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儒学与道家学说的关系问题，涉及许多方面的内容，本文只从学理的层面，就新儒家接受道家学说的几个问题，谈一些看法。
一、新儒学出于重建儒家人学行上学的需要，首先建立了自己的宇宙本体论哲学，而新儒学的宇宙本体论，无疑吸收了道家学说。冯友兰先生说，“理学”应该称之为“道学”，这是有道理的。新儒家所说的“道”，至少有两层意思：一是“天道流行”之道；二是《中庸》所说“率性之谓道”之道。“天道流行”之道（即理）是宇宙本体论的说法，与《中庸》所说不完全相同，而与道家有共同之处。孔子之“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确已提出“天道”问题，但并未论说；孟子说“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1]，这也只是泛说，与《中庸》似更接近。《易传》提出“形而上者谓之道”的学说，具有宇宙论的意义，但其本体论的意义尚未显发。老、庄的最大贡献，在于提出了本体论哲学，后经魏晋玄学而得以确立（当然，中国哲学所说的本体论，同西方哲学不完全相同。关于这一点，在此不论）。新儒家的理气、道器体用之说，应当说是在继承《易传》《中庸》传统的基础上，吸收、融合道家学说的结果。至于周敦颐“无极太极”之说，则是这种融合的明显例子，具有理论建构上的开创性，构成理学宇宙本体论的过度性环节。
二、儒家以伦理为本位，这似乎已成为普遍的看法。但是，新儒家的理论体系确有超伦理的一面，这一点应当予以肯定。最明显的事实就是“自然”范畴的引入。“自然”一词出于道家，这是众所周知的，但“自然”并不完全是今人所理解的自然，在道家那里，“自然”的提出，意味着从神学目的论向自然目的论的转变，最终是说明人的本性的。新儒家更是用“自然”说明“天道”、“天理”和“心性”，这是很值得重视的。理学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物是程颢，而程颢在宣布“天理”二字是他自家“体贴”出来的同时，却十分重视“自然”。他说：“言天之自然者，谓之天道。言天之付与万物者，谓之天命。”[2] 这里所说的“自然”，显然是从道家而来，同时也赋予了新的意义，即“善”的目的性。他对“继善成性”的解释，就说明了这一点。他还说：“人之有喜怒哀乐之情，亦性之自然，今强曰必尽绝，为得天真，是所谓丧天真也。”[3] 以“自然”为“天真”，这同道家如出一辙。对人的自然情感如此肯定，说明他是很有人情味的哲学家。他在《定性书》中提出“以明觉为自然”，反对“自私而用智”，更说明他对道家学说的敞怀接受。
被称为严守儒家正宗的朱子（牟宗三先生另有看法），也很强调“自然”。朱子是对“理”进行过全面阐述与解释的第一位哲学家，他提出理是“必然”、“当然”、“所以然”、“使之然”者，但同时又提出理是“自然”，或者称“理之自然”、“自然之理”。他还以“自然”为理的最高的存在方式，这同道家的“道德自然”有一种内在联系，决非偶然。在新儒学中，“天道”、“天理”要用“自然”加以说明，“天命”要归之于“自然”，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变化。“自然”是不需要人和神去安排的，但它又体现了宇宙自然界的向善的目的性。人受自然之理而成性，便具有宇宙论的意义。在这里，道家学说不仅被吸收进来，而且有新的发展。
理学中的另一位代表人物王阳明，提倡良知说，但他明确提出，良知就是“本体明觉之自然”，是“自然之流行”、“自然之条理”或“天则自然”，一句话，“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发理处”。[4] 对此，过去的研究一般很少注意，但这是王阳明良知说的一个根本性思想。用“自然”说明良知，正说明良知决不是纯粹主观的东西，而是自然界发育流行的结果，也是自然界目的性的实现，良知本身就是目的，故称之为“至善”。这是道德进化论的说法，有深刻的道理。良知同宇宙自然界之间正是通过“自然”这一范畴联系起来的。王阳明对于佛、道说了不少肯定的话，他的话是真诚的。
与“自然”相联系的还有“无”、“无为”等思想，这更是同道家不能分开的。人们说，儒家重视“有为”，道家提倡“无为”。其实，从孔子开始，就赞叹舜之“无为”而治，并且作为最高理想提出来。这是不是受老子的影响，有待考证。但新儒家大谈自然、无为，则是吸收道家无疑。程颢主张“以有为为应迹”，并把尧舜事业看作“太虚中一点浮云过日”，说明他更重视实现心灵的自由境界，而不是以“有为”为目的。这一点与庄子非常接近。王阳明也说过“无善无恶”、“无执着”，甚至“无中生有”的话，认为天地万物都在“良知太虚”中发育流行。他所追求的也是“上下与天地同流”的自由境界。需要指出的是，新儒家的自由一方面吸收了道家，另一方面又与道家有区别，它更多地表现为道德上的意志自由。
三、从总的发展趋势看，儒、道两家的学说，经过佛学的冲击与刺激之后，最后都落到了心性修养上，而在这个问题上，二者的分歧也越来越小了。周敦颐的“主静立人极”的主体修养方法，受道家影响自不必说；程、朱提出以“敬”为主，但他们之中，谁也没有否定“静”的作用，朱子曾经感叹说，对于老师李延平的“静中体验”的教导未免“不着意”了，后来他很重视“静中涵养”功夫。陆象山则明确主张以“静”为主。王阳明不大讲静与敬的区别，但他的“龙场悟道”，主要是靠静中功夫，后来虽然主张良知能随时发现，但如何存得良知，却仍不能离开静中体验。他特别强调一个“体”字，对于这种体验，他曾经说，有如“哑巴吃苦瓜，与你说不得”。重视直觉体验，是新儒学修养论的重要特点，这不能不说是接受道家学说的结果。
四、新儒家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天人合一”境界（这实际上是儒道共同的），其具体实现是“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万物一体”的思想，是道家庄子首先提出的。庄子的“万物一体说”是中国哲学中最有特色、最有价值的学说之一，至今仍有其现实意义。新儒家的“万物一体”之仁，是一种普遍的宇宙关怀，其核心是“生”的哲学。道家和儒家都很重视人和宇宙自然界的生命意义，都追求人与自然界的整体的生命和谐。道家是以存在主体的体认方式表达了这一理想，而儒家则以道德主体的体认方式表达了这一理想。到宋明儒学（即新儒学），终于将存在主体与道德主体统一起来，将存在哲学与道德哲学统一起来，确立了“万物一体”的终极关怀。这一理想的建立，便是以吸收道家学说为前提的。应当指出的是，这一点对于解决当今最迫切的生态与可持续发展问题，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这是儒道两家对人类文化的最大贡献之一。
* 此文作于1998年9月7日。原稿题为“新儒家是怎样接受道家学说的（提要）”，标明“提要”，似为拟写的一篇文章的提要。
[1]《孟子·尽心下》。
[2]《遗书》卷十一。
[3]《遗书》卷二上。
[4] 均见《传习录》中、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