菅义伟内阁支持率下跌不止，无疑考验其政权体力和政治运作能力。
大疫之下，全球化逆流中，东京奥运会平安闭幕，奥运圣火如愿传递，奥运精神得以张扬，让国际社会共同感动。
8月8日，东京奥运会落下帷幕，日本《朝日新闻》等媒体9日便推出了紧急民调，令人意外的是，菅义伟内阁支持率再度刷新上台以来的“最低记录”。nhk、《朝日新闻》甚至分别给出了29%和28%的“危险分数”，给菅义伟内阁亮了“黄灯”。在日本政治中，内阁支持率低于30%，标志着该届政权进入危险水域，内在矛盾上升，执政根基不稳，若不能及时调整，存在触礁搁浅的可能性。而这一点被以往的日本内政史所验证过，所以，历届政权都不敢忽视这个危险信号。
安倍第二次政权是一个例外。2012年安倍再度执政以来，内阁支持率并非一路高歌，也经历过起起伏伏，闪亮过各种信号灯。幸运的是，2012年以后日本的政党结构发生了戏剧性变化，一度执政的民主党内部矛盾暴发，四分五裂，政党支持率急剧下降，从2007年的“朝野逆转”，急降至如今的不及自民党支持率的四分之一。如此，自民党成了当今日本政党政治中的“巨无霸”“无敌手”。作为第一在野党，从旧民主党分裂出来的“立宪民主党”虽几经修复，仍不具备单独与自民党抗衡的势力。而各在野党又未能形成统一意志，即使面对政权这一内政的核心问题仍难结成统一阵线，由此，形成了日本特色的严重失衡的政党政治结构。这个极度扭曲的政党政治结构恰为安倍实现有史以来最长的长期政权奠定了结构性条件。
除此之外，安倍内阁又巧妙地利用了“超低投票率”，形成了“安倍胜选方程式”。安倍第二次执政后，分别于2014年和2017年举行两次众院选举，投票率均刚刚过半数，分别为52.66%和53.68%，为战后倒数第一和第二，但自民党以压倒性优势获胜。
国民以不投票的方式对安倍政权表达无奈和抵制。然而这种“超低投票率”意味着两个有权投票者中只有一个人投票。由于自民党的支持率约为最大的在野党（立宪民主党）支持率的4倍，由此，只要获得四分之一的选票，便可稳操胜券。30%的低支持率对于安倍而言不算是坎儿。相反，安倍正是利用了这种超低投票率，构建了逢选必胜的“安倍胜选方程式”，即所谓“安倍选举逻辑”。而到了菅义伟内阁，“安倍胜选方程式”是否依然有效，是值得质疑的。
在菅义伟政权下，政党结构虽无太大变化，自民党仍保持着结构性优势，但内阁支持率下跌不止，定另有病因，照方抓药，可能不好使。
菅义伟内阁支持率并不是一开始就这么低，刚刚接棒安倍时，一度高达70%以上，其转折可以说是发生在应对疫情的混乱无序上。如“紧急事态宣言”三番五次、反反复复，使得日本社会患上了“抗疫耐药性”，紧急事态夹生饭，徒留经济损失和国民心理伤痛。而关于疫苗接种，菅义伟内阁起初采取谨慎态度，坚定地要等到日本当局认定有效无害后，方可如期于2月底开始接种，并预期在奥运开幕前达到群体免疫的70%接种率。而后，菅义伟又高调表示要日均接种百万人次。尽管一度出现日接种超过160万人次，但至今仍未实现群免水平，以至于奥运期间不得不再度宣布紧急事态。
在经济政策上也是如此。菅义伟上台宣称要成立“数字厅”，推进整个社会的数字化转型，而时至今日，“数字厅”仍要按部就班等到9月才能挂牌开张。而应对疫情的经济对策，既没有“财政新政”，也没有“金融新招”，减税措施迟迟舍不得出台，安倍上调的消费税率成了疫情下低收入阶层的“购物负担”。菅义伟内阁却在“不孕症”用药政策上大费周折，搞些面子工程。原本国民给予改革期待的菅义伟内阁，却总是被其“脑子快”、“小聪明”、脱离实际、过于盘算“庙堂利益”所拖累而错过改革最佳时机。
奥运会的成功举办虽赢得了国民的广泛好评，但民调中的“不支持”态度一如既往两条线。7月初的东京都议会选举，或成为菅义伟秋季选举的镜子，关乎其政治成败。自民党貌似赢得了比上届更多的席位，但投入的候选人数达60人，只获得33个议席，而公明党投入23人，获得23席。东京都议会选举的投票率比安倍胜选的投票率更低（42.39%），可谓“超低投票率”，但投票方向发生了漂移，自民党候选人只获得了“半数投票”。这意味着“安倍选举逻辑”在发生动摇。东京都议会选举折射菅义伟将面临的今秋两次选举道路并不是坦途。9月30日，自民党总裁到期，10月21日众议院任期届满。明年夏秋之际，日本参院换届选举也在招手。这三大选举都将对菅义伟政权有决定性影响。
如此看来，菅义伟内阁支持率下跌不止，无疑考验其政权体力和政治运作能力。当然，由于自民党与在野党之间势力相差悬殊，自民党赢得大选几无悬念。但内阁支持率一路下滑对于菅义伟来说不是一个好兆头，未来菅义伟能否连任首相尚有待进一步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