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非常悠久的史学传统。以司马迁《史记》为开端的历代“正史”，记载了从五帝时代、夏商周直至明清的完整发展过程。然而，这部中国古代史，只不过是改朝换代、世系沿革的帝王兴衰史；至于夏商以前的上古史，更是笼罩在神话传说的层层迷雾之中。科学意义的中国古史研究，有待于现代化背景下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的指导，有待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古史研究的深化
鸦片战争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科学精神和启蒙思想呼唤着中国传统史学的转型。19世纪末20世纪初，康有为的“今文学派”、顾颉刚的“疑古思潮”、王国维的“古史新证”，便是时代的产物；而影响最深远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传入，与中国新史学体系的建立紧密相关。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研究社会的本质，研究历史的发展。一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两对矛盾的辩证统一；二是由这两对矛盾运动所引发的人类社会发展演进五大阶段，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唯物史观对中国历史学的影响，经历了一个传入、接受，学习、消化，对照、解释，以至本土化发展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又几乎与中国共产党的准备、建立、发展相始终。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最早是以1899年李提摩太在《万国公报》上发表文章，推荐马克思及《资本论》为开端。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更是促进了唯物史观的广泛传播。
唯物史观之所以在较短的时间内为中国人民所接受，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救亡图存、社会转型的需要。一百年的中共党史，就是唯物史观的实践史；而一百年的中国古史研究，又始终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唯物史观指导下的中国历史依据。这些体现在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史论战”、40年代的“古史分期”、新中国成立后的“五朵金花”争鸣之中。中国新史学体系正是在这样的讨论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来，并不断取得新成就。
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实践，直接推动百年古史研究的深化。百年古史研究，首先是几代有理想抱负的历史学家们，自觉运用唯物史观，具体分析中国古史资料，逐步建立起中国古代历史发展体系的过程。
20世纪30年代，郭沫若出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该书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为指导，将先秦传世文献与考古出土文献相结合，开创性地建立起中国古史发展的科学体系。此外，吕振羽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期的中国社会》，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等，也为中国古史新体系的建立作出了贡献。
20世纪40年代，侯外庐的《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以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为指导，以亚细亚理论为线索，具体分析东西方古代社会发展路径的异同，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古史研究的先例。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翦伯赞的《中国史纲》、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等，具体分析中国历史的分期，树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五种社会形态为线索撰写中国通史的重要范式；而其内容上又强调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发展历史的主题，为抗战时期与解放战争时期鼓舞干部群众的斗志发挥了特殊作用。
20世纪50年代，古史分期讨论又掀起新高潮。与此同时，另一批学者积极探索中国上古史。徐旭生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为指导，具体分析五帝时代神话传说背后的历史真相。此外，杨向奎、杨宽、徐中舒、金景芳、王玉哲、尹达等学者也利用新出考古资料重新审视中国上古神话传说资料，提出了既有理论又有考据的一系列学术卓见，中国上古史因此获得了科学论证。
现代考古学的进步，进一步佐证了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在中国，考古学发掘和研究的目的首先是为了重建古史。傅斯年在史语所建立考古组的时候提出，为了建立古史而“动手动脚找材料”。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大学等高校的考古专业都设在历史系，“考古”与“文献”成了历史研究的“车之两轮”。而一大批考古学家首先都是历史学家，他们为中国古史的建立，不断推出新的成果。如，邹衡、李伯谦等先生的夏商周考古，为认识中国早期文明提供了具体资料；严文明、张忠培、俞伟超等先生的新石器时代考古，为探索五帝时代文明起源作出了贡献；李学勤、裘锡圭等先生则利用一系列考古遗址、实物、甲骨文、青铜铭文、简牍帛书等，为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建立中国古典学，提出了新的理论体系。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尹达、夏鼐等考古学家在全国各地考古遗址逐步增多、考古实物不断丰富的基础上，开始考虑建立马克思主义中国考古学体系。改革开放以来，石兴邦、苏秉琦等人逐步创立中国考古区系类型学，赵辉、栾丰实、王巍等新一代考古学家又继续发展了考古聚落形态学。
20世纪末21世纪初，国家相继实施了“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逐步建立起了公元前841年以前所空缺的中华文明史的前两千多年的年代学标尺，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终于有了实物支撑和科学论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经过几代考古人接续奋斗，我国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
新时代中国古史研究大有可为
在新时代，中国古史研究需要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作出新的贡献。
其一，以动态发展的眼光，全面总结马恩经典著作中的历史理论、史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建立有一个发展完善的过程，马恩经典著作在中国的翻译出版经历了一百多年时间。我们应该从动态发展的眼光深入钻研马恩经典著作，梳理出其中的相关论断，然后根据有关新旧史料，对中国古代社会作出合理分析。
例如，关于奴隶制。1884年出版的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系统阐释了农村公社与奴隶社会的关系。然而，该书出版后，世界学术界对“公社”的认识又有了新的进展。其中最典型的成果就是俄国学者科瓦列夫斯基于1890年出版的《家庭及所有制的起源和发展概论》，该书发现“农村公社”之前还有一个“家长制家庭公社”阶段的存在。1891年，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四版据此进行了修订，对原稿有20多处内容补充。在“原始氏族公社”与“农村公社”之间增加了“家长制家庭公社”这一过渡阶段，并强调“家庭公社”内部存在的“家内奴隶”现象，实际上是一种“不发达的奴隶制”。
其二，努力构建中国古史“三大体系”，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提出要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我们应该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的基本框架已经建立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具体过程，揭示中华文明的内涵特征。
中国古代独特和优越的地理气候环境，促成了中华农耕文明的形成。这与古希腊、小亚细亚的航海商贸文明、欧亚大陆北部的游牧文明形成了鲜明不同。农耕生产需要聚族定居，因此中国先民很早就有祖先崇拜、强调血缘族团，形成了“家国一体”的观念。中国的农耕生产与血缘管理，使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走过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
（作者系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