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深陷长期萧条难以自拔，历任首相多因恢复经济不力被迫下台，以致堕入“一年换一相”的政治“魔咒”。一年前接替安倍晋三上台的菅义伟，不仅面临更加艰巨的恢复经济任务，还遭受了疫情蔓延、防控乏术的巨大压力，不得不在防控疫情与恢复经济的“两难困境”中进退若谷、受尽煎熬，以致在党内外支持率全面恶化的双重打击下，最终也不得不“黯然离场”。新上台的岸田文雄政府面临的最大考验，同样也是能否处理好防控疫情与恢复经济之间的关系，能否在尽快有效控制疫情的基础上，全力恢复被疫情进一步严重破坏了的日本经济，其会否成为又一届“短命”内阁，在很大程度上也要取决于其在经济政策领域能否有所建树。而从其竞选过程和上任初期的各方评价看，经济政策很难见效，执政前景很难乐观。
一、“安倍经济学”的“菅氏”印记
一年前安倍晋三因病辞任，菅义伟继任首相。在高度依赖“世袭”背景的日本政界，纯粹平民出身的菅义伟之所以能够“被继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作为安倍首相“近臣”达七年又八个月之久、担任内阁“大管家”官方长官的菅义伟，被各方认定最能保证“安倍经济学”的连续性。菅义伟本人在继任前后也多次表示，定要“继承安倍政策”，当然也包括要继承“安倍经济学”。
所谓“安倍经济学”，是安倍晋三2012年“二次拜相”后，在经济领域推出的一整套政策组合，核心是宽松货币政策、灵活财政政策和刺激经济增长的结构性改革等“三支箭”。“安倍经济学”推出后，一度颇显功力、颇具成效。尤其是在“失去的二十年”中严重困扰日本经济的通货紧缩得到初步治理，财政状况得到一定改善，失业率更降至历史新低。但越是到后来，越显得后劲不足、功效递减。于是又祭出“奥运景气”作为第四枝箭，试图通过原定2020年举办的东京奥运会，能像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一样，再次创造“奥运红利”，延续其在振兴日本经济方面的“强弩之末”。然而不幸的是，进入2020年，一场百年不遇的“世纪疫灾”突如其来，不仅使深陷长期萧条的日本经济雪上加霜，也导致被寄予厚望的奥运会不得不延期举行。
面对“安倍经济学”曾经的辉煌，习惯追随安倍“鞍前马后”做“传声筒”的菅义伟，很难在经济政策上有重大创新和全面突破，但还是打上了颇受关注的“菅氏”印记。在延续安倍经济政策的基础上，菅义伟内阁推出了诸多务实经济举措。首先是推动行政改革。任命河野太郎为行政改革大臣，并赋予其超出一般内阁大臣应有的权限，支持其大刀阔斧地推进行政改革，并取得明显效果；其次是加速数字转型。推动国会通过《数字改革关联法案》，设立直接从属于内阁的“数字厅”，统筹提升行政运行效能和社会管理效率。同时还试图通过降低手机使用费用等举措，助推社会数字化转型；再次是强化“少子高龄化”对策，包括将不孕不育诊疗费纳入医保体系等；此外还包括推动地方银行重组、提升中小企业效率、优化生产基地布局等。
二、防控疫情与恢复经济的“两难困境”
“临危受命”的菅义伟一上台，就面临着安倍前首相“甩”给他的三大艰巨任务：防控疫情、恢复经济和补办奥运。而导致其“黯然离场”的终极原因，也主要是由于其面对这三大任务，应对乏力政策摇摆，绩效甚微甚至毫无建树。其根源在于陷入了防控疫情与恢复经济的“两难困境”，以致时而偏重疫情防控，连续推出紧急时态宣言，收紧人员流动限制，不惜以牺牲经济为代价；时而又偏重经济恢复，退出紧急时态宣言，放宽人员流动限制，甚至发放国内旅游补贴、靠发展旅游振兴经济，为此也不惜承受疫情恶化风险。其结果只能是顾此失彼，“逐二兔而未得其一”，既未能有效阻止疫情蔓延，又未能推动经济复苏，导致日本一方面成为东亚地区新冠疫情比较严重的国家，另方面更成为全球尤其是主要国家中“衰退更重，回升更弱”的经济体。如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在2020年的全球经济因疫情而导致的衰退中，日本比全球平均水平多下降了1.5个百分点（全球为-3.3%，日本为-4.8%），在2021年的全球经济“报复式”反弹中，日本又比全球平均水平少增长2.7个百分点（全球为6.0%，日本为3.3%）。
“奥运景气”风光不再，成为在防控疫情与恢复经济的“两难困境”中，压垮菅政权的“最后一根稻草”。被安倍前首相视作刺激经济“第四枝箭”的2020东京奥运会，因突如其来的“世纪疫灾”不得不推后一年。但一年过去后，疫情仍未得到有效控制。在此背景下，办与不办、如何办好，遂成为又一个“烫手的山芋”。菅义伟在选择困境中犹豫再三，还是想在这一全球盛会中留下“菅氏”印记。应该说，在全球疫情肆意蔓延的背景下，日本能够保证奥运现场的基本稳定，菅政权功不可没，尤其是创下日本奥运史上的最佳战绩，更值骄傲和自豪。但由此付出的代价也十分惨重。一方面，由于不得不采取“空场”比赛，包括拒绝海外观众来日观赛，期待的“奥运景气”风光不再，对长期萧条中的日本经济几乎未见任何刺激效果，只能“赔本赚吆喝”；另方面，却直接导致了疫情再度恶化，在奥运会开幕的7月23日，东京都新增病例仅为1566人，而到半个月之后奥运会闭幕的8月8日已增至4066人，且是连续超过4000例的第五天，以致菅政府不得不于同日再度宣布进入紧急时态，进一步加大疫情防控政策的力度。
菅义伟的自民党总裁任期应于2021年9月底结束。为争取连任总裁从而自然连任首相，其如意算盘是先控制住疫情，再成功举办奥运，以此提升民意和振兴经济，再提前解散众议院，再为自民党赢得大选，从而无需投票连任自民党总裁，最终实现首相连任。但因新冠疫情再度恶化，“奥运景气”风光不再，提升民意和提振经济双双落空，民意支持率连创新低，自民党内各派也对在其主导下赢得大选丧失信心，以致不得不“黯然离场”。
三、困扰岸田内阁的经济政策选择
2021年10月4日下午，刚刚出任自民党总裁的岸田文雄，毫无悬念地通过国会参众两院指名选举，就任第100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即首相。新上任的岸田内阁面临的最大困扰从而严峻考验，仍然是在疫情防控与经济恢复的“两难困境”中，如何做出政策选择。岸田及其所在派系历来关注经济问题、重视经济政策，宣布参选伊始，即将经济政策作为其主要竞选许诺，做出了重点说明和系统表述。在此基础之上，10月8日在按惯例进行的国会施政演说中，又进一步就其经济政策进行了全面阐述。从参选迄今的言论中，可以初步看出岸田内阁经济政策的基本走向。
“安倍经济学”挥之不去。没有安倍本人及其派系的支持，岸田不可能当上总裁从而首相，甚至舆论普遍认为，新一届岸田内阁只能是安倍的第二个“傀儡政权”（第一个是菅义伟政权）。因此岸田上台后不得不做两件事：一是“人事偿还”，安插安倍亲信进入内阁，包括内阁官房长官、防卫大臣和经产大臣三大要职，以致被认为新内阁只是“长着岸田面孔的安倍内阁”；二是“政策偿还”，忠实地听取安倍的政策建议，包括继续贯彻“安倍经济学”。岸田本人也多次表示，要继续实施宽松货币政策和灵活财政政策，以此来刺激经济增长，并已指定其担当阁员落实其竞选主张，编制规模高达30万亿日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力争在年底前正式经国会批准推出。当然，岸田也不忘在“安倍经济学”中填入自己的成分，如提出要完善安倍积极财政政策中的“分配”要素、将10%的消费税率维持10年不变等。
“岸田经济学”初露端倪。在不得不继承“安倍经济学”的同时，岸田文雄也试图构建自己的“岸田经济学”。为此提出的最大创新，就是所谓“新资本主义”构想。在本世纪初的“小泉改革”中，全面导入源自美国、风行世界的新自由主义。长期实施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结果，导致日本贫富差距不断拉大，中产阶级境况恶化，直接挤压了国内消费需求，成为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主要背景。“安倍经济学”强调结构改革、提升效率，股市繁荣、资产增值导致财富进一步向富有阶层聚集，却导致两极分化愈演愈烈，中产和低收入阶层更趋贫困，同样成为国内消费需求低迷、经济复苏乏力的根本原因。岸田提出“新资本主义”构想，明确强调“将转变自小泉改革以来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从“分配”领域入手，重视倾向“劳动”、而不是倾向“资本”的分配方式改革，提高工资尤其是增加中小企业工资收入（最少提高3%），增加对低收入家庭的生育、教育和住房补贴，缩小不同阶层收入差距，通过刺激低收入阶层的消费需求，实现“增长与分配的良性循环”。为此，岸田内阁还要专设“新日本型资本主义”构想会议，制定和实施“令和版收入倍增计划”，希望后者能像上世纪60年代的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一样，对日本经济增长发挥重要激励和支撑作用。
疫情防控与经济恢复的“两难困境”，仍然是严重困扰岸田内阁的当务之急。为此，岸田反复强调，要建成“与新冠并存”的社会与经济体系，追求疫情防控与经济恢复“两不误”。为此首先要尽快控制住疫情，明确提出要强化核酸检测体系、加快疫苗注射进度、年内推出口服治疗药物、灵活使用疫苗接种电子证明，甚至要修订相关法律，强化中央政府的“指挥塔”职能和医疗资源提供能力等。同时要加大对因疫情而陷入困境者的经济补贴。
强化经济安全保障，是岸田新内阁经济政策的重大突破。其背景显然有政治层面的试图追随美国推动与中国经济技术“脱钩”，疫情导致全球产业链技术链断裂引发的问题，也加大了岸田政府强化经济安全的诉求。为此，岸田内阁还专门增设了负责经济安全保障的大臣，由曾在防卫省担任过要职的议员小林鹰之担任。此外，岸田政府还拟在环境保护、数字经济、能源核电、地方振兴等重要层面，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