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不仅要跟上历史的潮流，坚持历史意识；而且要弘扬传统文化中有生命力而又能够跨越时空的东西，坚持超越意识。这样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人的问题，人的内在心灵与终极价值的问题。我以为，传统文化的“现代性”即在于此。这一点对现实的社会经济政治等显然不会产生直接效应，但它最终可能影响整个社会的发展，其作用是无法估计的。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有自我反省、自我批判的能力，克服传统文化的历史惰性；而且要有敏锐的洞察力，“溯本求源”、“掘井及泉”，以领悟传统文化的深层底蕴及其“现代性”问题。
文化的主体是人，任何文化都是作为主体的人的创造。因此，文化研究的根本着眼点应当是人的问题。人既是社会主体、历史主体，又是自身存在的价值主体。它可以分为内在性与外在性两方面，前者指人的自我完成、自我实现的内在潜力及其价值取向，后者指人的社会角色及其交往活动等等（这只是大致近似的区分），二者互为条件、互相作用，但不可代替。就人的根本存在而言，其核心则是内在方面。存在主义者萨特把人说成“开放的无限的可能性”，后哲学文化代表罗蒂把人说成“一束无中心的网络”，他们都反对内在与外在之分，但在我看来，如果丢弃了内在方面，只限于外在化甚至工具化的方面，那么，人本身的问题就被忽视了，甚至变成一般的“物”，一句话，人的存在价值和尊严被遗忘了。中国文化启示于今人的，恰恰在这个方面。
有人认为，中国文化本来就是实用的、功利的，从属于政治的，被称之为“政治伦理”或“政治文化”。但有趣的是，这种看法首先是由西方人提出的，马克思·韦伯就是一例。他认为中国只有“社会伦理”而无“宗教伦理”。他只看到一个层面，而且是与封建官僚政治相结合的一面，或被统治者所利用的一面。
中国文化是由不同层面所构成的一个整体，但是首先必须区分原形的中国文化与变形的中国文化。“轴心时代”（借用这个词）的中国文化是原形文化，具有丰富的人文主义精神，后来出现所谓“政治文化”即变形文化，它是为专制政治服务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原形文化的机制受到严重压制，但原形文化的人文主义精神仍在继续发展，正所谓“不绝如丝”。
从社会层面看，中国文化确是一种“家族文化”或“群体文化”；从政治层面看，它又是“家族文化”的延伸或扩大；但从人的角度看，中国文化则是所谓“圣人文化”。每个人都是家族或群体中的一员，但他有个体人格，有个人的价值追求，这就是成为圣贤。又因为中国文化所说的“圣人”，是人而不是神，“圣人与我同类者”（孟子语），所以它是人文主义的。所谓“圣人”，不过是一种人格类型，是一种精神境界或心灵境界，因此是人人心中具有的。圣人与“天”合一，这所谓“天”，具有绝对普遍意义，但又不是上帝那样的绝对实体，它无非是宇宙“生生之道”，赋予人而为性。因此，人有“天赋”的内在本性和潜力，能够实现自己的人格。这就是人之“良贵”，即人的价值所在。人不仅是社会伦理中人，而且是宇宙生命中人，自有其独立地位，它的内在潜力的实现，就是真、善、美合一的心灵境界，也就是“圣人境界”。
中国文化是一种“德性文化”，仅仅用“家族文化”或“政治文化”是不能说明的。人不仅是“臣民”，而且是“天民”，作为“天民”，他有自己的人格尊严，不可欺凌。“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孔子语）这个“志”就是个人的自由意志。
现代社会是科技、信息时代，现代人是掌握科技、信息的人，但是“德性”方面并不是没有问题。大自然创造了人，是否就意味着只有发展“智性”而不能发展“德性”，或者现代已进入“智性”时代而“德性”时代已经过去？这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但是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必须作出回答。现代人不必也不可能成为古代“圣人”，但应当实现自己的内在潜力，应当有目的追求，从而树立自己的人格尊严。至于既无“德性”、又无“智性”而只受物欲驱使的人，就很难指望实现现代化了。在现代竞争激烈的时代，尤其需要关心人的情感，满足、发展人的情感需要，以避免人的各种形式的“异化”。中国的“德性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情感文化，包括道德情感、审美情感与宗教情感，它提倡高尚的情操、情趣和情怀，把情感看作人的基本的存在方式，并且提升为理性化的“德性”。它不需要上帝的“拯救”，只需要自我实现、自我完成。这是人的内在需要，也是人对自己提出的要求。
这种以情感为核心的“德性文化”，就是中国原形文化的基本含义，它具有个体性特征。它同麦金太尔所说的“情感主义”决不是一回事，同康德所说的“道德情感”也不能相提并论（关于这个问题不能详论）。这种文化对现代社会经济发展而言，是否缺乏内在动力呢？这确是一个问题。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它所表现出来的理性，不是“狡狯”的而是真诚的，不是掠夺的而是和谐的。如果对之进行现代维度的调整，不仅能够适应现代经济发展，而且能变成一种内在动力与调节力，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
中国文化的最大问题与困惑，是将“内圣”与“外王”结合在一起，企图用“内圣”解决“外王”的问题。当代新儒家也大讲“内圣外王”之学。其实，这是最大的误区。它既严重束缚“内圣”的开展，又严重阻碍“外王”的建设。应当承认，在“外王”即社会政治层面，中国文化缺乏资源，原因在于，它缺乏对于人的外在方面的考虑。在这方面，中国文化更倾向于宗教文化而不是世俗文化，它是一种人文主义宗教，缺乏客观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支持。
因此，对中国文化需要进行消解，只有消解，才能重建人文精神。所谓消解，具体地讲，有两方面意义。一是将社会政治层面的人与自身存在的人进行必要的区分。这不是说二者没有联系，只是说有内外层次之别。在社会政治层面上，有个体本位与群体本位之分，但在自身存在的意义上，只能是个体的人，这就是传统文化所说的“为己”与“独”。在这一方面，特别要吸收传统文化的精神资源，发展人的内在潜力，实现人的德性，确立人的地位与价值。二是消解“内圣外王”的整体结构，开发“内圣”之学的现代意义，重新解决所谓“外王”的问题，其中包括法制、民主建设。终极价值的关怀，是人类文化所创造的最大的成果，中国文化在这方面有自己的独特贡献，绝不能完全消解，但在社会发展的问题上，必须实行改革。这样一来，所谓“内圣”之学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内圣”之学，而是具有时代意义的价值理论；所谓“外王”之学，则有根本性的转型。所谓“重建”就是消解之后的重新整合，特别是要将“德性”与“智性”、“内在性”与“外在性”、终极价值与工具理性及世俗化结合起来，开创新的人生。要实现真正的重建，必须以开放心胸，吸收一切先进文化，包括西方文化。消解的过程同时就是整合与重建的过程。这是时代课题，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