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利动”，孙子的兵学宗旨
春秋战国之际，随着整个战争环境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原先反映奴隶制社会军事礼乐文明的“军法”、“军礼”传统渐渐趋于式微，而代表新兴势力兵学诉求的“兵法”则蓬勃兴起，成为军事思想领域中的主导力量。这决定了该阶段兵学的基本特征是军事思想摆脱“军礼”的束缚，对过去那种“鸣鼓而战”的堂堂之阵战法予以了坚决的否定，确立了“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的基本原则，战争靠诡诈来取得成功，根据利益的大小和有无来决定行动，靠军队的分合变化来取得主动权。这就是孙子兵法的一个基本的、核心的内容，更准确地体现了军事斗争的自身规律和特点。对此，东汉班固也曾有过洗练而准确的揭示：“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序》）,换言之，《孙子兵法》时代，就是绝对战争取代可控性的战争的时期。南宋郑友贤对《司马法》和《孙子兵法》两种战争形态做了很好的对比：“司马法以仁为本，孙武以诈立；司马法以义治之，孙武以利动；司马法以正，正不获意则权；孙武以分合为变”。
“利”像一条红线，贯穿于整部《孙子兵法》。《孙子兵法》开篇第一句：“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从国家生死存亡的根本利益出发，强调了战争与国家命运休戚相关的利害关系。常言道，良好的开始只是成功的一半，“算计”精明，“算计”正确，为夺取战争的胜利创造了可能性，然而可能性毕竟不等同于现实性，要使它真正转化为现实性，就必须发挥主观能动性，运用一切有用的方法，来达到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目的。因此，孙子提出，何时发动战争，如何来进行战争，取决于“利”，也就是看战争是否于己有利，他提出了“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的用兵原则；进行战争过程中，强调“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要“以全争于天下”，从而达到“兵不顿而利可全”的目的；强调速战速决，原因是“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战争计划已定，“计利以听，乃为之势，势者，因利而制权也”；进入敌境作战则要“掠乡分众，廓地分利”。一切军事行动，都要根据合乎“利”的要求。同时，孙子认为，“兵以利动”的原则，不但己方必须遵循，而且敌方也是遵循这一原则行动的，因此，他主张对敌“诱之以利”，“趋诸侯者以利”，用利害关系来调动敌人，“致人而不致于人”，牢牢掌握住战争主动权。这些论述，充分体现了孙子军事思想中重“利”的特点。
孙子要求作战指导者在军队接敌运动过程中，自始至终坚持和贯彻“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的指导原则。所谓“以利动”，说的是从事战争当以利害关系为最高标准。有利则打，无利则止，一切以利益的大小为转移，这实际上反映了孙子的战争宗旨，是其新兴阶级功利主义立场在军事斗争原则上的具体体现。所谓“以分合为变”，指的是孙子制胜之道的重要手段。中心涵义是灵活用兵，巧妙自如地变换战术，或分或合，“悬权而动”，掌握战场主动权。它是“兵以诈立”的必然要求，体现了孙子兵学注重灵活变化，讲求出奇制胜的精神风貌。
孙子的兵“以利动”思想，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这就是它从根本上划清了同《司马法》为代表的旧“军礼”的界限，正确揭示了军事斗争的基本规律。应该说，周礼传统下的那种战争，是一般战争的异样形态，不应该是主流。在古代，战争的目的确实应该是象毛泽东说的那样，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前一种战争，应该是暂时的，次要的形态，大家打起来都要留一手。到了《孙子兵法》的时代，又使战争回到了战争本身的、符合军事规律的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说，孙子兵学不愧为迎合“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时代要求的杰出代表。
二、“利”的三个层次
《孙子兵法》“利”的思想，内涵十分丰富。概括地说，大致有以下三层含义：即战略上的“胜”、政略上的“全”和理想境界的“善”。
第一层次，战略上的“胜”。
战争中，获取最后胜利无疑是交战双方最直接目的。《孙子兵法》作为一部兵学圣典，主要即是讲如何克敌制胜这一核心问题。于汝波先生在《试论孙子兵法以“胜”为核心的战争理论体系》一文中提出，《孙子兵法》战争理论的“核心是一个‘胜’字”，并提出“胜”的三个范畴：先胜、全胜和战胜。虽然在“胜”的具体内涵上，人们可能有各种各样的理解，但“胜”是《孙子兵法》的理论核心，这一点已是学界共识。
主张“兵以利动”的孙子，把“胜”作为“利”的实现途径。从词源学的角度，“胜利”一词深刻揭示了“胜”与“利”之间的因果关系。战争中，“利”的获得必须先要战胜对手，只有取得胜利才能“安国全军”、保民利主，才能“掠乡分众，廓地分利”（《孙子兵法·军争》），“利”既是战争的根本动因与目标，又是影响和制约战争的进程的深层根源；另一方面，战争中是否取胜，往往也要以是否获“利”为标准来判断。“胜”与“利”是战争目标中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一般来说，没有无“利”之“胜”，也没有不“胜”之“利”。
为了达到克敌制胜的目的，孙子主张“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兵求胜”，重视战前的计划、运筹、预测和谋划，要“知彼知己”；要“经之以五事，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校之以计以索其情”，全面考察战争的主客观因素及其相互关系；要努力形成“胜兵以镒称铢”的有利态势。在作战指导方面，孙子提出“兵贵胜而不贵久”的速胜战思想、“以正合，以奇胜”的灵活用兵思想、“致人而不致于人”的掌握战场主动权思想以及示形动敌、把握主动、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巧用地形、攻守得宜、因粮于敌、取用于国等等许多重要原则。孙子提出的克敌制胜理论，成为后世兵家构筑军事学说的思想来源和理论指导，同时也因为其带有鲜明的功利主义色彩，常常受到封建卫道士们的攻讦。儒学冬烘先生群起而谩骂孙子诡诈不仁，直斥《孙子兵法》为“盗术”了：“非诈不为兵，盖自孙、吴始。甚矣，人心之不仁也。”（《水心别集·兵权》）“兵流于毒，始于孙武乎！武称雄于言兵，往往舍正而凿奇，背信而依诈。”（《子略·孙子》）这种拿儒家“仁义”来否定兵家“诡诈”当然是十分可笑的，但却在很长的时间里风靡一时，大有市场。
第二层次，政略上的“全”
在“兵以利动”的战争中，克敌制胜是获取利益的前提条件，但是获得战争的胜利，并不能保证一定能够带来各方面的利益。事实上，如果处理不好的话，战争中的“胜”有时还可能造成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损失。
胜利的结果并非都是“胜敌而益强”，如果为了获取胜利付出的代价过于昂贵，反而可能会事与愿违，胜而不利。正如墨子所揭示的那样，一旦发动战争，就要大量动员民众，“春则废耕稼树艺，秋则废民获敛”，人员的伤亡和物质的损失不可胜计。因此，“古者封国于天下，尚者以耳之所闻，近者以目之所见，以攻战亡者不可胜数”（《墨子·非攻中》），古代封建诸侯，数量多达万国，但绝大部分都在无休无止的攻战中灭亡了。就象是一个医生治病，治好了一人，却付出治死一万人的代价。这样的医生，当然只配称作庸医。与孙子齐名的军事家吴起说：“天下战国，五胜者祸，四胜者弊，三胜者霸，二胜者王，一胜者帝。是以数胜得天下者稀，以亡者众”（《吴子·图国》）。说的也是同样的意思。
孙子从正、反两方面的战争实践中，认识到战争后果的两重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全”胜的思想。孙子认为，“百战百胜”、“战胜而天下曰善”，并非最理想境界；因为“百战百胜”，只是沉醉于一种实力消耗式的胜利，“战胜而天下曰善”，只是看重“胜”的外在表现与社会评价，而没有注重诸侯国之间实力对比的消长与战胜的综合效益。孙子从战争全局考虑，冷静地分析战争之利与战争之害，认识到必须“以全争于天下”，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在诸侯争霸的斗争中保全自己，不断壮大实力，最终称霸天下。
《孙子兵法》“全”胜思想的实质是“全利”，是以最小的价值换取最大的利益。“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谋攻篇》）在孙子看来，谋求“全”胜的手段有多种，首先是以谋制敌，其次是外交服敌，其次是威加于敌，如果这些手段都不能奏效，就只好诉诸武力了。如果说，孙子的“胜”是战略层次上的，那么他的“全”，就是政略上的（所谓政略，是指“为达到一定军事目的而采取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方略”），不单指军事方面而言。孙子从“利”的角度提出了“全”的思想，把暴力的战争手段引向非暴力的政治、外交领域，确实是孙子兵学理论的高明之处。
第三层次，理想境界的“善”
用兵求“善”是孙子独树一帜的思想，孙子从“利”的角度，提出“胜”与“全”的概念，这两者都是现实的境界；孙子并不满足于此，又提出“善”的概念。
孙子所谓的“善”，是用兵的一种理想境界；“善”战思想，充溢于《孙子兵法》的每一章。如孙子认为百战百胜固然不错，但不战而胜才是最高境界：“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战胜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如果不得已诉诸武力的话，要先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在具体作战行动中，孙子提出了一些“善”战原则，如“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恒山之蛇也，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等。孙子的这些论述，都是用兵求“善”思想的具体表现，即孙子提出的用兵理想境界。
孙子提出的“利”的“胜、全、善”三层次说，反映了中国人传统思维方式“取法乎上，得乎其中”的特点。古人论学习有“技、艺、道”三种层次，进行战略谋划有上、中、下三策，《孙子兵法》中伐谋、伐交、伐兵、攻城的战略选择序列等，这些与孙子“利”的三个层次一样，反映了中国人理性务实又追求完美的思维特点。孙子提出的“善”战思想，既是其功利思想的内容，又超越功利，达到一种形而上层次。
三、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
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同时包含着利与害的两个方面，所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战争也是如此。你要接近和驾御战争这个事物，光想从中去追求和获得利益，而彻底远离它本身所带来的祸害，那是不现实的。就象喜欢一个人，在喜欢欣赏他的优点的同时，也要容忍和接受他的缺点。道理很简单，这个人之所以有这些优点是，就因为他同时有那些缺点，缺点优点是个整体，密不可分，没有了他的缺点，他的优点同时不复存在。晚清洋务运动之所以失败（甲午战争已给它作了盖棺定论），原因便是李鸿章，张之洞等人只想学近代西方的技术工艺，而排斥近代西方的体制与观念，殊不知西方的技术工艺成就完全建立在其体制及其观念文化上，你要么作为一个整体来学来接受，要么干脆什么都不学。只学其中利的那部分，而拒绝自己所认为是害的那部分，纯粹是一厢情愿而已。
孙子深刻地认识到，在战争与作战的问题上利与害是如影随形、相生相成的，“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就不能尽知用兵之利”，“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杂于害，而患可解也”。在他眼里，胜利和失败仅仅是一线之隔，胜利中往往隐藏着危机，而失败里也常常包含着致胜的因素。因此他要求战争指导者要善于保持清醒的头脑，尽可能做到全面辩证地观察问题，正确地处理战争中的利害得失，趋利避害，防患于未然，制胜于久远。
孙子认为，看似有利的事物，可能会带来危害。孙子《九变篇》提出“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有的道路可以走却不走，有的敌人可以攻打却不打，有的城邑可以攻取却不攻，有的地方可以争下却不争，有的君命可以执行却不执行。这以“五不”措施为基本内容的作战原则，正是孙子“杂于利害”思想的很好体现。孙子认为，将帅应该根据不同的地理条件灵活指挥，明确提出以“五不”为内容的随机应变处置军事行动的具体要求。“五不”原则的要义，是要求战争指导者透过现象看本质，综合比较，深入分析，权衡利弊，唯利是动。假如权衡后得出的结论有碍于实现战略目标，损害到根本利益，那就必须舍弃眼前的小利，不汲汲于一城一地的得失，暂时放过某些敌人，留待日后时机成熟后再去解决。如果国君的命令不符合实际情况，不利于军事行动的展开，那么就应该本着“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合于主”的态度，拒绝执行。这样做表面上似乎是违背了常理，否定了成规，实际上相反，乃是更好地遵循了军事斗争的基本规律，有利于最大限度地争取主动，夺取战争的胜利。因此应充分加以肯定。历史上夫差强争中原酿覆亡，马援误择险道致兵败，岑彭长驱入蜀击公孙，李渊不攻河东入关中，岳飞君命不受进中原，就从正反两个方面对孙子“五不”为中心的机变思想作出了具有说服力的实战诠释。
同样，有些看似不利的事物，甚至是有害的东西，其实也包含着有利的成分，就拿孙子所坚决排斥，认为是用兵之害，用兵下策的“攻城”来说吧，它虽然会导致进攻的一方伤亡剧增，损失惨重，酿成灾难，可往深处想，它又何尝没有利的一面！众所周知，城池、尤其是国家的首都，作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中心，它的战略地位是无可替代的，一旦能占领控制它，对敌方抵抗意志的摧毁，对整个战局的影响，常常是决定性的，远非在野战中消灭敌人一个军、一个师、一个旅所可比拟。所以，攻城成功的战略意义、战略利益之大，怎么衡估也不为过。可见，战争和世界上的其他事物一样，也存在着两重性，敌对双方往往都是利害兼而有之，利与害相辅相成，如影随形，没有无害之利，也没有无利之害，而且越是大的利，越是大的害，它相应的害与利也越多，最安全的地方往往最危险，而最危险的地方又往往最安全。
孙子提出的“杂于利害”思想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提醒战争指导者在从事军事行动时，一定要克服认识上的片面性，走出思维的误区，对利与害有通盘的了解，有互补的体会，有巧妙的转换。道理很简单，见利而忘害，不利的因素就有恶性发展的可能，最终影响整个战争的结局，“酿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空欢喜一场。而见害而忘利，则有可能使自己丧失必胜的信心和斗志，不再去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而有所作为，“破罐子破摔”，一蹶不振，成为扶不起的阿斗。所以，孙子认为要追求功利，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前提是要解决“功利”的界定和衡估问题，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关键看你是否拥有“杂于利害”的哲学智慧，有了，便可灵活机变，牢牢掌握住战争的主动权，便可在复杂激烈的战争冲突中游刃有余，左右逢源。
《孙子兵法》特别强调趋利避害，这正是它实用理性的显著体现。在孙子看来，如何对待战争，是否从事战争，怎样驾驭战争，出发点是考察事物本身的利益大小、得失多少。因此他一再强调“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孙子兵法·火攻篇》，以下凡引用《孙子兵法》原文者，只标注篇名）；“非利勿动，非得勿用，非危不战”（《火攻篇》）。其根本宗旨，就是要以尽可能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利益，实现最大限度的利益效化。
如果孙子的利害观止步于“趋利避害”这一点上，那么孙子的见解也就谈不上什么特别卓越了。毕竟“趋利避害”的意识是大多数人所共有的，不由孙子一人独享专利。孙子的高明在于他和老子一样，能够辩证地看待利弊得失，认识到利与害既是辩证统一的，又是互相交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还是随时转化、变易无定的，更是层次丰富、对象有别的。
《道德经》讲：“长短相形，难易相成，前后相随，高下相倾”（2章），“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58章）这指的是利与害是辩证统一的，各以对方的存在而存在，无难即无易，无利也就无所谓害，利害、高下、长短、前后、难易、祸福，均以对立统一的共生体出现。对此，孙子同样有极其深刻的认识，认为利与害处于同一事物之中，两者如影相随、不离须臾，“夫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尽知用兵之利也。”（《作战篇》）所以，高明的战略家或指挥者，应该将利与害作为一个统一整体来考虑对待，见利思害，见害思利，即所谓“夫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九变篇》）
孙子清醒地看到了利与害错综交杂在同一事物的内部，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没有单纯、绝对之利，也无单纯、绝对之弊。在一个人的身上、一件事的身上，优点与缺点、长处与短处、优势与劣势，形影不离，生死与共，乃是一个铜钱的正反两面，在去掉了他（它）的缺点的同时也去掉了他（它）的优点，同样的道理，要保留他（它）的优点，同时也得容忍、接受他（它）的缺点，决没有光得利不涉害的好事，也坏不到尽是弊害不见益处的程度，总之，在利与害关系上只能是“杂于利害”，而切不可一厢情愿。
这种利与害并存的哲学思维，也是我们在今天观察一切问题的正确视野，解决一切问题的有效手段。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的发展变化之巨大是举世瞩目的，成就有目共睹，进步显而易见，这无疑是国家之“利”，民族之“利”，百姓之“利”，但是用“利害相杂”的观点来考察，在取得大“利”的同时，必定也存在着一定的“不利”，它们是并存的。如在经济腾飞，gpt指数猛升的同时，我们看到，我们的各种资源在急剧减少，生态环境遭污染、遭破坏的情况日益严重；又如，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使得不少人迅速富裕，成为事业的成功者和生活的幸福者，然而，我们又不得不承认，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以牺牲很大一部分弱势群体的利益为代价的，社会上贫富差距正变得越来越悬殊，越来越成为我们社会所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酝酿着社会不够稳定的因素。再如，这些年我们在引入新观念、新的生活方式，改变着人们思维模式与行为方式，使之更加合乎现代社会生活节奏与潮流的过程中，我们也痛心地发现，我们民族固有的不少传统美德，象孝敬父母、友悌兄弟、和睦邻居、尊重师长等等，正越来越走向式微，有识之士无不为之而痛心疾首，嗟叹惋惜。凡此种种，均表明“利”与“害”如影相随，交杂共生。作为决策者，一定要对此予以高度的重视，在充分肯定成就（“利”）的同时，也清醒地看到“利”之背后所蕴含的“害”，这样才不会让胜利冲昏头脑，牢牢立于不败之地，即所谓“杂于利而务可伸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
总而言之，孙子“杂于利害”的主张，乃是一个带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它的精义在于辩证对待利害关系，知于未萌，预作准备，顺利时能做到冷静沉着，找到差距，从而保持优势，防止意外；遭到挫折时能做到不丧失信心，正视现实，坚持不懈，从而摆脱被动，走向胜利。从这层意义上看，孙子“杂于利害”的思想，又是超越单纯军事领域的，而具有方法论的普遍意义。对于我们从事任何工作，都有着深刻的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