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上世纪60年代初，我正在北大上学。学校为了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发挥教授们的积极性，决定在全校开设选修课。哲学系是知名教授最多的系，许多教授在“开放唯心主义”的口号下开了课。一时间，学术空气很快就活跃起来了，同学们都很兴奋。虽然这只是“昙花一现”。
其中，有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料学”，郑昕的“康德”，贺麟的“黑格尔”，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朱先生当时在西语系），宗白华的“中国美学史”，洪谦的“逻辑实证主义”，熊伟的“存在主义”等等。之后，张岱年先生也开了一门课：“张子正蒙”。
这些课是陆续开设的，不是在同一学期和同一时间上课，只要有兴趣，一般都能选上。由于时间方面的原因，我有一门课未选，其余所有的课我都选了。等我选张先生的课时，已经读研究生了，但这又是我进北大以来第一次听张先生讲课，心里当然很高兴。记得当时听课的人有十几位，大部分来自校外，有各大学的教师，也有宣传机构的干部。我想，很多人是慕名而来的。张先生是中国哲学史的著名专家，对张载特别有研究，但是，自1957年以后就再也没有登过讲台了。学术的长期被冷落，并没有使大家灰心，终于有机会聆听张先生的声音了。
我至今还能回忆起张先生讲课时的情景。他穿一身蓝色的学生制服，上衣口袋插着一支钢笔，专注而且声音洪亮，多少有一点口吃。当开始讲《正蒙》第一篇“太和所谓道”时，铿锵有力，充满了激情，在运用抽象概念的同时，又有许多生动形象的语言，使听者很快就进入了张载的精神世界。张载的《正蒙》，历来号称难读，就连与张载同时的二程兄弟，都说过《正蒙》是子厚“苦心力索”之所得，有些话不够通俗易懂，更何况今人读此书，其困难之大就可想而知了。但是，张先生对其中的每一个概念都作了详细分析，其思路之清晰，令人惊叹。
坦白地说，我当时对张先生的哲学思想及其中国哲学的研究了解甚少，只知道张先生善于运用西方的“解析”方法讲中国哲学，但不知究竟如何“解析”。听了这门课，果然大有收获。后来，我读张先生的著作时才明白，他对中西哲学的异同早有深刻而独到的见解。他之所以重视并运用“解析”方法讲中国哲学，绝不是一味地“套用”西方哲学的观念来解释中国哲学。在运用西方的“解析”方法时，对中国哲学的观念须放在具体的语境中进行解释，以便理解其本来的意义。这同用西方哲学观念“套解”中国哲学是两回事。对于古人著作的解释，不可能完全地回到古人的时代，作出“原汁原味”的解释，任何解释总会有今人的理解。但是，古人著作中的概念，总有普遍性的、可理解的客观内容。一个概念可能带有多义性、歧义性或模糊性，但经过具体分析之后，其普遍性意义就会显示出来。这就是为什么用今人的语言能够解释古代哲学语言的原因。当然，对于中国哲学的价值内涵，张先生始终保持着冷静的态度，不因其分析方法而受到损害。“解析”并不妨碍其价值内涵的阐释。至于如何评价，则是今人根据其哲学观点要做的事。
回想起来，听张先生的《张子正蒙》一课，其收获不只是如何读《正蒙》，而是如何读中国哲学。张先生的讲课以及他所做的许多事情，对于今人如何研究中国哲学、如何理解中西哲学的关系，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
张先生是一位和善可亲的学者，很容易接近。自从选修先生课程之后，我们很想到先生家中拜访。有一年，先生搬进中关园的一套公寓房，居住条件算是有了一点改善。我们几个同学前去拜访，祝贺先生乔迁之喜。居住条件的改善，意味着政治待遇的某种改变，这是从心里都明白的，可谓“心照不宣”。我们找了好半天才找到张先生的家，一进门，便受到先生和师母的热情接待，毫无拘束感。但是，首先映入眼帘而引起我的注意的，是堆放在楼道里的一大摞古书。我走近一看，原来是一套完整的线装本《四部备要》，被高高地堆成几排，挤在一起，已接近房顶了。张先生站在书房的中间，开玩笑地说：“以我为中心，以我的胳臂为半径，画个圆，这就是我的空间。”很清楚，房间里已没有多余的空间安放这些书，只能堆放在楼道的角落里。要从这样的书堆里取出一本想用的书，真是太困难了。
我酷爱书籍。三年研究生期间，将节衣缩食省下来的助学金全部买了书。这些书加起来也摆不满一个小小的书架。当时的王府井、西单和琉璃厂，都有古旧书门市部，里面装满了各种线装书，直到房顶，只有爬上梯子才能找到有关的书籍。散见的《四部备要》本便是比较实用而又便宜的了，但是要找到完整的一套，已是不易了。这种本子虽有不少印刷错误，但是完全可以阅读和引用。我听说，冯友兰先生有一套《四部丛刊》，但只是听说，并未见到。张岱年先生有一部《四部备要》，这次却是真的看到了。我以为搞中国哲学史研究，有这两套书中的任何一套，也就够了。我相信，这两套书对这两位哲学家一定发生过重要的作用，所以心里很羡慕。我也相信，两位哲学家一定会珍惜和保存这两套书，因为这是他们最珍贵的“财富”。可是没有想到，如此重要的书在张先生家里却连一个摆放的空间都没有，这不能不令人感到十分可惜。就当时的处境而言，这些书的命运就是一个学者的命运的写照。
但是，令人惊异的是，对此，张先生没有一句怨言，而是泰然处之。“文化大革命”之后，就再也没有看到这些书了。在“文革”中、后期“整改”阶段，冯友兰先生曾向校方提过意见，说有些教授的书无处可放，堆在床下，取用很不方便，要求改善他们的居住条件，有个地方存书，以便安心工作。我想，这与张先生的处境是否也有关？
三
上世纪80年代以后，我进入研究机构，能够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同时，看望冯先生和张先生的机会也就更多了。去的时间多了，也就更随便了，谈学术，谈时事，谈人物，谈生活，几乎无所不谈，真是师生之间无忌讳。
80年代以后，张先生焕发了学术生涯的第二次青春，不断有著作问世，嘉惠于学者不能尽言，对后辈学子也是倍加关心。我每次到先生家，都有新的收获。但是，生活中的张先生却是“质朴”而又“无所求”。张先生的“质朴”，既是出于自然，又有深厚的哲学文化素养，表现出一种“温文尔雅”的气象。其“自然”的一面，亲切而易于接近；其“文雅”的一面，则能受到精神感染。张先生在学术争论中偶尔也会“发脾气”，但是过后又是原来的样子，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并不觉得有什么威严。这也许正是“自然”的流露吧！凡是与张先生接触较多的人，都会感受到这一点。
张先生的“无所求”，却是常人难以达到的。对居住条件无所求，对穿衣吃饭无所求，对各种待遇无所求，对各种享受无所求，对名誉地位更无所求，真是“安土而敦乎仁”，常年过着恬淡平静的生活，只求精神的充实。我到中关园张先生家里，多次看到先生在书房里伏案工作，师母在过道里包饺子。饺子被整整齐齐放在案子上，旁边却并无其他菜肴盛馔，我想这就是二位老人的午餐了。师母为我端来茶水，张先生却喝白开水。师母说，先生偶尔也喝点茶，但平时大部分时间只喝白开水。书房里堆满了书，几无插足之地，而张先生就生活在这样的书堆里，其乐也融融。
我从张先生身上得到的最大感受是，先生有一颗童心。这是很多人求之而不可得的，但张先生不用“求”，完全出于自然。古人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赤子之心”是最可贵而亦最不易保持的，因此，古人皆以“赤子之心”为生命追求。有“赤子之心”的人，是有很高精神境界的人，是“无所求”的人，也是很快乐的人。张先生就是这样一位以“赤子之心”待人的长者，其感人之深，犹如春风细雨。在谈话中，先生随时会提出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真是太“平常”、太“天真”了，又是太贴近百姓生活了。但是，却与那些“街谈巷议”绝然不同，而是“平常”之中有深义，“天真”之中有玄机，借用古人的话说，这都是些“如粟帛之不可离”的事。听张先生谈话，真有“平常心是道”的感觉，平易而又深刻。
四
上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百年学术大典》编委会想请张先生为其中的《哲学大典》写一篇“总论”。该卷编委会的负责同志要我与张先生联系，约定时间，一同到先生家里商谈此事。张先生答应了。此前，张先生发表过与此有关的几千字的文章，编委会的意思是，请张先生在此基础上重写一篇三万字以上的长文，包括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全面总结百年来哲学发展的状况及未来展望。我们到了张先生家，编辑说明来意之后，张先生当即提出：“我与蒙培元合作，请蒙培元写。”这是我始料所未及的。张先生虽然年事已高，但还能写作，编委会之所以请张先生写这篇文字，也是考虑到先生有这个精力，我们也是抱着这个愿望来的。但是张先生却并不准备亲自写，而是要我写，这使我很为难。这是因为，张先生最有资格写这篇东西，我作为后学，无论从学力还是名望讲，都难以胜任；可是张先生已经指定要我承担，我又不好拒绝。不过我还是表示不能从命，请先生亲自动笔。先生仍然坚持他的提议，鼓励我承担起这项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接受。
三万字的文稿写成后，先请编委会提意见，第二稿写成之后，才送给张先生亲自审阅。后来有一天，张先生在电话中告诉我：“稿子写得很好，我只改了几个字。”这是对我的工作的肯定，也是一种鼓励。写这篇东西时，我是重读了先生的有关论述，当然也有我自己的一些看法，我很高兴先生能同意我的这些看法。同时又说明，先生是逐字逐句认真阅读了全文，因此才能对个别文字进行修改。
其实，张先生的这种认真负责的精神是一贯的。这是对后学的一种关心。就我所知，很多学者请张先生帮助或指导时，先生都会仔细阅读他们的文稿，这样的指导才是具体的。我亲眼看见先生读别人的作品，非常认真，速度极快，但又是每页必读而不是跳读。这种一丝不苟的精神，令人感动，值得我们每一位学者认真学习。我想，凡为人师者，都应当像张先生那样，对年轻学子有一份责任心和自我牺牲的精神，我们的学术界就会有一个很好的风气。上世纪80－90年代，到张先生家里求教者络绎不绝，请张先生写推荐、写序、指导论文者不计其数，先生一定付出了大量心血。在一次谈话中，先生很直率地对我说：“最近事情太多，倒不是我自己写东西，而是给别人看东西。”这是千真万确的。先生在学界有极高威望，是“德高望重”的学者，除了学术贡献之外，与这种关心后辈成长而无私奉献的精神是分不开的。
《中国百年学术大典》哲学卷出版后，送来了稿酬。我决定给先生送去，但是到家以后，先生却坚决不收，说：“这是你写的，我不能收。”先生这句话使我看到一位真正学术大师的人格。事实上，文稿虽然由我执笔，但文中有先生的观点、思想，而且经过先生亲自审读并修改过，是名副其实的“合作”。先生认为具体劳动是由我做，因而不肯收。其实这点稿酬是极其有限的，只是表达我对先生的一点心意而已。在我反复劝说下，先生才勉强收下一部分。
五
进入本世纪之后，先生已年过九旬，不再著述了，但眼不花，耳不聋，身体尚好。这是学界同仁的共同心愿。先生将一生贡献给了学术，这时仍关心学术发展，有时还发表一些文章。这时大家最关心的是他的健康状况。我经常在电话中问候先生的身体，能听到先生清晰地讲话，说明身体状况良好。但是，到2003年至2004年之间，先生有时说出“近来身体不好”这样的话，我听后有些悚然。先生已不能像往常那样提篮买菜，到室外活动了，只是在房间里走动。有一次去看望先生时，谈到冯友兰先生晚年时的情况，我对先生说，80年代后期，有一天在冯先生家里吃饭，冯先生说：“我已是耳不聪，目不明，但是还有一个好胃口。”张先生听后说：“冯先生虽然耳不聪，目不明，但还能工作。我也是耳不聪，但不很严重，目倒是能明，但不能做事。”我说冯先生晚年，《中国哲学史新编》尚未完成，所以要做事，但已是口授请人记录，他自己也不能动笔写了。先生说：“冯先生晚年有一口气，这口气，力量很大。”说这话时，先生显得很愉快，很轻松。他对冯先生向来很尊敬，我们经常谈起冯先生的一些事，这次也不例外。我又说，张先生虽然没有冯先生那样的写作计划，但是发表的著作同样很多，而且一直关心学术，并未停止思考。我建议先生可否写一本“自传”或“自述”一类的书。先生说，以前有过一个简单的东西，但是没有再进一步做下去，现在很难动笔了。
张先生虽然不再写作，但有人请他写毛笔字时，他不但能执笔，而且写得很自如（写毛笔字与写钢笔字是不同的）。今年春节过后不久的某一天，北大哲学系的一位教授，拿着朋友的一部书稿，请张先生题写书名，当时我也在场。时值师母卧病在床（有一保姆照顾），先生精神欠佳，为了满足这位教授的要求，他还是写了。先生已近95岁高龄，行动有些不便，坐在桌旁的沙发上，我替他取笔和纸，笔墨齐备之后，先生用目光在宣纸上略加布局，提笔便写，一挥而就。字体饱满而有力量，运笔时毫无发抖的样子。我心里很为之高兴，感觉先生身体状态很好，因此，要求先生给我写一幅大字以作纪念。先生欣然答应了，并问我写什么话，我说：“先生随便写一句就好。”先生说：“那好，但要等老伴身体好了之后再写，那时，精神状态会更好一些。”
今年4月24日上午，在首都师大举行的一个学术座谈会上，北大哲学系的赵敦华教授走进会场沉痛地对我说：“张先生于今日凌晨3点多去世了！”我听后一震，感到无限悲痛。我说，清华大学正在筹备张先生95华诞及学术会议，怎么又是未及举行而先生先去了（冯友兰先生1990年去世时也是这种情况）。我们又失去了一位大师。
先生虽然去世了，但是这位学术大师的人格形象却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永志不忘。
在张先生遗体告别仪式上，我写了一首挽联，以表哀悼：
通古今辨中西综合创新立宗旨
勤著述敦教诲德高望重为人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