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音乐和中国古典文学是我精神生活中的两大支柱。60年代初出生的我，在文革十年浩劫中读书长大，可以说与这两大文化的真正接触，进而浸浴在其中，是1978年进大学以后的事情。这四十多年来，我读的次数最多也读得最认真的作品非《离骚》莫属，不说别的，自从2011年来到如今每个月都将其默写一遍，怎么说也算得上“熟读《离骚》”。然读的时间最长的作品，则是《红楼梦》。
记得那是1973年底，二十八划生关于《红楼梦》，特别是要至少读上五遍才有发言权的话，让许多人都将此书捧起来读。家严也不能免俗，将其从单位的图书室借来，中午睡觉之前读上一会。那时实在是太没有书可读的我，在父母上班的时候，囫囵吞枣将此书从第一页读到最后一页。虽然有许多字不认识，更有多得不得了的不理解的情节，但大体上明白了《红楼梦》是一部讲宝黛爱情和家族荣衰的小说。当时觉得《好了歌注》比《好了歌》更容易接受，因为具体。“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仿佛很好理解，只是觉得这由衰而盛的语句与书的由盛而衰的主调逆向而行；而作为一个几乎不曾涉世的初中生更是认同大千世界是个“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戏台。
然这一经历也让当时十多岁的自己和此书结下了到至今都不曾截断的缘。现在回想起来，十多岁时我第一次读到的《红楼梦》应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的版本。此版源于1953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以程乙本为底本，由著名诗人汪静之先生整理标点，红学大师俞平伯，戏曲家华粹深、历史学家李鼎芳、和著名书画家、古典文献学家、文物鉴定家启功等人（这实在是一个超一流的团体！）注释的本子。在此基础上，人民文学出版社在1957年和1964年两次重新请红学大师周汝昌、文史学家周绍良和李易校订标点，启功先生注释。身为满清皇族后裔的启功先生（雍正皇帝的第九代孙），以其对满族历史文化和风俗掌故的高深浸浴和博大的艺术修养，将注释写得准确而又简练。记得此书的前言是李希凡写的，自然充满了当时的“阶级斗争”观点。读大学的第二年，家慈托友人从新华书店内部为我买了这一版本的《红楼梦》，它如是成了日后我拥有的许多“红学”书的第一本。
自己真正认真地读《红楼梦》并为之痴迷到如今，在相当的程度上是缘于1979年创刊的《红楼梦学刊》。此双月刊由中国艺术研究院出版，以其专业水准和学术品位赢得了众多读者的喜爱。那时我每期都买来读。发表在此刊的主要文章，集中在研究《红楼梦》的思想、艺术、版本、成书、和作者生平家世。由此刊我知道了许多脂评（但那时尚无缘读到脂评本），也对自从《红楼梦》诞生以来就有的近200年历史的“红学”，特别是胡适之先生和俞平伯先生创建的“新红学”—考证学派有了一定的了解。更是认同那些“猜笨迷”的索隐文章只是用些鸡零狗碎的史事来附会《红楼梦》里的情节，不在科学研究的范畴。非常感谢一位时读中文系的挚友替我借来了胡适之先生的《红楼梦考证》（1921年版）和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辩》（1923年版）以及《红楼梦研究》（1953年版），让我有幸看到了开山祖师们用“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科学研究的方法，是如何步步为营，得出《红楼梦》“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的结论，并认定后四十回乃高鹗所续，更是确定了脂评本非凡的地位。
这些言之有理的“考证”文章，让学数学的我看得津津有味。那时去教室自习时，书包里常带上红学的书。特别感兴趣的是对这些“滴水不漏”的考证，别人又是如何从“鸡蛋”里挑出“骨头”来的。让我读得最入迷的是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先生的《红楼梦新证》。这部1953年出版的多达1000多页，上下两册的专著，无疑是新红学最为重要的著作。此著作更是承继胡适和俞平伯研究方法和成果的精髓，真正是“奋六世之余烈”的结果。以此，周汝昌先生无疑成为“新红学”的集大成者和无可置疑的一流学者。此书对我最大的影响是让我相信假以天时，曹雪芹是完全能够给世人留下一完整的“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的“真干净” 的“白茫茫大地”。而且情节的发展与人物的命运都完全和书中那“伏脉千里”的“草蛇灰线”相吻合。还有就是让我再没有读过后四十回。以前读后四十回时，总感觉文字没有灵气了，不再吸引人。但读过这些红学的书后，后四十回处处都让我感到别扭，甚至厌恶，因为后续者完全没有理解曹公的原意。历史让这后四十回和堪称中国文学艺术史上最高峰的前八十回放在一起，真正是狗尾续貂，佛头著粪！
当然，《红楼梦学刊》上的文章也有从“骨头”里挑出“鸡蛋”的。四十多年过后，现在还有记忆的是80年左右在此刊上读的一篇关于宁国府的文章。作者以冷子兴在第二回说贾敬“只在都中城外和道士们胡羼”“ 烧丹炼汞” ，“一心想作神仙”和秦可卿在第五回说的“我这房子，大约神仙也可以住得了”，以及《红楼梦十二支曲》的第十三支《好事终》的“箕裘颓堕皆从敬”这几句中的“神仙”和“敬”这几个关键词和字，进而推出使“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不是贾珍而是贾敬。
在80年代初，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研究集刊》也是我每期都读的红学期刊。可惜的是此刊是不定期出版，于是只能不时去图书馆查看。图书馆一位年近五十多待人非常友善的女老师多次帮我找书，她也常叹惜许多文学方面的书，因为历史原因，不易找到了。
读这些红学书和文章的同时，我又多次捧起《红楼梦》细读。遗憾的是读不到脂评本，特别想读的是胡适之先生1927年重金购得的甲戌本。后来从图书馆借到《戚蓼生序本石头记》，记得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的。戚序本里面有许多批语，但让人不清楚那些是脂砚斋的，更有署名为“立松轩”的批语。同寝室一位同学看我痴迷《红楼梦》，特地将他家里收藏的光绪九年（1883年）上海广百宋斋铅印的一百二十回本《增评补图石头记》带到学校来借给我看。手上捧着这纸张泛黄年近百年的线装书，心里非常感激，但也生怕将其弄坏，于是集中一个星期的时间读下来还给他。
在那“寒潭渡鹤影，冷月葬诗（花）魂”的大观园，众多青春少女以她们的美丽心灵，杰出才华，和悲惨命运，让懵懂迷惘但心地善良的“混世魔王”完成了由色而空的飞跃。为什么男性的解脱和自由是基于冰清玉洁的女性的牺牲？曹公的伟大就在于对人类历史上那个一直被奴役的群体，付与无限的同情和深深的敬意，但同时也将人类的命运，也许是因为这个群体天生的善良和正义的品质，寄托在她们的手中。这也让我想起舒婷《土地情诗》中的句子“父亲给我无涯无际的梦/母亲给我敏感诚挚的心”。我几乎可以断定故国我们这一辈的人的父亲不可能给我们“无涯无际的梦”，但却非常相信我们的母亲，不少人却给了我们“敏感诚挚的心”。
1980年6月，周策纵教授在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组织和主持的第一届世界红学大会，可说是红学的盛事。《红楼梦学刊》报道有一百多个来自中国大陆、台湾、日本、韩国等地的学者到会。红学大师周汝昌和冯其庸先生亲自出席，但周先生的论文却让人诧异不已。周先生认为清廷曾查禁《红楼梦》，后由大学士和珅解禁。但周先生指出这解禁是做了手脚的，因从此80回以后的章回全部失落。于是乾隆与和珅成了千古文化罪人，因他们腰斩了《红楼梦》。这文章我前后两次读下来后，感觉猜测过多，实证很少。新红学集大成者的周公，文革十年浩劫结束后第一次向世人展现他最新的研究和结果，然遗憾的是这些工作的后面已不再有那让胡适之先生赞叹过的历史资料和考证功力支撑着。
第一届世界红学大会的话题想不到也成为我结识恩师杨必中博士的锲子。从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获得博士的杨老师，本科台湾大学毕业，1980年来大陆定居，9月教我们实分析。第一次课后我就去问他有关周策纵教授的红学研究和红学大会的问题。现在回想起来自己实在是太荒唐了。只因为他是刚从美国出来就会对在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开的第一届世界红学大会有所关注？只因为他是华人就会喜欢《红楼梦》并对红学有一定的了解？让我非常惊喜的是原来杨师也是一红学迷！从这一问开始，我日后有了更多的机会和杨师讨论各种问题，更让我一直到今天都彻底相信杨师是真正学跨文理，识通古今，但“守之以愚”的学者。博学睿智的杨师很和蔼地一一回答了我的问题（红学之外我问了小说《又见棕榈，又见棕榈》的一个问题）。现在记忆尤新的是我问红学的发展会不会让后人写出非常接近曹雪芹原意的后四十回。杨师说现在人去续写后四十回是没有多少意义的工作，有时间有才华可写点别的。作为学生的我，四十多年后还记得和杨师的第一次谈话，因为他的博学，才华，和风度让人为之倾倒。但使我惊奇的是在2019年我拜访杨师时，谈话间杨师忆起近四十年前我们的第一次谈话，他说他根本没有预料到和学生们的第一次谈话竟是关于红学，而不是数学的！
《红楼梦》让人着迷的原因很多。首先不同的人生经历让人们从中看到了世界的各个方面。如鲁迅所言，“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 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但《红楼梦》毕竟是一部小说，人们热爱它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从文学欣赏的角度，而不是基于考证或索隐。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红学最重要和最富有生命力的领域是从文学批评的角度来研究《红楼梦》。这包括探讨《红楼梦》的哲学意味和人物分析。俞平伯先生在写给第一届世界红学大会的信中说红学“至若评价文学方面的巨著，似至今未见”，红学“今后拟应多从文，哲两方加以探讨”。让人遗憾的是，时至今日，这方面的结果比起考证来依然是非常苍白。
我读大学时，读过以文学欣赏的观点和方法讨论《红楼梦》的书印象深的有三本。它们是何其芳的《论红楼梦》，蒋和森的《红楼梦论稿》，以及王朝闻的《论凤姐》。《论凤姐》这本书我还买了一本，记得是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出的，很厚的一本，起码有600多页。此书对凤姐的个性和行为做了极为详尽的分析，并与贾母，宝玉，探春，宝钗，袭人等人的性格相比较，很是下了一番功夫。可惜的是书的写作是1973年开始的，带有很深的那个时代的烙印，如不时就拿虎皮作大旗。《红楼梦论稿》整部书极富诗意，在《林黛玉论》，《探春论》，和《红楼梦人物赞》等许多篇章中，作者以诗的语言和情感，为读者提供了一个诗的境界。而这艺术的再创造，也让无数的读者为之倾倒。何其芳的《论红楼梦》现在我还记得的是他不同意有人惋惜天才的曹雪芹没有写出如李白和杜甫那样的诗，反而我们应该庆幸曹公以十年不寻常的辛苦，为我们留下了《红楼梦》这部字字都是血的伟大史诗（“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出自甲戌本卷首凡例。此凡例（当然包括此诗）只有甲戌本有，其它本子皆无）。
因时代的原因，从七十年代起，那时很多人相信《红楼梦》是写四大家族的，相当的原因是大家熟知“护身符”。但这里的确有四大家族吗？舒芜先生发表在《红楼梦学刊》的一文很有说服力的展示了《红楼梦》只是写了贾家这一大家族，其他三大家族在书中连蜻蜓点水似的描写都几乎没有。薛姨妈母子女三人在书中笔墨很多，但都是寄居在贾府的客人，书中没有一次写过他们以薛府的主人身份出现；除史湘云外，史府只有忠靖侯史鼎出现过（到贾府），却没有一句具体的描写；而读者看到的史湘云也只是贾府的客人而不是史府的千金；王家的王子腾和王子胜更是没有露过面。那里有四大家族？他进一步分析“护身符”也只是一般泛论，因除了《葫芦僧乱判葫芦案》这一回，曹公从未在这方面有任何着力的表现。事实上，在贾府“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日子，湘云想请客还得请宝钗出省钱的点子。
不少学者都指出和讨论过《红楼梦》和楚辞、《金瓶梅》、以及《西厢记》的关联和承继。甚至有长者知道我十分喜爱《红楼梦》后曾对我说，《金瓶梅》不读熟，《红楼梦》研究无从谈起。惭愧的是时至今日我没有一次将《金瓶梅》从头看到尾的经历，尽管我试过许多次。这倒不是我假装正人君子，而是《金瓶梅》的阅读从未给我过很高的文学欣赏感觉，读不下去，不管是读明万历年的《新刻金瓶梅词话》1933年的影印本，还是三民书局民国八十三年的洁本。这一定是自己天资不够，悟性不高。哈佛大学中国文学教授田晓菲从8岁起每隔一两年就会重读一遍《红楼梦》，是彻底的红迷。田教授如我一样数次尝试过读《金瓶梅》，都半途而废。最后在二十三岁那年为了哈佛博士资格考试，勉强地将《金瓶梅》读了一遍。然田教授在二十八岁时，“十分偶然地”，又重读《金瓶梅》。当她读到最后一页，“竟觉得《金瓶梅》实在比《红楼梦》更好”！因她知道这句话会招引无数红迷的“白眼”，于是田教授为自己辩护，更为了启迪愚众（我是其中之一），写了300多页的大作《秋水堂论金瓶梅》，将全本《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的100回，每回都用现代文学批评的思维和工具，加以评述解说，洋洋大观，也成100回。最后，她说“这番对《金瓶梅》的议论”，“就像父母喜欢谈论自己的孩子，热恋中的人喜欢谈论自己的爱人，如斯而已”。田教授不辞劳苦普渡众生，我如是赶紧买了《秋水堂论金瓶梅》回来读。可惜两遍读下来，依然没有心得。《金瓶梅》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可否认的，但它“实在比《红楼梦》更好”这一结论恐怕永远也不会在中国文学史上被接受。说到关于《金瓶梅》文学批评的书，台湾侯文咏写的《没有神的所在—私房阅读《金瓶梅》》（500多页）倒是很可读。关于《红楼梦》的承继问题，当代学者李劼的说法“《红楼梦》在气脉上直承《山海经》的浑沌苍茫，在章法上具有《易经》的变幻无穷，在风格上则如同《诗经》中原始民歌那样纯朴清新”，倒是有些新意。
《红楼梦》读了多次并读了不少红学重要著作和文章的我，在大学期间曾动过考红学研究生的念头。但大学三年级时，对我一直很器重的系主任萧伊莘教授向学校推荐我破格（因我只是大学三年级的学生，大学尚未毕业）报考研究生，学校同意但规定只能报考本校。恩师如此栽培我，我当然感恩不尽。没做什么准备，也就考了。结果三门专业课都考得不错，英语也可以，但政治竟然不及格！那时学校的条列是政治和英语如有一门不及格就不能录取。萧先生很是为我惋惜，但我却没有一点遗憾，因我继续读完大学好了。但萧先生特地要我去他家谈一谈，先是用大器晚成等话来安慰我，然看我对此毫不在意，就问我政治为什么考得如此糟。我坦率地告诉先生自己自认文史不差，更是关心时事，于是什么都没有做就去考了。不想主要考的是中共党史。这事的结果是让我再没有考虑过考红学的研究生，因我可不想让人说我是因为专业的研究生考不上于是转行了。
读研究生和接下来留校工作一起四年的期间，依然常读《红楼梦》和红学的书。特别记得是读研究生时做出一个后来发表在《中国科学》的结果，去向导师秦元勋（秦公）教授汇报时，恩师很是沉着，不要我解说。然后要我回去花一个星期再仔细看看有没有错，因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如我做出来是对的话马上就让我毕业（此时我才读了一年）。图书馆灯下几次复核没有错误后，是周汝昌先生的《红楼梦新证》伴我渡过这不安和渴望的一周。在这四年中买的书中，有两本时至今日依然在身边。一本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从1975年起以《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秋月定本）（俗称庚辰本）为底本（以前的人文本是以程乙本为底本）并配以程甲本和参考其它本子，由著名学者冯其庸（他1962年编注的《历代文选》上下两册很好）负主责和刘梦溪，蔡义江，胡文斌等其他二十多名学者一起，花七年时间校订注释，在1982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新人文本（又称红研所本）《红楼梦》。当时这上中下三册书定价为￥10.25，而作为研究生的我一月也就只有￥51的收入，但几乎没有犹豫就将此书买下来了。新版里面有刘旦宅先生画的插图，尤为精美。还有一本是王昆仑先生1946年以太愚的笔名出版， 1983年修订重版的《红楼梦人物论》。刘旦宅先生为此书画的8幅插图非常好，以后非常出名的“黛玉葬花”一幅印出来挂在北京朝内大街三联出版社的读者服务部门口作为此书的广告，我去的时候看到有人在广告上写了一个很大的“好”字，我想这是读者对此书对插图内心十分喜爱的表示。此书的《晴雯之死》一章写得实在感人。在此文中王昆仑先生带读者一起体会曹雪芹因为晴雯之死而导致的那永远“无可补偿的痛苦”，让大家从曹雪芹那“使人愤怒，使人悲伤的杰出文字”为“身为下贱”却“心比天高”，“高洁自尊却藏着挚热的情感”的晴雯而痛哭！
谈到有关《红楼梦》的画，戴敦邦先生为杨宪益先生和戴乃迭女士1978年出的英译本《红楼梦》所作的插图也是非常好。后来当这些插图单独出版时，家兄还特地为我买了。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年出的十六册《红楼梦连环画》我也很喜欢，当时也买了一套并在多年后让家人带到海外来。读大学和研究生时我曾两次从图书馆将英译本《红楼梦》借来，但实在读不下去。主要是自己英文太差，但《红楼梦》的语言艺术恐怕也是任何翻译都不可能再创造的。杨宪益和戴乃迭英译的《离骚》却水平非常高。我相信有些英文不错但古文不是太好的海外华人读英译的《离骚》会比读中文的《离骚》容易，而且也能体会到为什么《离骚》是中国最伟大（不是之一）的诗。
1986年我来到海外读博士，让我惊喜的是其公共图书馆。那时馆里的中文书绝大多数是港台版，其中也有红学的书，真正是“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在这里我读到了张爱玲的《红楼梦魇》。出来之前，听人讲过夏志清先生的非凡名著《中国现代小说史》，只是还无缘读到。书中对沈从文，钱钟书，和张爱玲的评价让人认识到夏教授“独上高楼”不同凡响的批评眼力和胆识。我读研究生时，文学大师沈从文的书基本都读了。钱钟书先生的书除了《管锥篇》和《谈艺录》其它也都读了。但那时张爱玲的书在大陆尚未解禁，于是我第一次读到爱玲女士的书是在海外，而且读的不是她的让人称道不已的小说，却是关于《红楼梦》的。《红楼梦魇》让我大吃一惊，没想到写小说的爱玲女士是超一流的红迷，不同版本如字不同她看时都能挑出来；但更让人佩服的是作为红学专家的她，那独特和新颖的研究方法并由此导致的成果。她通过比较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异和增补，推断清道光年《乾隆抄本百廿回红楼梦稿》（俗称“杨本”或“梦稿本”）比其他本子更早，因此其意义比甲戌本或庚辰本也许更高。“到底是上海人”，实在了得！对爱玲女士的研究，我自惭形秽，不敢评说。但却很认同她说的人生三大恨事之一是“红楼梦未完”。那时也读过高阳的《红楼一家言 》，只是印象不是很深。
90年代初，我去过麻州剑桥公干多次。每次去那儿晚上就泡在哈佛燕京图书馆里。记得图书馆里挂着故总统徐世昌书“居今识古”的牌匾，还有大汉奸郑孝胥的（这字确实写得好）。在图书馆里，我毫无目的游览，因这里可看的书太多了。图书馆地下室的书架是一个紧挨着一个的，如果想看某一书架上的书，得按电钮将紧挨它的书架移开。有天晚上，我在地下室无序地在一书架另一书架上随便抽书看，竟拿到一本北京师范学院（不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俞平伯学术精华》！我很吃惊地握着这本不是很厚的，装帧，纸张，和印刷都不是很讲究的书, 看了几页，不由得潸然泪下。时故国“下海”潮汹涌，所谓“十亿人民八亿商，还有一亿待开张”，学术值几何？这泪水是为了一代宗师的悲愤命运，也伤心国人不识“国宝”级先生的价值，但同时还为世界最高学府能为先生留一席而感慰（90年代初北京师范学院出的先生的书这里都有，最高学府名不虚传）。
感谢网络，1994年台湾中央大学文学院主持的“与世界对话—甲戌年（1994）世界红学会议”全部文章都可以下载（那时用的是ftp）。我将它们全部打印出来，一篇篇读下来，真是一种很久未有的享受。特别是著名学者刘梦溪先生的《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一文，提纲挈领然新颖地讲述了《红楼梦》的研究与中国近百年进展的关系。他指出“中国现代学术是以红楼梦研究开其端的”，“现代中国思想文化舞台上许多第一流的人物，都程度不同地卷入了红学”，以现有的资料红学研究有三大不解之谜：“一是芹系谁子；二是脂砚何人；三是续书作者“。先生进而感叹“所谓真理越辩越明，似乎不适合红楼梦”，这一现象从大的来看，“百年中国也是欲理无序，曲折万端，可能也潜蕴着许多未解之谜。” “也许百年红学的命运确乎与社会变端真有一点什么关系？吾不知矣，吾不知矣。难言之哉，难言之哉。”先生同时指出“受材料的限制，考证派红学和索隐派红学很难前进了”，但“依赖于红楼梦本文的红学小说批评，前途是无量的”。在1997年先生将此文的主要观点加以扩充写成460多页的《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一书，我托友人买了一本，喜欢不已。
近几十年来，从文学批评的角度来谈《红楼梦》的书，有两本我印象颇深。一本是作家王蒙1991年出版的《红楼启示录》。此书可读性很高，也有许多新颖的观点。如谈到现代青年，特别是西方的，开始读《红楼梦》，一头雾水；再读恍然大悟，原来宝黛不过是性压抑，如有健康的性意识和生活，何必“葬花”？还有王夫人许多所为是不是有更年期的因素，等等。他更是以一个小说家的身份讨论曹雪芹没有写完《红楼梦》是不是写不下去了。事实上，这一想法在王蒙之前，俞平伯大师也有过，他曾说过“曹雪芹没有把这部作品完成，原因可能很多”，“前80回铺得太大，后面要收住，的确不容易”，“是否有可能是他根本写不下去了呢？”《红楼启示录》的成功，又让王蒙后来出了一本《谁解其中味？》。但读下来没有多少新鲜之感，反倒觉得王公才尽，剩饭重炒。
另一本是《白先勇细说红楼梦》。白先生此书有他的观点，他更多的是以自己写小说的功底（他的《永远的尹雪艳》和《金大班的最后一夜》写得实在是好）来谈此书。在很多问题上和一些红学的共识不同，比如后四十回。还有前八十回不少脂评指出的重要细节（灰蛇草线，伏脉千里，脂评语），他没有应有的关注。还有2015年拜访杨必中老师时，杨师将几本刘心武写的红学（主要是关于秦可卿的，是以“秦学”）书给我，说在大陆买书很方便，这几本书看了一遍后也就再不要看了。
过去的这些年里让我读得非常有趣的红学书还有陈大康先生的《荣国府的经济帐》。这本2019年出版的书从经济和管理的角度出发，新颖地为《红楼梦》的读者分析了为什么经济的崩溃是贾府的崩溃。作者通过详尽解说过去读者不大注意的情节和内涵，比方说黛玉家的财产以及王夫人和李纨的经济关系，让此书成了近年来最可读的红学书。当然王熙凤的管理、探春的治家、以及乌进孝贾府缴租这些前人讨论得很多。
值得庆幸的是从二十一世纪以来脂评本的普及。首先是甲戌本，一般认为这是最有价值的脂评本，在2000年由邓逐夫先生校订作家出版社横排以《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校本》出版，然后庚辰本（四册）也以同样的方式出版。甲戌本出版时我正好离开大陆十五年后第一次回去，买了好几本，自己留一本其它送朋友。庚辰本也买了。杨必中老师告诉我2017年出的《周汝昌校订批点本石头记》这一书也很好，因它汇集主要的脂评（有甲戌本、蒙古王府本、戚序本、庚辰本、梦稿本、列宁格勒藏本、舒元炜乾隆己酉序本、梦觉主人乾隆甲辰序本、和郑振铎藏本）再加上周汝昌先生的批点也很好。我觉得唯一遗憾的是这些横排的脂评本都是后人校订本，不是真正的原本影印，当然成本太高是可以理解的。让人欣慰的是网络的兴起和扫描技术的发展，几乎所有的脂评本（原本影印）都可在网上看到。
1978年入大学的我，经历了被后人命名的“第二次启蒙”。那时写新诗读美学书是时尚，但年青人里迷红学的是很少的。于新诗我也写过不算太少的“排成行的句子”，只是从大学第四年起就写得越来越少了，以致一友人在送我进研究生院的诗中希望我“新诗不当一日休”。美学的书自己那时真的也没少读，读得最多的是朱光潜先生的，从《文艺心理学》到《西方美学史》，只要能买到借到的都读了。当然李泽厚先生的书也是认真读的。但到海外以后，很难得再有兴趣读《美的历程》了，更不用说《华夏美学》（但李泽厚先生在20世纪末1998年写的《论语今读》的确很好。这也是一个文化和思想史上令人思考的现象，20世纪初1902年（光绪28年），南海康有为先生出了其有名的《论语注》一书。相隔百年，中国思想界的两位大学者都通过注论语而宣扬和解释自己的思想）。然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里和今日，我却一直对《红楼梦》以及红学有着很高的兴趣。
记得诗人流沙河言“一部红楼饭碗多”。为正白旗营一员的曹公，住在香山“黄叶村”中（敦诚所称），门前“满径蓬蒿”，穷得让他和新妇幼子三人常“举家食粥”，贷粮赊酒。但他这“满纸荒唐言”的六十多万字（这是八十回的字数，后四十回大约十八万），却不知养活了多少人，因为关于《红楼梦》可说的实在太多了。记得九十年代有人告诉我，讨论《红楼梦》文章的稿费比其它高出一倍。
曹公让“无材可去补青天”的宝玉含玉而生来领略人间并将其经历用“血”写下来。而我们在人世间的这些无能“替天行道”的庸人，读了这“血”的文字，大部分都如我一样成了“痴石”，几十年为这六十多万字魂迷情深，梦魇红楼！
真是“补天虚愿恨悠悠，磨灭流传总未酬。毕竟书成还是否，敢将此意问曹侯”（俞平伯《红楼缥渺歌》）。
鸣谢：是网友京人2022年的《读《红楼梦》的多种角度》一文，打开了我记忆的闸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