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要求到2035年我国要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上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十四五”期间要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共同富裕道路是历史逻辑、社会主义逻辑与现实逻辑的结合，是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核心目标与必由之路。
共同富裕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共同富裕包括共同与富裕两个要素。共同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同时少数人富裕也不是社会主义，只有共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同时，共同富裕也不是平均富裕、同步富裕，而是一种内部差距相对较小、阶层流动性较强的普遍富裕状态。
从全球范围来看，共同富裕不但是可选项，还是必选项。近年来西方国家经济增长乏力，社会出现各种乱像，根本原因就在于没能处理好贫富分化。例如，美国目前有50多万人无家可归，与此同时三位顶级富豪占据的财富比较穷的一半美国人还要多。法国总统马克龙说“在当前的环境下，资本主义模式与开放经济行不通了，从这场疫情中走出来的唯一办法，就是打造一个更加专注于消除贫富差距的经济。”[1]
我国离共同富裕目标仍然有很大距离，我国的人均收入刚超过1万美元，还只是处于上中等收入阶段，劳资差距、地区差距、城乡差距的三大差距依然巨大，初次分配中的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下降的趋势并未得到根本遏制。有研究表明我国劳动者报酬比重比美国低十几个百分点，比日本、德国也都低好几个百分点。[2]我国省级人均gdp地区差距2004年达到峰值，随后有所下降，近年来相对平稳，不但东西差距依旧巨大，同时南北差距也开始扩大。我国的城乡差距依然巨大，2020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为2.65。不同人群的富裕水平差距不但表现为收入差距巨大，更表现为财富差距巨大，2019我国的收入基尼系数仍然达到了0.465，在全球都处于比较高的水平。同时，少数人占据了大多数社会财富。我国大部分居民财产性收入严重偏低，2020年全国居民财产净收入占比仅8.7%。中国人民银行调查表明，在2019年10%最富的城镇家庭，拥有47.5%的全社会居民家庭资产，而最贫穷的10%的城镇家庭只拥有2.6%。[3]这可能主要是由于不同地区住房价格所造成的，但调查体现出来的财富集中程度也是相当惊人的。
共同富裕道路需要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加以分析。毛泽东同志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平衡与不平衡，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平衡与不平衡为纲，来分析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4]，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对矛盾也是我们理解共同富裕的纲。要实现共同富裕，不但要解放生产力，继续做大蛋糕。同时，要主动调整生产关系，更好地分好蛋糕，通过调整生产关系来解放生产力，实现分好蛋糕与做大蛋糕相互促进。要实现共同富裕，不但要构建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还要有引导全社会走共同富裕道路的上层建筑，不但要实现物质共同富裕，还要实现精神共同富裕。
就生产力而言，共同富裕不只是公平也是效率，公平与效率两者不是相互对立而是相互促进，推进共同富裕本身就是进一步解放生产力的必由之路。
推进共同富裕能够积极应对有效需求不足问题。有效需求不足已经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与此同时，中国仍然有巨大的内需潜力没能得到有效释放。不平衡发展本身就不可能是充分的发展，如果只有少数人发展起来，大多数人没有发展起来，整个社会需求就会不足，经济发展也失去了市场空间。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典型三口之家年收入在10万——50万”之间的标准测算，中国有4亿多人口，约1.4亿家庭属于中等收入人口。而根据有关研究，我国目前接近有9.5亿的人口，仍然属于低收入人口，高收入人口只有四千多万。[5]如果在未来20年，我国能够实现中等收入人口与中低收入人口收入的双倍增，就能够有效提高全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释放全社会的潜在消费需求。我国目前中等收入群体是4亿人，到2040年如果能够增加到8亿人，就意味着需要在未来20年增加4亿人的中等收入人口。未来20年中低收入群体只要保持不变价7%收入增长率，[6]到2040年就能实现中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翻两番的目标。同时，通过加大落后地区、落后群体的投资与建设，“十四五”期间我国将通过城市更新行动，完成21.9万老旧小区改造，基本完成大城市老旧改造厂区，同时改造一批老旧街区、城中村，[7]这些措施既能够推进社会公平，也能够扩大有效投资需求，从而释放全社会潜在有效需求，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效率不但来源于竞争也来源于联合，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就是通过联合提高效率。例如，到今天，一家一户分散经营，已经成为束缚农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而通过将农户组织起来、联合起来就能够有效解放生产力。联合起来就能够实现规模化经营、专业化分工，带来规模效益、品牌效应，很大程度提升生产效率与市场效益。例如，贵州毕节市先后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乡镇党委统领合作社、县党委统筹新型合作经济，实现了乡村振兴中从民众小联合、到中联合，再到大联合，在短短几年间农村的生产与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8]
共同富裕是与高质量发展齐头并进的战略。共同富裕不但能够解放生产力，更能够解放高质量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要求企业不能只是以盈利为目的，而是要均衡考虑股东、员工、顾客与社会的利益，要承担社会责任，担当国家使命，在科技创新、共同富裕、环境保护等方面投入更多资源。例如，国有企业的所有制性质本身就会带来信誉，在许多顾客认知中，大多数国有企业更正规、运营规范、产品质量更可靠。对于民营企业而言，国家战略只是经营中需要考虑的市场环境，而对于国有企业而言，国家战略构成了其制定企业规划的上位规划。乡村振兴对于资本来说，只是盈利的手段，而对于农民来说，则是家园建设。我们要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就需要在机械化、智能化、土壤改良、环境保护等方面进行长远筹划与投入，这与许多只有短期经营权的资本激励并不相容，而农民作为主体的新型集体经济，长期扎根本地，能够更负责任的进行开发，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
共同富裕前提是共同建设，将大量劳动年龄人口排除在经济体系之外，本身就是一种生产率极大浪费，中国已经创造了一个包容性经济体制，2019年我国的劳动参与率高达75.9%，比高收入国家高2个百分点，比中等收入国家高出11个百分点。[9]改革开放以来，数亿农民正是通过参与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进程，才摆脱了贫困。共同富裕道路就是要构建更具包容性经济体制，让绝大多数个体都能够有效参与到经济活动中，例如，我国2019年劳动年龄的残疾人口1800多万人，通过农业技术培训、技能培训、资金信贷扶持、就业介绍等各种形式的就业帮扶其中800多万人实现了就业，[10]这本身就提高了整个经济体系的生产率。同时，共同富裕很重要方面是要投资于人，通过培训、终身教育等方式提高弱势群体人力资本水平，通过组织化帮扶的方式提高弱势群体的社会资本水平，从而使得他们能够更好地参与经济活动，同时也提高了整个经济体系生产率。
不同于只是将生存竞争、适者生存、弱肉强食作为效率来源的资本主义效率，共同富裕是要在工作场所、生活空间，乃至整个国家，建设大大小小的利益、价值与命运共同体，这本身就是真正激发人内在动力的社会主义效率。在雇佣劳动条件下，劳动者处于强迫劳动状态，只要缺乏内生动力，就会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而在社会主义共同体之中，劳动者会以主人翁的负责任态度来更好的建设企业，这种内生动力本身就要比任何物质刺激、外在考核与监督带来的动力要大的多，要持久的多。
就生产关系而言，共同富裕就是要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产权结构与分配机制，合理配置所有权、使用权、运营权、处分权、抵押权、收益权等，通过推进公平合理的初次分配、二次分配、三次分配机制，从而更好的分好蛋糕，促进共同富裕。
在初次分配领域，不是要搞杀富济贫，而是要真正按照市场等价交换原则，做到按劳取酬，按贡献获取回报，多劳多得，贡献越大回报越大。事实上，自由交换不等于等价交换，在一个资本逻辑主导的环境中，分配机制是高度扭曲的，不是谁贡献大，谁回报多，而是谁强势，谁回报多。社会主义分配机制就是要解决资本对于市场扭曲问题，真正维护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原则，真正做到按劳分配与按照要素贡献分配结合。
规范资本运营，有效驾驭资本。处理好不同类型资本之间关系，通过降低实体经济成本等方式，提高实业资本回报率，压缩投机资本牟利空间，避免大量资本通过金融投机等方式掠夺社会财富，严格取缔灰色资本与黑色资本。加强资本监管，避免资本无序扩张，确保资本逐利服务于实体经济增长，服务于实现人民福祉，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通过制造社会焦虑，刺激虚假消费等方式来实现资本增殖。
建设新型劳资共同体，缩小劳动与资本差距。鼓励企业建设新型劳资共同体，不是要恢复传统的“大锅饭”、“铁饭碗”，而是通过创造条件让员工共享资本收益；扩大员工参与企业治理途径；加强员工福利保障；为普通员工提供更有尊严的职业上升通道等方式实现资本与劳动融合，减少资本与劳动的对立，构建全体员工的利益、价值、命运共同体。例如，华为就是典型的新型劳资共同体，华为董事长任正非的股权只有1.4%，98.6%都是员工持股，员工既是劳动者又是股东，华为实践表明这样的队伍就是最有战斗力的。同样，在农村的新型集体经济中，农民既是股东又是劳动者，所有者与劳动者是一体的，而不是分离的。一些企业在复兴曾经被认为落后的“单位办社会”体制，当然这不是传统的单位大包大揽体制，而是提供良好的单位福利，与员工建立更多的利益、情感联接。
主动调控收入差距，形成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一些流量明星、头部主播畸形高收入，更多体现的是他们的资本价值，而非社会价值，同样，许多对于国家和社会有巨大贡献的群体，由于缺乏资本价值，却无法得到相应回报，这就需要政府主动对收入格局进行调控，限制一些畸形高收入，采用提供“去商品化”福利的方式来弥补实际价值被低估群体的收入。同时，采取各种措施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例如，加强对于中低收入群体的培训，帮助中低收入群体职业成长，鼓励中低收入群体从事兼职兼薪工作等。从长远看，还需要考虑逐步建立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income)制度。
就二次分配而言，要充分发挥税收调节贫富差距的功能。要改变目前资本税负过低，劳动税收负担过高的状况，加大资本与资产的购买、持有、转移、继承的税收征收。高收入群体本身就避税能力更强的群体，要加大对高收入群体的税收征收监管，严厉打击各类偷税、非法避税行为。提高劳动所得税税收起征点，加大累进税阶梯差别，提高高收入群体税负，降低中等收入群体税负，对低收入群体实施负所得税率。
二次分配不但是从收入角度考虑，还要从支出角度考虑，通过提供更加普遍可及的、更高质量公共物品，推进共同富裕。推进不同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不同地区之间、城乡之间非基本公共服务差异。社会主义优越性重要体现就是人民能够享受更高水平的公共福祉，例如更便捷的高铁、更普及的4g和5g信号等等。
就三次分配而言，需要鼓励先富群体、先富地区通过各种形式帮助落后群体、落后地区更多为共同富裕作出贡献。首先是鼓励通过公益慈善、社会捐赠方式实现第三次分配，同时，我们要看到我国社会捐赠规模总体上比较小，2019年我国内地社会捐赠总额为1509亿元，仅占gdp的0.15%，[11]即便是捐赠比例比较高的国家，许多社会捐赠也只是为一些富豪提供了避税渠道。更重要的是要鼓励先富群体、先富地区，采取各种方式对于落后群体、落后地区进行帮扶，既能通过强弱联合，实现共赢发展，又能强者带动弱者共同发展，形成先富带后富的良好发展氛围。
就上层建筑而言，我们需要不断完善引导全社会走共同富裕道路的上层建筑。
要走共同富裕道路，最根本上需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性是中国共产党最突出特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体现了党的宗旨和目标。只有通过党的领导，才能够将资本逐利动机引导到社会主义方向上来。只有通过党的领导，人民才被组织化起来，才能够走共同富裕道路。党的组织化要大于资本的组织化，资本的组织化构建的是“虚假共同体”，党的组织化才能建设“真正共同体”，资本的组织化只能走少数人富裕道路，而党的组织化才能够走共同富裕道路。
我们不但追求物质上的共同富裕还要追求精神上的共同富裕。精神上的共同富裕意味着所有人都能跟上时代步伐，都能活在时代进步的希望中，在扶贫工作中我们经常谈到的是扶贫先扶智，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同样也是致富先致智。精神上的共同富裕意味着每个人都是共同体建设的主人翁，强者在其中能够更好的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弱者也能在其中更加温暖。精神共同富裕道路意味着要推动人的全面发展，推动人在物质性和精神性的同步发展，个体性和社会性的同步发展，每个人不但有更高的物质生活水平也有更健康的身体、更高的受教育水平，更积极向上的生活方式。精神共同富裕也意味着要允许人们去追求更有意义的生活，通过保障人们的基本民生需求，使得人们能够从为了满足住房、医疗、教育等民生“刚需”而终身劳碌的状况中解脱出来，能够去追求更有意义，更有价值的生活。精神共同富裕也意味着去构建一个更为平等的社会结构与社会价值观，不是去倡导精英文化，甚至是培养“贵族意识”，而是要在社会中形成英雄不问出处、职业不分贵贱、财富不论高低的价值观氛围，更多倡导劳动者精神、人民英雄、平凡美德的大众价值观，使得所有人都能拥有有尊严的生活。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不是一个歌舞升平的精英世界，而是一个共同富裕的大同世界，这既是中国人千百年来的追求，是社会主义道路的要义所在，也是中国能够为人类提供的不同于西方的新型现代化模式。
注释：
[1] 2020年1月26日，马克龙参加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演讲。
[2]参见李扬、张小晶：《中国资产负债表202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9页。
[3]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城镇居民资产负债调查课题组：《2019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情况调查》
[4]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3~140页。
[5]世界人口收入中位数的67%~200%为中等收入人口，低于此收入水平为低收入人口，高于此收入水平为高收入人口，该标准与国家统计局的标准具有可比性。参见北京师范大学课题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研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组织编写：《“十四五”规划战略研究》，1617页，2021年7月。人民出版社出版。
[6] 2013年到2019年期间，低收入组户平均增长率为9.03%，中等偏下收入组增长率为8.57%，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速度只是略快于平均收入增速。
[7]《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8]王宏甲：《走向乡村振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21年版。
[9]指劳动年龄人口（指16-64岁）中参与劳动人口占该年龄段总人口的比重，https://databank.shihang.org/source/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10]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全国残疾人基本服务状况和需求信息动态更新报告》，（2019年度）。
[11]中国慈善联合会：《2019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中国青年报客户端深圳，2020年9月19日电。
原文载《成均中国观察》2021年10月（总第3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