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不同的文明类型共同存在技术、制度、文化三个基本的属性维度。纵观人类历史出现的各种文明形态，都是在这三个维度上有所侧重；任何一种历史上相对繁荣的文明，都在这三个维度上相互均衡，从而得以应对各种复杂的风险挑战。中华文明恰恰是技术、制度、文化长期均衡的文明，使其成为世界文明史上唯一具有可信的历史延续性的文明。在未来人类新的文明构建中，同样要着重于构建技术—制度—文化相互均衡的文明形态。
【关键词】人类文明 人类新文明体系 中华文化 【中图分类号】g115 【文献标识码】a
当前，人类显然正处于一个重大的历史阶段。简而言之，就是伴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类与自然关系的不断变化、人类社会内部组织形态的演化冲突，人类整体上处于一个新文明阶段取代旧文明阶段的重大历史节点。在这一重大时刻，人类需要认真总结反思已有的历史兴衰经验和深入剖析当前所面临的重大挑战的根源，从而找出未来新的人类社会发展形态的趋势和对策，换句话说，就是要分析总结旧的文明经验，从而找到解决当前人类面临的困境和构建新的文明体系的基本原则。
文明的丰富内涵
“文明”一词，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外延，在不同的语境下可以表达为不同的涵义，其所指代的对象亦可以有所区别，甚至具有极大差异。例如，人类整体可以被视为一种文明；历史上所出现的国家，也可以作为一种文明，如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不限于一个国家的区域范围内也可以被称为一种文明，如两河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玛雅文明；甚至一个氏族群落也可以被称为文明，如半坡文明、河姆渡文明。从历史的纵向角度，可以根据生产工具划分为石器文明、青铜器文明、铁器文明；根据社会基础生产形态的不同则又可以分为农业文明、海洋文明、工业文明、商业文明、网络文明等。根据文化的类型，又可以分为儒家文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等。当然，在不同的具体领域又可以分为不同的文明类型，如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等。因此，面对众多语境下的文明，当谈论文明时，我们首先需要清晰地描绘出文明本身的具体指代。这可以用以下三个判断来界定。
首先，文明是一个既抽象又具体的概念。所谓具体性，是指文明一定是依附和体现在某种特定的人类社会场景之中的，当然这一场景的时空可以有大有小，大到整个人类，小到一个群落。所谓抽象性，则是指文明虽然存在于具体社会生活中，但却具有抽象特质，也就是在不同的文明类型下，存在着能够被称之为文明的共同的抽象特质。
其次，文明是一定时空下人类群体生活场景中所具有的良善性、先进性、进步性特质的总和。这是文明的核心内核。所谓良善性，是指能够被称之为文明的社会形态，文明一定具有其内部的正义性，也就是人民能够在当时的条件下过上较为幸福的生活。一个暴虐的统治，无论其国土面积多大，持续时间多长，都无法称之为文明。所谓先进性，是指一种文明相对于同时期的其他人类群体具有某些方面的优势，这可能是思想文化方面的，也可能是生产力、生产关系方面的。所谓进步性，则是指一种文明代表了当时的时代趋势，影响到了后续的人类社会发展。
第三，文明是人类群体在一定时空下所能够达到的历史高度。再进一步，把文明放入历史长河中考察，可以发现，凡是能够被称之为文明的，无论承载其的人类族群有多大，但都具有鲜明的特性，即该文明在浩瀚的历史星河中闪耀着独特的光辉，在人类演化的轨迹中贡献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可以说，凡是能够被称之为文明的，一定是在特定时空下人类所能达到的历史高度。尽管一些文明相对于其他文明而言可能最后会湮灭于历史长河之中，但是在特定的时空局限下，也就是在自然禀赋和生产力约束下，承载文明的人类群体达到了特定的历史高度。人类不同群落就在不同时空条件下连绵不断的文明呈现过程中，形成了人类文明整体的不断演化和进步的历史趋势。
从以上的三点可以看出文明一词所具有的丰富内涵和根本指代意义：文明是人类社会历史演化形成的价值结晶，文明本身就意味着善的、美的、正义的、有价值的、先进性的和历史性的。因此，要理解文明，就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从更复合的维度去透视文明的内核。
文明的三个核心维度
所有的文明都可以从技术、制度和文化这三个基本维度来理解，每一种文明都在具体的时空和人类历史条件下，在这三个维度上有所体现，从而形成了各自丰富的特质。
第一个是文明的技术维度。技术是衡量文明程度的最常见的维度，由于现代科学体系是工业革命以后才逐渐构建起来的，因此，对于人类早期文明，更准确的是用技术来衡量，当然其中包括对于自然认识的原理（现今称之为科学），以及利用原理为应用的能力（技术），为了历史标准的统一，所以用技术来指代科技。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这里的生产力的最重要的体现就是技术能力。因此，在文明史的衡量中，最主要的一种衡量方式就是用技术能力来衡量文明。例如前所述的，用生产工具或者用主要的生产方式来衡量文明。通过技术的衡量，可以很容易勾勒出一个历史时空下某一人类社群所演化形成的高度。
放到更为广阔的层面，用技术衡量文明，也是一种主要的尺度。例如早在1964年，前苏联天文学家卡尔达舍夫就放眼宇宙，以一种文明对于能源的利用程度作为标准，将文明划分为三级，亦被称为卡尔达舍夫等级：一类文明可以利用所在行星和卫星的全部能源，二类文明可以利用太阳系的全部能源，三类文明则可以利用整个银河系的全部能源。如果从这一宏大的视角来观察，他认为人类目前大约还处于0.7级文明。类似于卡尔达舍夫等级，还有诸如通过人类对宏观宇宙的探索或者微观世界的掌握技术来判断文明等级，越高等级的文明，具有越大范围的宇宙探索和活动范围以及对微观物质的掌控能力，如英国天体物理学家约翰·巴罗的微维尺度。
可见，技术能力是衡量一种人类文明的最直观和最主要的标准，也是文明内在所具有的最核心的三个维度之一。当然，文明的发展远不是仅仅用技术就能够单一衡量和承载的，否则人类文明的发展就只有冷冰冰的科技发展和技术演化，技术仅代表了人类对于自然的理解。无论是文明本身还是对于技术发展的支撑，都需要更为丰富的文明内核。
第二个是文明的制度维度。人类之所以是人类，不仅因为其会使用工具，改造自然。还在于其能够形成复杂的社会组织和结构，构建出有效的组织制度。因此，文明的第二个重要的属性维度，就在于其制度的形成和由制度所构建的复杂的社会结构和功能。
人虽然是社会性生物，但也是最难以实现合作和构建出庞大组织的。其根本原因在于，人具有强大的自我，这种基于自我的认知使人类天然地具有平等同权的倾向和理想，这也是人类优于其他物种的重要特质。然而，这种平等同权的自我意识，同样限制了人类形成社会性的合作组织。因此，人类通过建立制度体系构建出庞大的社会组织。制度对人类文明的进展异常重要。没有制度的发展，就没有人类复杂合作的基础，人类就只能停留在野蛮的低级动物性社群合作的层面，而同样，没有制度的支撑，技术也难以从简单向复杂发展。
在人类早期，人类就通过有效的制度形态形成了社会内部成员结构的合理分工和优化，例如根据体力实现性别的社会分工，在原始氏族内部就开始形成对儿童和长者的优抚，通过构建进一步的祭祀、劳动（还分为农业、手工业等）、知识、管理、军事等职位的分工，将社会协作推向更加复杂化的状态。其中尤其是对知识阶层的分工，使得知识研究专业化，进一步促进了对自然的认识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从而不断把文明推向更高的层面。
因此，如果说技术的发展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标度的话，那么制度的发展就是人类社会组织本身的发展。技术和制度形成了一种有效的辩证关系，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这一组辨证关系进行了很好的诠释。在西方，著名的新制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同样提出了双重平衡理论，认为制度和技术构成了一组平衡关系，共同相伴而进。可以说，凡是制度构建好的文明，技术也不会发展得太差，甚至由于制度所产生的源源不断的内生力和资源支持，可以实现很好的技术发展。
在已有的人类文明历史上，制度存在很多种形态，今日划分历史阶段的主要分类如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乃至共产主义社会，其实都是根据制度维度实现对文明划分的。而对于一种文明的制度评价非常复杂，但核心评价标准依然可以从内外两个层面来进行。对外而言，体现的是生产力的发展，主要是科学技术的高度；对内而言，则是制度本身是否是善的，也就是正义性，即是否保障了制度内部人员的基本权利，社会是否幸福等。可以说，任何人类文明形态中好的制度，都是同时在内外两方面有所兼顾，忽略了技术的发展，则很容易在文明竞争中落败和淘汰，而忽略了内部的正义性和善，亦不能长期持久。
第三个是文明的文化维度。对于文明而言，仅有技术和制度依然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人类社会之所以独特和重要，不仅仅体现为其对自然世界的认知和改造，以及设立了支持这一体系的组织架构，更在于人类个体所具有的强大的内在精神世界，以及构建在个体精神基础之上的群体精神世界和体现这一精神风貌的群体行为。文化就是人类精神世界和体现群体行为关系的最重要的表征，反过来文化深刻塑造了个体与社会的精神世界，规范了社会行为的内在逻辑。
因此，一种繁荣发达的文明，不仅仅表现为高超的技术能力、复杂完善的制度规范，还体现为高度的文化繁荣、善与正义的社会普遍伦理。文化的体现有丰富的层面，最高层面体现为普遍的良善的社会道德，具体表征则体现为繁荣的文化活动与成就。东西方所卓有成就的文明皆高度重视文化道德的力量。在东方，如《论语》所言，“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何谓德？就是仁义礼智信，其塑造了中华文明经久不衰的文化根基。而在西方，从古希腊先贤的至善理念，到康德的“道德星空”，亦都体现出文化在文明中的核心精神中轴线作用。
文化对于文明的作用大体有三：一是构建社会的基本道德和伦理基础。在这一基础上，一个社会的个体得以从出生开始就浸染在社会的文化氛围中，从而确立起个体的行动目标和行为指南。二是构建社会的结构和运行逻辑。虽然制度刻画和塑造了社会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然而制度的形成取决于两个方面，即规范个体的行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并用以支撑人类的生产和技术发展。因此，文化是制度在人类社会组织部分的内核和逻辑。文化内核赋予制度善和正义的基础，而制度反过来体现文化内核的个体道德和社会伦理关系。三是塑造个体和社会的价值追求。文化内核从根本上回答了或者试图回答基本的人生三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那里去”。在这样的价值导向下，就形成了社会行为取向的不同特质，例如有些文明更加外向性，在技术发展和探索未知上更为进取，而有些文明则相对内敛，侧重于社会内部的道德和秩序建设。
文化的承载形态十分丰富，大体有三种：一是以官方的史书、铭文文集等正式的文化作品作为标准，同时负载了官方意识形态和道德教化的规定。二则是以民间的各种文化艺术、作品和生活社交习俗为体现。三则是宗教形态。宗教作为人类历史中长期存在的文化现象，具有丰富的个体信仰、族群规范、社会教化和国家塑造等作用。
因此，文化极为重要，在很多语境下，文化甚至可以替代文明的绝大部分涵义。文化以文字为承载，而文明以文字为开端。文化形成于文明，塑造了文明，记载了文明，升华了文明。
文明演化的基本历史规律
人类文明自有文字记载以来，诞生、演化、形成了众多的文明体和文明类型。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大量的文明诞生又消逝。观察文明的兴衰，可以对未来文明的建构和发展产生重要的启示。
技术决定了文明的生存、繁荣和高度。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一论断的产生，不仅来自于对当时社会生产状况的分析，更来自于对文明历史的分析。从人类早期的产生而言，使用工具的劳动实践促进了人类的早期进化，形成了现代智人。此后，一万年前的第一次经济革命（农业革命）使得种植业成为了主要的食物来源，农业的发展在世界各地催生出了众多早期人类文明。从西亚、北非、中东到东亚，大量的族群式的早期文明形态开始形成。人类技术的不断发展，例如冶炼技术的发展和水利技术的进步，进一步形成了大的组织形态，最终形成早期的国家形态，四大文明古国皆形成于此。
此后文明消长，东西方文明皆在长达千年的历史中形成了相对的技术停滞。而欧洲在漫长的中世纪后，经历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从而在短期内对其他文明形成了显著的技术优势，在这种技术优势下，欧洲殖民者踏遍了几乎整个世界。众多技术进步较弱的文明，例如阿兹特克文明等，纷纷在其技术优势形成的暴力下逐渐陨落，乃至于历史上长期繁荣强大的东亚文明体，亦开始了裂解和动摇。这种历史上技术形成的优势依然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今的文明格局。因此，从文明演化的历史得到的第一个非常显著的规律，就是技术的重要价值和对文明生存发展的决定性力量。
制度决定了文明发展的规范与持久。尽管技术如此重要，但为什么大量的文明无法持久地实现技术的进步，而是长期停滞在某一技术阶段，或者只有很小的进步，最终被技术先进的文明所吞灭呢？这是文明研究者们长期探寻的问题。其中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技术进步迟缓或停滞的文明体无法为技术的演化发展提供持久的支撑，而其根源在于缺乏持续有力的制度规范和供给。以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为例，文艺复兴的本质不仅是文学和艺术的复兴，而且是科学技术和商业活动的复兴。意大利地中海沿岸为什么会成为人类新一阶段文明的发起地，根源在于其繁荣的商业活动促进了对于航海和手工业技术需求的刺激。而商业活动的背后是最早形成的公司制度和海运保险制度极大降低了商业运行的交易成本和海运风险。再比如，英国虽然错过了第一轮的商业革命，但却成为工业革命的先驱，就在于最早构建了国家层面的专利制度。通过发明创造牟取高额的利益，极大鼓励了本土的研究和域外的发明者涌向英国申请专利，最终显著促进了英国的技术发展。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国家形态资助的科学院制度和大学制度以及期刊制度，亦对此后欧洲的科技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推进作用。
当然，在直接推动技术以外，制度的完善还对于塑造文明的规范运作体系、形成持久有序的生存演化起到了重要作用。凡是数百上千年持续的文明，包括东西方文明，其国家形态均建立在可靠的制度基础上，而不是简单地通过权力和暴力实现统治。无论是古希腊的城邦民主制，还是古罗马的贵族共和制，以及东方长期形成的大一统的制度体系，均对于维持文明的长久生存起到了重要作用，对后世的影响也是巨大的。通过不断的制度交流，不同文明之间相互借鉴和影响，例如东方的科举制、法制等对欧洲启蒙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归根结底，制度建设的意义就在于超越统治者个体的好恶，构建起全社会主体基本认可的制度体系，进而促进文明的持久发展和繁荣。
文化决定了文明的善、凝聚力和活力。为什么有些文明消亡，有些文明持久？为什么非洲和拉美地区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引入甚至照搬了西方先进的制度和技术后，反而陷入混乱和衰退？为什么历史上有些民族如犹太民族，在长期失去国土后，依然可以在几千年里顽强地延续文明，最后复国？为什么有些国家如印度，虽然有早期灿烂的发展，却最终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形态，并率先形成高度发达的文明？这些都意味着在技术和制度之外的文化，对于文明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作用。
纵观人类历史的文明兴衰，除却技术与制度视角外，亦可以得到一个明晰的规律：凡是形成了体系化的文化认同的文明，最终都会与制度和技术相辅相成，从而形成文明发展的合力，反之，文化的割裂和落后，会极大限制制度的完善和技术的发展。究其根本，文化形成了一种社会内在的高度认同、善、正义、活力，从而塑造出社会不同的精神面貌，亦深刻地影响后世。例如，当后世之人们提及先秦文化时，想到的是百家争鸣的活力和百花齐放的繁荣，其深刻塑造了中华民族的内在文化品格；当提及古希腊时，想到的是早期的诸先哲和城邦公民文化；当提及文艺复兴时，想到的是灿烂活跃的艺术创造和科学探索；当提及欧洲的启蒙时代时，同样想到的是群星灿烂的众多科学家和艺术家以及反抗神权政治的不屈精神。这些积极的文化，既来自于科学技术的探索和制度的构建努力，也直接激发了科技的发展和制度的完善。可以发现，凡是积极文化繁荣的时代，社会就会呈现出一种自强不屈的内在精神和民族认同的团结一致，文明就会繁盛。反之亦然，当文化开始衰落，也就标识着文明由盛转衰。例如，古希腊末期的犬儒精神盛行和古罗马的奢靡之风盛行，就开启了这两大文明的衰落期。
中华文明的特质—均衡的文明形态
中华文明的确是非常特殊的文明，从历史来看，其是唯一延续下来的具有信史记录的文明，并且在几千年里始终保持着强有力的文明活力，在今日之世界依然显示出勃勃朝气，而与其同龄的文明大多都已经成为历史遗迹。从文明内在的三个属性来看，中华文明高度均衡的文明特质，是其具有延续性和活力的重要原因。
从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来看，中华文明成熟极早，在人类早期即表现为强大的技术、制度和文化成就，并且更为重要的是，中华文明的技术—制度—文化三者始终处于相当均衡的状态。这与中华文明内在的文明禀赋高度相关。中华文明内在的思维禀赋是什么？就是中、和、同。道家讲阴阳平衡，儒家讲不偏不倚，本质上都是对文明发展的全面性和均衡性构建。因此，中华文明尤其注重善、正义、认同的文化构建，而对一味发展技术和实力的文明反而表示了担忧和批判。但中华文明亦高度重视技术和制度的发展吸收，中国历史上在农业水利兵器等众多技术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而制度方面，则最早构建了庞大的大一统国家，形成了古代完备的制度体系。这种均衡使得中华文明同时兼顾了文明的技术—制度—文化属性，从而形成了文明发展的良性循环。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均衡属性尤其促进了文化方面的高度繁荣，进而强化了中华民族的内在高度认同，使得中华文明屡遭外族入侵、历经数千年都能够最终反弹吸纳并更加强大。这是中华文明的内在优势，也是需要长期保持的优良文明品质。
从以上的文明内在属性分析，可以得到未来构建人类新文明体系的几点启示：首先，技术决定了文明的生存和竞争，因此要始终致力于科技的发展。第二，制度确保了文明的持续和文明结构的稳固，要致力于构建良好的制度体系。第三，文化形成了文明的善、正义、凝聚力和活力，因此要致力于构建积极的文化。从中华文明的特质和演化历程可以看到，均衡的技术—制度—文化，最终会促进文明发展的良性循环。在未来人类新文明的构建中，要尤其注重文明发展的技术—制度—文化均衡。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
【参考文献】
①何哲：《人类文明竞争演化的基本原则与中国国家战略构建》，《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
②刘海峰：《科举制对西方考试制度影响新探》，《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
③葛志毅：《中和与儒、道及阴阳思想发展关系考论》，《河北学刊》，202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