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朱熹理学的“当代价值”或“当今价值”，是学术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也是人们普遍关心的话题。学界之所以关心这个问题，是有具体原因的。一则，目前中国正在从事现代化的事业，走上了现代化之路，人们已开始享受到现代化所带来的实际成果，但同时却又遇到了一些新的问题，尝到了许多“苦果”，特别是在文化价值观的问题上，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就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如何对待自己的传统思想？如何对待朱熹理学？朱熹理学在历史上存在了七百年之久，当中国进入社会“转型”时期，还有没有实际价值？有何价值？程利田先生的这部著作就是回答这个问题的。他不是从某种“观念”出发，而是从现实出发，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研究朱熹，使朱熹思想与当今社会进行“对话”，在“历时性”的研究中，发现“共时性”的问题。再则，我们不能忘记，在中国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对传统思想包括朱熹理学进行过一次“彻底扫荡”，其后果现在正显示出来。这是一个不能回避也无法回避的问题，值得人们反思。正因为如此，这类研究就变得很有必要。程利田先生的研究，就是思想层面上的一次深刻反思。
但是，同样是研究朱熹思想的当代价值，其方法和途径可能完全两样。一种是走捷径的方法，即不是深入朱熹学说的内部，认真阅读原著，了解其思想实质，挖掘新的材料和问题，而是停留在已有的现成材料上，甚至使用二手材料，便急于得出某些结论。这样写出来的东西，看后总觉得隔着一层，即便是换了新名词，也有“似曾相识”之感，实际上没有多大价值。另一种则是潜下心来，花大力气扎扎实实阅读原著，不断挖掘新的材料和内容，带着问题进行钻研，从中发现新的问题，引出应有的结论，使朱熹思想重新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程利田先生就是走的这条路子。正如他本人所说，这是他退休之后倾注全部心血完成的一部著作，也是长期研究朱子学的一个总结。当我读完书稿之后，第一个也是最深刻的一个印象是，书中引用材料之丰富，思考问题之细密，论述内容之充实，联系实际之紧密，是同类著作中少见的。有一些材料则是新发现的。这种认真的治学态度、严谨的治学方法，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如果没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执着追求，没有严格的自我要求，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
程利田先生的研究，不求理论上的“新奇”，但求问题的“切入”，因此，并没有探讨诸如理气、心性一类的理论问题，而是着眼于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思考朱熹学说的“当代价值”。当问题真正切入之后，所讨论的话题不仅具有实践意义，而且带有理论思考。我想特别指出的是，书中专辟“朱熹‘天人哲学’与环境文化思想及其当代价值”一章，探讨朱熹的生态哲学及其价值，提出了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这是非常可贵的。我曾说过，中国哲学中的天人关系亦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不仅是一个‘实用’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理论’的问题”，它“表现了中国哲学家的思考方式、价值诉求，表达了一种基于现实而又理想化的生活方式，是很有生命活力的”[1]。现在看到程先生对这个问题的全面论述，当然很高兴。朱熹的“天人哲学”，是中国“天人之学”的继承和发展，它的生态学意义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人类都是有贡献的。程先生提出，所谓环境文化，其“核心是生态文明”，这是完全正确的。他还提出，“人类属于自然生命系统的一部分”，因此，不仅有获取自然资源的权利，而且有保护自然资源的义务；人类文化与自然保持统一，“才真正是人类生存的本质”；如果将“人定胜天”推向极致，就会使人类陷入生存的困境。这些论述，无疑表达了朱熹思想的基本精神，又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如果做一些理论分析，这些思想都来自作者对朱熹“万物一体”、“万物一理”和仁者“爱物”等学说的深刻领会。特别是对于天人怎样“合一”的问题，作者从朱熹的“天地之心”与仁心的内在关系的学说展开分析论述，阐述了人为什么要保护自然、敬畏自然的道理，可谓抓住了朱熹哲学的核心。这样的论述在其他一些朱熹研究的著作中是很少或没有的。
从这里可以看出，过去由于受到种种限制，朱熹学说中的许多重要思想并没有被完全理解，许多重要材料也未能被发现。因此，今天仍有重新研究朱熹的必要。程利田先生的研究，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至于书中对某些具体问题的分析和见解，当然并不是没有进一步讨论的余地。比如说，对朱熹关于“中庸之道”的学说，作者主要是从“方法论”的角度进行论述的，并且作为社会管理的重要方法阐述其当今价值的。一般说来，在中国哲学中，“中庸”主要是指德性而言的，其中也有方法的问题，但是如果推广到社会管理层面，可能会引起争论。不过这也说明，研究工作是有各种解释空间的。
程利田先生生活、工作在朱熹曾经长期从事学术活动的地方，具有独特的优势，他带着同情与敬意对朱子遗迹与学术思想进行了长期研究，并将研究工作与现实生活紧紧联系起来，从某种意义上说，走出了学术研究的“象牙之塔”。他的这部著作，对读者会有裨益。
蒙培元
2006年10月
[1] 蒙培元：《人与自然——中国哲学生态观》，“自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