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规划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未来发展方向，这就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中国式现代化概念作出了全面的表述：“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这里中国的“国情”与“特色”，既包括中国的当代文明，也包括中国的古代文明。我们坚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就必须研究中华文明起源发展的特质；我们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就必须继承古代文明起源发展的形态。百年考古的发现研究，以及历史、哲学、文学等多学科研究表明，中华文明起源发展的特质形态，表现在多个层面、多个方面，而黄河文化的形成、黄河文明的发展是其中最典型的标志。
中华文明起源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质形态
文化与文明总是以一定的形态展现出来。不同的地理环境、不同的气候条件，往往产生不同的文化与文明形态。
多样化的地理环境与气候条件，造就了古代中国各文明区之间既有趋同的一般性，又有趋异的特殊性。因此，我们研究中华文明要注意不同的层次。在世界古文明背景下，中华古文明各区域间趋同的一般性就是中国的特殊性，此为第一层次；而在中华古文明内部，又有全国统一性与各区域差异性的关系，此为第二层次；再根据考古学区系类型说的文化历史分析与聚落形态说的社会历史分析可知，即使在同一区域内，还可以再划分更小一级的区系，如仰韶文化可以分为六区五段十九个类型，此为第三层次。我们应该具体分析这些不同层次的同一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最终归纳总结整个中华古文明的特质形态。在中国古代不同区域的文明之间的矛盾运动中，黄河文化与黄河文明集中体现了中华文明的特质形态。
中华文明史上几个重大历史命题与时代课题
其一，5000多年前形成的8个文明区，有5个在黄河流域，黄河文化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考古工作者根据区系类型学与聚落形态学的方法，将5000多年前的聚落中心进行系统综合的归纳分类，最终在黄河上下、长江南北、长城内外划分出了8大文明区。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8个文明区中有5个文明区与黄河有关。黄河蕴含了中华民族的远古文化基因，黄河文化在中华文明史上处于核心地位，这些都应该从1万年来的两大农牧生产区与5000多年前形成的8个文明区中去作具体分析与系统研究。
其二，两大农牧区发展扩大，到距今5000年左右，在黄河中下游地区汇合叠加，催生了夷夏东西族群的联盟发展。
两大农牧区的交叉叠合，极大地促进了黄河中下游地区粮食产量的增加与农牧产品品种的丰富。这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的融合，又促进了该地区生产力的率先发展，带动了该地区文明的进步。傅斯年在《夷夏东西说》中，总结五帝时代晚期出现的夷夏东西两大部族集团实行的联盟禅让制，对中华民族统一体的形成，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凝练，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其三，中华文明由“多元并行”到“多元一体”再到“多元一统”的发展演进，都体现在黄河流域。
中国的地缘管理是从秦汉郡县制的建立才开始的。因此，中华文明的发展经历了五帝时代文明起源阶段的“多元并行”发展格局；到五帝时代晚期，经夷夏联盟禅让制的过渡，而发展为夏商周三代早期文明阶段的“多元一体”格局；再经过春秋战国时代的族群血缘管理向郡县地缘管理的过渡，而发展为秦汉以后成熟文明的“多元一统”格局。这些发展变化主要体现在黄河流域。
其四，治理黄河、改道黄河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
大禹、伯益等所代表的夏、夷两大部族集团联合治水并且成功的过程，具有多方面的意义。第一，根据地势的高低对各大小河流进行具体的疏通，是先民们认识自然、利用自然、最终把握自然规律的具体反映，是勇于斗争的表现。第二，在治水过程中，两大部族集团联合奋斗，克服重重困难险阻。这些都体现了踔厉奋发、勇于斗争的大无畏精神。第三，在治水过程中，大禹担任酋长的夏部族发挥了组织协调、分工合作的指挥作用，进而在部族联盟集团中树立了威信，最终催生了以夏部族一头共主的部族联盟为社会组织的早期文明形态的产生。这是中华民族勇于胜利的精神体现。大禹治水、改道黄河所体现的智慧与精神，正是我们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的最深远的文化基因。
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值得我们去探索总结的重大历史课题有许多。除以上所举的例子外，还有如虞、夏、商、周、秦五大部族集团都在黄河流域生息发展，在中华文明史上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分析这些部族的成功原因，应该是很有意义的。再如，黄河的下游通过渤海、黄海促成了东北亚海上丝路文化带的形成；在黄河上游向西部连接，又有欧亚草原丝路文化带的形成；再由黄河上游向西南方向开拓，还有西南亚山地丝路文化带的形成。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这对于我们今天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实践中，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具有历史佐证意义。
坚持“两个结合”，建构中华文明“三大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7月1日的《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又对“两个结合”原则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我们强调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特质形态研究，既是为了认识过去，更是为了把握当代，谋划未来。我们深入研究前文提出的几个重大历史课题与时代命题时，都必须坚持“两个结合”，着力建构中华文明的“三大体系”。
其一，深入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起源所昭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
考古区系类型学与聚落形态学的研究表明，由于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的不同，五帝时代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8个文明区各有特色，“多元并行”发展。而到了五帝时代晚期至夏商周三代出现了向中原汇聚的“多元一体”发展格局。这期间，各文明区内部的各种文化类型是如何相互影响的，各文明区之间又是从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进行交流融合的，融合的内容又是什么，最后各文明区内部与各文明区之间保留了哪些个性，又融合提炼了哪些共性，等等，都需要我们作出系统的解释。
其二，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起源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精神特质，阐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深厚文化底蕴。
由于农牧文明的发展，我们的祖先开始观察日月星辰的变化运动对人类生产、生活的重大影响，探寻山川土地与农牧丰歉的因果关系，从而有了“天人合一”“阴阳互补”“终而又始”“循环上升”“万物有灵”等观念。这是中国式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的传统文化基因。又由于农牧文明的发展，需要人丁兴旺，因而有了“以农立国”“以民为本”的思想。农作物经历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四季变化，又促使古人观测天象、归纳节气，由“天道”而探索“人道”，因而有了“张弛有度”“休养生息”“奋发有为”“勤俭节约”等观念的形成。这些都与当今中国式现代化的“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观念相一致。此外，农牧生产的发展需要族群定居、共同协作，因而成就了与西方地缘管理相区别的、以血缘管理为特征的中华文明形态，从而有了“敬老爱幼”“守望相助”的传统伦理观、“家国一体”“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精神，等等。
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华文明的特质形态将越来越得到世界人民的尊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更将走向世界。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原题《中华文明的特质形态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摘自《中原文化研究》2023年1期，李琳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3年第5期p7—p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