全系统层面，从而全面、立体地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二、遵循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
近代以来的经验证明，在文化上全盘接受西化或者谋划旧文化的全面复活都是失败的。创立人类文明新形态，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要靠跨文化的辩证综合创造。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传统文化、西方优秀文明成果等文化主体进行整合，不是无原则的调和折中，而是辩证地综合创造，以一种创造性的综合开启新的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多项有价值的文化成果的新综合、新创造，具有符合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方向的文化特色。只有会通多元文化，进行综合创新，才能形成这样强大的文化优势，才能扎根于民族和大众形成符合时代精神的文化精华。会通多元文化，要在充分释放各自的创新活力之外，汇聚多方、有效整合、突破各自壁垒，以综合创新、协同创新的理念一体化整体推进。在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时，多元文化主体在协同创新过程中调用的文化元素不是简单的叠加，而是有机整合，表现出统一的整体性，以整体的功能性凸显协同创新的文化发展态势，同时顺应时势动态升级。
三、遵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体性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是以总体性的视角研究人类存在总体的科学，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同样应该遵循总体性的方法论原则。二者结合成为一个有机体，动态整合并相融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具有“一体化”总体的应然性，是具有整体性和逻辑趋向一致性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形态，利于发挥整体功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此外，社会是由政治子系统、经济子系统、文化子系统等共同构成的大系统，我们不能就文化而谈文化，一定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的大系统里谈文化，在大系统中看文化与其他子系统的关系，然后在各方之间进行协调，否则将难以真正地实现文化的跃进升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除了依据人民性标准、真理性标准、历史性标准、协调性标准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审慎地增减损益、择优汲取外，更要在不断向前发展的动态社会大系统中遵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体性方法论原则，根据时局的变化、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辩证地否定、螺旋地上升，在无限的升级跃层中动态地更新、完善。
四、遵循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
进入21世纪，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21世纪马克思主义而言的重要性，吸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本土资源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可以说，正是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时代际遇，为其参与新时代“开疆辟路”，为其绵延传承“铺路架桥”。在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离不开21世纪马克思主义搭建的舞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必须坚守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立场。
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革命实践已经充分证明，带领中国走入现代化征程、完成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富强的历史任务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不是其他思想，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最终解决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能做好国内传承和国际传播，较好地参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五、遵循实践唯物主义方法论
任何理论创新都是以实践为基础的。建立与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一定要植根于中国社会实践和人民群众的生活世界。只有从社会实践出发才能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到最好的融合，才能够融入人民群众的头脑、融入人民群众的生活世界，融入人民群众生存其中的时代，而这些都离不开中国的社会实践。以实践为土壤才能使新文化历史地、具体地、有效地呈现，并且可执行、为人民群众所接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使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的21世纪马克思主义真正成为人们的人生观遵循和价值观支撑。
六、遵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能够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传统文化现代化、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三者环环相扣，经过循环形成螺旋式上升态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中国化”诉求要求“传统文化”的介入，“传统文化现代化”的“现代化”诉求要求“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而“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又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升级再塑，再推动“传统文化现代化”跃层升华，依次循环，形成中华文化新形态的螺旋式上升发展态势。在这样的态势下，必能成功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形态、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传统文化现代化”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基础。一方面，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传统文化现代化。同样，传统文化要想实现现代化，也必然需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艘大船的承载。这两方面是同时进行的，是合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同一过程中的。另一方面，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现代化而言，伴随着中国国家形象的广泛传播以及国际影响力的提升而越来越需要走向世界；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言，在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建设和改革取得成功后，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更加成绩斐然，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向世界证明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传统文化现代化”推动了“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一个成功典范。21世纪马克思主义需要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本土资源。本土化是相对于外来思想文化而言的，它可以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特定民族国家的本土化，本质上与该国的历史条件、社会现实、人民的需要和接受能力、本土传统文化的接纳力和包容力是分不开的，是多种条件和因素合力作用的历史必然结果，也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的重要特征。马克思主义理论传入中国，所面对的现实是历史的、具体的。正是因为与中国本土的历史条件相适应、与中国的本土文化资源相对接，才真正地完成了本土化过程，才能在中国扎根并真正发挥功能。此外，无论是以固有的本土资源接应外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使其实现本土化，还是外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主动吸纳本土资源完成本土化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都因具有民族化、大众化、本土化、通俗化等特征而满足了中国人民的需要，为中国人民大众所接受。
总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均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生过关联，在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但要继续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还要比以往任何时代都结合得更有深度和广度。无论是在意识形态理论中还是在生活世界里都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在融合，使其充分参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来源：《机关党建研究》202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